史海神探，梼杌克星（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两把刷子刷新汗青 出版的商业化是突破出版审查最活跃的动力。在今日中国一切向钱看的形势下，很多党政机关也动起了“靠山吃山”的脑筋，连清水衙门的档案馆都出于创收的目的，开始与出版社积极合作，把他们馆藏的机密档案卖出去编书赚钱。上世纪九十年代末，解放军出版社一气推出了六大本五十年代解放军在全国“大剿匪”的纪实读物，一幕幕顽强抵抗引起血腥镇压的大屠杀记录在事过境迁后从尘封中解密出来，被改写成建立共和国的功勋剧投入文化市场，提供给公众的阅读消费。对后毛邓时代的年轻读者来说，既不知红军苏区的暴力分田，更不知八路军、新四军抗战期间的所做所为，一下子被此类读物引入了那个“天翻地覆慨而慷”的年代，他们只晓得解放军就是官军，哪知道当时被清剿的匪徒不久前曾浴血抗击过日寇！成王败寇，历史与现实就这样在强权的铁腕下默认了中共的窜改。这批初次披露的材料甫一出版，即让胡志伟看在眼中，成为他再翻转过来的大好底片。于是他顺手牵羊，按他惯用的对台戏唱法，迅速编写出版了《反攻大陆机密档案》一书。 胡志伟依然死硬得不辞固陋，偏执得理直气壮，他手握黑白两把刷子，把官方叙事的抹黑国军之处一律刷白，同时把他们自留的白底子整个地刷黑。无庸讳言，这种霸王硬上弓的改写方式难免有措辞生硬或承接突兀之嫌，特别是对某些大陆背景的读者，乍一翻阅，很可能会感到十分刺目，难以接受。然而这也正是胡志伟要取得的效果，突出地显示了他泼辣的风格。读通了胡志伟编著读物的人大概都会默认，他的招人嫌恶之点也就是他的难能可贵之处。无人愿说能说敢说的，他愿说能说敢说，他甚至说出了台湾的总统府国史馆至今都说不出来的实话和痛语，其拨乱反正之势令人大有扫除阴霾后天青气爽的快感。胡志伟以他孤立的一枝笔对阵整个国家的宣传机器，为戳破多年来众口一词的定局，他只有那样劈头盖脑戳下去，以蛮干的冲刺方式把他的历史揭秘和翻案工作推进到他力所能及的地步。 他从江浙沿海岛屿间顽抗的黄八妹海上游击队写到顺昌县的百里暴动，1 从毁家纾难成立西南反共救国军的巫杰和黄光辉写到彝族的滇西青年抗粮军以及藏族人民被迫的反抗，2从西北的白头军写到王三祝的豫北先遣纵队，3 在有关一九四九年前后大陆易帜之际全面抵抗形势的详尽叙述中，他不只写国军残部的殊死顽抗，同时也突出了各地汉族与其它少数民族守护家乡，捍卫私人财产的抗暴义举。这一反征粮、反土改、反侵犯地方自治权和维护各族宗教信仰自由的武装斗争是自古以来任何一个改朝换代之际都从未有过的反抗，其惨遭灭绝的境况的确读得人锥心泣血，抚卷长叹。 在从前，任何新王朝夺权后所打击的，只限于拒不归顺的前朝统治集团，即使异族入主中原，也从未对地方豪强，富裕大户或边陲上的土司及其下属实施过如此全面而血腥的打击。因为朝代的更替仅涉及皇权的变更，不管哪一家坐天下，都得与地方上固有的势力维持共存共治的局面。新王朝尽管打出了一统天下的旗号，却还会照旧包容着大小不等和层次各异的地方势力。天高皇帝远，你坐你的江山，我行我的江湖，区域文化因此而得以纷呈异彩，一代代谱写着人杰地灵的耆旧佳话。然而中共的占领却一反往常，他们要建立纯粹的共党天下，因而从一开始就有目的有计划地破坏了固有的社会生态。如此悖谬的突变自然要引起普遍的抵制与反抗。针对那些夸耀战功的“大剿匪”读物，胡志伟首先从维护民间武装权的立场出发，从头到尾做出了复原归真的改写：对那些被作为匪徒杀害和监禁的人物，他浓墨重彩，特别突出了他们忠勇节义，英烈不屈的一面，让我们看到中共的残酷镇压在多大的程度上断了地方自治和民间自卫的血脉。必须指出，民国的宪法上虽没有像美国那样宣布公民有带枪自卫的权利，但纵观华夏历史，在九州岛大地上，民间一直都拥有合法自卫的武装力量。从村社的坞堡到乡里的团练，正是民间武装的存在，社会秩序才得以维持，私有财产才有了保障。中共的共产暴行自发起之初，便与这一悠久的民德保障体系势不两立。从建军到建国，从搞革命到搞建设，中共推行的政策本质上乃属掠夺经济：怂恿穷棒子掠夺富裕户，组织无业游民掠夺勤劳创业者，主导政府掠夺民间。在这种总的掠夺形势下，捍卫私有财产的努力自然首当其冲，从村社组织到乡里联保，一切自卫武装均成为中共暴力铲除的对象。掠夺者反而打起“剿匪”的旗号，向民间社会展开了空前未有的扫荡。