魔方式的国家——当代中国政治变迁的重新思考

<div>1</div><div>目录</div><div>结构性视角…………………………………………………………………………………………4</div><div>能动性视角…………………………………………………………………………………………5</div><div>值得商榷的威权主义国家概念…………………………………………………………….6</div><div>全球化与国家构建………………………………………………………………………………8</div><div>魔方式的国家的兴起…………………………………………………………………………10</div><div>威权主义国家………………………………………………………………………………..10</div><div>新自由主义国家…………………………………………………………………………….11</div><div>发展型国家……………………………………………………………………………………12</div><div>掠夺型国家……………………………………………………………………………………13</div><div>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14</div><div>统合主义国家………………………………………………………………………………..16</div><div>结论………………………………………………………………………………………………….17</div><div>作者介绍…………………………………………………………………………………………..19</div><div>参考书目…………………………………………………………………………………………..19</div><div> </div><div>摘要<o:p></o:p> <o:p> </o:p> 中国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重大谜题。<o:p></o:p> <o:p> </o:p> 中国谜题(Chinapuzzle)已引起了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以及该国未来政治变迁前景之间联系的激烈讨论。<o:p></o:p> <o:p> </o:p> 在本文中，我首先将检视关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辩论。我想指出，结构性的视角没有能够把中国党国采取的各种策略性回应纳入分析之中，因而存在许多缺陷。同时还要指出，虽然以能动性为中心的视角对于中国的情况更具解释力，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充其概念以捕捉党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从而超越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简单的二分法。随后，我提出了体现在全球化的辩论中的国家构建的分析框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审视，过去30年里中国党国内部的变化可被视为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做的回应。一方面，这些回应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是该政权面对各个时期挑战所做出的灵活反应。另一方面，党国在先前（译按：改革开放初期）已确定，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争取其政治生存，并拒绝了把民主化当作一个选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愿意吸收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或削弱（其对经济的干预）或转变为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在积极重建其能力，将自身转变为了一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式的国家：即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统合主义国家。正是这六面的结合使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并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o:p></o:p> <o:p> </o:p> <o:p> </o:p> <o:p> </o:p> 2<o:p></o:p> <o:p> </o:p> 正文<o:p></o:p> <o:p> </o:p> 中国给我们这个时代提出了一个重大谜题。<o:p></o:p> <o:p> </o:p> 乍看之下，外国观察家通常会对中国在全球化方面两个相去甚远的形象感到困惑：在经济方面，中国已成为扩大贸易和全球生产的先驱，作为国际分工中的世界工厂，中国经济的力量在全球每一个角落都能感觉到。但是，在政治方面，中国仍然由一个威权政权所统治，过去三十年里，第三波民主化的强大政治潮流，席卷了欧洲、拉丁美洲、亚洲和其他地区的许多国家，但中国却置身事外。依据传统认识，根本不能说清为何一个国家能够参与世界资本主义经济体系如此之深，同时又能保持人们普遍认为是上个世纪所遗留下来的那种政治体制。当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使关于中国的辩论出现了新的变化：由于许多西方国家正在辩论是否将银行国有化，加之中国突然被视为资本主义的救世主，中国政治与经济的看似矛盾的性质已变得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有趣。<o:p></o:p> <o:p> </o:p> 中国谜题(Chinapuzzle)已引起了关于经济发展与民主化以及该国未来政治变迁前景之间联系的激烈讨论。在经验层面，“大多数中国问题专家都同意以下关于中国政府未来前途的三种主流理论之一：（1）它将走向崩溃，（2）它将迎来民主化，（3）它将延续威权统治”（黎安友，2006，p.177）这些关于政治变迁不同的观点基于两个截然不同的理论视角：第一种强调结构性因素，包括民主在社会经济和文化上的必要条件，第二种则将政治体制看作是政治行为者策略选择和互动的结果（Colomer，2000）。这两种视角在有关经济发展是否必然导致中国民主化的问题上存在着尖锐分歧。<o:p></o:p> <o:p> </o:p> 在本文中，我首先将检视关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的辩论。我想指出，结构性的视角没有能够把中国党国采取的各种策略性回应纳入分析之中，因而存在许多缺陷。同时还要指出，虽然以能动性为中心的视角对于中国的情况更具解释力，但仍需要进一步扩充其概念以捕捉党国发生的多种变化，从而超越威权国家与民主国家的简单的二分法。<o:p></o:p> <o:p> </o:p> 随后，我提出了体现在全球化的辩论中的国家构建(statebuilding)的分析框架。从国家构建的角度来审视，过去30年里中国党国内部的变化可被视为面对全球化挑战所做的回应。一方面，这些回应既没有周密的计划，也没有统一的意识形态基础，往往是该政权面对各个时期挑战所做出的灵活反应。另一方面，党国在先前（译按：改革开放初期）已确定，将通过促进经济增长来争取其政治生存(politicalsurvival)，并拒绝了把民主化当作一个选项。为了实现这一目标，它愿意吸收各种不同类型国家的经验，不断增强其国家能力。在全球化的过程中，许多发展中国家及发达的工业化经济体或削弱（其对经济的干预）或转变为守夜人的角色，唯有中国的党国体制一直在积极重建其能力，将自身转变为了一个具有六面特征的魔方式的国家：即威权主义国家、新自由主义国家、发展型国家、掠夺型国家、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与统合主义国家。正是这六面的结合使中国成为经济发展的先行者，并使其避免加入第三波民主化。<o:p></o:p> <o:p> </o:p> <o:p> </o:p> <o:p> </o:p> 3结构性视角<o:p></o:p> <o:p> </o:p> 对于中国民主化前景的结构性视角可衍生为三派。一派强调威权国家得以延续的结构性必要条件。该派认为，由于国家的治理能力以及曾经维持了威权国家的来自人民的支持等情势已经严重恶化，威权政权之崩溃将指日可待（章家敦，2001）。另一派则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必要条件。