口述史大師唐德剛青史留名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以耀眼的文采、豐厚的學養和獨特的史識而蜚聲海內外的口述歷史大師唐德剛，十月二十六日因腎衰竭病逝於舊金山佛利蒙，享年八十九歲。唐氏多年前曾數度中風，並罹患失智症（老年癡呆症），今年則被診斷有腎臟病。自一九四八年留學美國、負笈哥倫比亞大學後，唐氏縱橫紐約學術界、文化界逾一甲子，今春始不捨地告別他長住數十年的新澤西，西遷加州，以便鄰近建築師兒子唐光儀和電腦師女兒唐光佩。 唐德剛於一九二零年八月二十三日生於安徽合肥，一生「徽音」不改。抗戰時代畢業於重慶中央大學（一九四三年），由於蔣介石曾一度兼任國立中央大學校長，六十年代唐氏以留美學人身份訪台獲蔣召見時，曾風趣地當面對蔣說他畢業於中大，是「天子門生」，蔣聽了不覺莞爾。唐氏於一九五二年獲哥大碩士，一九五九年獲史學博士，博士論文為一八四四年至一八六零年間的中美關係，一九六四年成書出版。唐氏曾任教哥大及主持該校中文圖書館並參與負責口述歷史計劃的中國部分。離開浸潤二十餘年的哥大後，唐氏執教於紐約巿立大學系統下的巿立學院近二十年，直至一九九一年榮休，其間曾任亞洲研究系系主任。唐德剛一生撰述不輟，風行兩岸三地的著作包括：《李宗仁回憶錄》、《胡適口述自傳》、《胡適雜憶》、《顧維鈞回憶錄》、《晚清七十年》、《袁氏當國》、《史學與紅學》、《毛澤東專政始末》等二十餘種。唐氏為人熱心、談吐幽默、交遊廣闊，一口濃重的合肥腔普通話，在海外華人文化界頗具「餘音繞樑」之效。一九九一年與海外華人業餘史學家共同創設「中國近代口述史學會」，以發揚口述歷史。據該會現任會長禤福煇透露，唐氏於今年西遷之前，響應華人圖書館專家馬大任（與唐氏同庚）所發起的「贈書中國計劃」，將一百二十四箱藏書贈送安徽大學。唐氏並將所有書信與手稿，交給口述史學會庋藏研究，而唐氏數十冊日記則由唐夫人吳昭文女士攜往加州。唐德剛於五十年代學胡適使用紅皮標準日記本寫日記，從一九五三年記到二零零七年，已積五十四本。在日漸凋零的老一輩中國留學生裏，才華洋溢的唐德剛是佼佼者。環顧海內外，於抗戰勝利至大陸變色期間出國深造的留學生，今仍健在的已為數不多。 與唐氏深交數十載而曾在八十年代中因論辯紅樓夢與唐氏打過短期激烈筆戰的文學大師夏志清小唐氏一歲，近年健康亦大不如昔。與唐德剛差不多同輩但不同行的老留學生，以楊振寧（一九二二年生）身體最好；比唐氏大三歲的史學大師何炳棣仍健在；同輩周策縱（一九一六年生）、黃仁宇（一九一八年生）、劉廣京（一九二一年生，中研院院士）和徐中約（一九二三生）四位史學家皆已作古。 唐德剛就像許多早期留美學生一樣，中英文造詣皆深，而唐氏天生文采斐然，文章和專書都能夠享譽華人讀書界殆非偶然。唐氏打響知名度的著作可說是《胡適雜憶》和《李宗仁回憶錄》二書。《胡適雜憶》使唐德剛名震兩岸三地，而《李宗仁回憶錄》則奠定了唐德剛在口述歷史上的權威地位。 唐德剛說：「一九七二年秋初，美國哥倫比亞大學的東亞研究所所設中國口述歷史學部公布了一部分中國文人的口述歷史自傳，由紐約時報財團所經營的美洲微縮膠片公司影印發行。其中關於胡適部分，原也是筆者二十年前襄贊胡適先生，斷斷續續地記錄，整理和編寫出來。」台灣《傳記文學》於一九七八年買到《胡適口述自傳》英文版翻譯權後，請求唐氏譯成中文。唐氏重睹二十年前的舊稿，乃「就本稿編撰始末和筆者個人由認識到襄贊胡先生的往還和工作的經過，作一簡短的交代」。幸好唐氏並未「作一簡短的交代」，而是洋洋灑灑地寫了一篇引人入勝而又辭豐意縱的《胡適雜憶》長文，連載於《傳記文學》。夏志清為成書出版的《胡適雜憶》寫序說﹕「《胡適雜憶》不止是篇回憶錄，它暢談歷史、政治、哲學、文學、文字學，以及其他一切胡適生前關注的學問，比起《李宗仁回憶錄》來，更令人見到德剛才氣縱橫、博學多智的這一面。」