斯莫尔尼迷雾——游俄散记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div><div> </div><div><img alt=""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3/May/5102013zhaoy.png" height="499" width="651" />  </div><div>    圣彼得堡醒了，像慵懒的贵妇，漫不经心地展露着容颜。果戈理说过：“涅瓦大街上的一切都是雍容的。”果然，扑进车窗的街景就是这雍容二字。但这雍容并不华贵，却有一份天生的庄严。想起莫斯科街上的人，个个行色匆匆，似乎重任在肩，而在这里，你立时感到节奏变慢了。行人从容不迫，车流有条不紊，耳边没有大都市惯常的嘈杂。街道中间的隔离草坪上，几位俄罗斯大妈手持铁叉，仔细地寻找纸张杂物，然后缓慢地用铁叉叉起，放进身旁的小推车。细雨微风中，城市洁净透明。我们的车像行驶在一部旧电影中，背景音乐就是德沃夏克大提琴版的《母亲教我的歌》。噢，圣彼得堡待客的方式正是库普林对《热情奏鸣曲》第二乐章的体会，“缓慢、热情”。</div>     车停在一条浓荫遮蔽的小路上。下车穿过一个街心花园，便望见白蓝相间的斯莫尔尼修道院。这座略带俄罗斯味道的巴洛克建筑曾是女皇伊丽莎白•彼得罗夫娜为自己准备的退隐之地。叶卡捷琳娜女皇作太子妃时，曾在此住过。它的旁边就是斯莫尔尼宫。导游安东略带揶揄地说“我们去看斯莫尔尼宫，中国人都得来这儿”。他这么说，我并不吃惊，在一些中国人心中，听见这个名字，就像看见延安宝塔山，立时血脉贲张。因为此处在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时，是个重要场所。先是彼得格勒苏维埃所在地，后又做了布尔什维克武装夺权指挥部，夺权之后，列宁一直在这里办公生活。布尔什维克迁都莫斯科后，斯莫尔尼宫成了市政府办公地，前后曾是托洛茨基、基洛夫、日丹诺夫等人的舞台，上演了无数惊心动魄的活剧。看安东的神情，他似乎对这些颇不以为然。我心生好奇，很想知道这位俄国青年如何看待一九一七年后的俄国历史。     我问安东：“别的国家的人不来这儿么？”“来，是去斯莫尔尼修道院听音乐会”。我知道，斯莫尔尼修道院中常有精彩的音乐会。以前，国际声学大师徐亚英先生曾告诉我，斯莫尔尼修道院中的正厅音响效果极佳。“他们不参观斯莫尔尼宫？”我追问。“不，斯莫尔尼宫是圣彼得堡市政府所在地，不对外开放，但宫内有一个列宁纪念馆，要参观得预约，除了中国人，很少有人去。”想起刚才在车上，安东说他是圣彼得堡大学东方语言系毕业，却最喜欢历史和哲学，尤爱老子，便又问他：“你知道《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这书吗？”安东一笑，出语惊人“噢，那本书，除了俄文字母和日期，差不多都是编造的。”安东三十多岁，一口中文讲得漂亮，推算起来，应该是戈尔巴乔夫改革时代的孩子。难得还知道有这本书。可他不知道，这书曾是我党修史的“圣经”，对红太阳的升起功不可没。延安整风时，它列干部必读书目之首。正是这部书教给伟大领袖“路线斗争”这个法宝，有了十次路线斗争的伟大胜利，才有了毛泽东至尊之位。我少年时曾认真读过它，有些段落都能背诵。及长，读书稍广，才知上当不浅。杨奎松先生说：“《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乃集粉饰、歪曲、甚至伪造历史之大成，以其为楷模，中共党史焉能跳出其沉浮的怪圈？”实为明见。     花园尽头，有一座威风凛凛的马克思雕像。安东介绍说，从前全城有上百座马克思像，改回旧称圣彼得堡以后，清理得剩不多了，这里因为靠近斯莫尔尼宫，属于历史遗迹，所以才留下来。