<P>在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之際，張博樹兄邀集當年曾在胡氏麾下共謀政治改革之戰友或追隨胡氏共襄政治改革大業之學人，著文弘揚胡氏之嘉言懿範，結集出版，此事意義重大。胡耀邦在憂憤愁苦中離開人世，其在天之靈看到當今中國正在走向權貴資本主義之現實，恐怕會更加痛苦。但是，中共黨內民主派後繼有人，而且思想深度已遠遠超過胡耀邦在世之時，正在義無反顧地向憲政民主之目標挺進，當是胡耀邦在天之靈值得欣慰之處。</P> <P>讀畢此書，使人不禁想起原蘇共領袖戈巴契夫。其實，單就這十二篇文章之所述也足以表明，胡耀邦相當於中共黨內的戈巴契夫，儘管其事功稍遜于戈氏。胡耀邦具有與戈巴契夫一樣的憂患意識，都懷著赤誠之心推進黨與國家的改革事業；胡耀邦具有與戈巴契夫一樣的“新思維”，只可惜他沒有機會和能力象戈巴契夫那樣將其“新思維”系統化和理論化；胡耀邦發起破除現代迷信的“思想解放運動”並主持“平反冤假錯案”，與戈氏的“公開性”旗鼓相當，儘管他沒有達到戈氏那種決絕地消滅党國極權制度的思想高度；胡耀邦比戈氏更早把握和平與發展的時代新主題，只是他沒有戈氏那種左右世界格局的國際舞臺；胡耀邦推進經濟和政治改革的熱情決不比戈氏低，只是他受兩位“婆婆”的節制，壯志未酬心已瘁、出師未捷身先死。</P> <P>李銳老以其老辣健筆，讓我們通過動人心弦的一系列具體事例，來感受胡耀邦當年推進改革開放事業的執著與艱辛。胡績偉老的文章與李老的文章主旨相近、相映成趣，清晰展現上個世紀八十年代“胡趙新政”所代表的“自由民主的路線”被黨內保守勢力所代表的“專制壟斷的路線”絞殺的不幸和悽愴。杜光前輩的文章，將我們帶到民主主義和專制主義反復較量、民主主義和共產主義發生歷史錯位的宏大視野，並在這種大視野中估量胡耀邦深厚的民主主義思想和他對中國民主主義事業的貢獻。張顯揚前輩的文章從哲學的高度，深入細緻地分析胡耀邦的“人本思想”和“党文化”之間的內在矛盾。林京耀前輩的文章，通過切身體會來回顧胡耀邦在改革開放初期提倡“富民思想”、扶持個體私營經濟的歷程。鐘沛璋老的文章，重溫胡耀邦與中國知識份子之間罕有其匹的深厚情誼。宋以敏前輩的文章，用翔實的史料證明胡耀邦早在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就已以敏銳的眼光觀察到時代主題的變遷、提倡用“和平”與“發展”代替“戰爭”與“革命”、在國際關係領域撥亂反正的開拓性貢獻。謝韜老的雄文，是他那篇膾炙人口的《只有民主社會主義才能救中國》的姊妹篇，將筆觸從救國移到救党，坦陳他關於將“專政黨”改造為“憲政黨”的救黨之策。何方老的文章從棘手而敏感的“西藏問題”入手，深刻地剖析党國處理民族區域自治問題的指導思想存在根本性的缺陷。王家典前輩提供的是一篇政治學論文，從政治理論的角度論證“專政社會主義”讓位于“民主社會主義”的機理。周成啟前輩本是經濟學者，他所提供的也是政治論文，論證中國政治民主化的目標與過程。辛子陵是近年來出版了《毛澤東全傳》和《千秋功罪毛澤東》兩部巨著的歷史學家，他的文章通過歷史細節昭示“輿論一律”的禍患和解除報禁的迫切性。</P> <P>讀罷這一組文章，可以看到中共黨內民主派在胡耀邦逝世以來的巨大進步。在1997-1998年李慎之公開亮出自由主義的旗號與馬克思主義決裂的時候，黨內民主派的絕大部分人都還沒有明確地將憲政民主視為中國政治體制改革的目標。經過這十年來的探討，告別党國、擁抱憲政民主成為黨內民主派的共識。正如李銳老在文中所說：“不能再走一黨專政的老路，必須按照促進人類社會進步的普世價值規律，即自由、民主、法治、憲政來治國理民”。或者如胡績偉老所說：我們所當“追求的是一個自由民主的社會”，要徹底告別“專制壟斷”。