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div>最近網上流傳甚廣的105歲老人周有光的訪談錄《從理想到實踐，沒有一樣是對的》，從諸多領域的角度否定了馬克思主義，受到廣泛的注意。周有光在改革開放的年代逐漸走出迷惘，終于在八十高齡以後，豁然開朗，大徹大悟，近日說出了深藏于心的肺腑之言，向中國的思想禁區亮出了否定的旗幡。對于這樣的思想人瑞，對于這樣徹底覺悟，我們舉起雙手，為之拊掌，為之浩嘆，希望中國更多的老年知識分子都向他看齊，向黨政當局，也向黎民百性，吐露心聲，振聾發聵！</div><div> </div><div> <strong> 一 周有光的局限性</strong></div><div><br /></div><div>有趣的是周有光老人唯一沒有否定的是黨政領導下的漢字簡化運動。 反過來還繼續鼓吹漢字還要繼續簡化。應該如何解釋？十分簡單。說得客氣一點，“旁觀者清，當局者迷”罷！說得直率一點，是因為這是他自己參與過的罪惡，至今還不能自拔，還要死不認錯，堅持錯誤而已。周有光原是經濟學者，陰錯陽差，1949年後改行搞漢語拼音，結果躲過了1957年反右的厄運，還贏得了漢語拼音之父的美譽。實際上漢語拼音最早由西方傳教士利瑪竇來華時（約1601年）肇端，二十世紀上半葉通過趙元任、瞿秋白等人綜合發展基本成形，1958年左右由周有光等人進一步完善被北京官方頒布為法定中文漢語拼寫和外文轉寫形式。“拼音之父”的稱號是過譽之詞，周有光是不堪承當的。作為經濟學人，周有光對于國內經濟學批評較尖銳，是他基本沒有參與經濟方面的倒行逆施（土改、公私合營、統購統銷），他對社會學、教育學、政治學（管理學）在中國的遭遇也講得很坦率。他也不是這些領域罪惡的直接參與作惡者。所以他觀察得比較冷靜客觀。漢語拼音是中國共產黨主持的政治運動之一。由于黨政軍文盲隊伍龐大，例如1950年華北150萬黨員中有130萬人是文盲或半文盲。1952年軍隊中128萬排以上干部，大學學歷者僅2,14%,高中12%, 全文盲27,21%。從基層干部到中央高層都幻想發明一套簡單易學的文字，掃除文盲，（人民日報五十年代每年都有多篇社論關注掃盲）。1957年1月27日中共中央文件公開主張中國文字的改革走世界文字共同的拼音方向（毛澤東）。漢字簡化是為廢除漢字，實行拼音的準備和權宜之計。未經廣泛討論和具體試點，文件下達四日後向全國推行。整風反右期間，章伯鈞、羅隆基等人提出意見，認為沒有經過討論（討論的是具體的簡體字，而不是要不要簡化和實行拼音）。不久被打成右派（反對簡化字是章的第五條罪狀）。其余因對文字改革發表言論的知識分子如詩人、文字學家陳夢家等人也被打成右派，不知名者更不知凡幾。周有光正式完成了漢語拼音方案，從當時至現今都是“廢漢字、用拼音”錯誤理論的鼓吹者。這種理論已經全面破產，漢語文化不適于拼音是跟漢語本身特點相聯系的。同音詞多，漢字目標明顯，拼音大量同音或拼式接近，效率大大降低。例如成長、鎮長、城鎮、征程、長城、真誠、生成、乘勝、用拼音閱讀，chengzhang,zhenzhang, chengzhen, zhengcheng, changcheng, zhencheng, shengcheng,chengsheng差別很小，視覺神經極度緊張，用漢字則一目了然。漢語拼音僅僅方便了漢字的外文轉寫，作為識字輔助工具，注音符號早已有之，對掃盲作用相同，並無大助。簡化字是否有助于掃盲，只要看小學的學制，依舊是六年，大陸文盲率始終高于對岸，21世紀初中國大陸文盲比例一度不降反升，就一目了然了。世界上根本不存在一種不花力氣就能學好文化的語言文字。</div><div> </div><div>周有光的“小學教師決定論”更是荒謬絕倫的說法。