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民当为捍卫信仰自由与言论自由而发声 ——基督徒作家、公民记者昝爱宗访谈

昝爱宗简历   昝爱宗，一九六九年出生，安徽太和县人，农业职业高中毕业。一九九零年代初从南方到北京从事新闻采访及编辑工作，曾任《中国海洋报》等媒体的记者和编辑，在《南方周末》、《南风窗》及海外的《争鸣》、《动向》、《开放》等知名媒体发表多篇颇有影响力的调查报道和时政评论。同时从事写作及图书策划工作。一九九九年，策划了《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民族出版社）一书，获得新闻界的好评。但此书很快被中宣部下令封杀，“第四种权力”亦成为“敏感词”。二零零一年初移居浙江杭州，曾任《中国海洋报》记者和驻地记者站站长，同期成为网络自由写作的积极分子和新闻自由的呼吁者。二零零一年十月一日中共国庆节当晚，因在网络上发表了《严打，新的恐怖主义》一文，而被杭州警方处以五千元罚款。 二零零六年七月十六日，昝爱宗在杭州三里亭基督教会聚会处受洗成为基督徒。从此积极介入追求宗教信仰自由的事务。同年八月十一日中午，昝爱宗因报道杭州萧山教案，被杭州警方宣布行政拘留七天，并失去记者证。此案牵动了中国新闻界、知识界和广大家庭教会信徒的心。这是继《纽约时报》北京分社助理赵岩、新加坡《海峡时报》程翔之后，又一位秉持良知、说出真话的记者遭受中共当局野蛮迫害的案件。目前，昝爱宗居住于杭州，从事自由写作。     采访缘起   我与昝爱宗是长达十年的好朋友了。我还记得他风尘仆仆地奔波在风沙扑面的北京的情景，他是那样的单纯、直率、勇往直前、无所畏惧。因为不断地坚持说出真相，他不得不从一个报纸换到另一个报纸，然后又从最基层的职位开始做起。拥有像他这样资历的新闻界的人士，若是善于经营者，早已升迁为部门主管，只有昝爱宗这样的“堂·吉诃德”，多年来一直是一个不起眼的“小记者”。 那些年里，我们周末常常在昝爱宗租的小屋里聚会，算是一个小小的沙龙。其中，有当时还没有蜕化变质的孔庆东，后来成为新锐批评家的许知远以及财经作家覃里雯等。那是一段无比美好的青涩的理想主义的岁月。再后来，昝爱宗与相恋多年的女友结婚了，并结束了漫长的“北漂”生涯，回到“暖风熏得游人醉”的杭州。但他似乎永远也无法“成熟”，那种说出皇帝什么也没有穿的冲动始终存在于他的血脉之中。 当我在二零零三年成为基督徒之后，每当昝爱宗来北京出差的时候，如果刚好遇到星期日，我都会邀请他参与方舟教会的主日崇拜。我和妻子也经常向他传福音，并送给他很多福音书籍。我深知，我们所从事的追求真相和公义的活动，必须有更为坚实的皈依和更为博大的源泉，真正的真理和公义在神那里，而不在人那里。惟有信靠神，我们才能得安慰，才能得自由。后来，昝爱宗在杭州也认识了一些本地的基督徒和教会，并逐渐参加了教会的活动。二零零六年七月底，他受洗之后第一个给我打电话，我衷心地为他感到高兴。 二零一一年冬，在离开中国前夕，我专程赴杭州探望昝爱宗。他刚到车站接到我，国保便打来电话探问。短短三天的相聚，想到下次的见面不知是何时，我们便有谈不完的话，谈得最多的当然还是共同的话题：信仰自由与新闻自由。于是，有了这篇访谈。     苛政是童年苦难的根源   余杰：我知道你是安徽人，从小在农村长大，你也曾向我谈起过贫瘠而凄惨的童年时代。从“大跃进”开始，安徽就是人祸加天灾最多的地方，也是腐败最为严重的地区。曾经担任安徽省公安厅副厅长的尹曙生在一篇回忆文章中这样写道：“安徽省在‘大跃进’年代，人民群众吃尽了苦头，饿死了四百多万人（有案可查，不是推测的），发生人相食（多数是吃尸体）的现象并不奇怪。” 可以想象，在那样的年代里，你的父辈吃了多少苦头。“文革”结束后，如果不是穷到了生死一线牵的地步，安徽的农民也不会铤而走险地自行“包产到户”。正如历史学家所说：“最初公开或秘密地实行包产到户和包干到户的，几乎全是集体经济极端薄弱，农民极度贫困的地区。” 我想请你先从童年的生活开始谈起，回忆带着苦涩的滋味，真是抱歉。 昝爱宗：我于一九六九年出生在安徽北部阜阳地区太和县的一个小村庄，我们家的条件即便在农村也是赤贫人家。我的父亲是一位残疾人，患有严重的小儿麻痹症，那个年代政府对残疾人根本没有什么保障和救济。