经此血腥屠杀，中国人口中血性刚烈的成分遭到旷古未有的清洗，再加上此后的镇反、土改、人民公社化运动和文化革命，几千年形成的民间社会几乎被破坏到荡然无存的地步。私藏枪支从此被定为反革命罪，甚至杀头之罪，民间起兵的传统遂断绝了深厚的根基。 此外，按照胡志伟的描述，国军残部的顽强抵抗也是对共军残酷屠杀的必然反应。中共对待国军俘虏的暴行并不次于日寇，不少投降的国军都是在投降后发觉受骗，因不堪受辱而奋起哗变，又摆开反共的阵势。在胡志伟编写的另一部书《中共历史谎言》中，通过援引秦基伟部下一名军官的追忆，胡书毛骨悚然地再现了解放军虐杀国军俘虏的恐怖情景。有个外号叫张和尚的连长，经常杀俘虏取心肝下酒，而另一种处理俘虏的方式则是分批押到偏僻处用刺刀捅死，拿他们的活体来训练战士刺杀的技能。4一方面中共的残杀激起了国军残部勇猛的反扑，另一方面，暴乱四起的局面又招致更加猛烈的剿匪行动。在此恶性的连锁反应中双方都杀红了眼睛，随后便引起共方极度恐慌的报复，进而导致了全国范围内的镇压反革命运动。在此新一轮的屠杀中，估计有三百万人以反革命罪遭到镇压。 在该书的总结中，胡志伟特别强调了这一场被扑灭的反共游击战争不可磨灭的历史意义，他说：“幸亏三百万反共游击队拖住了共军六百万兵力，使他们急忙围剿，疲于奔命，遂无法腾出兵力挥兵东渡。直至一九五○年六月廿五日韩战爆发后，美军巡弋台湾海峡阻止共军渡海，才使台澎金马八百万军民同胞喘了一口气。那三百万反共健儿肝脑涂地，换得了中华民国复兴基地台湾五十六年的安定繁荣，也使渴求自由、民主的大陆亿万同胞得以憧憬彼岸的光明灯塔，为中华民族的复兴留下了一线希望。”5  文字侦缉笔打不平 胡志伟的死硬作风来自他忠诚的守成立场，在今日文坛学界一片标新立异的时潮中，他却一副狷者有所不为的姿态，宁可被目为守旧落后也不放弃他坚信的价值和尊重的史实，宁可顶撞权威，乃至冒天下之大不韪，也要维护他认为应给予公正评价的历史人物。为此他介入接二连三的论战，常引起对立面的围攻。从几十年前在劳改队上会挨批斗到步入文坛后在两岸三地的学术会议上挑起争端，舌战群儒，直至惹恼各方论敌而受到电话威胁和肢体踫撞，胡志伟在心理上至今仍未摆脱受打击遭迫害的阴影。不同的只是，从前的恐怖来自中共的专政机器，而后来碰钉子则缘于他锋芒毕露，一贯严于打假和敏于揭伪。尽管如今的情况已大不同于几十年前，但就胡志伟个人的感受而言，中共的淫威及其在文坛学界的喽啰仍对他的言论自由形成苍蝇般的干扰，即使他移居香港后一直活动在大陆官方的有效控制之外。 这种长期受排斥的处境迫使他频频发出愤愤不平的辩白，乃至常处于反驳论敌的亢奋之中，以致他发言立论，难免带有偏激或逆反心理的倾向。比如，对于近年来因批判孙中山联俄容共路线而蔓延到否定孙中山发动国民革命的种种言论，胡志伟自始至终都表现出“坚决捍卫”的反对态度。为此，他不惜对袁伟时的言论大加挞伐，而对于陈炯明其人，则做出寻根究底的挖掘，非要将其钉上历史的耻辱柱不可。6因此他得罪了陈氏家族以及相关人物，在一次学术会议上，争论之际，他险些当众被殴。此外，对李宗仁和白崇禧两位桂系人物，他始终站在蒋介石及其代表的国民政府利益之立场上持差不多全盘否定的论调，在多篇文章中都对他们穷追不舍，极尽搜罗其恶迹之能事。顺延此一思路，他对《李宗仁回忆录》一书的笔录编辑者唐德刚在治学为人上也颇有微词。7多年以来，此类打抱不平的笔战散见于他发表在各报刊上的评论文章，对某些抱残守缺的学院派或官方豢养的学术权威来说，胡志伟简直成了很难缠的人物，一个威胁到伪学术存活的克星。 但要认真论及上述的历史人物和当代学者，以及相关的问题，都难免会涉及到更为复杂的史实，多少得勾绘出一个知人论世的系络，而本人在史料上所知实在有限，为避免行文枝蔓，本文中只能在此顺便一提，很难进一步介入肯定或否定的争论。以下仅就胡志伟挑起的两个争端，稍作讨论，藉以明示他当前的思路与早年铁窗囹圄生涯经历的联系。太史公有发愤著书之议，韩昌黎有“物不得其平则鸣”之说，胡志伟的现代史研究不只是在做通常的学院派学问，从某种程度上说，他就属于那类“意有所郁结，不得通其道，故述往事，思来者”的抒愤懑之人。他确实“有不得已者而后言，其歌也有思，其哭也有怀。凡出乎口而为声者，其皆有弗平者乎！”治史之于胡志伟，寓有其书写痛史的个人情意取向，此取向特别表现为两个方面：一是伸张他痛恨汉奸的正气怀抱，二是深化他追踪谍情的审案意识。 让我们就从胡志伟狠批三毛所编电影《滚滚红尘》一事说起。