劉曉波走過的歧路和內心的掙扎（1）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陳軍先生目前居住在美國新澤西州。八九年被北京列入49人黑名單時是出租車司機，現為自由職業者） 與劉曉波私交甚篤的陳軍，為好友獲獎感到非常欣喜。他認為，這份獎項是對中國幾代仁人志士為推進中國的民主自由，努力捍衛人類基本尊嚴和普世價值所付出艱辛代價的肯定，是集遇羅克、張志新、魏京生一直到八九民運及維權運動等以來的大成，“但劉曉波獲獎實至名歸，在過去20年，與其他曾各領風騷的的幾代民運人士相比，劉曉波的堅持、成就與個人付出的代價都不遜色。” 劉曉波不為人知的一些往事 雖然劉曉波獲得這份難得的殊榮，但圍繞在劉曉波該不該得獎上的爭議仍舊不斷。一是批評1989年天安門學運時，劉曉波有作秀之嫌。當時學生已經準備撤離，但在“絕食四君子”：劉曉波與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站上舞台的情況下，天安門廣場再度激起熱情，該撤的學生沒轍。 第二，劉曉波在1989年9月份接受中央電視台採訪時，曾表示“六四事件”中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言論一出飽受外界抨擊。第三，外界也對劉曉波的著作《末日倖存者的獨白》多有批判，認為著作污衊天安門民主運動、有為官方間接背書的嫌疑。 陳軍對《明鏡》強調，外界在認識劉曉波的成就之際，也應該對劉曉波這個人有更深一層的認識，如此才能明白劉曉波過去二十年來的心路歷程，包括他走過的歧路和內心的掙扎。在陳軍看來，一位傑出的人物常常會有普通人的一些弱點，但普通人卻永遠可能不會有傑出人士的一些品質。在劉曉波的身上有些難能可貴的品質，這些品質，陳軍是在自己同劉曉波多年交往的過程，才慢慢體察到的。 “雖然我之前在媒體上看過劉曉波的報導，但還沒機會認識他。胡耀邦在1989年4月15日逝世，我是在六四之前的4月6日被官方正式驅逐出境，到美國後，與1988年底來到美國的劉曉波結識，發現兩人都有哲學背景，都酷愛文學，加上他為人處事坦誠豁達特別合我的心意，因此我和他一見如故。” 陳軍強調，劉曉波投身民運時，已在中國拿到文學博士，劉曉波的閱讀相當廣泛，不論是文學、哲學，或是美學都有所涉獵。他不只關心政治社會變革的議題，還關心形而上學、及宗教和道德這樣的精神領域，這是劉曉波與許多其他民運人士不同的地方。 在美國的交往期間，陳軍與劉曉波談論過相當多的議題，但他們都不關心當朝人物的內幕政治，甚至也不怎麼關心某個單獨政治事件對中國的影響，而是廣泛探討各式各樣、有關人生價值觀的問題，其中很自然地談到中國文化的弊端，包括對上幾代知識份子的身份和角色的檢討。 “當時我和劉曉波想搞一個‘劉雁賓現像研討會’。因為我們認為上一代知識份子對共產黨還是抱持希望，想做‘第二種忠誠\’，也就是認同共產黨或馬克思主義價值觀，但認為他們不是真正意義上的馬克思主義，以今天的說法就是‘跪著造反’，希望‘皇上體察我們知識份子的用心’。”陳軍說。“我們需要一個精神上的斷奶。” 此外，陳軍與劉曉波也想藉由研討會檢討海內外自由知識分子對“中國民主團結聯盟”消極抵制的現像。當時，許多菁英、自由派份子都寧可與“中國民聯”保持距離，認為自己的作為才能真正對中國民主化有所貢獻，而“中國民聯”是邊緣團體，成事不足，敗事有餘。另外劉曉波還認為，中國的知識份子除了坐而論道，寫文章呼籲社會變革外，很少身體力行地將自己的理想付諸行動。