于是，只能靠母亲一人勤劳干活，养大一家老小。 在我儿时的印象中，家中没有通电，晚上偶尔点煤油灯，大多数时候都只能日落而息。我们平时以杂粮为食物，很少能吃上米饭和白面。从小学一直到十五六岁，我几乎从来没有吃饱过饭，长期处于饥肠辘辘的状态。我每天思考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在哪里能找到点吃的？你看我个子瘦小，就是因为在发育阶段没有足够的食物和营养。我记得我们家每年在大年初一的时候才吃一次肉和白面馒头，那简直就是让人垂涎三尺的美食。对于那顿饭的滋味的怀念，一直持续一整年的时间。 从家庭成分来说，我的爷爷被错划为地主，其实也就有几亩薄田而已。于是，我们家一直在政治上抬不起头来。我念小学的时候，尽管很用功，成绩也不错，但从来没有得过一张奖状，少先队和共青团等带有荣誉性质的“组织”，统统向我关上大门。长期以来，我自觉低人一等，在政治上有强烈的被压迫感。 余杰：那么，你算是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了。 昝爱宗：是的。以我的家庭条件，根本没有机会上大学。一九八四年，我初中毕业选择上了一所农业职业高中，培养农技人才的学校，两年学制，学费也很便宜，每月加生活费也不过是十多元。那两年，我一边学习，一边干农活。毕业后，我在一九八八年又上了成人大专的函授课程，是北京人文大学和北京中国人民大学中文系所办的大专班，我是在在职的情况下完成了学业。教育上的缺陷，让我很羡慕那些可以读大学的同龄人。 我职高毕业后就离开家庭，孤身一人闯世界。离开家乡之后，我有一年多时间在河南唐河参加过葡萄种植技术方面的培训和实践，希望以此致富，后来发现仅靠农业无法维持基本的生存。一九八九年，我到了河南，在一家化工企业工作，每月有六十元收入，生活终于有所改变，弟弟妹妹也都吃饱饭了。 那一年，我在报纸上看到“六四”的报道，非常关心，但我没有勇气参与。那个时候，我对社会问题慢慢有了兴趣，我开始思考，我们为什么过如此穷苦的日子？是我们自己的问题，还是政府的问题？为什么在这个国家农民是劣等公民，就像当年美国的黑奴一样？为什么中国的农村与城市的差距竟然有天壤之别？但是，我尚在生存的边缘挣扎，生活是第一要紧的事情，没有条件静下心来仔细阅读、思考和写作。对于未来的人生，也没有明确的规划和方向，得过且过而已。 余杰：我知道，你从小就有文学梦，所以学大专函授课程的时候选择了最不实用的中文系，然后才走上记者的道路。 昝爱宗：小时爱读小说，比如路遥、张贤亮、张承志、丛维熙等人的，听说有农村人写小说就被大学特招的例子，很兴奋，就把文学当成了一个实现理想的梦，理想就是成为作家，不再当农民。当然，也想写出真实的农村苦难，因为我是一个“贱民”的后代。从小连话语权都被剥夺了，所以有强烈的表达的欲望，而写作正是表达的重要渠道。 一九九二年四月，受一句宋代诗人王安石的“春风又绿江南岸”的启发，我从河南到了杭州，应聘到娃哈哈集团从事文职工作，业余也给报刊投稿，大大小小的稿件也发表了一批。那时，从河南来的朋友路过杭州看我，羡慕我，称我是“北京人在纽约”，当时姜文主演的《北京人在纽约》电视剧很流行，我想杭州不是纽约，既然北京人到纽约以为到了天堂，我不敢奢望出国到纽约，那么我就去北京吧，那里是全国的政治、文化中心，比杭州有发展前途，不妨到北京去闯荡一番。 一九九五年三月，我到了北京，先是应聘到一家企业做广告业务员。两个月后，我又转到一家小报社，从实习记者开始，一直做到栏目编辑。那些日子，我坐着地铁和公交车，或经常骑着一辆旧单车，从城东跑到城西采写新闻，因为年轻，似乎也不觉得有多么辛苦。我在这家媒体干到一九九九年才离开，然后换了另外一家媒体，曾在四五家媒体打过工，到了二零零一年上半年，我最后决定离开北京，因为妻子不喜欢北京，希望我回杭州。 前前后后，我过了六年多“北漂”生活。如果从世俗的眼光来看，我是一个失败者，在北京并没有混出个样子出来，连房子都没有，空着两手回了南方；但是，如果从精神生活的角度来看，我在北京认识了很多值得珍惜的朋友，包括你和刘晓波，彼此互相激励和学习，“听君一席话，胜读十年书”，使得我的眼界和思想都开阔了许多，不再是昔日那个懵懵懂懂的乡村青年。特别需要强调的是，我对自由和人权的观念也有了一些了解。