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庆罢运事件”的“成因”和“瓦解”略析

“重庆罢运事件”在公众的眼里似乎已经过去，但此事件的影响力却并没有完全消失。从社会学的角度来看“罢运事件”的产生，自然不是一件偶然的事，它是社会体制的不公正在出租车行业的一个反应。这里我想谈的是一个政治反对派对此事件的看法。它可以既有社会学的角度，也应该从政治反对的角度来认识这个问题。本文就此问题抛砖引玉并祈方家指教。  重庆罢工事件可以追溯到上个世纪的八十年代。九十年代罢工开始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如果说重庆在这方面与中国其它城市略有区别的话，那就是不管在在行业的“面”上还是在“点”上都位居前例，所涉及的行业之多和范围之广在中国少有伦比；同《08宪章》前的所有罢工运动一样，重庆罢运也停留在“就事论事”的表面，局限于一个行业范围内而使这一切活动都会很快“妥善解决”。但类似事件却日益影响着中国社会并在社会政治学的意义上取得了它的广度和深度。  重庆罢运事件能在局部范围内“成功”操作，显示出重庆工人们的某种组织上的成熟。在已有了十数年维权和罢工传统的中国，反压迫争权利应该是工人们罢工的最基本的出发点；所谓组织上的成熟是说工人们已经具备这方面的相当经验，有人带头，有人附合，更多人的参与，才使一次成功的罢工事件成为可能，并能以较快的速度影响到全市从而带动全行业的集体罢工。  传统组织有一个核心领导层和“带头大哥”，在分工上有的人上前线，有的人调停，有的人作后援。罢工运动中的领袖并不在于他的政治意识有多高，而在于他或他们是否有魄力和威信、有众望并“有脾气”，这是在长期的工作和生活中形成的；有了这样的分工并紧密合作并构成一个核心，起到带动整个圈子并保持基本运转的功能。以目前中国结社“非法”的现实而论，罢工或维权实践中有没有这样的一个“公推”的领袖似乎并不很重要，重要的是事情本身以及罢工或维权所要达到的目的。这是很难苛求于当事人的。  同时，没有“公开”的领袖对组织和筹划者来说更安全、更便于行动，因为一旦有事大家有个相互推萎和逃避的理由，尽管这个理由在当局眼里肯定是不充分的，但作为一种“预警”和防范作出这样的选择可以使自己“踏实”；没有“公认”的领袖并不意味着大家心里没有领头人，心里明白，嘴上不说，这样的心照不宣是中国人办事的一个惯例。也更是罢工或维权的“潜规则”之一。  极权社会造成的两极分化使另一极的“被压迫者阶层”的反抗带有极权社会的特别的政治和社会的特征：没有结社自由，没有阶级的勾通和妥协，不允许成立组织，却并不能妨碍人们的反抗活动以及相应的组织活动，只不过类似的准组织活动带有强烈的“江湖社会”的“不合作”的色彩，所谓“江湖自有江湖的道义”。这种“江湖社会”没有严密的“组织性”但却会体现为口头和行动上的一种“准组织性”。“不服从的江湖”自有它的运作规矩。  这里可以用吴思的“血酬定律”即必须有一个成本和风险的计算：为了争取大家的权利会有一少部人“进去”，这是一个重要的成本；另一个重要的成本是“进去”了的人的“吃饭”问题，个人和家庭的照顾问题，即还必须要有人“送饭”，——有了一个争取权利的胆量，还得要有一个能够支撑的同伙或同志，有一个能够保证“进去”的人到“里面”能够被接济，对外面的家庭或子女有个“安排”，类似的把握或保证是一场罢工或维权事件成功的重要条件。  同其它罢工和维权事件一样重庆罢运事件也同样带有相当的“纠合性”，只是随着事态的不断发展特别是到了需要谈判的时候，一种组织或准组织的状态才可能浮现了出来，但它不会超过“维权”的范围。极权社会下此前人们在没有形成一定“气场”的情况下争取自身权利基本上就到此为止了。