它认为，中国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教育的普及，为该国走向民主化创造了有利条件（Gilley，2004）。第三派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权极具韧性。它认为，欧洲民主政体的兴起，是由欧洲大陆封建时代特殊的社会结构造成的。而中国在其前现代时期的社会结构与之本质不同，故而即使有中产阶级兴起，也不会必然出现民主转型。基于同样的原因，中国未来的政治变迁将最有可能走向法治，而不是民主化（潘维，2006）。<o:p></o:p> <o:p> </o:p> 崩溃论强调以往用来维持该威权政权的条件正处于逐步衰落的状态。根据这一观点，在中国的党国抛弃了毛泽东时代的社会控制机制，从极权主义转向威权主义后，对于中国人民而言它已失去价值。从法轮功到达赖喇嘛、维吾尔人以及穆斯林，各种社会群体对于威权统治的不满日益加剧。普遍腐败已经成为威权政权最大的威胁，因为它“远比其他事物更令中国人愤怒”（章家敦，2001，p.269）。低效率的国有企业（SOEs）将迟早倒闭。银行内部隐藏着巨额不良贷款。加入世贸组织对中国的影响最终将造成大规模失业（章家敦，2001）。“尽管其经济发展和进步令人惊叹，一系列自毁性的动态正在削弱中国最重要的政治制度——国家和执政党”（裴敏欣，2006，p.206）。最后，这些问题“可能导致这个共产主义政权在数年而不是数十年内崩溃…所有导致真正大规模崩溃的要素都已具备…问题将由什么来引发它“（沈大伟引麦克法夸尔语，2008，p.25）民主化论与崩溃论一样采取结构性视角(structuralperspective)，但更强调民主化的结构性必要条件。它认为，当人均GDP达到3,000-10,000美元（根据学术研究），威权政权就会走向崩溃。根据世界银行2002年的评估，按购买力平价计算的中国人均GDP已达4,000美元左右。此外，中国在参与全球化的过程中已见证了公民社会的浮现、法治的日渐增强以及与外部世界前所未有的互动。同时，经历过长征的一代已经离世，威权政权的“老兵”离开了历史舞台。今天，即使在中共（CCP）内部，人们也在讨论有关民主的问题。此外，军队开始被非政治化，一度在政治上和经济上具有强大实力的人民解放军现在已不再占据政治局常委的席位。尽管相当反民主的儒家思想确实是中国社会和政治价值观的核心，但事实是，就算目前是非民主国家也并不意味着它将来不能成为民主国家，历史上每一个社会在转型为民主国家之前都是非民主的。西方国家如此，世界其他地区的国家同样如此，这一点毋庸质疑。（Gilley，2004）延续论的观点将中产阶级的兴起与民主化的关系放置于现代化进程的背景中进行研究，把民主国家兴起看作是特定历史条件下的结果，而不是现代化进程中政治变迁的普遍性轨迹。它指出，民主国家在现代欧洲的兴起与其封建时代独特的社会结构有关。这些欧洲国家的社会结构缺乏某些社会地位等级出售土地和劳力的经济自由，政治平等方面则拒绝给予下层社会参与政府的机会。此外，分权的政治实体之间的竞争与碎片化社会，培养出了一种牢固的实力政治传统。同时，宗教在欧洲社会所起的独特作用，导致了强有力的法律传统——认为法院的权力来自于与上帝的契约。对于在<o:p></o:p> <o:p> </o:p> <o:p> </o:p> <o:p> </o:p> 4工业化进程中崛起于欧洲政治地平线上的中产阶级，民主是这些问题最完美的政治解决办法（潘维，2006）。与此相反，封建时代的中国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自由传统，允许人们没有阻碍地出售土地和劳动力。科举制度则为下层社会开放了向上的社会流动渠道，形成了独特的政治平等传统。在儒家传统的影响之下，治理严重依赖于通过说服灌输道德准则而不是实力政治原则。这样的治理模式导致一个“小政府”同时国家与社会的边界变得模糊。其结果是道德准则代替了上帝的法律成为合法性的来源。然而，中共掌权之前各种政权的失败，并不是由于它们是威权主义的这样一种事实，而是他们无法动员中国社会使其不受帝国主义革新(imperialistinnovation)的伤害，并建立起现代工业。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中国最终选择威权主义（潘维，2006）。<o:p></o:p> <o:p> </o:p> 许多对中国新兴中产阶级的实证研究似乎支持了延续论的观点。它们表明，传统的社会结构在当代中国仍发生作用。包含于以及嵌入到乡土中国的各种连带团体(solidaritygroups)的成员们以道德标准来判定领导人，如果他们遵守这些非正式惯例则让他们留任，如果他们做不到，就让他们走人。这支持了潘维的主张，传统的治理依赖于背后的道德原则，但还证实了一种反向的情况：不仅官员使用道德灌输说服人民，人民也用道德准则来评价官员。此外，人品也是传统的连带团体强制要求的，如基于血缘的家族以及乡村庙社分支。这些团体继续存在，甚至在经济改革时代仍然运作。通过道德原则和连带团体这两个因素的结合，不管经济是否快速发展，在缺乏正式的民主制度的情况下还是可以实现问责制（蔡晓莉，2007b）。<o:p></o:p> <o:p> </o:p> 企业家，中国兴起中的中产阶级主要代表之一，既没有表现出对政治变迁的明确意愿，也没有持有进步主义的或自由主义的观点。这些企业家大都持精英主义的观点，“支持像他们那样的人们更多地参与，而不是支持更广泛(人群)的政治参与。”他们持一致的立场，认为中国党国在没有社会输入(societalinput)的情况下发挥着在经济改革中的领导作用。“企业家比官员更加关注经济竞争对稳定的影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红色资本家最能接受以经济的持续增长为代价来维持稳定”（狄忠蒲，2003，p.135）。与现代化理论家的预言相反，经济增长对中产阶级的影响，以个人的繁荣来衡量的话，并没有显著影响中国新兴的中产阶级的态度——关心政治改革的步伐或发动政治和经济改革的国家的领导层（狄忠蒲，2003）。此外，党国已经为企业主提供了表达他们关切的非正式渠道。（蔡晓莉，2007a）因此，尽管事实上中国并没有明确排除民主化的可能性，这些研究仍认为，“民主化的可能性既不太可能直接由私人企业家的要求也不太可能从他们非正式的处理策略中产生”（蔡晓莉，2007a，p.219）。<o:p></o:p> <o:p> </o:p> 能动性视角<o:p></o:p> <o:p> </o:p> 能动性视角(Theagencyperspective)强调中国党国体制对全球化挑战做出的策略性回应。这些回应包括行政改革、吸纳新精英、构建新的统合主义机制以及各种党建努力。<o:p></o:p> <o:p> </o:p> 根据能动性视角分析方法，中国的党国体制并不是如威权主义国家概念所言的那种拒绝任何变化的政治实体。自1980年代以来，它已经在行政改革领域迈出了许多步。尽管邓小平对政治体制改革的看法限定在了一个很小的范围内，但他仍然强调改革党国体制是为了“维持并进一步巩固党的领导和纪律而不是削弱或放松它们”（裴敏欣，2006，p.47）。邓小平指出了中国政治体制存在的四大问题：官僚主义、最高<o:p></o:p> <o:p> </o:p> <o:p> </o:p> <o:p> </o:p> 5领导人的过度集权、党政干部终身制、党政干部职位所带来的特权。1990年代早期以来，中国共产党已开始将教育背景、技术特长、专业水平以及年龄作为提拔党政干部的标准。与此同时，党和政府的高级干部不再终身任职，不同层级在特定年龄的强制退休得到了严格执行（黄靖，2008）。此外，领导层权力交接的程序也得到了正式地制度化。不论是从邓小平到江泽民还是从江泽民到胡锦涛，最高领导权的转移都相对平稳，没有引发重大的政治动荡（黄靖，2008）。为了消除低效、运转失灵、人浮于事和退化，政府进行了数轮的官僚体制改革，这通常出现在新总理产生之后（Burns，1989；郑永年，2004）。1990年代以来，中国在决策程序中引入了公开听证、公开协商以及公开审议的正式机制——尤其是在具有重大政治意义的问题上。在中央和地方层面，这已取得了一系列进步（俞可平，2008）。<o:p></o:p> <o:p> </o:p> 吸纳已成为党国体制在经济改革中的一项调适性策略。中国共产党一直在吸纳能提出新观念、新目标的精英。在抛弃了阶级斗争的旧有教条后，吸纳政策由排他性转为包容性，即招募那些党所依赖的、掌握着党所需资源的精英和对之采取排挤会带来威胁的精英。结果，许多曾经的阶级敌人和反革命分子被拉到了党内，因为他们拥有能够使党完成促进经济发展这一新政策议程的手段（狄忠蒲，2003）。私营企业主和知识分子是吸纳的两大目标群体。中国共产党积极地吸收大学生入党，并通过提拔45岁以下教职员工为高校管理者，指定青年知识分子为“储备干部”，向选定的高级知识分子和专家授予专业荣誉、认可以及特殊津贴来许诺职业和物质好处。到了1990年代末，将近20%的中共党员拥有大专或大专以上同等学历（狄忠蒲，2003；裴敏欣，2006）。