胡志伟对汉奸的痛恨深入骨髓，不只因他在汉奸大组长手下受尽了皮肉之苦，更基于他评价人物的出发点是质量和根性，而非单纯的政治立场。因此，在一个人的根性恶劣与卖身投靠之间，他总是一律划上等号。按他的看法，只要当了汉奸，就不是好人，就该钉上历史的耻辱柱，绝不许为其寻找任何开脱罪责的借口。对于近年来文化界同情个别汉奸文人或为某些汉奸言行作辩护的现象，他一直满肚子气愤。一次在台湾陪伴刘绍唐出席抗战爆发六十周年研讨会上，听到几位留美学人发表美化汉奸的论文，他便挺身而出直斥其非，一时间成为会议上令个别人侧目的黑马。特别是对大陆的周作人热和张爱玲去世后胡兰成遗作被炒作成卖点的现象，他最不能容忍，8 看到影片《滚滚红尘》美化张胡恋情的情节，他立即找到破绽，拉出来开刀示众。但批胡兰成只是志伟写批判文章的切入口，他进一步要戳破的乃另一老枭的巢穴，那便是与日寇和汉奸扯不清干系的中共政要。原来经胡志伟这位史海神探的考证，江泽民的生父即为一漏网汉奸。说来说去，这才是他要从三毛和胡兰成背后拉出来示众的主要罪人。胡志伟如是说： 这个哑谜直至几个月前，我见到一本胡兰成在日本印行的小册子《历史的漩涡》才恍然大悟：原来江泽民的父亲是胡兰成在汪伪中宣部的心腹干将兼社论委员会主任委员。为胡兰成、周作人平反，旨在为江泽民的父亲平反造舆论。既然毛泽东能包庇汉奸陈永贵，那么坐镇中南海皇宫的江泽民不能为他父亲鸣不平吗？江泽民混入「革命」队伍是在抗战胜利之后，他和周佛海的两个儿子投奔新四军出于同样的动机——为了「洗底」，只不过江泽民做得更彻底更掩人耳目，他把父亲都「换」了，在年年都要申报的人事档案表格上填写其六叔江上青为父亲，而把培养他上大学、让他锦衣玉食的亲老子江世俊一笔抹煞了。为什么这么多年，海内外的历史学家都看不透这一诡计呢？这是因为汉奸江世俊老谋深算，他担任汪伪职务四年间，改用江冠千的假名，这一障眼法便瞒骗了后世历史学家几十年。9 原来，胡志伟最惋恨的谬误是日本侵华给中共的壮大所造成的机会，这一历史的偶然业已给新中国的现代化进程造成了至今犹未祛除的劫难。因此，他在自己的论述和编着中一再向国人强调中共所作所为的准汉奸性质，并尽可能多地侦探出中共在抗战中所做的见不得人的事情，特别要让读者明白，中共集团中普遍存在着一种感恩日本军国主义的微妙心理。只要通览一下毛泽东在多次接见日本代表团时“感谢皇军”的谈话，谁都可以看出毛所吐露的此一天机，谁都会对毛如此坦然的放言无忌而大感错愕。10 在从小看《平原游击队》长大的一代人中，凡是派仍有人在，我并不指望通过一篇文章纠正他们的花岗岩头脑。但对后毛邓一代人，我在此不能不真诚地问一句话：在热映着影片《南京南京》的今日大陆，难道大受震撼的年轻人也会同样胡涂地认同毛泽东如此冷血的媚日言论吗？ 胡志伟在中共黑狱中尚有一荒谬之极的受难经历，顺便在此一提，聊作那个“平庸恶”年代诸多愚思愚行之一例。在1968年夏清理阶级队伍及一打三反运动中，胡志伟又循例出任“老运动员”。因为他姓胡，遂被定为“大战犯”胡宗南的残渣余孽而多次挨斗，因强奸罪入狱的狱头佟庆成用烧红的捅火棍烫烙他的手背，逼迫他交待与胡宗南的关系。这一在今日看来纯粹属闹剧的冤狱，在当时可是个很严重的“特嫌”问题，作为局外人，我们很难想象它在胡志伟心理上曾留下何种程度的创伤。从胡志伟后来的阅读写作专注中可以看出，早年的诬陷性歪打似乎正打中了他的逆反心理，对于胡宗南这位平生从未谋面的国军将领，他反而生出了满怀正面了解的兴趣。比如在他辑录的《漏网的历史》一书中，收录有关胡宗南高风亮节的言行记录就较他人为多。11在历史人物的品鉴上，胡志伟明显有一种尾生抱柱式的固执，对值得敬重的人物，他勇于做出从一而终的呵护；而对待他所认定的历史罪人，则坚决予以痛打落水狗的攻击。正是在此一情意光束的烛照下，他在张戎的毛泽东新传中找出了不可饶恕的硬伤。这个硬伤就是张戎硬给胡宗南扣上的共谍帽子。  若从常理论，胡志伟既然谍情观念甚高，有更多的作者加入多抓共谍的合唱，岂不增加了反共战线的热闹？胡志伟何必多管闲事，非去插那一手不可？然而胡志伟并非意气用事之人，更不齿哗众取宠的行径，在他看来，作为一个传记作者，即使抓共谍，也得尊重事实，对历史人物定褒贬应拿出审案般的严肃，纵不可置有罪于不顾，也不能严打到冤枉无辜的地步。更重要的是，胡志伟一向以真伪衡人品，像胡宗南那样一贯言行忠贞的将领，在并无任何铁证的情况下，岂可仅根据某些似是而非的现象便一口咬定他是潜伏在国军中的“红色卧底”人物！