当然重庆罢运工人们也有着自己的社会特点而与其它阶层区别开来：     他们尽管没有统一的政治意识和自己的行业组织即工会，但基本而言在经济上是“自由”的，与上面出租汽车公司的关系是一种松散的“交租子”的合同关系，政治和人身依附较弱；作为“城市游击队”他们的思想意识和社会觉悟与其它市民阶层相比较高；职业性质使他们接触的社会视野较为宽阔、思想和行动都较为活跃。这是出租车工人们能够具备一般职业阶层所不具备的社会“先锋”性质。  同时，出租车工人们与车行的经济关系带有着一种“个体投资”性质，从十数万到几万、几千元不等，使其在经济地位上从一开始就区别于纯粹的“打工仔”，但却仍然只是掌握着行政垄断权力的车行下的实际雇工，不公平的投入产出比值使他们素感愤怨。另外，驾驶员本身的职业风险也是其另一个被忽略不计的成本。所有这些基本条件的存在使得出租车工人们在面临诸如“规费”上涨、油价上涨和物价上涨等多种因素导致收入缩水的情况下采取罢运行动。     重庆罢运事件说明：在一个比较开放发达的城市，在一个相对开放的行业里一群开放或“半自由”的从业人员，结合着多种社会和阶层矛盾，这当中最重要的经济利益的被侵夺，使他们最后采取不妥协的争取自己权利的斗争；出租车工人们的反抗带有城市抗议活动的“标杆”性质，无疑会深刻影响到一个城市的所有方面，触动一个城市的社会的、经济的及部分政治的脉络。这是重庆罢运事件已经揭示出的社会政治学上的意义。  重庆罢运事件虽然最后争取到了少缴“规费”的利益，但这次罢运活动中开始呈现的某种组织雏形在当局“两手硬”的打压下已经被“瓦解”，“罢运”也只能是“维权”，一旦达到少缴规费的目的便会“歇菜”。这是由中国社会的现实政治条件所决定了的。  中国目前强势的国家机器很容易达到其对类似事件的“瓦解”或“消解”的目的。正如人们的共识：没有一个全国性的组织，没有明确的政治目的，自身政治素质较低，反抗或维权局限于行业内部，所谓的组织性也仅只停留在“江湖社会”的性质。在面临武装到牙齿的中共国家机器的时候，它自然不是对手，这场不公平的博奕双方力量完全不对等。这种情况下当局镇压的成功几乎没有一点问题。  中国当局对宣传媒体和暴力机器的全面有效掌控是目前“群体性事件”为什么只能以失败告终的根本原因。这个垂直而有效的绝对领导体制在“路线问题没有调和的余地”，态度仍是一如既往的强硬，开放只是一种手段和表面性的东西。只有理解了这点才能理解为什么瓮安事件等类似“群体性事件”可以被强硬的镇压下去（这种时候地方政权没有任何发言的余地，只有接受上面旨意安排的义务），重庆罢运也会被同样“瓦解”。  重庆罢运最初的“开放”“得益”于此次当局较明智的媒体开放作法，这只有太子党的薄熙来才可做到，薄熙来和这个国家机器再次掌握了主动，媒体对罢运事件的报道也是见好就收。一俟薄熙来的“重庆试验”收关，媒体自然也会收关停止报道。与过去的强硬比较而言这次可说是另一种“消解”，但同样是以它的强硬为后台的；当局对政治和社会的全面掌控使得任何一个“局部失控”都可以纳入国家的基本可控的这样一个大局；人们往往低估了中国国家机器始终处于强力掌控或社会“半军管”的状态。我想这是认识今天中国的一个重要参照。  很难评价重庆罢运的“成功”或得失。重庆罢运有它成功的一面，毕竟工人们达到一定的经济目的做成了一件好事，并对后来的类似的罢工事件起到一个“正面”引导的作用；当局在此事件上一定程度的媒体开放也会此后的社会开放提供了一个成例。然而到目前为止主动权都掌握到中共手里，进一步开放还是进一步“镇压”或“瓦解”，人们是否能争取到“结社自由”很大程度上这个权利也由中共掌握着，如果不能达致89年的全国性的大潮，可能类似问题都会被其各个击破。于是，中国人们要有结社自由的权利也可能需要有体制内外的完全共识才行，但我们能够等到“体制内”的“开放”那一天吗？  完稿于2008年5月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