<o:p></o:p> <o:p> </o:p> 在体制内构建新的统合主义机制是中国共产党适应新的、开放的市场经济和日趋利益化的政治的另一个重要手段。随着私营企业主及其商业组织在经济领域得势，他们形成了在政治事务中维护自己利益的倾向性，并通过商业协会来保护个人和集体利益。由极权主义转变为威权主义之后，党国体制便较少地通过强制和宣传来控制社会。相反，该体制以组织操纵取代了象征操纵，与商会、工会和各类职业协会建立了联系。“为了疏导利益表达、规范国家和社会重要群体间的信息流、至少用部分社会规则取代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直接控制，国家创造了密集的经济和社会组织网络”（狄忠蒲，2003，p.58）。在中国，统合主义是用来在不产生重大危机的情况下放松国家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而非强化这种控制（Unger&Chan，1995）。<o:p></o:p> <o:p> </o:p> 中国共产党进行的党建是又一个重要的调适性策略，它包括反腐败、加强党纪、重建地方组织、提高党外协商与监督、发展党内民主、提高干部素质、为党政干部提供在职培训，以及扩大党校系统和干部培训机构（沈大伟，2008）。<o:p></o:p> <o:p> </o:p> 以上所有的措施都帮助中国的党国体制维持了控制力。尽管鲜有分析者如此深入地指出这些步骤为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民主化的一种替代选择，他们的分析至少有助于理解为什么中国能够实现“没有民主的资本主义，没有政权更迭的政治变迁，乃至共产党内出现资本家”（蔡欣怡，2007，p.221）。<o:p></o:p> <o:p> </o:p> 值得商榷的威权主义国家概念<o:p></o:p> <o:p> </o:p> <o:p> </o:p> <o:p> </o:p> 6关于中国政治变迁的未来方向的争论一直围绕威权主义国家和民主国家这样的二分法展开。然而，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对我们理解中国政治经济现实的持续变化并非十分有帮助。<o:p></o:p> <o:p> </o:p> 首先，威权主义国家这一概念不能准确地把握过去30年中国党国体制实质的变化。在现实中，我们面对的是“正在以自由落体的方式向迄今已知的体制转型的”("infreefalltransitiontosomesystemasyetknown")政治实体（Unger&Chan，1995，p.29）。然而，在学术讨论中，我们仍旧依赖旧有的、静态的概念，即“中国观察家发现其面对的体制很难使自己对当下正在发生什么制定分析性的框架，更何况去尝试分析中国可能的未来”（Unger&Chan，1995，p.29）。这些竞争性的观点引用了指向完全不同方向的范围广泛的例证。然而，党国体制过去30年的深刻变化并没有使我们的概念化过程出现任何变化。对于当下政权性质，分析家仍享有着相同的观点，他们的分歧只体现在对未来的预测上。对于认同崩溃论的学者来讲，威权国家是僵化的，它无法做出足够的改变来应对自己面对的挑战。对于认同政权存续论的学者而言，威权主义国家是具有韧性的，它能够很好地适应变化的环境。相反，坚信民主化前景的学者认为，威权主义国家是否发生变化是无足轻重的，因为它终究要被经济发展带来的进步所终结。<o:p></o:p> <o:p> </o:p> 其次，对中国政治未来的分析多采用强调单一维度的策略并做出相应的预测。这些单一维度也许对“一些更重要的趋势有较强的解释”（Unger&Chan，1995，p.29）；然而，它们都无法提供“针对今日中国所发生的一切的全面性框架”（Unger&Chan，1995，p.29）。这种分析思路忽视了这一事实：不同学派所争论的许多维度间实际上是密切相关的，建立在整体中一个组成部分所做的观点经常是自我矛盾的。例如，党国体制扩大与非国有组织交往的行为在性质上通常被视为统合主义的，而且这样的行为是为了增强党的合法性。但在现实中，这样的统合主义机制在地方层面时常产生有利于商界的政策。这是因为，地方政府和商业精英在地方层面的强大同盟会使国家转向掠夺型，这通常会加剧社会紧张状态并引发政治冲突（裴敏欣，2006）。<o:p></o:p> <o:p> </o:p> 第三，威权主义国家的概念完全建立在政治意义上。经济维度在这一概念下对于党国体制的本质来讲是外生性的(exogenous)。近期的民主化文献将一个国家的经济绩效视为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亨廷顿，1991）。然而在中国这一案例中，经济绩效恰恰揭示了威权主义国家为何得以存续。由于威权主义国家预防此类经济危机的能力是其存续的前提，处理经济事务的国家能力对威权主义国家自身的优势而言便是内生性的(endogenous)。如果我们没有将经济维度容纳在党国体制概念化的过程中，我们就无法有效解释中国的现状。此外，忽视党国体制中的经济维度既不能帮助我们将中国与朝鲜、古巴进行区别，将中国与俄罗斯和东欧进行区别，也无助于解释中国何以更加迅速且有力地对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做出了反应。我们需要的是直接对中国处理经济事务的能力进行概念化的政治经济学研究路径。<o:p></o:p> <o:p> </o:p> 结构性视角和能动性视角都认识到了中国发生的变化。然而，两者都未对这些变化进行概念化。相反，它们把这些外生的变化视为自变量，并用来预测这一威权主义国家的未来。我在本文中运用了一种不同的思路：通过借鉴有关全球化和民主化的主流社会科学文献，我将由经济绩效支撑的中国党国体制的韧性视为因变量；将中国国家构建或魔方式的国家的兴起视为中介变量(interveningvariable)，它可以解释为何中国党国体制得以存续并避开了通向民主化的道路；将中国共产党对全球化的挑战做出<o:p></o:p> <o:p> </o:p> <o:p> </o:p> <o:p> </o:p> 7的回应策略——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视为最终解释魔方式的国家兴起的自变量。<o:p></o:p> <o:p> </o:p> 全球化与国家构建<o:p></o:p> <o:p> </o:p> 我从围绕全球化的辩论得到启发提出了一种国家构建的研究路径(state-buildingapproach)去重新概念化过去30年中国党国体制的变化。国家命运是全球化辩论中的核心议题，国家构建研究路径认为，全球化过程不会长期削弱国家在经济治理中的角色。它认为，市场构建的过程也是国家构建的过程。全球化非但不会削弱国家力量，反而是国家构建的幕后推手。在很多国家，全球化加强了国家权威，甚至增强了国家把握机遇的能力（Kahler&Lake，2003）。国家构建研究路径认为，国家的经济治理角色可以在全球化过程中得到复兴和完善，而非遭受侵蚀。国家构建研究路径超越了国家扩张或国家收缩的争论，因为以扩张论或收缩论思考问题都会忽视一个重要的变化，这就是当代国家干预的目的和形式的变化（Levy，2006a，2006b，2006c）。为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实现最大化的收益，新型国家能力的发展与国家干预的减少同样重要（福山，2004）。国家能力事实上已成为国际竞争中的一个重要制度优势（Weiss，1998）。即使对于采用新自由主义政策并拥抱华盛顿共识的国家而言，其作用也在增加。这既表现在阻挠工会或生产商团体支持推行更有利于竞争的规则，也表现在迫使公共部门就范（Gamble，1994；包瑞嘉，1994）。对于发展中国家而言，减少规制并不必然会吸引更多的国外直接投资。在面对民族国家就流动资本展开激烈竞争的情况下，发展中国家必须努力创造出更多的有利于吸引国际资本的条件。离开了国家的贡献，发展中国家甚至不能在新自由主义的竞赛中胜出。<o:p></o:p> <o:p> </o:p> 全球化意味着由不断增加的资本、技术、观念、商品的自由流动甚至跨国劳务所支撑的国家规制式限制的瓦解、市场力量的释放以及不同国家融入全球制造体系。这样，全球化不仅为经济增长带来了重大机遇，也增加了开放市场经济的所附加的风险。一方面，全球化为发展中国家带来了前所未有的促进经济增长的机遇。全球制造体系的兴起大大降低了对发展中国家的制度要求。它使发展中国家通过参与多国合作所产产品的全球价值链低端来介入经济增长的过程。国外直接投资的涌入不仅带来资本，也带来了技术、管理手段和市场渠道。然而另一方面，通过将国内经济与国家市场相连，全球化也提高了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风险水平。市场力量释放的一个结果是，已建立的用来抵御大萧条的制度已逐渐被取代，社会项目也已纷纷下马。个人在市场上面对着更激烈的竞争，得到的政府保护也大大减少。