</P> <P>不過，胡績偉老在文中提出“回到新民主主義道路”，反映部分黨內民主派的觀點，似可商榷。在另外一篇文章中，筆者提過曾就“回歸新民主主義”這一話題當面請教朱厚澤前輩。由於黨內民主派確有不少人懷有“回歸新民主主義”的想法（包括趙紫陽在內），朱老認為這個問題要分別從策略和理論兩個層面來理解。從策略層面說，照顧到黨內同仁們的認識水準和接受程度，將對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等訴求說成是“回歸新民主主義”，也還差強人意。但是，從理論的層面說，將市場經濟、憲政民主等等歸結為“新民主主義”，不符合事實和邏輯。毛澤東所說的“新民主主義”是假民主主義，因為它包含一黨專政。“一黨專政”之下的“憲政民主”，在邏輯上不能成立，儘管在一黨專政之下可以發展某些自由民主的因數。而且，毛澤東自己講的很明白，毛式新民主主義與毛式社會主義之間存在必然的邏輯關係，是息息相通的兩個發展階段。毛式社會主義要不得，毛式新民主主義也要不得。當然，胡老呼籲中共回到“胡趙新政” 的“自由民主的路線”，象“胡趙新政”時期那樣開放理論研究自由和思想自由，可以作為走向憲政民主的起點。</P> <P>這又要連帶談到胡耀邦的思想高度。最能體現胡耀邦自由民主思想高度的言行，有如下幾項：組織真理標準問題的爭論、發起思想解放運動；主持平反冤假錯案；1979年6月在五屆人大二次會議的小組會上，針對取締民主牆和逮捕魏京生等人的倒行逆施勇敢地大聲疾呼：“我始終支持任何人在社會主義制度下行使自己的民主權利。希望大家都在憲法的保護下享有最大的自由”；主持制定《關於黨內政治生活的準則》，從制度上反對個人獨裁、推行黨內民主；在新黨章和《關於社會主義精神文明建設制度方針的決議》等文獻中，提出“黨必須在憲法和法律的範圍內活動”，強調“沒有切實建設民主政治”的嚴重教訓，強調“民主要制度化法律化”。但是，胡耀邦所追求的是“在堅持党的領導和人民民主專政基礎上”的“社會主義民主”。他的法治觀念也相當薄弱，居然置基本章法於不顧、窩囊地接受以開“生活會”的非法方式解除自己的總書記職務，從人生和權位的頂峰一下子跌入深淵。在靈魂深處，他仍然是“黨性”和“党文化”的奴隸，沒有與黨的專政決裂，沒有認同“自由化”。筆者在給“黨內民主派”下定義時特別提出“半民主派”這一概念，所指的就是胡耀邦等人。他們在不同程度上具有自由主義民主傾向但沒有完全認同憲政民主或自由主義民主（liberal democracy）。嚴格地說，“胡趙新政”時期只存在黨內“半民主派”群體，代表人物有胡耀邦、趙紫陽、李銳、朱厚澤、鮑彤、任仲夷、項南、胡績偉、李昌、袁庚等高級黨政幹部，以及于光遠、周揚、王若水、吳江、蘇紹智、馮蘭瑞、李洪林、于浩成、孫長江、方勵之等理論骨幹。黨內完整的民主派是六四之後才出現的群體，其中大部分是從“半民主派”發展而來，例如李慎之、李銳、朱厚澤。</P> <P>的確，胡耀邦自身矛盾重重。對中共高層幹部，筆者一直強調他們在知識結構方面的嚴重局限。他們即便勤奮好學、博覽群書，閱讀範圍也相當有限；即使真想有所作為，思想和知識資源也非常欠缺。党國意識形態騙使他們相信，馬列主義已經完成了對人類一切文明成果的吸收與揚棄，任何其他思想資源和理論形態都只配當附屬材料或反面教材。人類寶貴的精神財富和知識資源的相當部分，特別是作為人類現代文明基石的自由主義思想和知識體系，落在他們的視野之外。毛澤東所搞的假社會主義，不僅給中國人帶來普遍貧窮（鄧小平說“貧窮不是社會主義”），而且用政治權力製造絕對違反社會主義平等原則的深嚴等級。這種深嚴等級中最令人髮指的是人為製造的“經濟賤民”和“政治賤民”。