但研討會最終引起相當大的反彈，包括劉雁賓本人。 不過，也因為這些討論，讓劉曉波決心返回中國，投身剛開始的學運。“當時我們圈子裡也有其他人買了飛機票，但最後真正上飛機的就劉曉波一人，這點我要為他鼓掌，他從來就是敢作敢為，是個性情中人。”陳軍說。 回國後，劉曉波仍和陳軍保持密切互動，並身體力行積極推動自己的信念。在天安門廣場觀察了一段時間後，劉曉波對陳軍感嘆道：“雖然許多知識份子到廣場上演講、勸說學生，但總被學生排除在外，原因是學生認為知識份子只會作秀，不能與他們同甘共苦；有號召力的人，如方勵之，不願在線上，沒有號召力的人又不能讓學生信服，正由於缺乏一批有感染力的領導者，學運到後來幾近失控。”劉曉波認為，他必須在學生中做一件事，去贏得學生的信任和某種意義上的說服力。 因此，劉曉波與侯德建、高新、周舵四人在天安門廣場展開絕食運動，在學運已陷低谷時高調介入學運，並寫了《我們的建議》宣言，呼籲學生別讓仇恨毒化大家的智慧。“這個觀點我們交換過一些意見，我當時在海外提的口號是：搞民運要優雅一些”。陳軍說。 “後來天安門要被武力清場時，劉曉波等人臨危不懼出面與軍隊談判，在最後的關鍵時刻將學生和平領出天安門，避免了更大的流血悲劇。正是劉曉波自己的身體力行和付出，在最困難的局面時起了領頭作用，這是很重要的個人成就。”陳軍表示，那時可以看到曉波對和平、理性和非暴力原則的堅持，他後來關於“我沒有敵人”的提法便是從那時逐漸發展出來。 劉曉波的自我批判與反省 劉曉波因六‧四入了監獄，出獄後接受了官方四十多分鐘的採訪，將自己所目睹的天安門清場過程描述出來，卻因為“天安門廣場沒有死人”的言論引發強烈抨擊的聲浪，陳軍指出，這件事在後來的報導中寫得很清楚，劉曉波本人非常後悔，劉曉波對陳軍表示，“將來只能用更多的坐牢來洗刷他自己。” 除了受訪言論外，劉曉波的著作《末日倖存者的獨白》也是飽受抨擊的對像，陳軍認為，他從書中看到劉曉波淋漓盡致地剖析了自己，同時也剖析了學運當中不光彩的部分，換句話說，當劉曉波在做這種自我懺悔的舉動時，他不是在政治層面上討論八九學運，而是從倫理學和美學的角度對人性作探討，這有點像盧梭當年寫的懺悔錄，這時的曉波更像一個哲人的角色。“這點符合他性格中自戀的部分，喜歡文學和哲學的人都容易自戀，覺得自己能見人所未見。但曉波這部分確實是走過頭了，他把自我批評變成了某種自我欣賞，並將自我欣賞變成某種狂熱，這種狂熱導致書裡的不公平和極端，故後來被別人一致詬病。” 隨後，劉曉波前往美國，陳軍在與劉曉波私下的談話中，很認真對他指出：“如果你持續抱著這種觀點，我們的朋友就沒辦法交下去。你在考慮問題時太不嚴肅、太隨意，太有自己的虛榮心，儘管你的虛榮心是以淋漓盡致自我剖析作為代價，但確是一種過度自戀。我認為劉曉波當時認認真真將這番話聽進去了。” 其實不只陳軍，其他許多人也見到了劉曉波的轉變。從前許多人公開寫文章抨擊劉曉波，如鄭義和丁子霖等，但現在反過來給予支持。“劉曉波美國之行後回到中國，有很大的改變，從他後來10幾年的堅持可以看出，他認真為過去犯下的過失而努力，包括後來把勞教和入獄當成洗刷自己罪名的機會，而不看作是一種懲罰。劉曉波另外一個很大的優點，就是知錯就改，他從來不像中國的有些文人包括異議分子，認為別人批判了自己，就應該想辦法替自己辯護甚至對罵。這是一個十分難得的品格。”陳軍說。 陳軍指出，劉曉波從此更加把其追求個人自由的生活信念放下，開始腳踏實地去與國內其他自由派知識份子、民運人士、維權人士認真展開對話，認真去經營和發展人際關係，並慢慢被大家接受。