他又半开玩笑地说：“快照张相吧，以后可能就没了。”相倒是没照，几个人站在马克思像旁聊起了一战中德国人与布尔什维克的关系。光沪随口提了一句，一次大战时，为了减轻德国部队在东线的压力，德皇政府很希望布尔什维克能成功。安东高声说：“不，是英国人帮助了布尔什维克”。这次安东可是大错了。当时英国和俄国是一条战壕里的战友，英国人巴不得俄国人在东部战线顶住德国人，让英法军队在西线能有喘息之机。可当时布尔什维克的口号是“变帝国主义战争为国内战争”，明摆着要放德国人一马，英国人岂有支持之理？     不过，安东的判断仅在一件事上沾点儿边。沙皇退位后，曾考虑往英国避难，临时政府出面提出要求，英国政府先同意，后反悔，竟拒绝了。致使沙皇遭灭门之祸，从老到幼让布尔什维克来了个“满门抄斩”，行刑手段之残忍，至今读来仍让人心惊。英国人干这种不丈夫的事已非一次。一八一五年拿破仑退位后自动登上英国军舰伯勒芬号，之前他口授了给英国摄政王的信，以为像波斯王庇护提米斯托克利一样，英国人会宽容地接纳他。但英国人不是薛西斯，他们只考虑利益而不尊重“英雄的权利”。把自愿认输托庇的拿破仑放逐圣赫勒拿岛，让他在苦寂悲凉中了结生命。比之普鲁塔克笔下的古代英雄人物，现代政客所差何止霄壤。     说起布尔什维克和德皇政府的关系这段公案，近些年随着德皇档案的开放，历史学家渐渐梳理出了眉目。一九一七年，彼得格勒七月事件发生后，临时政府声称有确凿证据，指控布尔什维克接受德国情报机关提供的大量金钱，用以发展组织，办报宣传，目的在于夺取政权，改变俄国的战时立场。临时政府命令彼得格勒卫戍部队逮捕列宁等人。列宁侥幸逃脱，被工人尼•亚•叶梅利亚诺夫藏在拉兹利夫村的小茅草棚中。托洛茨基被捕了。在托洛茨基的回忆录中，他对这段历史闪烁其辞，但还是无意中露了口风：“哥萨克的士官生们没收了被捕者的钱财，理由是这是‘德国人的’钱。许多同路人和朋友都不理我们了。”同书中专有一节《关于诽谤者》，痛斥临时政府造谣，有损布尔什维克的光辉形象。他在自辩中提出了一个临时政府所指称的人证“军事准尉叶尔莫连柯”，并嘲笑克伦斯基连这个人的名字都搞错了。但是他没有提到一个关键人物，帕尔乌斯，此人是他的密友，曾和他一起讨论过“不断革命论”，以至有人说这个帕尔乌斯才是“不断革命论”的原创者。他还有一个重要身份，德皇政府和布尔什维克合作的中间人。     后来，克伦斯基在美国多次指责布尔什维克是德国间谍，除了他当临时政府首脑时得到的证据，还依据了美国政府公布的Sisson documents，但据乔治•布坎南说，这套档案中许多材料无法证实其可靠性。直到德皇档案公布，由英国人B. Zerman编辑出版，才澄清了一些疑点。该文件有德皇政府为支持布尔什维克支付款项的记录，其中有托洛斯基这位朋友领取经费后写给德国政府的报告。德国政府支付给布尔什维克经费，利用它颠覆俄国政府，确是事实。根据这点，许多人指责列宁是德国间谍。德国《明镜》周刊在刊登这些材料时，把文章题目叫作《德皇陛下的革命》。我却对此持疑。固然，布尔什维克的行动符合德国战时利益，但这更可能是互相利用。正像《苏德互不侵犯条约》签订时一样，在微笑的后面，希特勒和斯大林都在磨牙。当然，布尔什维克上台后签订的《布列斯特和约》损失了大片领土，确实当得上“丧权辱国”四字，但若要说列宁是德国间谍，也太小瞧了这个人物。以列宁的雄心，岂是甘作人间谍的小角色。布尔什维克的意识形态又岂能以常理揆之。     布尔什维克的导师们坚信，以往人类所信奉的道德准则，绝大部分是统治阶级的道德规范，是广大人民的桎梏、鸦片，必须彻底打破而代之以共产主义新道德。在外人看，这新道德即是无道德。但革命者认为，实现共产主义理想，就是人类最高道德追求。为实现这个崇高理想，那些骇人听闻的暴行也不过是“巨人行进中踩踏些花花草草”，不必在意。