当下的国际金融危机说明，在国内经济开放之后，一国的经济危机会很轻易地影响他国。在自由化、私有化、去规制化过程中，个人和单个公司面对的是以前从未遇到的不断增加的危机。只有国家能够将风险吸收并消化到现代技术和全球制造体系要求的程度（Weiss,1998,p.6）。在抢抓机遇和风险管理两方面，国家构建对一个国家在全球化中的表现至关重要。<o:p></o:p> <o:p> </o:p> 中国进行国家构建的努力导致了魔方式的国家(Rubik’sCubestate)的兴起。魔方式的国家只是一个类比。魔方有六个面，每个面都独立地展示了一幅完整的图片。然而，一旦魔方开始转动，六个面的完整图片就会被肢解，代之以来自不同面的方块组成的混合体。我认为，在中国的政治变迁游戏中，中国共产党是魔方的玩家。为了应对过去30年的全球化挑战，中国的党国体制发展出了六个不同的组成部分。它由极权<o:p></o:p> <o:p> </o:p> <o:p> </o:p> <o:p> </o:p> 8<o:p></o:p> <o:p> </o:p> 主义转变为了威权主义。此外，它还包含着符合新自由主义的、发展型、改进的社会主义、掠夺型以及统合主义国家的实质性元素。这六个侧面中的每一个都捕捉到了中国政治经济的某些核心特征。而六个侧面的组成情况则往往取决于中国共产党应对特定时间和空间条件下挑战所采取的回应策略。尽管六个侧面中只有威权主义能够表明中国政权的性质，但其他五个侧面对于我们了解当代中国的党国体制也大有帮助。尽管其他五个维度实际上并不会改变党国体制的威权主义本质，但它们的存在确实已经并会继续影响党国体制的命运和中国政治经济的性质。因此，如果忽视这五个维度，对中国何以避开民主化道路的任何解释和对中国民主化前景的任何预测都是有失偏颇的。<o:p></o:p> <o:p> </o:p> 党国面对全球化挑战的应对策略<o:p></o:p> <o:p> </o:p> 国家构建的研究路径并不是决定论的。它建立在“全球化创造出了一个新的环境，因此面对这种新环境的政治行为人必须有所回应”的假设上。然而，他们是否有所回应以及他们如何回应都依赖于国内的政治结构以及制度为何，因为“民族国家依然是政治论辩(politicalcontestation)的中心主题”（Kahler&Lake,2003,p.436）。因此，当我们说一个国家能够对全球化的挑战进行有策略的应对时，并不意味着每个国家都会明确地有所应对或者所有的国家都会以同样的策略应对到了同等的程度，抑或当他们回应了这样的挑战后都会取得相同的经济表现上的结果。<o:p></o:p> <o:p> </o:p> 中国的魔方式的国家的兴起，是由中共用来作为一种针对全球化挑战的应对方式而提出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所导致的。“一个中心”指的是经济发展，“两个基本点”则是坚持改革开放和坚持四项基本原则，其中四项基本原则是坚持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社会主义道路和坚持中国共产党领导。面对来自于新自由主义兴起以及第三波民主化的挑战，党国应对策略的核心就是拥抱前者而拒绝后者。为了基于经济表现来重建其执政合法性，党国愿意大规模地改革其国内经济制度并向国际市场敞开大门，然而与此同时，它又坚决拒绝朝向民主化方向移动的选项。<o:p></o:p> <o:p> </o:p> 这种战略有三个鲜明的特征。首先，中国拥抱全球化并不是受一种单纯的经济意识形态所驱动的，而是由党国体制能够生存下去这样一种政治目标所导致的。因此，中国经济里的国家从未完全放权给市场。其次，各种政见不同的力量在改革和开放的进程中共存于党内。“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政治策略看起来是自相矛盾的，因为它既鼓励改革以打破正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又同时为保守派提供了反击的武器。然而事实却是，正是拥有了如此不同的政治力量，才让中国共产党能在面对全球化挑战时得心应手地运用不同的策略。最后，中国的党国唯一做出的坚定的抉择就是避免走上民主化的道路。除了这一点，中共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战略都是未经预先计划的；还不如说，它是以零敲碎打的方式演变着的，经常被一些特定的挑战或者危机推着走。危机越大，它所表现出的调适性就越多样化。<o:p></o:p> <o:p> </o:p> 到目前为止我们所研究的“全球化和国家构建之间关系”的例子中，中国的案例是独一无二的。在其他的例子中，那些国家国家往往是被动的，并经常成为全球化的受害者。世界上的许多发展中国家如果想在经济危机中接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或者世界银行的救助就必须以接受一套受“华盛顿共识”影响的政策范式为附加条件。这种政策范式要求国家取消对经济的干预并放权于市场。前苏联和东欧的社会主义国家也接受了这种伴随着市场化和私有化的一揽子民主化改革方案。结果就是，随着旧有的国家干预撤出了市场，国家再也没有在经济领域发挥积极作用了。而相反地，中国的党国体<o:p></o:p> <o:p> </o:p> <o:p> </o:p> <o:p> </o:p> 9<o:p></o:p> <o:p> </o:p> 制却扮演了双重角色：它既是全球化的代理人(agent)，也是平衡市场的力量。关于魔方式的国家的六个看似矛盾的方面反映了党国所扮演的复杂的角色。<o:p></o:p> <o:p> </o:p> 魔方式的国家的兴起<o:p></o:p> <o:p> </o:p> 下面我就将讨论中国党国体制的这六个维度。在每一个维度里，我首先会介绍一个理想的类型，然后我会探讨深受“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原则影响的党国是怎样做出了自己的选择以及这个理想类型在中国实例中的变种(variation)，最后涉及到我们的核心议题，即政权的存活和政权变更。<o:p></o:p> <o:p> </o:p> 威权主义国家<o:p></o:p> <o:p> </o:p> 与传统的观点相反，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并不是僵化、一成不变的实体，而是一个相对较新的——在改革开放的时代国家构建的结果。为了了解中国威权主义国家的重要性，我们需要将它和它的前身，即一直到文化大革命结束时才寿终正寝的，极权主义国家做番比较。<o:p></o:p> <o:p> </o:p> 根据正统定义，极权主义国家的原动力来自于“极权主义需要不断煽动、满腔热忱，万众一心，和对抗性的外交政策姿态去针对外部敌人”(Sondrol,1991,p.602)。极权主义国家在本质上是纯粹政治化的，因为“对于乌托邦未来的意识形态的奉献代替了单纯的物质需要”(Sondrol,1991,p.603)。极权主义国家把触角扩展到了人民生活的每一个层面，侵入了传统的个人领域，例如文化，宗教信仰，家庭生活和邻里关系等等。它甚至还影响到了人们如何度过闲暇时光和如何选择职业。每一位居民和职员都有独立的档案。极权主义国家并不附属于任何稳定的司法体系。它的宪法总体来说充分允许了政府做任何事情(科尔奈,1992)。<o:p></o:p> <o:p> </o:p> 相较而言，威权主义国家放弃了进行一种总动员以及通过群众运动改造社会的想法。它不再有想要渗透和改变人民思想以及价值观方面的图谋。威权主义国家仅止于政治控制。威权主义国家允许一定数量的象征性的反对派以及“有限的多元主义”存在，而不是逼迫人们献身，做出牺牲。因此从这层意义上来看，威权主义国家比极权主义国家更加进步一些。只有明白了这一点，人们才会完全理解为什么70年代的文化大革命的浩劫没有让共产党失去来自中国人民的政治支持。<o:p></o:p> <o:p> </o:p> 中国这种转型的转折点是中共于1978年召开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在这个有历史意义的会议上，中共将其政策范式由阶级斗争转移到了经济发展上。在过去，党国体制的合法性主要由毛泽东个人的超凡魅力以及马列主义关于阶级斗争的理论维持着。但是自1978年以来，党国决定把合法性的基础转向经济表现。在1978年秋天和1979年春天期间，邓小平为共产党设计了“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战略。在这个战略的指引下，党国开始进行改革开放。为了释放市场力量，它放松了自己对经济和社会的控制。从这层意义上讲，采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战略直接引发了中国的党国体制由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o:p></o:p> <o:p> </o:p> 而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和其他的威权主义体制相比最鲜明的特征之一就是其对经济的重视。