崩潰是大一統的宿命——談王立雄的邊陲意識

（北京作家王力雄在新疆考察）   王力雄說︰“一九八四年，我曾一個人用筏子在黃河漂流三個月”——這恐怕不僅是他寫《黃禍》的起因，也是他後來二十年關注邊陲的一個源頭。九一年我初讀《黃禍》手稿的時候，不知道他漂流過黃河，我作序曾極力推崇其“崩潰寓言”，而沒有發現王力雄更奇特的一點，即他是中國人里很罕見的探險者（explorer），尤其是在他那一代人里——“共和國同齡人”、“紅衛兵”、“老三屆”？或許，文革大串聯和文革後的高考升學，釋放、取代了這一代心理上的某些東西，而“上山下鄉”尤其“支邊”的範圍，也曾包括邊疆，不過絕對不是“探險”。王力雄則是這個世代的異數。     “亡天下”里的西域探險者     “九十年代數次駕駛汽車在西藏長途旅行”，“十幾年來，我走遍了西藏的所有地區（包括青、川、甘、滇四省的藏區）”；“從一九八○年，我前後九次到新疆，走遍了新疆每條主要公路，到過所有地區，五次翻阿爾金山，三次穿塔克拉瑪干沙漠”——他這種“探險”經歷，同齡人里曾有幾人？日後，這批同齡人里“大一統主義者”比比皆是，或許跟沒有這種經歷有關，也未可知。“探險”給了王力雄別一番“眼光”和思路，是顯然的。   “探險”在中文語境里，不具有西方式“拓疆”（frontier）和“殖民”（colonize）的含義，毋寧只是一種山河勘查。比如明末顧炎武，在清兵入關後從江南到北方游歷，用兩匹馬、四匹騾子，馱著書箱，遇關塞險要便訪老兵，與書本核對，二十多年里在山東、山西、河北來回奔走，晚年才定居陝西華陰，著卷帙浩繁的《肇域志》和《天下郡國利病書》，總結宋代以來不諳地理而至亡國的教訓。與三百年前的亭林先生相比，王力雄所處世道，雖無“亡國”之虞，恐已在“亡天下”之列，他又在《黃禍》里進而極言天災人禍導致文明沉淪；而游歷邊陲使他所憂患者，更不在華夏漢族的“山河”版圖，而在邊陲異族的生存危境。二十年間，他也有兩部專著發表，關于西藏的《天葬》和關于新疆的《我的西域，你的東土》。   這兩部書，在中國是絕無僅有的邊疆民族興衰存亡史，或可稱為當代史里的《藏族志》、《維吾爾族志》，無疑也是一種人類學研究成果，甚至可以當作一個智庫提供的報告；它們在體例上也很難歸類，《天葬》乃是紀實、游記、當代史、人類學研究等多重書寫的匯合，展示了歷史／現實、神界／人間、政治／經濟、困境／出路的立體西藏；《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則明顯是回憶錄、訪談和書信三種體例，綜合而成關于新疆的全方位思考。在沒有言論、出版、思想自由的中國，還是靠一個人的單獨力量來完成如此宏大、浩繁的研究課題，真可謂奇跡；若從人類學研究角度來看，王力雄在一種“探險精神”支持下，完成了孤獨的田野調查。   王力雄則對自己有清晰的界定，他說他的基本判斷不是來自對文獻、資料的研究，而是來自“親身經歷和體驗”所提供的感覺——“我在許多藏民的牛糞爐旁喝過酥油茶，在不同的寺廟求過宿，會見過各個級別的政府官員，采訪過當年的農奴和貴族，也和西藏的駐軍打過不少交道。”（《天葬·自序》）他說他搞的不是“學術”，也拒絕提供“真理”、“藥方”。   