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之梦：实现宪政转型的设想（之三）——宗教自由（上）

1 实现社会自治，还有一件重要的事情，即恢复宗教自由，这于中国已是非常迫切的事情。 宗教在人类文明中的重要成分，在人类生活中对凝聚人心、维护道德及组织、稳定社会有至关重要的作用。就西方文明来说，基督教是其来源之一，其政治制度、社会组建方式、思想意识都深受基督教影响，很多方面甚至可以说是来于基督教会。 在世界现代化进程中，宗教遭受到重大冲击，但是在欧美，宗教依然发挥着重要的作用。在美国97%的人称有宗教信仰，63%的人是教会成员，每年有52亿人次参加宗教活动，宗教捐款年500亿。在美国社会生活中，在规模和重要性上，宗教均为首。美国的核心价值、司法精神、道德伦理均建立在清教精神的基础之上；或说孕育于清教精神。假若失去基督教，美国将不复存在；基督教是美国国家的底座。 相对崇神文明来说，中国文明属于世俗文明，但是这并不等于说，中国人没有宗教生活。儒家思想伦理非神属世，但其本身包含对天的崇敬，儒家最高的理想境界是天人合一，这即是儒家思想所蕴含的宗教性；而且在儒家思想伦理的长久施行中，其本身已宗教化，无论士大夫的修身行道，或是普通百姓间的祖先崇拜、仁义道德，在精神伦理上都具有绝对性，因此西方宗教学者们也将之成为孔教。当然，儒家思想伦理并非是一种完整的宗教，因此与儒家思想并行的，也还有道教、佛教、回教及各种民间宗教，它们本身已是中国文明的一部分，源远流长，根深蒂固。 中国文明为世俗文明，没有犹太教、基督教、伊斯兰教的极端性及排它性，而相当地温和、宽容，中庸之道是中国哲学之核心。因此，中国传统上，对宗教是相当宽容的——大体而言，只要宗教不威胁到国家政权，不危害社会民生，基本上是任其自然，哪怕是“异端”、“邪教”。中国历史上曾有对佛教的迫害，但总体来说，主要还是扶持鼓励。总而言之，中国传统的宗教政策大体是好的，宽容而多元，非常符合当今世界之精神。                               2 从唐朝始，基督教便传入中国。《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此碑于唐建中二年<781年>由波斯传教士伊斯<Yazdhozid>建立于大秦寺的院中）记载， 唐太宗贞观年间，古波斯传教士叫阿罗本到中国，他拜谒了唐天子太宗，要求在中国传播基督教，后唐太宗降旨准许他们传教。 但在以后的一千多年中，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并不成功，因为中国传统文化于国人的农耕生存状态更适应，故没有基督教进入的空间。基督教在中国成功传播，是近代以来的事情，因为在与西方文明的碰撞中，中国是屡遇屡败，政治、经济、社会、文化、军事等方方面面败破凋零，于是基督教“乘虚而入”——实是中国有了对基督教的需要。 近代以来，至1949年之前，总体上看，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成功的，于中国也是有益的。其间，基督教虽然与中国本土文化有冲突，也曾遭到士大夫及民间的抵制，教案不断，甚至发生了义和团运动（义和团运动之兴起，重要原因是慈禧集团对之有意利用，以抵抗“洋人”）；但总体而言，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是迅速的，也是正面的——这不意味来华的基督教会、牧师没曾做坏事、错事，国人对基督教也趋向逐步接受，特别是基督教给中国带来的影响是有益、积极的，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的进步，比如兴办医院、教育、福利事业，组织社会，废除陋习，培养公共意识，融汇西方文明，接受现代的生活方式等等，这些对中国转入现代社会及提升中国文明的程度都有重要的作用。近代以来，中国社会及文明的进步得益于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 所谓的现代文明即主体上即西方文明；如果我们进入现代世界则必须向西方文明学习，而基督教是西方文明的渊源之一。近两百年来，中国向西方学习，有一误区，就是将现代化与现代文明割裂开来，学其术而弃之本。“洋务运动”、邓的“四化”都是这个问题；至于毛更糟糕，其彻底摧毁中国文明，一刀切地走上共产极权的反文明的邪路——西方文明的异端，给中国带来巨大的灾难。