根据现存的文献记载，第三波民主化发生的部分原因是源自于1970年代早期布雷顿森林体系的崩溃以及第一次石油危机之后南欧及拉丁美洲的那些威权主义国家无法仰赖经济表现去维持他们的合法性(Huntington,1991)。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o:p></o:p> <o:p> </o:p> <o:p> </o:p> <o:p> </o:p> 10<o:p></o:p> <o:p> </o:p> 是，中共在70年代后期发起的由极权主义国家向威权主义国家的转变是因为中国此前一直被马列主义的阶级斗争论主宰，而从未真正把发展经济当作一个重要议题，而一旦他们把注意力集中在经济发展上，那么中国党国强大的国家能力将能够使他们在经济发展上比他们的资本主义对手们表现得更加出色。此外，这个威权主义国家也下了决心要接受一度被认为是资本主义原则的“市场力量”。<o:p></o:p> <o:p> </o:p> 由极权主义向威权主义的转变以及把重心放在经济表现上的行为帮助党国在由全球化带来的新的环境中存活了下来。从1970年代末开始，中国面临了两次由第三波民主化所带来的挑战：第一次是发生在1978-1979年期间的西单民主墙运动，而第二次则是柏林墙倒塌前夕，以发生在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为代表的民主运动。党国对于这两次挑战都采取了强硬的态度，镇压了这些民主运动。如果没有对经济和社会放松管制以及对经济增长的关注，这些镇压可能会激起中国人民从毛泽东时代起就已被高度动员起的政治热情，并使得中国可能没有办法一直规避民主化这一选项。<o:p></o:p> <o:p> </o:p> 因此，中国的威权主义国家并不是墨守成规的静态实体，相反地，它显示出了强大的调适性能力。面对新兴的中产阶级，党国正尝试通过吸纳精英入党的方式来巩固它的权力基础。<o:p></o:p> <o:p> </o:p> 新自由主义国家<o:p></o:p> <o:p> </o:p> 新自由主义国家视不同部门、不同区域、不同国家之间的资本流动为产生经济增长为最重要的因素，并断言“对那种自由流动的所有阻碍（诸如关税、惩罚性的税收设置、计划以及环境管制，或是其他的区位障碍）来讲都必须被移除”(Harvey,2005,p.66)。在自由主义国家，私人财产权的转让被认为是对其进行保护以免遭遇到公地悲剧(tragedyofthecommons)的最佳方式。新自由主义国家强调“每个个体都对他或她自己的行动以及福祉负有义务并且要承担责任”。这种原则扩展到了福利、教育、健保甚至退休金问题的处理上……个人成功或失败被解读为是企业家美德或个人失败而不是很归咎于任何体制性的所有权“(Harvey,2005,p.65)。在一个新自由主义国家的政策范式中，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去规制化是普遍的组成要素。<o:p></o:p> <o:p> </o:p> 在过去三十年时间里横扫了世界的新自由主义，通常被认为是西方国家尤其是盎格鲁·撒克逊国家所开创出来的。而事实是其当代的起源源自中国的程度和源自西方的程度是一样高的。今日的中国在国内政治话语中仍然对新自由主义的概念是非常敏感的因为它有着一个强大的资本主义精神污染的内涵。尽管如此，在新自由主义当代史的重要里程碑上，最早的一项成就是中共在邓小平事实上的领导之下决定在1978年末举行的11届三中全会上发动改革开放的政策，相当领先于撒切尔夫人1979年5月被选举为英国首相，保罗沃尔克在1979年7月被挑选为美联储主席，以及罗纳德里根在1980年被选为美国总统以及他们随后推出的政策创新举措(Harvey,2005)。<o:p></o:p> <o:p> </o:p> 中国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是由党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战略所导致的。在文化大革命之后中共开始相信计划经济糟糕的表现既是由于旨在限制市场力量的国家管制又是对社会保护作的各种各样的制度性安排的无效率所导致的。去改善其经济表现是为了增强其合法性，党国完全拥护市场导向的意识形态。在后文革时代的历史背景下，对于威权主义国家去促进经济增长努力提升其合法性以维持政治支配地位来讲，新自由主义成为了它的一个政治盟友以及有用的政策工具。新自由主义对于市场原则的断言说到了在改革前的时代里不得不承担提供这类服务负担的党国的心坎里。<o:p></o:p> <o:p> </o:p> 11<o:p></o:p> <o:p> </o:p> 中国新自由主义国家的独有特征是其与威权主义国家的关系。当其他发展中世界的国家开始拥抱华盛顿共识所代表的新自由主义时，它们中的大多数都加入到了第三波民主化中。结果是民主政治中的国内阻力通常变成了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的政治障碍。然而在中国，威权主义国家往往能够利用其政治权力来实施新自由主义政策。与此同时，威权主义国家也从未允许新自由主义完全顺其自然地发展，毕竟后者只是它的一个政治工具而已。<o:p></o:p> <o:p> </o:p> 新自由主义国家对中国党国体制存亡的影响是混杂的。一方面，受新自由主义思潮影响的政策在中国有效地释放了市场力量。在国内市场上，超过90%的商品价格是由市场决定的而不是政府定价。而过去支配着国家经济的国有企业，如今只占企业总数的20%。中国国内市场对外国产品的开放程度已经远远超过其许多东亚邻国。外国直接投资（FDI）在中国经济中扮演者一个重要角色，并贡献了中国贸易总额的大约60%以及国内生产总值的35%-40%。就有效性与生产效率而言，中国已经达到了一个其它发展中经济体与前社会主义经济体所无法企及的水平。这些成就极其可观地提高了党国体制的经济表现并帮助其加强了合法性。<o:p></o:p> <o:p> </o:p> 另一方面，市场力量的释放同时也使得经济不平等达到了危险的程度。在许多情形下，当代中国与经济不平等相关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引发社会紧张与政治冲突的根源。受新自由主义政策的影响，中国已经被加入了第三波民主化并实现了公共品(publicgoods)及公共服务提供市场化的其他前社会主义国家远远抛在了后面。这些政策为中国的党国体制创造出了新的合法性来源。但中共只是在几年前才开始在和谐社会的政策范式下着手解决经济不平等问题。<o:p></o:p> <o:p> </o:p> 发展型国家<o:p></o:p> <o:p> </o:p> 以日韩为代表的经典发展型国家(developmentalstate)形成了一个与以美国为代表的规制型国家(regulatorystate)相对立的模式。规制型国家关注于经济竞争的规则而不是实质性事务。一个产业的兴盛与否是由市场决定的。与此相反，那些主要从工业化后进国家中兴起的发展型国家，则直接表现出发展职能。其产业政策着眼于提升国内产业结构，以此来优化国家的国际竞争力，被放到了最为优先的地位（Johnson，1982）。不同于新自由主义的意识形态将促进单个企业间公平的市场竞争视为最优先的事务，发展型的意识形态是以民族国家(nationstate)为分析单位来应对经济现象。比起强调消费者利益的新自由主义意识形态，发展型的意识形态表现出了对生产的强烈倾向并给予生产者更高的优先地位。发展型的意识形态带有一种战略性的经济观点：它赞同有组织的竞争而反对企业治理中的利润原则（高柏，1997）。<o:p></o:p> <o:p> </o:p> 中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大战略与其东亚同类国家的两个显著特征十分吻合：实施提升欲求产业结构的产业政策，以及积极扩大出口。自从党国的中心目标转变为促进经济增长后，中央和地方的各级国家机关利用了计划经济体制下发展出来了各种手段来完成这一新任务。为了吸引外国直接投资（FDI），发展型国家的各级政府对跨国公司实施了各种激励措施，比如减税、低价甚至无偿使用的土地。同时，它们也努力建设基础设施、提高政府服务水平，并确保供给廉价而受过良好教育的劳动力。<o:p></o:p> <o:p> </o:p> <o:p> </o:p> <o:p> </o:p> 12<o:p></o:p> <o:p> </o:p> 国家还通过其税收、货币、贸易及汇率方面的政策来激励国内企业扩大出口。许多地方政府做的更多，甚至直接帮助地方企业将产品销往国际市场。没有这些来自于发展型国家模式的帮助与支持，中国是不可能变成世界工厂的。<o:p></o:p> <o:p> </o:p> 由于具有新自由主义的一面，中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明显有别于其东亚同类。