1957年上述中央文件中就是采用的這類說法，五十多年過去，右派分子已恢復名譽，周老先生還拿這類說法出來講話，真不知是聰明還是糊涂。1957年的中央文件中，小學教師介紹小學生（還有女工和戰士文盲）歡呼難寫的漢字被簡化，變容易了，以此證明漢字簡化有理。今天如果到小學里問問小朋友，天天放假，沒作業，好不好，他們也會大聲歡呼的。德國有個民間故事叫做夢想樂園Schlarafenland, 說的是世界上有個美麗的樂園，那里什麼好吃的都有，伸手就來，張口就有，每天都是禮拜天，孩子們不用上學校，成年人不用做工、下田……。故事最後的結局是告訴孩子們，世界沒有這樣的好地方，如果想要這樣好吃懶做，將來一定沒出息。21世紀現代中國的文化政策決策，不去征求兩岸三地的專家學者意見，僅僅去征求無大專學歷的小學教員的想法，是違背世界文明進步潮流的。周有光主張要用新的世界觀看待歷史，重評國共抗戰和甦軍東歐功過，卻在簡繁體爭議的問題上堅持五十多年前的陋見，可悲可嘆。這類思維發展到文革時代已很荒謬，當時處理人命關天的重大案件，不交給法官和法學專家合議審判，卻發動平民百姓草率表決。</div><div> </div><div>語言文字既是一種交際工具，又不簡單地僅僅是工具；它同時又是一種深沉的民族文化，首先是民族文化的載體。每個民族的自然語文猶如大自然的文化生態。砍伐山林，虐待江河，如今我們已經遭到懲罰，糟蹋祖國語言，將民族文字當作簡單的工具隨意進行砍伐，也是一種反文化的野蠻的落後意識，懲罰已經初露端倪，文化斷層，疏遠古典文化，兩岸分離難合，歷史上異族入主也沒有造成過這樣凶險的文化重癥。周有光認為共產主義哲學，從理論到實踐，沒有一樣是對的。其中包不包括馬克思主義的語言文字思想？跟生物學界甦聯米丘林、李森科學說並駕齊驅的語言學馬爾學說鼓吹語言階級論，走到了荒謬絕倫的境地，1950年斯大林不得不出面發表小冊子否定了語言有階級性的理論。可是瞿秋白的廢除漢字論正是在旅居甦聯期間（1928-30年所謂斯大林文化革命時期）形成的。“漢字是封建地主階級的貴族文字”之類的說法在中國從未受到批判，五十年代走過場，六十年代階級斗爭再次被毛澤東炒熱，這類反人類、反文明的野蠻思想，從毛澤東到周有光，直到今天的許多中國知識分子的頭腦里，都沒有經過認真徹底的清算。共產黨人是把漢字簡化當作《共產黨宣言》中的兩個決裂行動的具體實踐的。（與傳統的所有制以及相應的意識形態實行徹底的決裂。）</div><div> </div><div>周有光說“世界文字就是刪繁就簡，越來越簡化”。完全是違背歷史的錯誤說法。我們的祖先先有了牲畜的“羊”字，後來又有了“吉羊”（吉祥）的思想，再後來又有了更復雜更精確而有偏旁的“祥”字。人類的生活發展總是思想和表達越來越復雜，越來越精微。簡化以後將現代科學名詞“翮u**rdquo;（主干）寫成干細胞（誤會為脫水細胞），是完全反動的倒退現象。季羨林、巴金兩位百歲老人暮年都對簡化字表示了否定態度，季羨林說兩千年都過來了，沒听說太難，到了今天怎麼就難了？巴金說︰語言文字只要是屬于活的民族，它總是要不斷發展，變得復雜，變得豐富，目的是為了更準確，更優美地表達人們的復雜思想，絕不會越來越簡化，只是為了使它變為簡單易學。</div><div> </div><div>周有光否定了馬列理論，實際上在世界語文理論上還是暗中認同著馬克思的統一語言論。他認為漢語漢字沒法跟強勢的英語競爭（競爭就意味著淘汰）。他已不好意思再說全盤拼音化。周有光最推崇的英文實際上是世界上拼寫最無規則的拼音語文。也是世界上最堅決拒絕改革的語文。（改革會喪失文化特征）。實際上馬克思的語文統一論也是錯誤的。人類不應該只有一種語言。世界擁有多種文化，每一種文化都以語文為基礎載體。一旦語文消亡，文化也就隨之湮滅了。