孤獨，甚至恐懼，是王力雄在其西藏敘述中反復提到的一種感受︰他漂流黃河時，日記里有“高原上的孤寂跟真空一樣”、“孤獨一個在無邊無際的天地和荒涼之中”、“恐懼滲入身心、充滿每個細胞”等記載；他並以孤獨、恐懼來解釋非藏族的“無人進藏”，也強調其為西藏宗教意識的一個人間根源，這種認識主體介入很深的觀察，跟他又刻意“換位思考”于客體，形成極有張力的互動，乃是他的邊陲意識的一大特色，後文還會涉及。   他的邊陲考察、采訪，在近二十年中國平庸的紀實性文字里，是作家拓展書寫疆域、突破信息封鎖乃至挑戰體力、心力極限的一個特例；更遑論九十年代以後，民族主義升級為官方意識形態，“漢族至上”思潮和話語霸權在民間蔓延，民族問題成為禁區，王力雄在這種氛圍下展開他的新疆考察，1999年被捕並在監禁中為抗拒逼供不惜自殺，險些喪身。就憑這幾點，王力雄也堪稱非虛構文學和人類學調查在中國的一個“探險者”。     對中國“大一統解體”的研究     由黃河溯源而上青藏高原，是一個雙重的隱喻︰既在地理上從中原到邊陲，也在權力網絡上從中心到邊緣，所以西藏、新疆等區域，與中國／漢族的關系，也是一個雙重的“中心－邊陲”，其間復雜的歷史、文化、政經脈絡，可謂“剪不斷、理還亂”，而王力雄作為一個來自中原的漢人，他所投射的邊陲關注，在這種“雙重性”里如何定位，令人矚目。   無疑，王力雄面對邊陲的焦慮，一直是投向“中心”的，即根本上他是在面對專制中國走向分裂的危機。為什麼他寫完黃河潰決泛濫之後，馬上就意識到一個更大的潰決呢？他從“黃禍”開掘出更深一層的憂患︰“大一統解體”研究——他是這個領域里第一個認真的中國人，除此之外，中國只有狂妄的民族主義分子和愚昧的大漢族主義者，其特征除了武力脅迫、輕言戰爭，就是阿Q式的恃強凌弱和虛言“反帝”的受虐傾向。比較搞笑的是，當 “說不”世代一浮出地表，中國邊陲也響起另一種“說不”︰台灣、西藏、新疆。   上述三個潛在分離板塊中，台灣最搶眼，聲音也最大，另外兩個板塊則沉默得多。其實，“台灣板塊”因孤懸海外，中國勢力不逮，惟有恫嚇和圍堵可施，若非島內尚有國民黨和外省人，以中共蠻橫的對台政策，此島恐已裂去。所以，若檢視中共“大一統解體”控制方略之成敗，要看另外兩大“板塊”——西藏等于66個台灣、新疆也有46個之多，“大一統”裂痕已深入骨髓，只是被掩蓋著，或者大家裝著看不見，王力雄則偏要“哪壺不開提哪壺”，而他那“不是結論”的結論，更指向悲觀的“無解”境地，他命題西藏一書便說︰“我給這本書取名《天葬》，就是取自這樣一種意象——西藏在被撕裂，西藏正在死亡。”人們又何嘗讀不出另一種“天葬”︰大一統中國的解體？   “萬里寒光生積雪，三邊曙色動危旌。”共產黨標榜“國際主義”，骨子里卻是帝國主義，斯大林的甦聯和毛澤東的中國皆然。毛從不掩飾其帝王心態，也欲稱王“第三世界”，對于中國版圖，則是重返康熙的夙願。毛時代的民族政策，以“階級斗爭”和無神論折騰有信仰的邊疆民族，惹出五九年西藏暴動及達賴出走、六二年六萬人逃亡的新疆“伊塔事件”；從鄧小平開始的“改革”，名為糾“左”，實則改為赤裸裸的控制︰經濟上的“輸血”和“掠奪”雙管齊下，並不動聲色以移民改變兩個邊陲的“人口比例”，愈加驅使維吾爾人藏人的離異之心，而彈壓變本加厲，龐大國防軍淪為護院家丁。   