消费爱国论为什么行不通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在全球性的金融危机面前，中国经济面临着严峻考验。GDP增长放缓，大批中小企业倒闭，失业人数骤增。从1998年开始，中国逐步形成了出口导向型经济增长模式。现在受国际金融危机的影响，海外市场严重萎缩。出口靠不住了，拉动内需就成了拯救中国经济的当务之急。要拉动内需就要鼓励国民积极消费,中国政府也认识到了这点。2009年1月，党刊《瞭望》发表了一篇社论《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该文称：“之所以把消费提升到爱国的角度，是因为当前扩大消费对于中国经济发展来说尤为重要。积极消费就是爱国，而爱国就是爱自己。如果需求不足，经济持续低迷，商品卖不出去，企业经营状况必然恶化，我们就有可能面临失业或降薪的风险。”   在经济衰退的大环境下，中国人积极消费拉动内需就是爱国，就是爱自己，这点我不否认。但是消费爱国论在中国恐怕行不通。理由很简单，穷人阶层不能消费爱国，中产阶层不敢消费爱国，富人阶层不愿消费爱国。  占中国人口绝大多数的穷人阶层主要由农民，工人和失业组成者。他们挣扎在温饱线上，没有什么积蓄，就算想要消费爱国也心有余而力不足。消费爱国，首先要有钱可花才行。   中国的中产阶层主要包括小公务员、大部分知识分子、企业白领和部分中小企业主。本来中国中产阶层占人口的比例就很小。2008年的中国股市崩盘更是使中产阶层的财产大幅缩水，一些中产阶层甚至重新变成了穷人阶层。现在经济危机来了，中产阶层的生活只能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们供职的企业倒闭的倒闭，裁员的裁员，降薪的降薪。中产阶层的收入大不如前。对他们来说，理性的选择是紧缩银根，而不是什么消费爱国。和穷人阶层相比，中产阶层有一定的积蓄。但恐怕他们不敢响应政府的号召把这笔钱拿出来消费爱国。中国的医疗体系向权力中心严重倾斜，党政高干消耗了中国80%的医疗投入。他们生病了可以住进医疗条件极好的高干病房，而且绝大多数医药费都可以用公费报销。老百姓则没有什么医疗保障，如果生病了付不起高额的医药费就只能等死。在这种情况下，中国人只有通过增加储蓄来预防未来的医疗需求。要是中产阶层把自己的积蓄拿出来消费爱国了，等到他们生病没钱治疗了，不知道这个国家爱不爱他们？    中国的富人阶层在人口中的比例极小，却掌握了绝大多数的财富。2006年世界银行报告称:中国0.4%的人口掌握70%财富,美国5%人口掌握60%财富,中国的财富集中度世界第一。富人阶层有能力大肆消费，也确实大肆消费了，但爱国的作用却没起到。因为中国的富人阶层在中国赚钱，却不在中国花钱。没有拉动中国的内需，却拉动了外国的内需。这种现象产生的原因要从中国富人阶层的财产来源说起。  中国的富人阶层主要是三种人：亦官亦商的高干子弟，手握特权的贪官和一夜暴富的民营企业家。用一句话形容中国的富人阶层就是“不义而富且贵”。贪官和高干子弟利用手中的权力，最大限度地获取经济利益，即所谓“权力市场化”。平民出身的民营企业家，在一个不能保障社会公正的制度之下，大多数只能依靠不法、不正当、不光彩的手段通过勾结权贵来致富。中国的富人阶层积攒第一桶金主要通过以下四种方式，瓜分国有企业，贱卖国家资源，操纵股市抽散户的钱，抬高房价剥削中产阶层。可以说，中国富人阶层的财产是建立在对穷人阶层和中产阶层的掠夺上的。中国的基尼系数早已超过国际警戒线。富人阶层心里也很明白：这个靠暴力和谎言维持的“和谐盛世”迟早要崩溃。为了预备后路，他们争先恐后地往国外转移资产和儿女，普遍有一种在中国捞够了就快移民，我走后哪管中国洪水滔天的心理。说中国富人阶层会在中国经济困难的时候把自己的钱拿出来消费爱国，那可真要让人笑掉大牙了。   在组成中国富人阶层的三类人中，高干子弟占绝对主导地位。他们才是中国真正当家做主的人，而不是宪法上说的什么“工人阶级”。中国是一个权力社会，所有的社会资源都向权力中心严重倾斜。谁离权力中心越近，谁的日子就越好过，高干子弟无疑是离权力中心越近的人。可能是因为高干子弟财富来源隐蔽，难以估计，也可能是因为中国政府不允许高干子弟在富豪榜上成为众矢之的，中国各类富豪榜都不把高干子弟收入其中。但实际上，中国绝大多数的富豪都是高干子弟。根据社科院的报告，中国91%的亿万富翁是高干子弟。他们通过手中的权力合法或非法地攫取了中国绝大多数的财富，而且被追究的可能性极小。相比之下，那些在富豪榜上风光无限的民营企业家就没有那么幸运了。虽然他们为了获取财富极力拉拢政府高官来做自己的政治靠山，但却难免成为高层政治斗争的牺牲品。一旦政治靠山倒台，那些民营企业家就有从共产党的座上客变成共产党的阶下囚的危险。比如原上海市委书记陈良宇倒台后，靠依附陈良宇发家的商人张荣坤和周正毅相继被判重刑。中国的富豪榜素有杀猪榜之称，两位前中国首富：黄光裕和牟其中先后锒铛入狱就证明了这点。