不像其他东亚发展型国家在它们工业化的早期阶段就采取了保护国内市场的政策，中国将其国内市场积极向外国资本与产品开放。自1993年以来，中国就是发展中国家里对外国直接投资（FDI）最大的接收方，并已经吸引了超过7000亿美元的外国直接投资（FDI）。今日中国已不仅是世界第二大出口国，还是世界第三大进口国。比起扩大国内企业高附加值产品（如日韩那样具有自主知识产权与独立品牌）的出口，中国专注于其在廉价劳动力方面的比较优势，更愿意继续处于全球生产价值链的低端，这一生产链条是由跨国公司通过原始设备制造与加工贸易来操纵的。跨国公司贡献了中国进出口总额的60%。在这些方面，中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证明了其与以日韩为代表的经典东亚发展型国家模式有着显著的差异。<o:p></o:p> <o:p> </o:p> 近几年来，中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开始靠近经典的东亚模式。它的许多早期努力都集中在劳动密集型产业与加工贸易方面。然而自2004年起，中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在要求人民币升值的国际政治压力与中国劳动密集型产业竞争力下降的预期下，开始将其政策范式转向促进自主创新方面。在过去几年中，中国显著增加了在研发方面的投入，并每年资助5000名学生前往世界一流大学攻读博士学位，用来提升其人力资本。中国对其大型国企政策的主要转变，就是促使它们创造出自己的独立品牌，这标志着它开始抛弃其集中于创立合资企业为外国品牌做代工的早期政策。<o:p></o:p> <o:p> </o:p> 中国的发展型国家模式通过将中国接入全球生产网络及借助外部动态性促进国内经济增长，使其能够参与到全球经济竞争中来。它在出口量方面的显著增加帮助促进了国内经济增长，这反过来也加强了中共的政治合法性。<o:p></o:p> <o:p> </o:p> 掠夺型国家<o:p></o:p> <o:p> </o:p> 掠夺型国家(predatorystate)是指国家攫取了大量来自于不同投资剩余（investablesurplus）的收益但只提供极少的公共品；“那些控制着国家机关的人似乎只是在掠夺，其对公民的福利比起捕食者对猎物的福利没有任何更多的关心”（Evans,1989,p.562）。在典型的掠夺型国家中，国家所提供的服务只是那些占据权位的人与其政治支持者之间的交易活动而已。政府官员能够将以补贴、低息贷款、工作、合同、大坝、用水等为形式的资源直接分配给其支持者。另外，他们还可以利用手中的立法权通过实施进口配额、限量的生产许可、禁止新产品引入等约束市场力量的措施来创造出租金。这些官员同时可以为他们自己攫取租金中的一部分（Evans,1989）。作为结果，腐败代表了一种利用公共权力而在本质上是为了满足私人物质欲求与利益的私人行为方式。<o:p></o:p> <o:p> </o:p> 包含在租金创造中的这种共生关系（symbioticrelationship）是能够自我强化的。那些初始经济权力（originaleconomicpower）来源于生产性活动的支持者们很有可能会变得越来越依赖于租金，因而也会越来越致力于“租金避风港”（renthaven）的扩张。从这个意义上说，掠夺型国家的兴起是政府官员创造租金与寻租的结果。政府官员为了生存需要政治支持者，反过来他们也必须为维持政治支持而提供足够的激励措施（Evans,1989;Sondrol,1991）。这样一来，这种强强联合（在政、经、学界之间）的特殊现象就不只是一种吸纳方式（如同那些从威权国家的角度考察情势<o:p></o:p> <o:p> </o:p> <o:p> </o:p> <o:p> </o:p> 13<o:p></o:p> <o:p> </o:p> 的分析家们所认为的）。如果我们从掠夺型国家的角度来分析，这种强强联合同样也是那些占据着政府职位而需要政治支持与财务收益的人与那些控制着商业世界而需要政府保护并能为保护者提供财务好处的人之间的交易活动。<o:p></o:p> <o:p> </o:p> 与本章对党国的其它讨论角度不同，掠夺型国家的兴起从来都不是精心设计的产物，而是国家建构过程中的意外结果。即便如此，它依然与对党国的其它分析角度有着紧密的联系。在完成促进经济增长这一中心目标的强大压力下，政府和党的官员晋升通常都与地方经济增长率直接挂钩。统合主义的机制造就了党和政府官员与商界精英的联系，并创造出了许多寻租的机会。在威权主义统治下，权力制衡与言论自由的缺乏造成了无法控制的腐败。而国家依旧对经济有着过多控制的事实也为政治权力获取经济利益打开了方便之门。经济增长目标带来的强大压力已经常常使得对私营公司有利的政策合法化。<o:p></o:p> <o:p> </o:p> 在地方层面，掠夺型国家的兴起在很大程度上是个人面对经济增长与对外开放时代进行调适的结果。在威权主义统治下，政治权力能够被用来满足私人性质的目的。“由于缺乏有制约力的意识形态目标与角色来规范化地约束极权主义，威权统治者在本质上会将国家遗产视为一个巨大的私人领域”（Sondrol,1991,p.603）。在中国的背景下，掠夺型国家是一个地方性的现象。分权化是掠夺型国家兴起的关键因素。此外，在1994年银行业改革之后，地方政府不能再随意获取资本了。但他们发现了一个新的摇钱树，出售用于商业开发的土地。这样一来，土地就成为了当代中国经常发生掠夺行为的领域（裴敏欣，2006）。<o:p></o:p> <o:p> </o:p> 很显然，众多地方政府的掠夺行为已经成为了对党国最严重的不稳定因素，因为这种行为经常会激起地方民众的集体抗议。在很多情况下，这些抗议都会以暴力告终。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o:p></o:p> <o:p> </o:p> 传统社会主义国家直接握有企业所有权并运用产权来控制国有企业。此外，国有企业占据着社会主义经济的“制高点”（commandingheights），这一位置使得国家能够在经济中的重要部门占据支配地位，如采矿业、能源业、运输业、银行业、保险业、制造业与对外贸易。在社会主义意识形态中，国有企业属于“全民”或“全社会”所有。作为国有企业的所有者，社会主义国家拥有处置国有企业自身预算外剩余收入的权力（科尔奈,1992）。这样的国家所有制与生产过程中国家主导的调节方式紧密联系在一起。根据正统思想，传统社会主义与资本主义都代表着一种所有制性质与调节方式相符的逻辑上有一致性的体制。公有制与政府调节联系在一起，而私有制与市场调节联系在一起。在每个体制中，成对的两个组成部分都会互相强化（科尔奈,1992）。与之相反，在中国，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不再控制所有企业；事实上，它低价出售了大部分中小型国有企业。现在的中央政府只控制着一批大型企业。国家同时也放弃了政府计划。不再干预对国有企业生产过程的调节，并大大减少了经济干预的范围。然而，国家仍然决心维持国有企业在对经济至关重要的行业里的支配地位。它在这些行业中大量投资，并不断加强这些国企的竞争力。它帮助这些国企在其相关行业中保持垄断或寡头地位，以便产生高额利润。与此同时，国家依然控制着国企产品与服务的价格水平来为其政策目标服务。国企始终是国家税收收益的最重要来源，这些税收收益对党国继续维持其政治支配地位是必不可少的。<o:p></o:p> <o:p> </o:p> <o:p> </o:p> <o:p> </o:p> <o:p> </o:p> <o:p> </o:p> 14<o:p></o:p> <o:p> </o:p> 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的兴起经历了一个由包含在“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大战略中的内在冲突所造成的转折。受两个基本点中改革开放这一项的影响，1980年代中国经济改革的实施伴随着一个分权化的过程，其目的在于调动起地方精英对改革开放进程的政治支持（谢淑丽,2007）。结果，中央政府的权力受到了明显的削弱。中央政府的收入占国民生产总值（GNP）的比重由1978年的31.2%下降到了1992年的14.7%；按照这一速度，它到2000年进一步下降到了11.3%（傅士卓,2001）。在对天安门民主运动进行镇压以及柏林墙倒塌之后，党国开始认识到国家的汲取权(extractpower)对政权的存亡至关重要，如果国家变得过于虚弱，市场化的经济改革就可能会削弱中共的政治支配地位。有观点认为“一旦中央的‘政治强人’（如邓小平）离世，中国很有可能出现类似铁托死后南斯拉夫发生的情况”（引自傅士卓,2001,p.135）。在1990年代早期，党国认识到全球化并不意味着国家的终结。在中国的背景下，“改革并不意味着削弱国家的能力，而市场经济也并不意味着国家干预的消失；现代化并不需要一个虚弱的中央政府”（胡鞍钢与王绍光，引自傅士卓,2001,p.136）。