王立雄的西藏考察始于九十年代，因其焦慮一直投向“中心”，則他對“大一統解體”的思考，勢必陷入所謂“改革話語”的罩門。他說︰“之所以研究西藏問題，是因為我認為中國政治改革的首要挑戰會是民族問題，民族問題在很大程度上決定政治改革能否成功，甚至決定政治改革能否開始。專制權力總是把國家分裂的危險作為拒絕政治改革的理由。”其實不僅中共從無政治改革的絲毫意願——“改革找死，不改革早死”，中國的“大一統論說”也確有同樣的悖論︰實行真的自治，便是分離的開始。這是為淵驅魚的中共民族政策的邏輯後果。民族問題的終結，在于中國未來憲政的設計，須基于“種族平等”原則，否則無從談起。     中庸與換位思考     中國人的價值觀因欠缺人權維度，則斷然不會有種族平等意識，這是“大一統”的死局所在。但是一項人類學研究，對于價值層面的東西，是無可如何的。《天葬》開篇就介紹了西方“主權體系”與東方觀念的糾葛，不過我覺得，當代中國人（中原人）對西陲的看法，跟古代（中世紀）漢胡／華夷之間的征伐、懷柔那一套相去不遠，只不過羼入了一截“近代恥辱”之後，其“受難遺產”多為負面、病態，大漢族主義特別亢奮，且有“民族自閉”傾向，听不見它的受難者的聲音，而漢族精英中，對邊陲異族秉持“同情的了解”者鳳毛麟角，甚至“自由化分子”多數也持“大一統”理念。   漢唐間有“昭君出塞”、文成公主等西域美談，傳頌千古，究竟謳歌的是什麼？難道只是那種為漢家“贖身”的奉獻，而沒有一點對異族“同情的了解”？不錯，那時強虜環伺邊陲，中原積弱，難道如今人家衰落了，我們就連昭君文成也不稀罕了嗎？中原的強大，若無盛唐的胸懷在期間，“大一統”只是一個空囊。   “同情的了解”又談何容易？王立雄的西藏考察，幾與“民族主義”思潮的興起同步，而他掙扎其間的軌跡，也是明顯的。他告訴億萬漢人（對西藏的常識只有才旦卓瑪和小調“在北京的金山上”）幾個匪夷所思的事實︰高海拔與信仰是西藏文明的“核保護傘”，但邊防又成為它的死棋；“大西藏”的“自治”，近乎是共產黨丟掉四分之一江山，而一個達賴喇嘛就可以撬動整個地球……對于西藏問題，王立雄避免“斧子一邊砍”，試圖在北京與達蘭薩拉之間找到一個公允的中間點，他幾乎是擺足了雙方的局限和弱點，以期引向妥協的“雙贏”終點，毋寧是中庸之道，一種傳統中國智慧。   這樣的“中庸”，被王立雄帶到世紀末的新疆，就再也用不上了。偶然的原因，是他的西藏考察模式不能沿用于新疆——他為了一本官方的新疆《文件匯編》而被捕；但深究一下，他遍游西域，進入異族的內心沒有？《天葬》里藏人的聲音是不是被過濾了？他反省道︰“直到我入獄前，走遍了新疆的我，沒有一個維吾爾朋友……至今，我未見任何漢人研究者真實展現過維吾爾人的內心。”不能“中庸”的結果，才使他開始“換位思考”，“那次入獄給我的最大收獲就是結識了穆合塔爾。這本書正是因為有了他，才有了現在的角度——不再居高臨下，而是置身其中；不再用外人眼光，而是站到了維吾爾人中間。”（《我的西域，你的東土·前言》）這本新著乍看沒有《天葬》系統、面面俱到，卻是第一次由漢人替維吾爾人系統地向“大一統”體制發出抗辯，從民族自治、經濟分配、宗教政策，直到漢族移民等一攬子沖突、難題，在伊斯蘭文明深陷困境的今天，王力雄此書的先鋒性，莫道漢語世界無人比肩，在與伊斯蘭相抗的整個國際視野里，也是空谷足音。     