关键在于“分清敌友”，只要认清谁是阻碍我们达到目的的敌人，则对之无论采取什么手段都是合理的，因为“对待敌人要像严冬般残酷无情”。后来领兵驱散立宪会议的卫队长热列兹尼亚科夫说：“ 为了俄国人民的幸福，需要杀掉几百万人”，就是这种道德观的体现。     德皇政府自一九一五年起为布尔什维克提供经费，这并非什么独一无二之事。接受外国援助来推动本国革命，史所多见。路易十六为美国独立战争提供过经济支持，孙中山接受过日本黑龙会的钱，中共长期由苏共和第三国际供养。应该审视和评判的，是这些资助最终造成了什么结果。依此视角，我们可以说，美国革命是“功德圆满”，它不仅造就了一个以人的自由为目的的民主制度，而且《独立宣言》中所阐发的原则又影响了法国大革命的《人权宣言》。尽管这些原则大多出自旧大陆的启蒙思想家，但经由美国革命，这些原则进入了政治实践。而布尔什维克革命所建立的制度对俄国人民却实在不是什么好事。普京和梅德韦杰夫两任总统都有反思。普京感慨道：“俄罗斯本来早就可以走上文明发展的道路”，梅德韦杰夫说得更干脆：“斯大林政权对俄国人民犯下的罪恶是不可饶恕的，他们对本国人民发动了战争。”罗伊•梅德韦杰夫以其深入研究得出结论：“苏联人用鲜血汇成的已不是小溪，而是大河，以往任何一位暴君都没有残害和杀戮如此之多的同胞”。以高远的理想，动人的许诺，铁血的机器造就的制度，竟让自己的同胞血流成河，这内在的逻辑是什么？     这次出门，行囊中带着阿伦特的书《论革命》，既要访问“革命之乡”，免不了会想起“革命”问题。书中有话：“‘革命的’一词仅适用于以自由为目的的革命”。这本是孔多塞的名言，阿伦特思得更深：“对任何现代革命的理解，至关重要的就是，自由理念和一个新开端的体验应当是一致的。”所以她断言：“十月革命对本世纪的深刻意义……先是使人类最美好的希望转化为现实，然后又让他们彻底绝望。”在布尔什维克们看来，“革命的根本问题就是政权问题”。我们从小就熟悉一句话“有了政权就有了一切，丧失政权就丧失了一切”。这和先哲所论“革命以人的自由为目的”确实泾渭分明，这两种革命观一以人为目的，一以权为目的。以人为目的，就有敬畏，知怜悯，懂退让，讲妥协，忍放弃，在此，权是人的工具，可取可放；以权为目的，就容残忍，信狡诈，弃信义，轻人命，嗜权柄，在此，人是权的牺牲，可辱可杀。革命以人为目的，才会去建设民主自由的制度，以权为目的，则只是更换操纵枷锁的主人，它不过是马基雅维利的Alterazione a salute（权位转换）。“以革命的名义”，多少罪恶横行。     花园右手就是斯莫尔尼宫，宫殿涂着柔和的淡黄色。正立面八根洁白的大理石柱，透着庄严典雅。和大陆一些贫困县中张狂的政府大厦相比，斯莫尔尼宫太含蓄了。院门不高，铁艺雕花，侧门口只一位身着制服的门卫，全无戒备森严的气象。透过大门，一眼就能望见那座科兹洛夫所做的列宁雕像，这是列宁的标准形象，据称是前苏联被复制最多的雕像。一问安东，果然，不过现在也所剩无几了。     一九一七年三月八日到十一日（俄历二月二十三日到二十六日），一场革命突然降临，史称“二月革命”。现在俄国的一些历史书，谈一九一七年俄国革命，已是指这场“二月革命”。是这场革命推翻了沙皇制度，确立了俄国向宪政体制转型的路向。但这个过程被布尔什维克暴力夺权所中断。十一月七日，布尔什维克发动军事政变，攻占冬宫，推翻临时政府，夺取了政权。我们惯于称此为十月革命。当时就有很多人，例如别尔嘉耶夫将其称之为“十月政变”。现在，这个观点已被俄国历史学界许多人接受。安东介绍斯莫尔尼宫时，也称之为“政变指挥部”，他用了putsch这个词，特指军事政变。自一五四七年伊凡四世加冕为沙皇，俄国的绝对君权专制制度已延续三百七十年，却在几天之内土崩瓦解。这庞然大物的倒塌缘于一场争取更多面包供应的游行。