大自然不應該進化到只剩下一種花，一種樹，一種糧食；多民族的文化世界也不應該發展成一種語言一種文字。在聯合國中文有權與英文並存，在中華民族大家庭藏文、維吾爾文有權與漢文並存。比薩斜塔的重物自由落體試驗以前，人人都以為重的東西大概比輕的東西先著地。伽利略證明是同時著地。自由落體的速度與物體的重量（質量）無關。簡繁爭議亦庶幾近之。漢字邊旁（組塊）一旦被記住，其中的筆畫數量不影響記憶。而現代漢字百分之九十以上是邊旁組成的形聲字。將馬門貝東言之類的邊旁簡省幾筆，對于認字效率根本沒有作用。簡化字也沒有提高全民族的書寫總效率。因為過去民間存在大量的行草簡字，只有少部分被《簡化字總表》吸納，其余都被廢止，並要求規範化和楷書化，反而降低了書寫效率。凡是願意跟廢簡派討論問題的朋友，希望先把有關的論述拿來讀一讀，看看有沒有依據，然後再辯論。</div><div> </div><div><strong>二 回應反對“識繁寫簡”的朋友</strong></div><div> </div><div>許多反對識繁寫簡的朋友喜歡拿出歷史上的簡體俗體（行草簡字）來反駁我的看法。意思是說，古人早就在使用簡體字了，你還要恢復繁體字……。曾經與我詩文往還的黃河清和我尊敬的師友朱學淵兩位直接點名向我挑戰。其他還有民主理論前輩郭羅基教授，比我年輕的吾爾開希先生以及國內著名的獨立思考的張鳴教授。民主陣營以外的還有河南大學的王立群和文藝名人余秋雨都有過類似的言論。每當我看到這類說法，都很高興。因為他們以為這樣的論據已經將我駁倒，實際上恰恰相反，他們的論據剛好反駁了他們自己。我早就指出，簡化字不是共產黨首創的發明。黃河清先生舉出了孫過庭《書譜》和懷素《自敘帖》中的行草簡化字，郭羅基先生舉出南京某地朱元璋皇帝手書的簡體字遺跡。他們都異口同聲地質問，古人都這樣使用簡化字，我們為什麼還要恢復繁體字？</div><div> </div><div>我告訴各位︰是的，古人早就在使用簡體字。但是他們一般都是在手寫文本中使用簡體，例如，書信往還，詩詞酬唱，中醫方劑，筆記帳冊。這一點剛好證明了我所說的，中國知識分子長期以來早就傳承了一種識繁寫簡的優良傳統。漢字從甲骨文到小篆，經過隸書以後，在東漢時代六書理論成熟，許慎發表《說文解字》，漢字逐步進入到真草隸行穩定期。隨著儒學統治地位的確立，科舉考試的推行，穩定了將近兩千年。不僅隋唐五代宋元明清的文獻都是用正體漢字書寫印刷的，大量先秦兩漢的古籍也都絕大部分由歷代知識分子轉寫為正體文本（繁體字）。我們不要忘記，歷代文人在手書這些簡體（俗體字）的時候，並沒有一個執政集團頒令全國甚或強行立法，只準書寫這類簡體字。恰恰相反，當時的所有宮廷詔令，官衙文牘、經史子集、啟蒙教材、請柬休書，全部都是用繁體字印刷和書寫的。（唐代已開始出現印刷書刊文獻，更早則有抄書匠提供商業服務）。當時的私塾蒙童、庠序學子都必須學習正體漢字，了解間架結構，邊旁部首，接受比較完整的漢字教育，決不會發生文化斷層，疏遠古籍的傾向。即使國家處于政治分裂，軍閥混戰的局面中，也決沒有出現各地文字不統一的一國兩字，（兩岸文化裂變）。各位既然舉出這些古已有之的事例，我們就來一起推動撥亂反正，恢復到那些古代知識分子的文化狀態中去吧！</div><div> </div><div>今天我們的現狀卻是黨政集團立法廢除了正體的傳統漢字，將古已有之的俗字行草簡字扶正為規範字，同時又無法完全廢止繁體字。造成的同音替代等多重混亂，罄竹難書，青少年更疏遠古代文化，完全是一次勞民傷財的大折騰。簡化字對于電腦中文信息處理毫無好處，反而增添大量簡繁轉換錯別字和古籍類推簡化字（不簡化則不規範，簡化又令詞典和字庫無法容納）使電腦無法承擔。兩岸本來最統一的傳統文字變成了統一的障礙。我所主張的識繁寫簡，實際上就是恢復到1956年以前的基本狀態，就是恢復中國知識分子傳承千年的識繁寫簡的良風美俗。