夏氏又說﹕「同胡適一樣，唐德剛的中文文章比他的詩詞寫得更好。《胡適雜憶》出版後，我想他應公認是當代中國別樹一幟的散文家。他倒沒有走胡適的老路，寫一清如水的白話文。德剛古文根底深厚，加上天性詼諧，寫起文章來，口無遮攔，氣勢極盛，讀起來真是妙趣橫生。」 唐德剛說﹕「五十年代的初期，也是大紐約地區中國知識分子最感窒息的時代。當年名震一時的黨、政、軍、學各界要人，十字街頭，隨處可見。但是他們底言談舉止，已非復當年。」胡適其時正「流亡」紐約，當一個苦悶、清閒的紐約客。唐德剛說﹕「胡先生那時在紐約的生活是相當清苦的。當然清苦的也不只他一人。在那成筐成簍的流亡顯要中，大凡過去比較自持比較廉潔的，這時的生活都相當的窘困。陳立夫先生那時便在紐約郊區開設個小農場，以出售雞蛋和辣醬為生。」唐德剛回憶說﹕「胡先生那時經常在哥大圖書館內看書，來時他總歸要來找我，因為我是館內他所認識的、唯一的一位華裔小職員。我替他借書，查查書。有時也為他開開車，並應召到他東城八十一街簡陋的小公寓裏吃一兩餐胡伯母所燒的『安徽菜』。胡伯母（江冬秀女士）的菜燒的和她麻將技術一樣地精湛。」唐氏又說﹕「記得有一次胡先生要我替他借一本大陸上出版的新書。我說哥大沒有這本書。胡先生驚訝地說﹕『我們哥倫比亞怎能沒有這本書？！』」唐氏感慨地說﹕「胡適之的確把哥大看成北大；但哥大並沒有把胡適看成胡適啊！」曾在哥大任教數十年的夏志清說﹕「德剛這句沉痛的感慨一點也沒有言過其實。」 胡適常說自己是個「不可救藥的樂觀主義者」，但他寓居紐約那幾年卻幾近「窮愁潦倒」。唐德剛說﹕「他面對晚年生活的現實，有時也難免流露出他發自內心的鬱結。他不只一次的告誡我﹕『年輕時要注意多留點積蓄！』語意誠摯動人，聲調亦不無淒涼歎息之音。」當時流亡華府、與汪精衛政權決裂的高宗武擅長炒股票，曾幫胡適賺了一筆錢。而胡適接受哥大作口述歷史時，唐為他申請到三千美元一年，胡適感激不盡。 唐德剛在《胡適雜憶》中寫活了胡適之，為中國的傳記文學提供了最有價值的材料，同時也使世人從唐德剛的生花妙筆中更了解胡適真誠可愛的一面。胡適於一九五八年應蔣介石之邀赴台出任中央研究院院長，始結束他在紐約的落寞生活。 唐德剛在哥大中國口述歷史計劃中第一個訪問的是胡適，以後又陸續訪問過李宗仁、顧維鈞和陳立夫等人。唐德剛說﹕「我這個人可能運氣好，很容易和他們搞到一起。胡先生很厲害，對我像家長一樣，經常教訓我怎麼做學問啊；李宗仁跟我連距離都沒有了。李宗仁的太太（郭德潔女士）到香港，就剩我和李宗仁在家，李宗仁在家燒飯給我吃。我跟李宗仁也熟到我可以問他你女朋友叫什麼名字的地步；顧維鈞則始終跟我保持距離。」唐氏又說﹕「李宗仁也是我建議哥大為他做口述歷史的，但當我剛開始找到李宗仁時，他不敢談，顧維鈞最初對我心存戒心。他們知道我的老婆（吳昭文）是國民黨CC系（陳果夫、陳立夫）要人（前上海市政府社會局長吳開先）的女兒，我是CC的女婿，所以李宗仁和郭德潔談話都很小心。有一次我們隨便談到這兒時，他說，德剛，這CC有功勞啊，我說，CC也未必有什麼功勞。他說，德剛，你也敢講你丈人啊！我說我是搞歷史的，中立的，跟官僚不一樣。他很高興，趕緊讓郭德潔多做飯給我。李宗仁我給他搞了六、七年，慢慢處得像家人一樣。」《李宗仁回憶錄》出版後，有些親國民黨的史家貶其為是唐德剛的回憶錄而不是李宗仁的。李宗仁於一九六五年返回大陸定居。 一九八六年五月至十月，紐約華人文化界爆發了一場震撼海內外的紅樓論戰。唐德剛首先發難，發表一篇《海外讀紅樓》論文。他說，《紅樓夢》是中國小說走向現代文學的第一部巨著，研究《紅樓夢》，不能純用西方比較文學的角度，而應從「社會科學處理之方法」入手，了解當時文化社會經濟背景，才不致對這部巨著的精髓「隔靴搔癢」。 