一開始對劉曉波非常不滿的“天安門母親”丁子霖與丈夫蔣培昆，也指出了劉曉波的轉變，被劉曉波的誠意打動。同時曉波非常勤奮地寫作，對一系列社會公共的議題發表了大量的評論文章，後來組織和推動《零八憲章》，都離不開他所作的努力和貢獻。 “這種堅持，真得是少有人能做到，也因此曉波成了國內最重要和最有影響力的意見領袖。這不是做幾件勇敢的事，進過監獄就可以達到的成就。”陳軍說。 “現在很多批評他的人，因為不了解劉曉波，都是用了一把‘政治正確’的尺子在衡量他。”陳軍強調，人是會改變的，不應該拿20年前或期間的某一件事來說今天的劉曉波，“如果是這樣的批評，未免太容易也太膚淺了。是人都會犯錯誤，關鍵是看他是否有自省的能力，是否有對自我有更高的追求。曉波絕對有很高的精神追求，這種追求還會在今後看到後續的影響力。” 劉曉波獲獎精神層面意義大 陳軍於1995年曾悄悄回到中國，直到被當局發現重新驅逐。這期間陳軍大部分時間都與劉曉波在一起，使陳軍對劉曉波有了更深的瞭解。陳軍回憶，那時劉曉波還很自由，他們討論最多都不是政治或社會的議題，而是類似於對朋爾霍爾，西蒙，薇依這類宗教思想家在道德層面的追求，或討論馬爾克斯或俄羅斯作家的作品。劉曉波常常會背頌一些詩人，像理爾克的名句，或感嘆加繆的“有為形而上學自殺的嗎？”這樣飄渺的問題。 因為這段時間的交往，讓陳軍感到劉曉波的內心有著對終極價值的嚮往和追求，這種追求超越現實政治利益得失的考量。“我那時深知曉波是個心地極為善良的人，他雖然還可能會說錯話，做錯事，但他自我向善的努力和對理想追求的那種激情，讓我覺得他比一般的民運人士有更廣闊的視野和自由精神，因此也更有潛力去做成一番成就”陳軍說：“這就是為什麼曉波能扮演一個目前其他民運人士難以扮演的角色。” 之後的劉曉波，繼續將大量時間花在寫作上，涉獵領域不只是政治、社會問題，還有他對人性、道德的關懷，也因此造就了他多重的身份：政論家、社會活動家、獨立知識份子、哲人、詩人、美學評論家。陳軍強調，這些身份對外界瞭解劉曉波來說很重要，否則大家就會以瞭解魏京生的標準去瞭解劉曉波，這會產生很大的偏差。 如今，劉曉波獲得諾貝爾和平獎，陳軍認為，劉曉波作為一個海內外享有廣泛聲譽的異議份子，在有了諾貝爾獎的身份後，應該有能力推動中國朝一個更和平、更具建設性的方向前進，而不只是口頭上的革命派。陳軍指出，從劉曉波最後的聲辯中可看出，他已經從一個一般意義上的反叛者變成一個對社會發展有高度責任感的政治人物，把自己定位成了一個有建設性、理性的反對派。 不過，劉曉波的獲獎，在精神層面上的影響力或許更大。“中國能否因為這個諾貝爾獎而加快民主化的進程，這還有待於時間來證明。社會的轉型，尤其中國這樣一個國家，它的每一個變化都需要其他各種政治因素的互動來配合。但在中國社會當下精神和道德普遍淪喪的情況下，曉波的得獎能為中國社會提供一個很好的精神楷模。” 陳軍認為，在極權體制下，做一個勇敢的反叛者並不難，難的是如何看守自己的良心，捍衛個人的尊嚴、尤其在那些不為人知的時候，永遠以最大的善意去承受重負，包括來自同一陣營的的誤解和中傷，這需要內心很深的道德力量和精神追求。“我深信曉波在這方面是有自我期許和準備的。他如果能繼續他的堅持，繼續他多年的閱讀和寫作，他也會像哈維爾這樣的傑出人物一樣，對中國有更深遠和持久的影響力，這有可能比在具體環境中推進中國民主化來說更加重要，我有信心他能勝任這個角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