我们反省这段历史，教训是：对于学习“西方”、“现代”要加以一个限定，就是要将之作为“文明”来学习，不仅学习其工业、科技、经济，更要学习其政治制度、司法、社会组构，学习其精神、思想、文化、宗教。我们需要从提升中国文明、促进人类文明的大前提下，学习西方文明，进入现代文明。 “西方”、“现代”不都是好的，也包括野蛮和邪恶，比如其侵略性、殖民主义、种族主义、法西斯、极权政治等等，于今我们无需再重复这些，而要加以抵制。这是有关“文明”限定的另一重意思。总之，“文明”才是人类存在和进步的前提。这是人类近数百年来的经验及教训，也是当下人类共存之责任。 如果我们学习西方文明，就必需包括对基督教的开放和容纳。可以说，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孕育了西方现代文明。例如，美国立国的精神就是由五月花船上逃难的清教徒们所确立的：“吾等签约之人，信仰之捍卫者，……在上帝面前共同庄严立誓签约，自愿结为一公民团体。为使上述目的得以顺利进行、维持并发展，亦为将来能随时制定和实施有益于本殖民地总体利益的一应公正和平等法律、法规、条令、宪章与公职，吾等全体保证遵守与服从。”这百十来字中，现代文明社会的基本精神均得到体现：自由、契约、公民、公正、平等、法律、责任等等，《美国宪法》即是这一精神的体现。 韦伯《新教伦理与资本主义的精神》一书正面阐述了新教与资本发展的关系，新教伦理制约了资本野蛮性掠夺，而良性地推动了资本的发展，或者说创造了现代文明的经济。如韦伯所说：“一个人对天职负有责任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社会伦理中最具代表性的东西，而且在某种意义上说，它是资产阶级文化的根本基础。” 当然，资本主义的发展有良性的一面，也有其野蛮、掠夺的一面；而基督教在资本主义的发展中，对后者有制约、平衡的作用，或者说促进了资本主义的文明化。例如在美国解放黑奴运动中，大批的基督徒成为蓄奴制度的反对者，北方的许多教会有组织地帮助黑奴逃跑。林肯最终签署了《解放黑奴的宣言》，他依据的是《圣经》中的这段话“人类按照神的形象被创造，所以每个人都具有尊贵的品质，任何人都不应该被剥夺尊严、被驱使劳役。”再，西方列强对各殖民地的侵占，给当地带来惨重灾难，但随之基督教也在那里传播“爱”的福音，兴办学校、医院、收养孤儿、救助贫民……，给当地带去新的文明。当今人类的普世价值也源于基督教。 回顾一下中国近代史，列强的入侵固然给中国在来深重灾难，但是基督教的传入亦给中国带来了新文明，仅是教会学校就为中国培养了数代各类现代人才；西医进入中国、建立现代医院也是由基督教教会始。对于传播西方，促进中国进入现代文明，基督教起到了重要的作用。中共宣传一向将之说成是帝国主义的文化侵略，这不仅是政治偏见，而且也是由于愚昧。 在历史上，中国文明本身即多元的，汲取了诸多文明因素。比如对佛教的融汇，大大丰富了中国文明的内涵，使之更丰富饱满。近代以来，西方文明呼涌而来，中国传统文明在与之碰撞中，遭到沉痛创伤，但这也是衰落的中国文明一次新的再生再丰富的机遇，对西方文明的学习、融汇，将激发中国文明的活力，使之更新改造，而更广阔地丰富其内涵，提升其文明的质量，而这本身也是人类文明的一次大融汇、大创造，也是一个大希望。 中国文明是宽容的，有很好的包容性，它曾经成功地接纳、融汇了佛教，也将会很好地融汇基督教。中国近代许多优秀的人物，对中国有卓越的贡献，他们有良好的中国传统文化素养，同时他们也信奉基督，二者在他们身上完好地融合为一体，比如马相伯、晏阳初、梅贻琦、陆徵祥、陶行知、张伯苓、卢作孚、林语堂、老舍；蒋介石先生也完好地体现了中国传统文化与基督教信仰的融合。这些个案说明，中国传统文化可以容纳基督教，与之融合。 韩国传统尊崇儒家，而当今韩国有50%的人信仰基督教，但是这并没有动摇韩国的传统文化，反之韩国倒有过于强烈的民族主义情绪——大韩精神。基督教给韩国文化注入了新的生机及血液，使之更丰富更有活力。这说明，传统必需要继承，这是根；但同时又要不断汲取、融合新的进步的文明元素；前者坚持得越有力越自信；后者的汲取和融合便越丰富越深入。文明的成长就是不断地汲取、调整和融合，文明中元素越多编越有生命力。                                   3 中华民国作为一个国家在大陆最终是失败了，但是它开启了中国文明的新生。