唐氏並批評五四前後，不論左右的留學生，乃至目前在哥大任教的夏志清，皆一味堅信非崇洋西化，則中國小說不足觀，實為「妄自菲薄的文化心態」。唐氏又說，中國大陸的文學批評界早年由批胡適、反胡風、反右、以至文革，造成極左教條主義。而夏志清和其兄夏濟安（已故）三十多年來在海外推廣的文學批評，其觀點則是由崇胡適、走資、崇洋而極右。唐氏強調﹕「如今海內『極左』者，俱往矣！海外之『極右』者，亦應自知何擇何從學習進步也！」 唐文發表後，在兩岸三地華人讀書界掀起了一陣巨浪。遭到唐德剛點名批判的夏志清不甘示弱，亦寫了一篇近兩萬字的《諫友篇——駁唐德剛〈海外讀紅樓〉》，以犀利的文字和旺盛的火氣痛批唐德剛。夏氏說﹕「唐德剛教授常常在文章裏開我的玩笑，我從不計較。二十四年的老友了，他要在筆上佔我些小便宜，也就由他，反正不會有人相信那些並不可笑的笑話的。五月初在五月號《傳記文學》上看到了他的新作《海外讀紅樓》，發覺他不再善意的開我玩笑，而是在惡意的謾罵了。」 唐德剛隨後又寫了一篇《紅樓風雨急——對夏志清大字報的答覆》。唐、夏的文章都充滿火藥味，亦不乏人身攻擊的詞句。兩位學高望重的學者竟撕破臉大打筆仗，可說是海外學術界和文化界前所未見的一樁大事。 與夏志清擁抱吻頰和解 海外媒體和知識界為免事態繼續惡化，在陸鏗等人的居間撮合下，於十月十日在曼哈頓山王飯店藉歡宴《傳記文學》創辦人劉紹唐和大陸名作家蕭乾訪問紐約的酒席上，敦促唐、夏杯酒言歡。唐、夏二人以含淚「熊抱」、夏氏親吻唐氏臉頰結束四個多月的「內戰」。中國知識界多少年來即流傳﹕「不可辯紅樓，一辯就會吵架」的說法，觀諸唐、夏之爭，信不誣也！唐、夏雖告和解，但兩人的友誼畢竟已蒙上了陰影。然而，唐、夏之爭亦涉及到兩個人不同的個性和政治態度，夏以反共自豪，唐則訪問兩岸多次。 口述歷史大師唐德剛如果有遺憾的話，那就是他未能為少帥張學良作一完整的口述歷史。目前坊間出版的所謂張學良口述、唐德剛著的《張學良口述歷史》，其實有誤導之嫌。一九九零年年初，張學良在台北想請唐氏為其作口述歷史，「替他寫一部李宗仁式的回憶錄。我雖然內心也覺得值得一寫，但是我還是誠懇地告訴他有關工作量和年齡的問題……我並誠懇地問他﹕台灣是人才濟濟的地方，為什麼要捨近求遠？他只是搖搖頭，意思是，在台灣這個地方，替他寫傳記的人，不可能公正落筆，還是美國好。而我就向他建議，就仿照李宗仁的辦法，將來由哥倫比亞大學主持其事。」 唐氏說﹕「我估計寫他那樣一本雙語傳記，至少要有三年以上的苦功。要有研究計劃、專任研究員和專任或兼職助理，有足夠的參考圖書，最好還要有專家組織的顧問和襄贊委員會。動手之前，至少要有現成美金十萬、二十萬的基金，這都是一個一流大學的專門計劃；不是我這個七十老翁一個人可以幹得了的。」張學良一再對唐氏說﹕「還是就照李宗仁傳的辦法，寫寫看嘛！」唐德剛說；「我內心立刻的反應，便是絕對不能『寫寫看』！」 由於唐德剛的過度慎重、考慮太多，而沒有為少帥做口述歷史，只是把他和少帥的數次談話整理成書。唐德剛失去了機會，卻由住在紐約的少帥女友蔣士雲（前銀行家貝祖詒的遺孀、建築師貝聿銘的繼母）介紹張之宇、張之丙兩姊妹（張之丙在哥大教中文而取得哥大的合作）為少帥作了一部錯誤百出、普遍遭到學者專家痛批的口述歷史（請參看林博文著《張學良、宋子文檔案大揭秘》，台北時報出版）。張氏姊妹和少帥在訪談中還一起批評唐德剛及《李宗仁回憶錄》。 唐德剛以口述歷史留名青史，但他自己卻未留下一部口述歷史；唐德剛以著史作傳名揚天下，卻未撰寫自傳或回憶錄，這都是中國文化界無可彌補的損失。唐德剛旅居新大陸六十餘年，一生關切中國文化與歷史的傳承。他是一個永不忘本的老留學生，也是一個以學問、文章、道德光耀於世的史學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