不可想象的是，各派政治力量事先全无策划、组织，待革命猝然降临时，政治家们才仓促上阵，被形势拖着走。而八个月后夺取了全部权力的布尔什维克此时尚“无力影响革命的自发性蓬勃展开的过程”。在这个阶段最活跃的力量是由各政党联合成立的彼得格勒苏维埃。它的目标和职责之一，就是准备“在普遍、秘密、直接和平等的基础上选举并召集立宪会议。”     这是二月革命后，俄国各派政治力量的共识，俄国要通过立宪会议，建立一个民主宪政的共和政府，引导俄国走向民主、自由、文明之路。这个共识之深入，从罗曼诺夫家族成员到列宁都认可。所以，当尼古拉二世提出将皇位传于米哈伊尔大公时，大公发表声明“我只在我们的人民表达的自己意志的情况下才可能接受最高权力，他们应该举行全民选举，通过自己在立宪会议中的代表确定俄罗斯国家的治理方式和新基本法。”而列宁至少在最低纲领中也承认：“沿着唯一正确的道路，即沿着民主共和制的道路，向社会主义迈出第一步。”当时，各派政治力量一致同意尽快召开立宪会议，俄罗斯的未来，要由立宪会议来决定。在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委托临时政府管理国家，它的主要任务之一是筹备立宪会议。事实上，临时政府为立宪会议作了许多扎实有效的工作。在我看，最重要的一条就是确立立宪会议的权力“直接来源于人民的最高意愿”。     但是，当时俄国社会弥漫着紧张与急躁的情绪。特别是底层民众和前线士兵，他们随时面临饥饿和生命危险，有点“等不及”了。我们可以想像，从俄罗斯那样一个落后的专制制度转向宪政民主制，有多少工作要做，况且俄国还处在战争之中。这几乎是一个“不可完成的任务”。美国费城立宪会议，处在和平环境中，又是由一群历史上罕见的睿智君子聚在一起，日夜讨论，从立宪会议开幕到参加立宪各州批准仍历时三年多。真正的立宪需要讨论和妥协，更需要耐心。而在俄国，形势瞬息万变，仿佛谁抢先机，谁就能胜出。以列宁洞烛先机的直觉，形势的逆转，便拜他一人之力了。托名普列汉诺夫的《政治遗嘱》中说：“列宁出于策略的考虑需要那样做。为了达到眼前的目的，可以向策略的祭坛献上一切：良心、全人类道德、俄国的利益。”这份《遗嘱》真伪或可一争，这话确是知人者言。以普氏与列宁的“父子关系”，这话像他说的。     国内形势急转之下时，列宁还在苏黎世过着悠闲平静的生活。当他知道沙皇退位，革命成功的消息后“如梦初醒”。列宁以他天才的敏感立即知道应该马上做什么，回国，不惜一切代价回国。这就要提到一个名叫Aleksander Keskula 的爱沙尼亚人。在德皇档案中，历史学家找到一份列宁与他会晤的记录。此公是德国情报机关在欧洲各国革命力量之间活动的“卧底儿”。早在一九一四年，他就把布尔什维克的政治诉求告诉了德国驻伯尔尼全权代表罗姆贝格。列宁同Keskula见面后，就得到了大笔资助。也正因为Keskula 向德国讲明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使德国人开始设想利用布尔什维克推翻沙皇，使俄国退出东部战场。此时，托洛茨基的密友帕尔乌斯出现了。“他利用德国当局对他的信任，说服了德国人准许列宁经德国回彼得格勒。”鲁登道夫这位德国军事首脑同意列宁经德国回国，他认为列宁回国后会通过革命活动推翻沙皇政府，迅速和德国签订和约。鲁登道夫的军事才能没能让德国打赢战争，却因他帮助和扶持了两个人物而留名历史：列宁和希特勒。他送列宁回国，成就了布尔什维克的苏联，他援手希特勒，成就了纳粹党的第三帝国。有如此机遇的人，历史上实不多见。     列宁回国了，一路相当风光。在德国人的保护下，“乘客们实际上享受了外交上不可侵犯的特权”。德皇威廉二世亲自下令“如果瑞典不准布尔什维克进境的话，我们可以让他们从德军在东线的驻地通过。”当列宁乘坐的“铅封车厢”通过哈雷时，德国皇太子的火车竟停车让路，等了近两小时。