壟斷導致腐敗，權力需要制約——“高铁事故”观察（之三）

溫州高鐵追尾事故的第三個特徵，是把中國鐵路系統，甚至舉國官僚體制中的結構性弊病，暴露得如此充分，如此醜惡，不但讓國人震怒，也令全球側目，以至於一場規模不大不小的交通意外，可以爆發出類似汶川地震般的能量。 最明顯的體制弊端，當數鐵路系統高高在上，無可匹敵的壟斷地位。而壟斷造成的惡果，莫說在市場經濟中人盡皆知，就是社會主義，或者社會帝國主義（毛澤東用語）的老祖宗列寧，也在他那本著名的《帝國主義論》（全稱是《帝國主義是資本主義的最高階段【通俗的論述】》）中，表述的一清二楚：“壟斷導致腐敗和停滯”。鐵路系統也被國人稱為“鐵老大”，就是“老子天下第一，誰也奈何不得”。 至於鐵路系統的壟斷地位最早起源與何時何地，筆者無心搜索查找，反正早在上個世紀二三十年代，也就是中共建政之前，鐵路已經儼然形成獨立王國，中央一級有部，省市地方有局和分局，再往下又是這個段那個處，還有自己的醫院、公安、小學、中學、中專和大學。更為奇特的是，凡是鐵路員工，包括他們的家屬，一律免票乘車，餐車免費用餐，還留有內部專用的座席和臥鋪。 到毛澤東年代，開始對鐵路特權施加限制，把無限量的免費乘車，修改為每人每年八張免票，也可以轉給家屬和親朋使用，某種程度還是不受什麼限制。文革年代大混亂，曾有一年多（1966年夏到1967年秋）不怎麼查票，不但大串聯的革命師生白坐車，鐵路職工和家屬也恢復了他們的“內部共產主義”。此後整頓秩序，列車逐步恢復正常查票，但對穿制服（藍布銅扣，上有路徽）的鐵路內部人員，還是網開一面，並不真查。於是有人聰明，要乘火車就找朋友借件鐵路制服一穿，能省不少路費。 再往後進入改革開放年代，鐵路免票完全取消，一度流行的鐵路制服也逐漸消失。許多鐵路上的學校和醫院，也逐漸與地方合併。從表面上看，鐵路的特權有所減少，壟斷程度有所下降。但是，在許多關鍵領域，鐵路的“獨立王國”地位並未動搖，依然是政府企業一肩挑，既制定政策，又獨立經營（既當裁判又打球），自收自支，無人監管。另一方面，它繼續保留自己的公安、員警、法院、檢察院、和不受外界干涉的勞動人事制度。這個問題，遠比免費乘車和多吃多占要嚴重得多。比方說，現在其他單位招工提幹，基本上都公開向外招聘，起碼表面上要一視同仁（至於內部玩什麼貓膩和花樣，那是另一個問題），可是鐵路系統，除了基建和裝卸之類粗活，需要從外部招工以外，凡屬肥缺（比方高鐵車長之類）的工種和職位，從來不從外部招聘，都是內部瓜分。只要不是鐵路家屬，內部沒有關係，即使交通大學畢業，專業對口，品學兼優，仍然進不了鐵路（高價購買者除外）。而有關係的七大姑八大姨，侄子外甥親娘舅，那怕街頭混混，沒上過大學，照樣可以佔據令人羡慕的關鍵職位。這樣一套勞動人事制度，焉能不導致人才凋零和管理混亂！當然這個問題其他系統也有，但可能沒有鐵路表現得這麼肆無忌憚。 當然，中共高層並非沒有改革鐵路的嘗試，但屢試屢敗，被前部長劉志軍設法扼殺。最終結果，鐵道部不但在部委整改中抵制了合併，而且在八萬億刺激經濟的撒錢大潮中，又抓到最大一塊肥肉，以提速和高鐵建設為掩護，展開新一輪揮霍浪費和中飽私囊。據網路消息，在隨同劉志軍一同落馬的多名高官當中，號稱“高鐵第一人”的鐵道部運輸局局長，副總工程師張曙光，在洛杉磯有三處豪宅，在美國和瑞士有28億美元存款。僅僅一個司局官員，就貪腐到這樣驚人程度，那整個鐵路系統，要貪汙多少民脂民膏？除了貪汙，被他們揮霍浪費掉的財富，又有多少？ 