为求证史实，暴露出张戎的虚妄，胡志伟专门采访了胡宗南旧部、后官至总统府侍卫长、海军陆战队司令的孔令晟将军。在此一长篇访问记中，通过他与孔将军的问答，读者自可听话听音，从那位权威的见证人口中得出有关胡宗南功过是非的结论。12 为胡宗南辩诬，只是胡志伟挑战张戎的起因，除了澄清史实，他更加重视和必欲争持的乃是传记作者应遵从的写作原则和应有的史德。这是他对张戎的要求，也是他对自己的期许。关于中国传记文学的写作传统，胡志伟在他的一篇会议论文中最后总结说： 中国古代传记文学是有反腐败、反暴政、追求光明的思想；爱国家、爱人民，勇于献身的思想；侠肝义胆、见义勇为、扶弱锄强的思想以及昂扬奋进、追求事功、百折不挠的奋斗精神，这是历代传记文学的主流，也对五千年中华文化传统、民族心理、民族性格的形成大有影响。是故今天的传记文学作者与口述历史访录者，不应脱离反映社会、反映人生、积极干预现实的主流而狭隘地描述个人、内心等枝节。我们今日从事与推动口述史学工作，是要为这个时代留下它的踪迹，留下它应该给后人留下的鲜活史实。 传记文学的创作过程比一般文学作品要经历更多的考证、切磋等，所需的文学素养高于一般小说散文，而发表后所承受的法律责任也高于杜撰的小说作品。传记文学与口述历史的创作需要执笔者花费大量时间去编、去写、去考证，雕章镂句，去伪存真；更需要走出书斋，博采众议，集思广益，这样才能避免简单化、脸谱化，写出不溢美、不隐恶的优良作品。13 胡志伟纠错批评张戎新编毛传一书，本为给胡宗南辩诬，结果却给他自己惹了不少麻烦。应该看到，不管张书中出现什么错误，不管张戎的史才史德有多大的问题，她此书毕竟旨在揭露毛泽东的罪恶，要造成把毛拉下神坛的效果；张书的出版至少迎合了天下反共人士的兴趣，算是为各类仇毛者出了口恶气。胡志伟替胡宗南辩诬的理由纵可理解，但他的文章妨碍此书中文版出版的后果却被他的论敌抓在手中，成了指责他居心叵测的口实：你胡志伟全力封杀此书，莫非要为毛泽东护短？气急败坏的张戎倒打过来一耙，其来势直欲把胡推进共谍的泥坑。一个敏于揪共谍的人物，却因洗刷了别人的共谍罪名，最后给自己招致了嫌疑。这才是手不动红红自染，真所谓“假作真时真亦假，无为有处有还无”了。结果引起连锁反应，在他积极参与活动的作家记者组织中，他因此而突然陷入孤立，受到了意外的排挤。 胡志伟就这样一而再，再而三地搅入混战，因坚持他认死眼的求实寻真，有时候反闹得他自己灰头土脸。特别是他处处为蒋介石说公道话的言论，连台湾蓝营与学界权威亦嫌他“不识时务”，不少相关的学术会议都不再列他于圈内。尽管如此，他至今仍满怀反驳论敌的亢奋，在短暂的心情败坏后，突然又精神抖擞，程咬金一般从半路上杀将出来，又去捋新的虎须，翻新的疑案，迎击新的围攻……即使在招怨惹嫌的时刻，他仍忘不了穷搜旧时报刊及其它出版物，多次发掘出被世人遗忘的英杰，把他们值得怀念的功德公之于众。  胡志伟为黄世仲受陈炯明、胡汉民之冤杀而写出翻案文章，并投入精力，筹集资金，陆续出版了这位革命文学家的大量遗着。针对黄的冤案，他在文中总结说：“凡专制独裁者意欲消灭异己份子时，总会顾忌政治罪名引起社会同情与国际干预，而往往捏造‘贪污公款’罪名或借刀杀人，或杀了无辜犹嫁祸于人。” 黄世仲案即属此类迫害手段。14 最近，胡志伟又就张莘夫遇刺案撰文作出新探，揭露了中共在东北光复后如何勾结苏俄，出卖国家利益，将维护东北矿产开发权的国民政府接收官员张莘夫残忍杀害的事实。正如胡志伟辨析黄案时所说的嫁祸他人伎俩，张莘夫实际乃中共派出的杀手所杀，案发后苏军与共方却硬说他为东北匪帮所害。15 此外，他还撰写长文，全面揭露新闻界败类、国民党叛徒卜少夫可耻的一生，对这个吃里扒外的人物作出了极其尖锐的抨击。16 另有一个名叫朱汲的家伙，是个新旧社会通吃的老混混，一直在香港和大陆之间打通各级关节，充当司法黄牛，靠坑蒙拐骗大捞其钱，却始终以国民党大老的面目出现，自负为保护港商台商的大侠。胡志伟对他作了一次戏剧性考问的采访，以其洞悉底细的叩问一层层揭穿此人的吹嘘和撒谎，彻底暴露了他为敛财而效力中共的丑恶嘴脸。17 胡志伟的揭批行动和洗冤工作始终贯彻了分明的爱憎，凡受强权与阴谋诬陷迫害者，他总是挥笔相助，起沉冤于九地之下；凡谄媚助虐中共者，则一律予以无情的打击，将他们的画皮揭光剥净，直至露出那见不得人的东西。  在出版界和学术界，他一向亲近德高望重的长者。