从晚清到1949，这是中国文明的一次伟大的蜕变，一方面它不断抛弃中国传统文明的弊端及长久积蓄的沉疴，如帝制、家天下、八股文、童养媳、太监、缠足……；另一方面又大量地汲取、容纳西方文明，如科技、宪政、政党、现代司法、教育、医学、经济……乃至军事和基督教；但同时，其又天然地继承了中国传统文明的优秀之处，比如儒家“仁”的核心价值、中庸之道、宽容精神、作人的自强自律、求知尚学、重信约、责任与担当，还有佛教、道教、丰富的历史文化，以及丰富民间信仰与文化……。李鸿章曾惊叹，中国面临“三千年未有之变局，三千年未有之强敌”，但这也是中国文明三千年未有的浴火重生。 至1949，中华民国于大陆不过38年，但至此中国大致（草草）完成了从古老帝国到现代国家的转型，如果没有国共内战——苏俄的介入，民国最终将在大陆实现宪政；同时，中国思想、文化也大致（主要在精英阶层）完成了进入现代文明的转型，最有代表性的就是白话文成为通行文字语，出现了一批高质量的大学及学贯中西的思想家、学者，他们既继承了中国的传统，又接受了西方的科学、理性、人文精神；现代司法、教育、科技、新闻、民众社团……日臻成熟；尤其是各行各业都有了一批优秀的具有现代眼光和能力的精英人才，担当起各行业建设发展的重任。 对于宗教来说，这是其自由传播发展的黄金时段。1912年孙中山先生颁布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规定：“中华民国的主权，属于全体国民；国民不分种族、阶级、宗教信仰，一律平等；国民有居住、出版、言论、集会、结社、宗教信仰等自由”。由于中国文明的宽容精神，民国所给予宗教的自由、宽容甚至超过欧美；在中国历史上，佛教、回教都曾遭到打压、迫害，但在民国则没有，民国也有不少佛教教案，但大多是教产纠纷，而非因为信仰；回教在中国一向受歧视和雅致，但在民国则获得了与其它宗教的平等地位，得到社会的尊重，其自身也焕然一新。“五四”新文化运动时期，由于唯物、唯科学、唯理性、共产主义思想的传入，加之反列强、爱国主义，出现了非基督教的潮流，甚至发生攻击教堂，杀害基督徒和牧师的事件，如“南京事件”（有史学家考证，此事件是北伐革命军中共产党所为，具体而言是李富春、林祖涵率部所为），但这不是政府行为，事后国民政府对肇事者严家惩办，通缉李富春、林祖涵二人，处决宁案“肇事士兵及流氓”33人。“南京事件”促使国民党下决心清共。 佛教在民国期间得到复兴，佛门建立了全国性组织《中国佛教会》，制定了章程，并兴起佛教改革运动——“人间佛教”，使佛教从山林走回人间，从庙宇走入社会，由出世转为入世，从僧侣隐修走向服务民众。这是中国进入现代社会后，佛教与之相适的转型，这是佛教有了更广阔的发展空间，丰富了佛教的内涵和功能，也更积极地发挥了它的社会作用。当今台湾的佛教即是这支传统，它也将是中国大陆佛教未来的方向。1931年九一八事变后，佛教界积极参加了抗战，如全国佛教会圆瑛会长通告全国佛教徒启建护国法会，并致书日本佛教界谴责军国主义侵略暴行；1937年，太虚大师通电全国佛教同仁：（一）恳切修持佛法，以祈祷侵略国止息凶暴、克保人类和平；（二）在政府统一指挥下准备奋勇护国；（三）练习后方工作，如救护伤兵、收容难民、掩埋死亡、维持秩序、灌输民众、防毒等战时常识诸项。可以说，民国期间，佛教甚有发展，甚有作为。 清朝对伊斯兰教实行打压的政策，并曾多次残酷镇压，此不是因为信仰问题，而是由于对边远异族——回族统治的需要。民国实施宗教信仰自由，汉、满、蒙、回、藏民族之平等，这无疑是对伊斯兰教的一次解放。1912年孙中山在回教俱进会上发表演讲说：“三民主义首在解放国内之民族一律平等。回族在中国历代受压迫最甚，痛苦最多，而革命性亦最强。故今后宜从事于回民之唤起，使加人民族解放之革命运动。”由此，伊斯兰教在民国时期得到振兴和发展，建立了100多个伊斯兰教团体，并发起穆斯林新文化运动，与时俱进，兴学教、办报刊、创社团，开展《古兰经》的研究与翻译。抗战期间，伊斯兰教民积极参加了抵抗日寇的战争，比如1938年2月，“中国回教救国协会”成立，白崇禧任理事长先后在全国20多个省、市建立分会组织抗日。 民国期间，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获得迅速发展。1900年中国的天主教徒70余万人，至1949年发展到350万人；新教信徒，1900年为9万6千人，至1949年发展到百万人。1949年统计，当时有130个新教差会在华传教；仅1927年到中国来的传教士即有8000余人。