换句话说，党国决心抛弃计划经济体制。然而，它从来没有试图放弃国有企业，因为对于党国控制它在为政治生存进行奋斗中所需要的关键性资源来讲，国有企业是一项重要的工具。<o:p></o:p> <o:p> </o:p> 在中国，一个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在1990年代晚期通过被称为“抓大放小”的积极的国企改革开始显现。党国在这次改革中要实现两个目标：一是通过卖出大部分中小国企来减轻其沉重的财政负担；二是加强一些大型国企在16个关键行业的地位。通过这一改革，党国能够将资源从与旧制国企联系在一起的社会保障机制中转移到生产性的基础设施建设上来。这场改革对党国的深远含义在中国加入WTO之后变得愈发明了。在16个关键行业的巨额投资极大地帮助了中国在对流动资本严峻的国际竞争中吸引新一波外国直接投资（FDI）的流入。更为重要的是，随着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并有着巨额外国直接投资流入的支持，这16个行业中提供了基础设施服务的国企变成了这个世界工厂的脊柱。随着这些外国直接投资的企业帮助中国在加入WTO后实现了每年超过30%的贸易增长速度及超过10%的经济增长速度，这些国企也从中获取了巨额利润，这一数字在2007年超过了1万亿人民币。<o:p></o:p> <o:p> </o:p> 过去几年中，国有企业的突出表现给国家带来了破纪录的税收收益额。在2005-2007年间，中央政府的税收收益以每年新增1万亿元的速度在增长。这在实质上增强了党国在处理各类危机方面的财力。仅在2008年，我们就看到有大笔的钱花费在了应对1月的暴雪、5月的地震、8月的奥运会以及10月金融危机的援救措施上。如果没有对这些作为税收基础的战略行业国企的牢固控制，党国就不可能在应对这类突发危机时拥有足够的财力。从这个意义上讲，改进的社会主义国家模式加强了党国应对危机的能力。<o:p></o:p> <o:p> </o:p> 在另一方面，这些位于基础建设相关行业（如能源业、公用事业、通讯业与运输业）的国有企业保持着垄断或寡头地位。对这些国企实施有利于其的竞争政策通常是以牺牲普通消费者的利益为代价的，他们承受着这些服务的高价格。除此以外，在这些国企及其他企业中雇员间的收入鸿沟也造成了经济不平等的增长及其带来的对国家的不满情绪。<o:p></o:p> <o:p> </o:p> <o:p> </o:p> <o:p> </o:p> <o:p> </o:p> <o:p> </o:p> 15<o:p></o:p> <o:p> </o:p> 统合主义国家<o:p></o:p> <o:p> </o:p> 一种理想类型的统合主义国家(corporatiststate)只承认一个组织为个人、公司或机构利益的单独代表，而那些个人、公司或机构构成了那个组织在一个特定部门里的被指定的支持者。这些基于部门的协会通常涉及到了决策过程并且以国家的名义帮助实施国家政策。统合主义的机制强调组织化的共识以及合作。和谐往往是统合型体制(corporatesystem)的口号，无论这种和谐是否是真的共识抑或只是来自上层的强制性行为。一般来说，在战时或强调经济快速发展的政权中倾向于寻求统合主义的解决方案，那种解决方案由国家进行指导和推动，与此同时则致力于强行保持政治和社会稳定的状态(Unger&Chan,1995)。例如，1930年代和1940年代为了总体战所进行的全国性动员，引发了统合主义机制在主要的工业化国家的兴起。为了动员处于社会底层的社会团体的公民在为国家生存而战的时候去肩负起他们的政治责任，他们不得不被平等对待。结果是，战争在许多国家中起到了改善政治平等和经济平等的作用（山内昌之，1995）。这就是为什么在既有的文献中战争状态的国家通常都与福利国家联系在一起的原因。<o:p></o:p> <o:p> </o:p> 然而，统合主义的机制“无法界定一个政治体制；一个政体(polity)可以包含统合主义的元素而在同一时间还可以是一个独裁的共产党政权，或一个威权主义的第三世界政府，或一个自由主义的议会制国家”(Unger&Chan,1995,p.31)。在比较政治经济学的文献中，西欧国家的统合主义通常被描述为是对于多元主义利益集团的组织模式以及美国的依赖于政治中引起分歧的竞争和冲突的自由市场力量加以平衡的事物。近几十年来，各种各样的统合主义的制度性安排已经同样出现在民主与非民主政权中了。<o:p></o:p> <o:p> </o:p> 统合主义机制对于中国政治越来越大的影响部分是党国“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战略的结果。这种战略的主要目标在于实施经济改革和开放的政策，以及与此同时维持威权主义的统治。然而，不引入统合主义元素的话，这项目标就注定是难以实现的。在经济改革之前，中国社会根据毛泽东对于一个社会应该是怎样的这类个人见解是被高度组织起来、政治上是被建构在一起的，并通过强有力的组织武器得以实现。依靠这样一种社会结构，党国能够去动员社会团体进入到政治舞台(politicalarena)并且为在土地改革、集体化以及工商业的国有化政策上执行其政治任务创建了一个新的权力基础。<o:p></o:p> <o:p> </o:p> 尽管党国在文化大革命之后开始从极权主义转变成了威权主义政权，这表现在党的工作重心从“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转移到了十一届三中全会上提出的四个现代化上，但在中国的社会结构上却并没有伴随出现一种相应的变化。然而天安门民主运动，以及80年代末前苏联和东欧国家的衰落，则表明没有一个私人退出机制(privateexit)存在社会，其成员自己不得不在一个高度政治化的公共舞台上争取他们想要的事情;这可能对于政权稳定来讲带来重大的挑战。为了减少潜在风险，党国开始建立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郑永年2004）。换种说法来讲，一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正是一个市场经济体系在改革开放期间兴起的一个必然结果。统合主义成为了这种以利益为基础的社会秩序的不可或缺的组成部分。一方面，中国新兴的利益集团要求在国内政治中有能代言他们利益的政治上的代表。另一方面，党国不会选择民主化这一选项。在这种情况下的统合主义机制就成为一种很好的妥协办法。国家统合主义的概念相比民主化是较不威胁到中国的党国的：不是要获得免于国家介入的自主性，中国的法人团体反而是嵌入到国家之中的，“在那里他们可以被操<o:p></o:p> <o:p> </o:p> <o:p> </o:p> <o:p> </o:p> 16<o:p></o:p> <o:p> </o:p> 纵，他们的领导人可以被取代，他们的财务也会被控制”(狄忠蒲,2003,p.67)。在这个意义上，中国的国家统合主义并不是作为一种进一步加强国家对于经济和社会控制的机制，相反，它已成为逆向机制(reversemechanism)，国家的控制通过这样的机制可以逐步变得宽松。国家统合主义的崛起代表着中国的党国体制的性质从极权主义转向了威权主义。国家统合主义对于党国体制的影响有好有坏。一般来说，统合主义的机制有利于党国巩固其在精英之间的权力基础。在过去的二十年中，国家层级以及地方层级的决策过程开始为多元化的利益主体表达他们的关切提供了更多的机会。这有助于党国减少政治风险。然而与此同时，这些统合主义的机制也导致了掠夺型国家在地方层级的兴起，制造的紧张和冲突往往会削弱党国的合法性。由于中国的统合主义国家往往维持了精英之间的密切联系，具有很强的政治关系的商业精英可以在实现其经济收益方面向威权政权寻求权力方面协助的。<o:p></o:p> <o:p> </o:p> 结论<o:p></o:p> <o:p> </o:p> 这篇论文展示了魔方式国家这样一种概念，提供了一个重要的线索去解决中国谜题因为它在国家构建过程中发展出了多方面的能力，尤其是那些与经济方面相联系的能力，已经帮助中国的党国在面对全球化挑战的时候生存了下来。除了在既有的文献中受到很多关注的威权主义的、掠夺型的以及统合主义的视角，魔方式的国家还吸收了三个经济视角到我们对于中国党国的概念化探讨中。这三种视角每一种都加深了我们对于中国政治经济的理解；新自由主义的视角告诉我们为什么中国经济在过去三十年中一直都比其他前社会主义经济体要更为的有动力；发展型国家视角揭露了中国相比其他发展中国家在争取外国直接投资（FDI）以及升级其经济结构上的竞争优势的来源何在；改进的社会主义视角增加了我们对于为什么党国相比其他国家拥有更多资源支持其政策目标的理解。更为重要的是，这些经济视角展示了亨廷顿所断言的第三波民主化的前提条件，也就是说一个威权主义的政权无法依靠其经济表现去维持其合法性，但这种情况从来没有在中国发生。在论文开头所讨论的两个看似冲突的形象事实上确是互补的因为党国成功的去促进经济增长已经直接增强了其合法性和权力基础。