《传记文学》主编刘绍唐病逝，他立即撰文赞扬其一生的事业与为人，褒奖其主编《传记文学》，不忘痛史，追求真理的功绩。18 对钱穆的史学成就，他特别看重其“带着很强的道德意识与爱国热情”，以及“在中国文化遇到空前危机的情况下，在病态地蔑视和贬低固有文化的时代氛围中，他坚定不移地反对奉‘西化’为圭臬的民族虚无主义思想，强调民族文化的主体性和中国文化自身发展的连续性。”19  胡志伟此类褒贬分明大文章还有很多，有兴趣者自可上网查阅他博讯博客中冠以几百条题目的长篇短章。   追踪第三势力呕心翻译工程 无论是电话上通话还是面对面交谈，在我的印象中，胡志伟总是话匣子一开，其势如打开了水闸。他满口的诉说欲望，像似害了写作压迫症的样子，谈话中尽是与他的写作计划和研究项目相关的人和事，每谈起民国掌故或当今政界文坛的时事，他随口提到的人名几如翻开花名册点名一般，常听得我稀里胡涂跟不上趟。与我的人名健忘症正好相反，胡志伟的人名记忆力简直像雨人的电话号码记忆力一样令我吃惊。比如在谈到他正在搜集的第三势力资料时，他向我叙及的人物及事件便听得我如堕五里雾中。20  胡志伟居香港甚得地利之便，在第三势力人物的搜罗和评论上颇多开拓之功，其中最值得一提的就是翻译和详注了四大册英文打印本的《张发奎口述自传》。他在译文中所作的注释尤其煞费苦心，翻阅中的确可增加读者对民国史知识的了解。此书英文本的版权是他自费买的，自打从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图书馆的故纸堆中挖掘出这部口述史的珍品，他竟在不到三年内的时间内将此一大部头回忆录译成中文出版。他考辨还原了上万个英文拼写的中文地名、人名、事件名、机构名，仅凭着他一个自学英语者的底子，最终翻译出如此明晰流畅中文，这其间所需要的毅力、热情和学养，所花费的文字苦力和心血，简直让我这个尝过翻译苦头的人不敢去仔细设想，偶一想起那过程的艰苦，我都不由得头皮发冷。把四厚册英文原稿本转换成一册575页正式出版的中译本，无异于起死回生张将军于九泉之下。胡译本对民国史研究的贡献需另文专论，实非本文的篇幅所能详叙。在此，我仅举书中所述的一个历史事件，与今日大陆正式出版的民国史所记作一对比，即可见胡志伟复活的信史对中共官方编造的伪史所起的揭露作用之大。  那一天又是周剑岐送书上门，我这位免费的amazon.com兼UPS朋友前来与我闲聊时带了一套大陆新出的《中华民国史》。据他所说，这是大陆目前相当开放和持论较公允的一部民国史，很值得一读。我拿起那四大本新书略翻了一翻，发觉国内的学者如今果然思想解放，对民国世代的评价已宽容平和了许多，明显表现出态度客观的学术性和他们力求“科学”的诸多改进。但对于中共在民国时代的所作所为，这些善于以旁敲侧击方式点化读者的编者们仍有很多苦衷，为过上级审查那一关，他们依旧不得不为当局讳，对中共当年很多很多见不得人的事情，照样是婉转其词而一笔带过。周君带来此书时，我正好读胡译张书至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中共发动广州暴乱一段。于是顺手翻出这部民国新史中的相关章节，想看看该书如何“科学” 地叙述那一重大事件。现照抄原文如下： 就在汪精卫以为这场政治风波将被逐渐平息的时候，12月11日，中国共产党乘国民党内部纷争、市内空虚之际，在广州举行了武装起义。虽然起义仅三天就被镇压下去，却给在上海进行政治投机的汪精卫以致命的打击。21 凭什么可称作“起义”？起义者三天内都干了什么事情？起义又是如何被镇压下去的？该书均无一字交待。我只有翻出张发奎的口述，以补他们虚晃一枪处留下的空白。一向对共产党颇持友好态度的张发奎如是说：  忠于政府的工会对平乱做出了很大贡献。共产党总以为自己善于欺骗人，尤其善欺骗工人，但广东暴动之事实，证明了工人中被欺骗者实系其中少数。我已讲过，参加广州暴动的就只有广州市人力车工会的一部分工人及广州市印刷工会之一部分工人而已。暴动初起时，共党自感力量不足，意欲煽动工农，扩充军队，亦仅拼凑到三二千流氓地痞。机器工会总部原本就在河南，暴动发生后，所有广州机器工会、广东总工会、革工联合会等工会之工人，不但拒绝参加，而且纷纷奔向河南集中……他们到河南后，反共意识极为坚强，自愿组成敢死队与叛军作战。仅十二日一天就有一千多人自动报名剿匪…… 在这三天中，共党残酷地烧杀。他们四处劫掠，杀人放火，无恶不作。