事后，那位“卧底儿”Keskula夸功说：“是我使列宁得以动身的”。为此，他从德国人手里得了20-25万马克，折合50000-62000美金。报酬不可谓不丰厚。列宁在彼得格勒的芬兰车站下车，被前来欢迎的齐赫泽等人引入“沙皇专用休息间”。这几位临时政府官员想不到，列宁此刻脑子里正转念头，想着怎样从他们手里夺权呢。而对德国的恩惠，托洛茨基是这样感受的，“列宁利用了鲁登道夫的打算，同时也有他自己的打算。鲁登道夫私自盘算，列宁推翻爱国者，然后，我把列宁和他的朋友们绞死。列宁暗自思忖，我乘坐鲁登道夫的车厢，然后用我的办法对他论功行赏。”后来的历史告诉我们，托洛茨基的猜测前一半全错了。因为德国人不仅没有绞死列宁和他的战友，反而给新生的布尔什维克政权以经济援助。R.卢森堡疑惑了，她说：“社会主义革命依赖德国的刺刀，无产阶级专政处在德国帝国主义的庇护下，这也许是我们可能经历的最骇人听闻的事了。”天真的卢森堡错了，往后更骇人听闻的事还多着呢。远在巴黎的乔治•索雷尔不明就里，还懵懵懂懂地欢呼“新的迦太基肯定战胜不了无产阶级的罗马”。     列宁回来了，提出了著名的《四月提纲》，彻底改变了布尔什维克的战略、策略。当时，党内反对声甚隆，但列宁以他超人的精力，执著地向他的战友灌输彻底夺权的思想。这时，他独创的一套“阶级、政党、国家、领袖相互关系学说”已经成熟。这可说是一种新型的政治制度理论，在政治思想史上最接近马基雅维利的学说，只是更严酷。明确、有效，更无所忌惮。不过他还没打算马上动手，而在不断估量形势。只有一次他有点按耐不住，问季诺维也夫：“怎么样，咱也试一把？”而这时，斯莫尔尼宫内灯火通明，各派政治力量都在为立宪会议选举忙呢。     立宪工作正处于两难之境。社会倦于战争，而肩负立宪任务的那些人知道，为了已选择的民主宪政之路，就要和英、美、法这些民主国家携手，把战争进行到底。这一方面为了战后重建，需要民主国家的帮助，另一方面，单独与德国媾和，置俄罗斯民族的信义与尊严于何处？有过苏沃洛夫和库图佐夫的俄国，自有自己的荣誉感。因此，战争在继续，而情况在恶化。立宪工作被迫一再推迟。社会底层民众所盼望的和平、土地、面包问题不能获得满意的解决，临时政府威信渐失。而这时，布尔什维克却占据了最有利的地位。在他们的意识形态中，“工人没有祖国”，所以不存在单独媾和的心理纠结。况且，布尔什维克的目标更远大，就算今日割地赔款，耻辱求和，将来等我们掌了权，必援助世界革命，饮马莱茵河，阅兵柏林城不过是近期目标，解放全人类，世界一片红才是我们的理想。别跟我谈什么“爱国”，我们不爱沙皇之国，我之所爱在一个“红彤彤的新世界”。那是地上之天国。     但是，这个内定目标是秘而不宣的。在广大人民群众面前，布尔什维克仍然保持着力促立宪选举早日完成的立场。立宪选举终于在十一月十二日举行，但在这场由布尔什维克参加组织的选举中，它输了。707个席位，布尔什维克得了175席，得票率24.7%。这次惨败使列宁立即改变了原先支持召开立宪会议的立场，宣布要反对“反革命立宪”，要展开对“普遍、平等、直接、秘密的选举“的斗争。在布尔什维克的脑子里不存在“民意”这种东西，他们自己就是民意的“天然代表”。托洛茨基已被任命为彼得格勒苏维埃主席，入主斯莫尔尼宫。以此为基地，开始逮捕、镇压其他主张立宪的党派代表，并宣布彼得格勒处于“战时状态”。在一九一八年一月五日立宪会议召开之前，布尔什维克警告各派政治力量，它将以“一切手段直至使用武力”来镇压任何挑战权力的人。终于，一月六日凌晨，布尔什维克以武力驱散立宪会议，警卫队长热列兹尼亚科夫拍拍议长切尔诺夫的肩膀，“喂，先生，哨兵累了，回家吧”。这一默幽得非同小可，它终结了俄国人多年立宪梦，直让俄罗斯血流成河。     布尔什维克掌权后，迁都莫斯科，但斯莫尔尼的戏还没有演完。