党國將占人口百分之九十的農民變成“經濟賤民”，剝奪他們的城市就業、遷徙自由、享受國家福利等基本權利。“政治賤民”則是立國伊始就有上千萬而且規模不斷擴大的“黑類”：起初是地、富、反、壞“四類”、“反右”時加上右派變成“五類”、文革時再加上“黑幫”和資本家變成“黑七類”，他們作為“專政對象”而被剝奪了基本人權、備受歧視和迫害。當胡耀邦平反冤假錯案、給種種“政治賤民”們“摘帽”的時候，人們有理由期待他完全站到人道主義和自由主義的立場、從普世人權的角度確立法律上人人平等的原則。如果胡耀邦有機會心平氣和地接觸和對待自由主義的精神財富和知識資源，他或許會有那樣的思想轉變。</P> <P>人們更為關心的是，中共領導層能否出現新的胡耀邦，能否出現思想更開闊、能夠將中共這個專政党轉變為憲政党的新的胡耀邦？極權主義專政党出現胡耀邦，這是一個異數。胡耀邦、趙紫陽、李銳、朱厚澤、李慎之等，確實是中共黨內異類。但是，這樣的異類在各國共產黨中重複出現，比如南共的吉拉斯、匈共的納吉、捷共的杜布切克和蘇共的戈巴契夫，又從一個側面反映著某種不可阻擋的力量，反映著人類文明和普世價值的力量在不斷地將共產黨人拉入正道常軌。</P> <P>二十年過去了，新的胡耀邦尚未出現。年紀更輕、學歷更高的新生代中共領袖，卻顯得更無魄力，胸無大志、平庸不堪，使人沮喪。二十世紀八十年代可以說是很特殊的年代。當年中共黨內強大的改革動力，得益於諸多因素。首先，“文化大革命”的奇災異難，特別是很多黨政幹部所經歷的迫害和災難，促使他們深刻反思，並積極尋求避免災難重演的改革變法之道。其次，朝野上下普遍貧窮，改變窮困現狀的願望很強烈，而可資“保守”的家業很小。再次，人們普遍相信，党國通過改革可以獲得新生和新的發展。而在六四事件和“蘇東波”之後，特別是中國經濟得到恢復和發展之後，當初帶來改革動力的那些因素都被沖淡了。“文革”已變成久遠的記憶，党國竭力讓全體國人“好了傷疤忘了痛”。在維護党國特權的條件下開放市場的“富官政策”，已經使相當部分党國幹部以及依附于党國的知識階層及商界人士“先富起來”，改革的意志和動力隨著“權力含金量”的遞增而遞減。而“蘇東劇變”使党國領袖意識到，真正的政治體制改革，結局就是改旗易幟，從一黨專政轉變為憲政民主，而不僅僅是“改善党的領導”。他們再也不敢、或者不願對政改“輕舉妄動”了。</P> <P>文章千古事，幾度夕陽紅？中共黨內民主派的前輩們，不顧年老體衰，在紀念胡耀邦逝世二十周年的時候，仍然孜孜以求胡耀邦的“未竟事業”，實在令人感動。歷史的大趨勢昭如日月，共產主義試驗已經徹底失敗，剩下的全球五個共產黨政權所從事的“共產主義事業”是死路一條。但是，利益的驅動和思想的惰性，又使當今的党國領袖們幾乎完全喪失了政治改革的動力。党國當局在學理和社會實踐兩個層面，都已理屈詞窮。為了苟且偷生，他們不斷地編造破綻百出的各種說辭來自欺欺人。他們以及那些恬不知恥的幕僚們，近年來一再重複地說，“歷史證明”西方的憲政民主道路在中國走不通。難道他們不知道，中國從來就沒有走過憲政民主的道路，到哪里去找這條道路走不通的“歷史證明”？他們一再重複，在中國實行實行“三權分立、多黨競選”勢必天下大亂。難道他們不知道，全世界三分之二國家實行“三權分立、多黨競選”都沒有天下大亂？難道他們的種族主義偏見根深蒂固到這種程度，認為當今中華民族不配享受或沒有能力享受自由民主的人類文明成果？最近他們還猛烈攻擊“普世價值”，難道他們真的無知和封閉到如此程度，不知道自己何德何能，竟敢公然向作為現代人類文明根基的自由、人權、民主、法治等普世價值挑戰？党國袞袞諸公，向黨內民主派同仁們虛心求教吧。往者不可咎，來者猶可追！<BR></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