当时中央银行、财政厅、东堤、南关、西关等处就各有火头十余起。全市都陷于恐怖之中。当我骑马视察灾情时，才知道共产党多么残忍。我亲眼见到遍地死尸，尤其是河南对面天字码头地区，尸体沿马路一直堵到龙眼洞，堆满死尸的手推车兜兜转转才能穿过街道。我们收埋了两千多具尸体，其中有些死者是普通的广州市民。 当邓龙光部团长陈公侠赶到南堤珠光里人力车工会会所时，五百多个人力车夫正好集合出发，每人携带五加仑汽油一桶、火柴一盒、报纸一捆，准备到全市各处放火。陈团长依法逮捕他们……设若陈团长没有及时拘捕他们，整个广州市将陷于一片火海，这是一幅多么惨绝人寰的景象呀！ 有多少人死于暴乱与平暴？我估计有五、六千人……22 史实胜过一切雄辩的论述，这就是胡志伟以及今日海内外秉承历史良知的学者们努力还原历史真实的重大意义。随着越来越多的史实被披露出来，中共集团通过隐瞒和歪曲所伪造的历史华衮势必破烂剥落下去，直至裸露出他们平庸恶俗的真相。 余论  据张发奎叙述，平暴中被杀的暴徒多系无知的盲众，真正在背后煽动闹事的共产党要员如叶剑英、叶挺之流，都早已为自己安排好退路，在目睹大势已去时远远逃到了香港。因谈到杀人，我的思绪不由得又倒回影片《南京南京》的场景。那里面枪杀平民的日军是入侵者和征服者，他们侵入中国就是来杀中国人的。他们明目张胆地杀人，为的是以屠杀恐吓中国人的抵抗，同时张扬他们的军威。他们凶恶得十分本色，丝毫都不惧怕自己的双手上沾满血腥。因为他们以强者自恃，除非你比他们更强，有力将他们打翻在地，那时候他们哪怕引颈就戮。 而中共则向来以中国人民的救星自诩，他们在道德的自我完成感上最为痛快的一刻就是大喊和指责帝国主义以及国内反动派杀人。为了在劳苦大众中赢得代言人的拥戴，他们必须用“大喊”和“指责”激起盲众的仇恨和冲动，让他们在失控中干出杀人放火的事情，然后再用那一滩血——盲众的和无辜者的血，以及敌人的血——染红他们革命的旗帜。要衡量他们的根性，其实连“凶恶”两字都不配。他们并无勇气直接面对凶恶的外敌，却很热衷作外敌在中国搞颠覆的代理，他们是另一类买办，直接从俄国和共产国际那里贩卖革命。请继续读张发奎的陈述： 在燕塘龙眼洞一带，我们捡拾了六具俄国人尸体，每人都佩戴着红带。你要明白，隐藏在东山俄领事馆的一批俄国人策划了这次暴乱。当我军到达时，这六个俄国人来不及 逃回领事馆，就跟随叛军逃窜，最终被我部下抓获处决。……薛岳的部下进入东山俄领事馆时，领事馆职员正在焚烧重要文件。见到这些文件时，他极为震怒。士兵们救了火，缴获了大量文件。薛岳把文件交给我，我呈交中枢。十二月十四日国民政府同苏联断绝外交关系。23 好了，我不用再往下抄了。类似的阴谋再写十本、百本书也是写不尽的。那一切都属于被封闭的“过去”，那一切也正是中共要死死地封闭“过去”的原因。这个集团在很大的程度上就活在那一封闭的基础之上。土改时被打死的地主富农往往是诉苦会上愤怒的群众打死的。反右中被揪出的右派多是群众揭发的，他们当了右派，还在自己的右派群中互相揭发。文化革命中死于非命者上千万，有的死于红卫兵之手，有的死于造反派拷打，有的死于各派武斗，更有大量的人死于“畏罪自杀”。六十年来，中共专政下受迫害而死者不知有几千万，他们大都死在毛主席、党中央和各级党委所运动的群众之手。党并没有像日本兵那样公开地挥刀或开枪杀向平民，党始终把自己的黑手上背在身后，而且都套着很卫生的手套。但由于党而被杀的中国人却要比日军之所杀多好多倍，其杀人的手段也更为卑劣和狠毒。  《南京南京》放映后，还要不要重拍“黄桥之战”？要不要重拍国共内战、土改斗地主、反右斗右派、苦难时期饿死人、红卫兵打死人、天安门广场大屠杀……？如果要重拍，该怎么拍？中国的观众已经让六十年来的非现实主义或反现实主义的文艺作品养坏了品味，所以突然面对《南京南京》那样回归现实主义的作品，乍见银幕上出现颇有冷峻的历史感的画面，有不少观众的神经都受了很大的刺激，有人甚至因某种不习惯而看不下去。 由此看来，“解放过去”的工程之是否得以顺利进行，就不只是一个党准不准许的问题了，国人是否消受得了，那才是更大的问题。还是马克思那句老话：“要求抛弃关于自身处境的幻想，也就是要求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共产党领导下的中国人已过惯了需要幻想的生活，让大家抛弃那需要幻想的处境，眼下还不是那么容易。