中華無奈︰帝國驕橫，邊陲淒涼     我作序《黃禍》時，稱王力雄“有一種強烈的崩潰感一直在內心沖擊他”，這是我跟他最有同感的地方，而他的憂慮毋寧首先也在大一統的主體漢人這一邊。他致穆合塔爾的信中，談到“中國離九一一有多遠？”，談到恐怖襲擊摧毀三峽大壩，那便是他曾描寫過的“黃河大潰決”，變成“長江大潰決”；他又進一步分析中國“大一統”有別于聯邦制國家，其解體一旦開始，“可能變成一個找不到終點的過程”，“漢族地區為什麼就不可以分離呢？”中國將四分五裂。   就避免災難性的最壞後果而言，中心與邊陲是均等的。在理念上同情支持西藏、新疆的獨立權益，並非難事，難的反而是以平常心檢視這種後果的災難性，這是一種“倫理責任”。王力雄從“換位思考”更走向“設身處地”。他想象西藏“獨立戰爭”的不寒而栗，“為數幾百萬的藏人將與十幾億人口的中國進行漫漫無期的較量，承受一場接一場在西藏本土進行的戰爭和巨大消耗……”；他也對穆合塔爾說︰“新疆所有當地民族加在一起，不足中國漢人的百分之一。在人口和實力相差如此懸殊之下，如何指望用戰爭方式獲得獨立呢？”而且，獨立未始不是繼續分裂的開始，因為新疆是民族關系最復雜的區域，並非只有一個維吾爾族，未來的民族沖突會很暴烈。   王力雄也沒有忘記告訴維吾爾人︰“回顧歷史，可以發現中共當年奪取權力的過程中，從不吝惜使用暴力，也毫不顧忌傷及無辜，以今天標準衡量，可算地道的恐怖組織。”他還給穆合塔爾講了一個當年中共武漢地下黨策劃刺殺蔣介石的故事，方案選擇的竟是在一個群眾集會上，一百二十五人一起扔炸彈。在“恐怖主義”的競賽上，伊斯蘭極端分子跟共產黨相比，就是小巫見大巫了。   其實，這已是眼前的事實。後“六四”二十年里，中國的“經濟奇跡”催肥“民族主義”，也將“大一統”充填成巨無霸，越發大刺刺的驕橫起來，其效應便在“三一四”拉薩事件和“五七”烏魯木齊事件，皆突發、血腥、撲朔迷離，國際社會如墜五里霧中，眼睜睜看中共將藏維兩族玩于股掌之上，事後還不忘朝西方抹淚說它遭到“恐怖襲擊”。在世間渾沌的輿論，和眾多疆藏問題專家的分析中，我看只有王力雄獨到而敏銳，指出新疆“巴勒斯坦化”、中國民族矛盾升級為種族對立；他並分析激化原因，乃中共在民族地區實行“主動出擊、露頭就打、先發制敵”的政策，後來發揮成“不露頭也要打，要追著打”；其背後的利益驅動，是所謂“反分裂”的職能部門要“吃反分裂飯、升反分裂官、發反分裂財（平措汪杰語），而“所謂的‘分裂’越嚴重，帝國賦予這些部門和人員的權力就會越大，輸送的資源也會越多。這決定了他們從本能上會希望‘分裂’問題始終存在。”這樣的凌迫，正在把不殺生的藏民族逼向武力反抗，也把溫和的新疆穆斯林激往極端。   王力雄的崩潰預感越來越嚴重了。他談到沙堆結構的“一體性”，達到“臨界”狀態時，任何一粒新沙的滴落，都會導致沙堆整體坍塌。“大一統”結構正是趨近“臨界”的一個沙堆。中共的驕橫，恰好是它的無奈——不僅要維系專制，還必須在一個巨型結構里維系，崩潰是難逃的結局。王力雄的另一部《黃禍》正在預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