這次高鐵事故慘劇，以血的代價，揭示出如諸多體制上的弊端，不知道中南海袞袞諸公，是否能從中汲取教訓，從而痛下決心，從制度和體制上動大手術？站在體制外冷眼旁觀的立場上，我們還要繼續施加壓力，窮追不捨，要說法，找真相，務必讓事故的冤魂，死可瞑目。死者家屬和傷殘人士，應該獲得合理解釋和公正撫恤。從這個意義上說，我同意事故追責行動，還要繼續廣泛而深入地進行下去。不過，因此而否定茉莉花和其他維權人士的鬥爭，認為他們挑戰當局治理合法性的行動，都是大而不當，甚至有害無益的說法，是筆者所無法苟同的。 比方蘆笛先生就認為，“中國不需要‘茉莉花散步’那種大而無當、毫無明確訴求、唯一目的是挑戰中共政權的純政治蠢動，需要的就是這種（如高鐵事故）就事論事，一個案例一個案例地向政府爭回自己的知情權、問責權的理性鬥爭。這才是爭取和平演變的正道。”（見《海納百川網》蘆笛自治區，2011-7-29 週五）我想不揣冒昧，表達一點不同看法。 首先，與腐敗政權的抗爭形式，本來就多種多樣，也一定會多種多樣，因為專制腐敗的表現形式多種多樣，而社會利益階層的分化也多種多樣，因此不可能有什麼“就事論事”“一事一議”的策略限制。你認為對的策略，在你那個時間和地點或許有效，但在我這個時間和地點就可能無效。再說人們的自發反抗，本來也是突發事件和突發激情的即時碰撞，不是誰在那裏預先組織、串聯和策劃的結果。就說茉莉花散步，那也含有“疑兵之計”，與警方打疲勞戰的意思，跟組織秘密政黨、策動武裝暴動風馬牛不相及，只不過號召人們爭取“和平圍觀”和“自由散步”（包括集體散步）的權利，難道這樣原始的自由和人權都不應該爭取？ 其次，不要隨意低估我黨（蘆笛用語）的政治警覺性，他們從骨子裏先天性地喜歡政治掛帥，無限上綱，自然要把超出他們容忍限度的任何維權抗爭（包括受害者要真相），都看成“政治搗亂”和“破壞穩定”的“危害治安罪”，其最終定性，與對待茉莉花並無二致。 再次，當局之所以有可能在某一局部問題上，表現出些許讓步或示弱，不是因為局部抗爭和就事論事，恰恰因為局部背後有全局，更多類似茉莉花的政治抗爭，宗教抗爭，拆遷抗爭，和其他維權抗爭等等，有形成四面合圍、烈火燎原的可能性，因此，才迫使他們在某些個案（例如車禍的收尾善後）上，示軟讓步，以免事情鬧大，升格為更大的政治抗爭，從而威脅到政權的生死存亡。假如沒有對茉莉花的恐懼和擔憂，僅僅一場交通事故的幾十人或上百人傷亡，他們才不會放在心上。按照以往邏輯，肯定花錢消災，先軟後硬，最後由專政鐵拳伺候：“多給你點錢還不行嗎？再鬧就以破壞穩定論處！”調查汶川地震受害學生的幾位四川人士，應該也算就事論事吧，不也照樣樣進牢房了嗎？ 所以說，不要看到當局目前處境尷尬，進退失據，輿論和民眾群情激憤，媒體也敢於開天窗，開始有限度抗命維權，就誤認為那僅僅是“就事論事”“一事一議”的策略成功的結果，進而貶損和否認其他抗爭形式（包括所謂政治蠢動）同樣具有它們的合理性和必要性。總之一句話，因社會分化程度提高，抗爭的光譜必然呈現多元趨勢，各種感受到社會不公，有氣要出的人群，包括爭取週末到鬧市散步和圍觀權的好事青年（或者無事青年），都有選擇自身社會定位、抗爭方法和策略的權利。社會發展進程將最終證明，壓倒駱駝的稻草，不會是特定的某一根，更不會是最後那一根，而是千萬根稻草綜合作用力的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