有很多很多人，特别是看《平原游击队》、《渡江侦察记》等影片长大的一代人中的某些人，你剥夺了他们的幻想，他们会倍感失落，会觉得被你抽去了精神支柱，会因此而心里空荡荡得活不下去。悲夫，在咱们的同胞中，就是有些人活得如此之贱！就这一反讽的实际情况而言，中共并非纯粹从外部强加给中国人的灾难，它一直寄生在苦难中国的整体上，它正是需要幻想的中国人自身的虚妄和噩梦。  应该指出，胡志伟在现代史研究上的突破也存在着他自身的局限：他讲出了国民党失去大陆的诸多原因，但对共产党如何赢得胜利，至今揭示得还不够深入；他的黑白两把刷子的确刷出了明快的再颠倒，但对历史和世事中黑白混淆的领域，社会变迁中阴阳未定的形势，他的论文和编著中尚缺乏细微的分析。有所明往往会相应地有所蔽，我在此并无求全责备之意，一代人只能完成一代人可做的事情。胡志伟曾经是劳累和折磨中几经濒死的人了，生活已将他固着在挖掘过去的劳作之中，命运派给他西西弗斯的角色，他注定要这样“殉史”地蛮干下去，在劳苦的写作压迫症中求证他的存在的意义。 在“解放过去”的大工程中，胡志伟已尽了他开荒牛的努力，他至今仍在苦力般矻矻终日，继续为此工程工作。这是一个漫长艰巨的工程，真正的完成将在七0后、八0后、九0后以及其后几代人的身上。我相信他们更有勇气面对真实，更有条件抛弃幻想，也更有能力救回过去。我相信，中国人最终会重建起民族记忆，走出历史的阴影，在那源头活水滋润的“现在感”中与古为邻，日新其德。等到不再有那么多庸众可供煽动，可使盲从的时候，中共集团也就趋于形存实亡，最终丧失其助长“平庸恶”的效能。   二00九年五月二十四日     注：   1为了对付滩浒山岛来无声、去无踪的黄八妹部一百余人海上游击队，共军淞沪警备区司令员兼政委郭化若调动了九十八师一个加强营近千人；华东军区海军司令员张爱萍抽调了四艘登陆舰、八艘廿五吨炮舰、四艘廿五吨登陆舰。一九五○年六月十五日，共军十六艘舰艇配合陆军一个加强营，用三艘坦克登陆舰强行登上滩浒山岛，游击队仅两条三桅帆船，自然不堪一击。接着，共军又以四个营的兵力及排水量共计五千吨的舰艇，攻占嵊山岛、花鸟山岛、东、西绿华岛，于七月九日全部占领长江口外嵊泗列岛，守军六百余人大部被歼，黄八妹、丁治盘等仅以身免。 七月十五日特击队与大刀会徒二百余人冲进顺昌县洋口乡，将下乡征粮的共军副大队长陈德魁以下廿四名官兵全部消灭，夺走刚筹集的二百担粮食；廿七日，将乐、建宁、泰宁三县自卫总队三百余众进攻顺昌县城，激战六个小时，击毙共军县大队副连长林财备；九月，特击队抢走下乡检查工作的顺昌县委书记随身携带的卡宾枪和驳壳枪各一支；十月三日顺昌县大队干部饶嗣春返乡被杀；九月廿七日全璋琳指挥将乐、南平、顺昌、邵武等县游击队与大刀会两千余人同时攻打顺昌、洋口及南平县峡阳镇，史称“百里暴动”。见《反攻大陆机密档案》。 2 巫杰和黄光辉均为地方大户，在共军强行征粮的情况下，他们将自家的粮食开仓散给乡亲，号召民众“破产保产”和“保量保命”，率众六千余人反抗征粮工作队。 共产党占领云南后，征粮队按田产征粮，比已往多征十数倍，于是便激起各族人民反抗。一九五○年云南全省涌现游击队二百五十多支，逾四万五千人，以玉溪、楚雄反抗最烈，仅征粮队干部就有六百多人被杀。一九五○年四月国军中将范宇舟策动盐丰彝族土司普光才组织滇西青年抗粮军，辖一个师三个团约千余人，制裁了征粮队员二十多人，夺回数十万斤征粮。他们攻打乡镇政府，控劫车辆，破坏交通，劫夺仓库，数百万斤征粮被掳一空。共军出动一个团兵力，在凋翎山大箐沟村捕俘杨永寿，七月公审枪决。围捕苏绍时，共军放出十几条猎犬将苏活活咬死。 中共在西藏地方政府粮仓仅剩两个月存粮时，强行索要两千吨大麦；共军驻藏首领张国华几次催逼要把藏军收编为共军，对持不同政见的藏民“钉十字架、凌迟处死、开膛破肚及分尸都是稀松平常；砍头、火刑、毒打至死、活埋、把人绑在狂奔的马后拖死、倒吊或绑住手脚丢入冰水也层出不穷。为防被害者在绑赴刑场途中大喊达赖喇嘛万岁，还先用挂肉的钩子扯断他们的舌头”，最令人发指的是“在拘禁僧尼之后，强迫这些单纯的宗教界人士当众彼此行淫，甚至强迫他们杀人”（引自《达赖喇嘛自传》）。见《反攻大陆机密档案》。 3 白头军打着“保回保教”的旗号，提出“依靠地主，团结富农，不管中农，打倒贫农”的政治主张，反共抗暴推向西吉、固原、海源、隆德四县廿一个区六十七个乡，波及甘肃泾源、静宁县境。 