近年来落马的高位富豪还有2001年富豪榜第3名仰融和第2名杨斌，2002年富豪榜第11名周正毅，2005年富豪榜第16位张荣坤。实际上，如果要查财产来源合法性，恐怕中国绝大多数的民营企业家都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民营企业家们普遍感到中国的政治制度保障不了自己的安全，打算在中国捞够了就赶快移民。不要步黄光裕等落马富豪的后尘，落得个人财两空的下场。       前面说过，高干子弟有强硬的后台，被追究的可能性很小，但是为了预备后路及洗钱，他们仍旧积极把资产往国外转移。那些平民出身贪官安全系数没高干子弟那么高，随时可能被政府抛出来平息民愤。所以他们更是充满一种不安全感，害怕自己锒铛入狱后辛苦积累的财产会被没收。为了避免这种情况的发生，贪官们想出了“裸体做官”的方法，先把亲属送到国外定居或留学，为自己日后出逃打前站，然后再把财产转移出境。自己则孤身一人手握多本外国护照留在中国拼命捞钱，一有风吹草动便迅速外逃。就算没逃掉，大不了“亏了我一个，幸福一家人。”这种靠“裸体做官”组建“跨国家庭”出逃的贪官案例近年来屡见不鲜。    2002年4月，河南省烟草专卖局局长蒋基芳的经济问题被群众举报后，引起了纪检部门的注意，蒋基芳在嗅到“风声不对”后，不露痕迹地投奔到早已定居美国的妻子和一双儿女身旁，享受天伦之乐去了。      2005年1月，中国银行黑龙江河松街支行原行长高山潜逃加拿大。他在职时将10亿元人民币分批转移出境，拿着银行的钱18次到加拿大考察，其目的就是为了安置老婆移民以及为自己找后路。    2006年6月，涉案金额高达亿元的福建省原工商局局长周金伙成功出逃。周金伙之妻子早已移居美国，并有美国绿卡，这就为周金伙此次外逃美国留下了后路。另外，为周金伙生育一子的情妇也早已移居香港。一家人及情妇现在都在境外享福了。讽刺的是，周金伙出逃前，还在自己办公桌上放了一封信，告诉纪检部门自己远走高飞了，不要再费劲找他。   2007年6月28日，因受贿罪和玩忽职守罪被判处有期徒刑12年的陕西省原政协副主席庞家钰，其妻儿借助其权势赚了大笔的人民币后，兑换成外币于2002年就移民加拿大了。虽然庞家钰坐牢了，但他至少让妻儿在国外享福了，这牢做得值！    中国自改革开放以来到2005年2005年底，共计约有4000余名贪官外逃，卷带走国家资产约500亿美元。中国自1985年以来的资本外逃占外债增长比例超过 50%，已经成为世界上仅次于委内瑞拉、墨西哥与阿根廷的第四大资本外逃国。中国的贪官们普遍有一种“砍头不要紧，只要金钱真。杀了我一个，幸福几代人。”的心理。他们“前腐后继”，把从中国纳税人身上掠夺来的财富源源不断地转移到了国外。       中国的富人阶层的特点是一夜暴富。他们很少参与慈善事业，价值观是及时行乐。他们追求最精致的生活，需要最精致的产品，而这些产品一般都是在发达国家才能生产。中国这个发展中国家，生产不出名车，私人飞机，豪华游艇等富人阶层进行炫耀性消费所需的奢侈品。中国富人阶层只有到发达国家去消费这些东西，用他们从中国穷人和中产阶层身上掠夺来的钱去拉动发达国家的内需。 中国财产最多的高干子弟普遍不爱用国货，买车都是买外国名车，子女都在外国留学，身上穿的都是外国名牌。前总理李鹏的女儿，中国电力国际发展公司首席执行官李小琳每次在公众前出现时，都是一身讲究的外国顶级名牌。许多高干子弟都在发达国家留学或定居，有力地拉动了当地的内需。比如重庆市委书记薄熙来的儿子薄瓜瓜，初中就到英国留学了。薄瓜瓜上的中学，叫哈罗公学，每年学费2万多英镑，相当于人民币40万左右，再加上生活费，薄瓜瓜为拉动英国的内需做出了巨大贡献，他在英国获得“十大杰出华人青年奖”实在是实至名归。同样地，美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法国，意大利等资本主义国家也应该感谢中国富人阶层为本国经济做出的巨大贡献。中国富人阶层这种“宁赠友邦，不予家奴。宁到水深火热的资本主义国家受苦，不在社会主义祖国享福。”的精神实在是令人叹为观止。   既然掌握中国绝大多数财富的富人阶层一边把财产向国外转移，一边压榨穷人阶层和中产阶层，中国的内需严重不足，消费率长期低迷就没什么值得大惊小怪的了。   中国的穷人阶层无钱可花，中产阶层有钱不敢花，而富人阶层却把从前两类人身上剥削的来钱转移到国外。穷人阶层和中产阶层没有能力移民，只能爱这个国家。富人阶层只把中国当作捞钱的地方。为了牟利，他们不惜大搞破坏环境，竭泽而渔的经济发展模式。反正他们早就预备好后路到万恶的资本主义国家享福了，就算把中国折腾的千疮百孔也无所谓。说富人阶层爱国，鬼才信！爱国的没有能力消费，有能力消费的不爱国。想通过鼓吹消费爱国论拉动内需，只不过是中国政府白日做梦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