促进经济增长的国家能力以及威权国家韧性之间的强大关联性不仅提出了对依赖中产阶级以及教育的水准去预测民主化的结构性思考方法的严肃质疑，也添加了更多的分析要素到仅仅强调来自党国所做政治回应的能动性思考方法上。魔方式的国家的表现强调了在全球化过程中国家构建的重要性。如果没有采纳新自由主义，党国就不会释放出市场力量来，开放中国的国内市场给外国投资，并使得国家参与到转变中国成为世界工厂的国际分工中去。如果不增加发展型国家角度，党国将不可能赢得流动资本的国际竞争，可能遭受到被锁定在全球生产链的低端位置并且无法实现主动的产业升级这种糟糕处境上。如果没有建构起一个改良的社会主义的成分，党国(partystate)可能维持贫穷状态而国家(country)则会变得富裕因为它可能会缺乏预防危机的资源。中国的案例确认了透过新的手段国家干预可以发展出新的方向来，并且代表了新的目标(Levy,2006b)。魔方式的国家代表了一种截然不同的国家应对全球化挑战的模式。这样一种国家从来就不视其自身为环境变迁的被动接受者。它反而为了迎接显现出来的各种各样的挑战一直都采取先发制人的行动建构起了新的国家能力。这种新发展出来的国家能力已经帮助党国不仅拒绝了对于民主化的呼吁，还使得中国变成了世界上第三大经济体和贸易国。<o:p></o:p> <o:p> </o:p> <o:p> </o:p> <o:p> </o:p> 17这个分析也显示了，独大型政党(dominantpoliticalparty)最主要的应对全球化挑战的策略对于中国的国家建构努力起到了关键性的作用。看起来自我矛盾的“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原则使得党国充分受益于全球化进程，同时避免了任何随着全球化而来可能削弱自己政治支配性地位的因素。通过把政权的注意力集中到经济表现上，党国已经能够创造出一种政治环境，使内部集团不同的意识形态和观点可以在共产党党内共存。紧张局势和冲突依然为中国政治提供了动力。尽管如此，他们不再允许中断经济增长进程，中断经济增长的动作是他们经常在政权的极权主义阶段做出来的举动。传统认识认为中国的威权政权是一个拒绝变化的政治僵尸，与这种看法相反，在中共的大战略下所创建起来的弹性的政治结构已使党国在没有意识形态束缚的情况下通过借鉴自各种国家模式的智慧发展出新能力来了。仍在进行的全球经济危机对于魔方式的国家有什么启示呢？中国对于当前全球金融危机的应对显示了魔方式的国家的某些能力可以在危机时代变得非常有用。很快就采取了一项庞大的经济刺激计划并且迅速增加了银行贷款证明了改良的社会主义国家的效率；中国的国有企业在海外能源以及原材料的主动投资，采取了针对10个主要行业的振兴计划刻画出了发展型国家的厉害所在；对农村医疗保障体系的重大改革和覆盖面广的针对城市地区贫困人口的救助计划则凸显了党国统合主义方面的实力。当然，对媒体的收紧政策，说明了威权国家越来越强的控制。就目前而言，国家的新自由主义的面向在消退，尽管如此，这也决不标志着公共政策的市场导向的终结。是否魔方式的国家代表了一种取代了民主化可能的政治发展的新模式？在这个问题上裁决者仍然是缺席的。然而我们的确知道，中国仍然缺少两个向民主和平转型的基本条件——平等和资本流动性——这两个条件一直都在近期的文献中被强调。一方面，中国有着世界上最高的经济不平等的程度并且在都市区和农村地区之间其基尼系数也处于非常高的水平。(Boix,2003)另一方面，资本流动性仍然受到控制，仍在进行的全球金融危机将进一步拖延中国对于资本项目的开放。如果没有这两个条件中国的精英们是不太可能去接受民主化的这样的提议。此外，中国并没有处于一个能够通过另一种途径导致民主化的处境上。民主化的发生往往是当镇压对民主的需求的成本与风险变得太高之时，威权国家的精英会同意进行妥协，以避免一场社会革命。(AcemogluandRobinson,2006)。经济危机往往是精英们被迫作出这种选择的关键时刻。目前在中国由于2000万民工，1000万城镇居民和100万新毕业的大学生处于失业状态，以及中国的主要贸易伙伴的经济收缩，导致了中国的进口和出口在2009年1月分别下降了百分之四十三和百分之十七，经济困难时期的迹象变得越来越多了。中国日益严重的暴力抗议活动也表明了，打击国内对于民主。的需求所要付出的代价已经变得非常高了，这类打击的失败在产生一场社会革命上所冒风险已经大大增加了。然而，中国的党国体制，仍然处在一个比其他抗击这次全球经济衰退的国家处境更好的位置上。由于魔方式的国家是一个特定历史环境的产物，它也有着自己的局限，到目前为止，魔方式的国家的调适性能力一直都由于全球化的向上趋势而得到了维持。中共“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宏大战略是基于这样一种假设，即全球化过程所带来的机遇会使得中国实现一种快速的经济增长，只要增长能维持下去党国就会增强其合法性。然而，当全球化产生了下滑的不良影响的时候或是这种仍在进行的全球经济危机成为长期性的现象时，问题仍然是党国是否在政治上，意识形态上做好了迎接未来挑战的准备。政治结构，已经允许了多样化的利益集团共存在党国体制内，当经济维持在一种高速增长的阶段时这是有利的现象因为这将释放出市场力量的动力并且维持中国经济的企业家精神。然而，当国家需要转向一个完全新的方向时，这样一种政治结构可能是一<o:p></o:p> <o:p> </o:p> <o:p> </o:p> <o:p> </o:p> 18种重大障碍，因为它削弱了对于一个重要转型来讲极为需要的那种领导力。在这个意义上来说，全球经济衰退仍可能造成一种局面，即使得民主化成为一个选项。作者介绍高柏，北京大学学士、硕士，普林斯顿大学硕士、博士，杜克大学社会学系教授。著有《经济意识形态与日本产业政策：1931年至1965年的发展主义》，此书1997年由剑桥大学出版社出版，1998年荣获美国大学出版社联合会颁发的有在泽广巳日本研究最佳图书奖；Japan\’sEconomicDilemma:TheInstitutionalOriginsofProsperityandStagnation（商务印书馆2004年已经出版该书的中文版《日本经济的悖论——繁荣与停滞的制度性根源》）来源：WorkandOrganizationsinChinaafterThirtyYearsofTransition一书第十四章，本书由俄亥俄州立大学副教授LisaKeister主编。参考书目Acemoglu,D.,&Robinson,J.A.(2006).Economicoriginsofdictatorshipanddemocracy.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Boix,C.(2003).Democracyandredistribu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Chang,G.G.(2001).ThecomingcollapseofChina.NewYork:RandomHouse.Colomer,J.M.(2000).Strategictransitions:Gametheoryanddemocratization.Baltimore,MA:JohnsHopkinsUniversityPress.Dickson,B.J.(2003).RedcapitalistsinChina:Theparty,privateentrepreneurs,andprospectsforpoliticalchange.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Evans,P.(1989).Predatory,developmentalandotherapparatuses:Acomparativepoliticaleconomyperspectiveonthethirdworldstate.SociologicalForum,4(4),561–587.Fewsmith,J.(2001).ChinasinceTiananmen:Thepoliticsoftransition.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Fukuyama,F.(2004).Statebuilding:Governanceandworldorderinthe21stcentury.Ithaca,NY:CornellUniversityPress.Gamble,A.(1994).Thefreeeconomyandthestrongstate.Houndmills,U.K.:Macmillan.Gao,B.(1997).EconomicideologyandJapaneseindustrialpolicy:Developmentalismfrom1931to1965.NewYork:CambridgeUniversityPress.<o:p></o:p>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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