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EM>孟德斯鳩發現在中國輝煌的背後,隱藏一種巨大的黑暗力量,徹底漠視人的生命、尊嚴。在一片稱頌中,只有孟德斯鳩發出了刺耳之聲。他與黃嘉略交談,從中國的宗教、語言到風俗,不過他最關心的仍是中國的政府——它是歐洲所想像的那樣文明、高效嗎?</EM></P> <P>——————————————————————————————————<BR>一七一三年,孟德斯鳩在巴黎拜訪了黃嘉略。前者二十四歲,正在鑽研法律精神,像那一代法國知識分子中的很多人一樣,他對於自己所生活的國家深感不滿,渴望從另一個世界尋求智慧。</P> <P>三十四歲的黃嘉略,住在塞納河南岸的蓋內戈大街,剛娶了個法國妻子瑪麗—克洛德•雷尼耶。出門時,他的臉會修得乾乾淨淨,頭上也戴了撲粉的假髮,頸上打著領結,袖口扣著褶邊,拄著時髦手杖。但一眼可知,他有一張典型的東方人的臉。</P> <P>一六七九年,他出生在中國福建省。一七零二年,他跟隨一位天主教傳教士來到歐洲,在移居巴黎前,他為梵蒂岡教廷工作過,現在他為法國的國王圖書館翻譯中文典籍。</P> <P>在很大程度上,他受惠於在歐洲持續升溫的中國熱。世界對中國的想像是從馬可•波羅開始的。一二七五年至一二九二年間,意大利人馬可•波羅生活在元朝的中國。在他回到歐洲後的精妙述中一個中國形象形成了,它是「仁慈的獨裁,巨大的規模,典雅的風俗,貿易富足,高度城市化,富有創造性的商業交易,不擅戰爭」。</P> <P>在日後的漫長歲月裏,這個中國形象屢經挑戰,卻從未失去生命力。即使在中國形象開始跌落的十九世紀初,拿破崙仍擔心這頭睡獅的醒來——它睡著了,但仍是頭獅子。</P> <P>在自己渾然不知的情況下,中國成為很多國家的參照系。人們總需要一個美麗世界來證明自己所生活的境況乏味不堪。中國龐大、遙遠和神秘,可以被塑造成各種形象。哥倫布一四九三年的遠航,是被中國「遍地的黃金」所刺激,中國的富有突顯了歐洲的貧窮。萊布尼茲在一六九九年寫作《中國書簡》時,正焦灼於天主教和新教之爭,中國意味著寬容與和諧,康熙在一六九二年發出容許天主教的聖諭傳到他的耳中時,這種期待又增加了,他也認定中國人日常生活中「實用哲學」和「自然宗教」將幫助歐洲人的道德潰敗,他期望將中國的信仰、知識體系引入歐洲,以共同創造一個全新的文明,「我們需要來自中國的傳教士」,他寫道,並聲稱對中國的探討是「為了照耀我們的時代」。</P> <P>中國刺激整個歐洲的情緒,從味覺、審美到教育。茶葉、絲綢與瓷器,源源不斷地運來,似乎永遠供不應求。一六五七年,托馬斯•加勒維在倫敦開了第一家茶葉店,海軍軍官Samuel Pepsy在日記裏得意寫道,他今天喝了一種叫茶的飲料。而瓷器,「(它)對歐洲人的情趣和生活方式產生了深刻影響。當它從王公們的珍寶館跑到上流社會的餐桌上和碗櫃中時,孕育了一種新的洛可可(Rococo)的優美風格和新的優雅舉止」。</P> <P>啟蒙運動的領袖伏爾泰繼承了萊布尼茲對中國的樂觀,他在一七五五年的劇作《中國孤兒》中說服歐洲公眾,中國的經驗表明,倫理與道德不一定要來自宗教系統。他還對科舉制度傾心不已——知識分子不需借助出身,僅僅通過考試就可以晉升統治階層(劍橋大學與牛津大學的確分別於一七零二年和一七零九年,將中國人多年的筆試引入了考試)。</P> <P>他們不知道中國的「文字獄」、戰亂。從中國傳來的消息支離破碎,他們所見的中國人也不多,黃嘉略是少數的幾位,孟德斯鳩想從他身上滿足自己所有對中國的好奇心。</P> <P>在一片稱頌中,只有孟德斯鳩發出了刺耳之聲。他與黃嘉略交談,從中國的宗教、語言到風俗,不過他最關心的仍是中國的政府——它是歐洲所想像的那樣文明、高效嗎?</P> <P>孟德斯鳩沒有探尋到一個燦爛的中國,反而是一個黑暗的世界。「統治者擁有無上的權力,同時擁有了神權與世俗權力,皇帝也是文人的領袖。所有管轄下的人與物,都暴露在一個暴君的反覆無常的不受節制的任性的面前。」</P> <P>孟德斯鳩的結論與馬可•波羅的描述,拼貼成一個真正的中國形象。在它輝煌的背後,隱藏一種巨大的黑暗力量。這個黑暗力量徹底漠視人的生命、尊嚴,而表面的輝煌經常建立在這黑暗力量之上。</P> <P>三個世紀以來,距離已消亡,信息迅速流通,但對中國的理解,仍在這模式之下。三十年前,尼克遜(尼克松、尼克森)與基辛格崇拜於毛澤東無上的權力,漢學家們讚頌文化大革命的純潔與輝煌。而現在,全世界都在談論中國模式的成功,它或許真的創造了一種與眾不同的制度。但這種中國模式,不過是建立在對普通人的殘酷剝奪,對不同聲音的成功壓制,對於環境與資源的無節制透支,任何一件這樣的事情發生在正常國家,都將演化成驚人的動盪,招致激烈抗爭。中國模式的真正核心是,它可以暫時壓制住所有這些憤怒、悲劇與狂躁,直到有一天當閥門失靈時,之前所有的奇蹟都消失,它變成一場所有人都不知如何控制的混亂。而當混亂耗盡生命和精力之後,一切再度恢復秩序,中國人罕見的勤奮與實用精神,將再度創造另一個中國模式。從毛澤東時代到鄧小平時代,我們所經歷的不正是這樣的過程嗎?</P> <P><EM>(作者二零零零年畢業於北京大學,現為《生活》雜誌的聯合出版人,也是《金融時報》中文網的專欄作家。)。</EM></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