王三祝对农村共干毫不手软，仅四个月在滑县、濮阳、长垣等地就诛杀共干、武工队员八百多人，袭击豫北县、区中共武装千余次，抓捕千多人。……共军发起总攻，王三祝打开四面城门全面出击，由于共军炮火猛烈，一万四千人全部被俘。城破前，王躲入地道，被奸人出卖。五月廿五日，新乡市军管会公审处决王三祝。一代反共英雄血洒豫北。见《反攻大陆机密档案》。 4 李明编著：《中共历史谎言》，香港：文化艺术，5005年，页70-77。 5 《反攻大陆机密档案》，页408。 6 〈文多无据偏多写语不惊人死不休——诬蔑孙中山先生“五大罪状”是指桑骂槐〉，最初在2001年11月广东省社科院主办的《辛亥革命九十周年学术讨论会》上作为特邀论文宣读，后刊载于台北《传记文学》第478期，以及他发表在《信报》1998年3月11-12日连载的特稿〈陈炯明也能平反吗？〉一文。 7 参看胡文〈我为什么钻研中国现代史〉。关于唐德刚，见郑义编著：《漏网的历史——近代名人出格言行录》，页243-244。 8 〈二十一世纪还需要讲究忠孝节义吗？—论历代贰臣与当代转轪份子一脉相承〉，见香港《前哨》月刊2001年2月号。 9 〈江泽民父江冠千是胡兰成亲密助手——近廿年中共为汉奸翻案的秘因〉，见香港前哨月刊2007年2月号。 10 毛在接见日本社会党委员长佐佐木更三时曾说：“日本军阀过去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因此中国人民接受了教育。如果没有日本的侵略，我们现在还在山里，就不能到北京看京剧了。正是因为日本皇军占领了大半个中国，对中国人民来说已没有其它出路了，所以才觉悟起来开始武装斗争，建立了许多抗日根据地，为以后的解放战争创造了胜利的条件。日本垄断资本和军阀给我们做了件\’好事’，如果需要感谢的话，我倒想感谢日本军阀。”接着他又说：“我曾经跟日本朋友谈过。他们说，很对不起，日本皇军侵略了中国。我说∶不！没有你们皇军侵略大半个中国，中国人民就不能团结起来对付蒋介石，中国共产党就夺取不了政权。所以，日本皇军是我们中国共产党人的好教员，也可以说是大恩人，大救星。” 见于《毛泽东思想万岁》页533、540以及姜义华编《毛泽东卷》页636。 11见该书页20-21。 12 胡宗南将军绝不是匪谍！——八七高龄孔令晟将军访问记〉，《传记文学》525期﹔另见〈疲兵孤战捍天地，陆沉最后一将星——纪念胡宗南将军逝世四十四周年兼斥张戎之谬论〉，载美国《多维月刊》2006年4月号。 13 〈传记文学、口述历史与当代史研究〉，宣读于2006年8月28日在当代上海研究所举办的“首届两岸口述历史理论与实务研讨会”。 14见〈民国肇建后第一宗政治冤案——辛亥革命功臣黄世仲之死〉，载香港明报2003年7月6日，此文还被2003年7月15日新华社《参考消息》转载。 15 〈张莘夫惨案真相大白〉，见台北《传记文学》2009年3月号。 16 见香港《公正报》2000年11月12日，A5版。 17深圳踢窦记——揭开中共黄埔同学会与和平统一促进会会长的画皮〉，见香港《前哨》2007年5月号。 18以一人而敌一国振千仞足垂千秋——哭绍唐先生〉，见台北《传记文学》第455期，2000年4月出版。 19 〈我们民族的真正脊梁——纪念国学大师钱宾四先生逝世十二周年〉，见台北《传记文学》第483期。 20 关于第三势力，胡志伟在论文〈传记文学、口述历史与当代史研究〉中解释说：“第三势力运动是美国中央情报局在国共两党之外另行扶植的一股政治力量，参与者奉洋人之命、拿洋人的钱搞军、政合一组织，其宗旨是反共反苏，故中共视之为不共戴天的死敌；然而它在港澳与海外又同国民党的敌后工作争夺资源、争夺人才，自然也遭到中华民国政府的抵制，结果是两面出击，腹背受敌……时隔半个世纪，第三势力的内幕已鲜少为外人所知，所以那数百名第三势力骨干的传记，无论以自传，抑或以工具书的简历形式出现，都出现了一生之中有三、四年空白的奇怪现象。” 21见张宪文等着《中华民国史》，第二卷，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页46。 22 参看《蒋介石与我——张发奎上将回忆录》，张发奎口述，夏莲瑛访谈及记录，郑义翻译及校注，香港：文化艺术，2007年，页159-161。 23 同上，页16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