官方文獻，教科書，報刊雜志、證件票據，一律用繁體印刷，民間書寫，繼續采用簡體字。學校逐步恢復正體漢字的教育，成年民眾通過電視、網絡、手機逐步適應繁體字文化（今天的傳播手段大大優于五六十年代，將比當時普及簡化字容易很多），識繁而寫簡。周有光說什麼“要廣大民眾來學，一個字兩個寫法是推廣不了的”。老先生半生研究世界文字沿革，怎麼會說出這樣的外行話來。世界各民族哪個不是至少有兩種字體？英法德俄西，都有印刷體和手寫體，還分大、小寫，印刷體G和書寫體g的形象相差也是很大的。漢字系統也要逐步優化，就是刪除繁體的異體字，統一規範簡體字及邊旁部首的寫法，吸納古代行草簡字的優秀成分，避免草書的雷同現象，形成漢字手寫體的標準化。台灣教育部1980年出版了陳立夫主編的《標準行書字帖》，成功地進行了漢字行書（手寫體）標準化嘗試。四年級以下，教材一般不會選用筆畫太多的漢字，大量熟悉邊旁部首，五年級以後就可以（像西方國家學校教學手寫體那樣）允許操練標準漢字行書。一兩代人以後，閱讀和書寫就規範化了。電腦中文處理的成功，令簡化字幾乎失去了任何理由。</div><div> </div><div>我要告訴諸位朋友的是，經過認知心理學和電腦信息學的論證，除了少數非常用邊旁的繁體字以外，簡化字並不比繁體字更容易學習和記憶。簡字不簡，繁字不繁。為什麼要接受這些比繁體字更不科學的簡化字？而且中國兩千多年的文獻都是用這種穩定的繁體字書寫和印刷的，為什麼我們要用一套並不方便的（實際是簡繁混雜的）給電腦信息化帶來麻煩的簡體字去增添混亂？《康熙字典》體的繁體字，不僅可以橫貫古今，溝通兩岸，甚至跟日本、韓國的傳統漢字都是統一的。如果廢除簡化字，未來中日韓朝（越）國際漢字標準化的前景都是可能的。有見地的外國學者也覺得學習繁體字，廢除簡化字比較合理，因為這樣外國學生就可以一步到位，直入古今文獻，跨越兩岸史料。中國是文化遺產大國，掌握繁體漢字，認識祖國遺產是國人的公民權利。現在的漢字政策嚴重侵犯了大陸同胞的合法權利。</div><div> </div><div>漢字簡化問題的政治性是明白無誤的。國民黨蔣介石看到反對聲浪太高，就立刻縮手。共產黨毛澤東不管不顧，是用反右的暴力強制推行的。這段歷史絕不能不向人民作一個明白的交待。我的書中有詳細的一章，網上也有轉載（漢字簡化與反右派運動）。一個以文盲半文盲為主體的武裝集團，未經充分討論，專家咨詢，科學試點，悍然動用暴力（勞改勞教批斗）強制推行一種文字的改革，造成古今延續的斷層，資源的浪費（各種國際商品說明書只有中文用簡繁兩體印刷、圖書館要兩套檢索系統），人為的兩岸文化分裂。堪稱是世界文化歷史上的奇觀。作為民族和世界文化史上的一樁反文化反人類事變，具有坐標性的歷史意義。人類必須記取這樣的血淚教訓。共產黨人的反文化反人類行為遍及社會各領域。毛式黨八股文風盤桓中國文壇數十年，語言暴力橫行，粗鄙、蠻橫、惡濁，假話、空話、套話連篇，文理不通，錯字泛濫，已經達到了鋪天蓋地的災難性程度。作為中國社會的批評者，所有參與民主運動朋友，務必承擔起自己的文化責任來，民主運動不僅是一場政治變革，而且是一場深刻的文化變革。必須從思想上展開一次中華民族的文化復興運動，恢復識繁寫簡，只是“文起八代之衰”的一個契機。要在社會上造成以“會讀會用繁體字為榮”的新文化時尚。納粹肆虐德國統共不過十余年，戰後德奧知識界以47社為代表進行了語言、文化、思想的清算和反思，（伯爾和格拉斯等人都是47社成員），恢復了社會文化的良知和傳統。海內外的中國文化人宜當深長思之。</div><div> </div><div>2010 6 26 德國</div></div><div><br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