一九二八年，斯大林流放了斯莫尔尼曾经的主人托洛茨基，并最终暗杀了他，斯大林的至尊地位开始建立。但党内有人看到了危险，在一九三四年布尔什维克的十七大上，斯大林在中央委员会的选举中得票最少，有270张反对票。而基洛夫，斯莫尔尼当时的主人，得票最高。同年十二月一日下午，基洛夫在斯莫尔尼宫三楼走廊里被人枪杀。赫鲁晓夫在二十大秘密报告中指控斯大林幕后指使，在后来的回忆录中，仍坚持这一说法。事实上，基洛夫被暗杀后的第二天，斯大林就赶到了列宁格勒，并要求亲自审问凶手尼古拉耶夫。当凶手被带到斯大林面前时，斯大林问他“你为什么要杀害基洛夫”，尼古拉耶夫指着站在屋子里的肃反委员会工作人员大喊“是他们让我干的”，话音未落，几个肃反人员冲上去用枪把一顿暴打，尼古拉耶夫浑身是血昏迷过去。有人说，在斯大林面前，他已经被当场殴毙，其实，他当时还有一口气，送到医院后被灭了口。随后，警卫长鲍里索夫在提审途中被押送他的肃反人员铁棍击头而死，死亡鉴定却说是死于车祸。这是不打自招。明摆着杀人灭口。最近出版了苏联老牌特工苏多普拉托夫的回忆录，他一口咬定基洛夫之死是纯粹情杀。依我看，这两者并不矛盾，斯大林要干掉基洛夫，当然要动些脑子，偏偏基洛夫有拈花惹草的毛病，这在布尔什维克高官中本是寻常事。偏偏这次他勾上的这位美人米尔达•德劳莉有个失意又吃醋的丈夫尼古拉耶夫。这活儿交他干再合适不过。干掉基洛夫在斯大林是一箭双雕，既除掉了敌手，又为大清洗找到了借口。于是，清洗狂潮又自斯莫尔尼宫起。     物换星移，一九九零年，索布恰克当选列宁格勒市苏维埃主席，他是在戈尔巴乔夫民主改革的浪潮中被民主派选民选举上台的。索布恰克是列宁格勒大学的经济法教授，一位自由派知识分子。他有一个学生叫普京，法律系毕业后进入克格勃，被派往民主德国，负责收集和分析情报。从东德回国后，他到列宁格勒大学国际部任职，负责国际交流，相当于国朝各大衙门的外事局。按照惯例，这块地儿归克格勃管。索布恰克看重他忠实能干，便邀请他加入自己的团体。普京问他“您不怕我是克格勃的人？”后来索布恰克在别人质疑普京的克格勃背景时为他辩护，说“他不是克格勃的人，是我的学生”。一九九一年，索布恰克当选列宁格勒市长，普京跟他进了斯莫尔尼宫。从他们进驻斯莫尔尼宫那天起，原来各办公室挂着的列宁和基洛夫肖像都被摘除，大楼管理人员问挂谁的像，普京说“彼得大帝”。     就在这年，在索布恰克力主下，列宁格勒改回旧称圣彼得堡。他还建议把列宁送回圣彼得堡，安葬于沃尔科夫墓地，他母亲身旁，甚至设计了移葬细节，“莫扎特的安魂曲响起，乐队由罗斯特罗波维奇指挥……在沃尔科夫公墓内，伴随着鼓点和群众愤怒的呐喊声，盛着列宁遗体的棺木放入墓穴。”     十年后，普京从斯莫尔尼宫入主克里姆林宫。安东开玩笑说，他内心里想做个“民主的彼得大帝”。从斯莫尔尼宫生长起来的苏联不在了，斯莫尔尼宫还在，正如苏联土崩瓦解，俄罗斯却浴火重生。经几番血泪洗礼的俄罗斯人已见过了那些用暴力送来的“真理”，他们明白了自己的伟大先知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警言“假使小孩子们的痛苦是用来凑足为赎买真理所必需的痛苦的总数的，那么我预先声明，这真理是不值这样的代价的。”     俄罗斯正在建设民主宪政的道路上蹒跚而行，进两步，退一步。别嘲笑它，要想想我们自己何时起步。     沐浴在绵绵雨雾中的斯莫尔尼宫安详、静穆。 『注：圣彼得堡城市名称演变： -圣彼得堡（1703年建城始，直接译自德文）； -彼得格勒（1914-1924）：一战爆发后反德情绪高涨，沙皇政府更名； -列宁格勒（1924-1991）：列宁去世后为纪念列宁而改名； -圣彼得堡（1991-至今）：市民投票改回原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