除了传教之外，基督教会还在中国积极从事文化、教育、医疗、赈灾、福利，乃至破除迷信、戒烟禁赌、辅导妓女从良等各种事业，有力地推动了中国社会与文明的进步。比如教育， 1926年教会学校总数达1.5万所，在校生总数80万人，占当时全国学生总数的32％。1937年教会学校在校生总数达到100万人，其中大学生8000人，中学生9万人。1918年，新教在华高校有13所，而同期中国公私立大学只有8所。民国期间大部分著名学府均是教会学校，为中国培养了大批优秀人才。 医疗，据1936年《基督教年鉴》第13期统计：新教34个差会在华共办医院268处。另据德礼贤统计，在1933年时，天主教共办266所医院、开设药房744处。1835-1949百年间，各国政府及教会捐助中国教会医院5000万美元左右，多用于开办费和购置设备。 抗日战争爆发后，许多基督教教会和组织积极投入抗战救亡运动，如中华全国基督教总会、中国基督教青年会等，不仅在前线救护伤兵，同时也在沦陷区进行抗日宣传；许多基督徒在抗日战中献出了生命。 由于中共长期的洗脑教育及政治宣传，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史遭到极大的歪曲，以至基督教在中国遭到敌视，几代人将之视为帝国主义对中国的文化侵略，此种谬见至今未得消除。近代以来，基督教在中国的传播，虽然于中国本土文明有摩擦和冲突，其所为也不是完全没有负面效应，但是总体而言，其对中国是积极、有益的，促进了中国文明的提升和发展，特别是对于中国现代文明的转型，更是至关重要。可以说，基督教为中国输入了现代文明，在一些领域甚至是带领者，比如现代教育、医疗、慈善。仅就教育而言，即可谓功德无量，比如教会大学的建立使中国文明与西方文明的差距一下子缩短了几百年，西方当下最先进的科学、人文知识得以同步进入中国；再如，中国传统是女子不受教育，是基督教教会学校始招女子入学，并开设女子学校，从小学到中学、大学，不仅培养了大批妇女人才，更是促进了中国妇女的解放。 人类现代文明与传统文明（包括西方）是两种不同生存形态的文明，前者是更高形态的文明，即使以西方自身的传统文明相较，也是如此。中国传统文明与中国传统的农耕生存方式是一致的，其是一完整体系，以现代文明为参照去要求它是没有道理的。“五四”新文化对中国传统文明的批判，于理是非常幼稚的；但是当时青年人迫切期望变革的心态，则是自然的。 中国进入现代被被迫的，而它一旦被逼入现代，其故有的传统文明便无法应对这个缤纷陆离、迅猛铿锵的现代世界，它必须要完成一次质的变革、飞跃，上升到更高形态，才能适应现代世界，延续其族类。而中国传统文明作为一自足饱和体系却不能靠自身转入现代文明，其必须要靠外部的冲击，打开缺口，接纳西方文明的诸多元素，并对自身文明元素重新取舍，从而组构“新文明”——中国现代文明。如何继承、扬弃、容纳？这是不可设计的，更是不可强制的，而只能交于实践，让人们在实际生存中，根据生之所需，立于自身，逐渐识别、取舍、融合，这是文明的一个自然重新组构的过程，也是一个民族在现代世界重新学习、适应、创造生活的过程。 为此，国家最重要的就是提供一个宽容而自由的空间，容纳各种思想、文化、习俗、风尚、想象、艺术、宗教，使之共存、共撞、共争、共融。应该相信，人类对文明有创造、修复、调整、再综合的潜能，他们能够根据环境、生存需要、已有的文明资源、新显现的文明元素及未来的可能，组构适合自己生存的文明系统。重要的是：不设计、不强制，自由、宽容，使之自然生长。说到底，这也就是自由于文明的根本意义。 作为国家，民国甚不幸，割据、战乱、共产革命、异国入侵……，但是民国给中国文明的转型提供了一个相当宽容而自由的空间。政治仅是文明的一小部分，战乱也好，国民党独裁也好，但是这不意味社会缺少宽容和自由，刨去政治这一块，当时民国的思想、文化、艺术、经济、结社、宗教是相当自由的。或许是因为国家混乱的原因，从某种角度来说，民国的宽容和自由大于当时的美国，也大于现在的美国，那确是文化生成、融合的好时期。可惜民国嘎然中止，未能延续下去。 正是由于民国的宽容和自由，佛教、回教均得以复兴，并兴起现代改革运动；基督教的传播也获得迅速发展，其所带动的教育、医疗、妇女事业蒸蒸日上。如果不是由于苏俄的介入，中共不可能夺得政权，而民国的前景也将不可估量。中华民国在大陆的战败有其偶然性。 （未完待续）                                    2013年2月    于伊萨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