对我来说，北京的师友们是一笔宝贵的财富，是在其他地方得不到的。至今我仍然非常怀念那段时光。     思考“第四种权力”，追求新闻自由   余杰：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你还拿出微薄的薪水帮助我自费印刷文集，这些文章后来大都收入《火与冰》之中。我记得，那个时候，你也开始做图书策划，你策划的最有名的一本书就是《第四种权力》。我给这本书写过书评，却没有想到引火烧身，让这本书后来被中宣部点名批评。 昝爱宗：这本书本身并没有太高的学术性，算是一个资料汇编，但它的出版过程和被查禁的遭遇，却可以当作中国新闻出版史上的一个标本来解剖。 那时，我在做了几年记者之后，越发意识到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重要性。一九四九年以来中国遭受的诸多苦难，很重要的原因就是没有言论自由和新闻自由的环境，比如大饥荒的发生，如果媒体可以自由报道，哪会演变成饿死几千万人的惨剧呢？我记得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玛蒂亚•森<a href="file:///C:/Users/Admin/Desktop/2%20%20%E5%85%AC%E6%B0%91%E5%BD%93%E4%B8%BA%E6%8D%8D%E5%8D%AB%E4%BF%A1%E4%BB%B0%E8%87%AA%E7%94%B1%E4%B8%8E%E8%A8%80%E8%AE%BA%E8%87%AA%E7%94%B1%E8%80%8C%E5%8F%91%E5%A3%B0.doc#_ftn1" name="_ftnref1">[1]</a>指出过，近代以来发生的若干次大饥荒，都不是因为食物的匮乏，乃是因为信息的匮乏，专制政府垄断信息，使得民众只能坐以待毙。 同时，在我的工作中，也深感宣传部的可恶和新闻自由的可贵。虽然我所在是一家名不见经传的行业小报，也常常受到宣传部门的训诫。就连假烟假酒的消息都不让报道，中宣部的官员们就好像阴沟中的老鼠，对一切真善美的事务都有天然的恐惧和排斥心理。 大概是一九九七年年底吧，我经常到北大与你、许知远等朋友一起聊天。我就提出这样的一个设想，我们可以策划一本书，内容大致是近年来新闻界的舆论监督难的现象，以及新闻传媒对官场腐败和社会矛盾的大量曝光和受民众欢迎的程度，想把新闻舆论监督提升到“立法”、“行政”、“司法”之后的“第四种权力”的高度，书名就定为《第四种权力——从舆论监督到新闻法治》。书稿有了雏形之后，我找到《中国青年报》的知名记者卢跃刚写了序言。他当时刚刚遭遇《大国寡民》一书被起诉的事件。几年以后，他与李大同又成为《冰点》事件中的主人公，这是后话了。 一九九八年年底，我们全力完成这本书稿后，就四处寻找出版社。当时，北京新闻界喊声最响的就是“舆论监督”，中央电视台门口排着两个队伍，一个是访民举报地方腐败分子的队伍，另一个就是地方官员到央视“灭火”的队伍。当时的央视《焦点访谈》节目多以负面报导为主，总理朱镕基和政治局委员几乎天天都要看。我们想在此刻出书，就是要把“舆论监督热”和“新闻立法”、“新闻自由”和“第四种权力”挂起钩来，结果书名太刺激，一时出版不顺。 我们曾经联系到近三十多家出版社，但多数都以中宣部禁令太多或话题敏感为由拒绝了。其中，一些知名出版社明确表示不能出，它们有：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改革出版社、时事出版社、中国社会出版社、群众出版社、中央民族大学出版社、当代中国出版社、中国城市出版社、中国电影出版社、经济日报出版社、中国林业出版社、济南出版社、中国人事出版社、中华工商联合出版社、文化艺术出版社、印刷工业出版社等，后来还找了一些不知名的出版社，但都是一一碰壁。这些“国字头”或专业出版社都受中宣部控制，一旦出版了他们认为的“坏书”，轻则撤销编辑和社长、总编辑的职务，重则关门。比如丁关根时代就有两家知名出版社被关，一家是出版何清涟《现代化陷阱》的今日中国出版社被关，一家是出版令江泽民不能容忍的《新官场秘经》的改革出版社，这两部书都是丁关根时代中宣部的禁书。 单单找出版社就找了一年多，直到一九九九年十一月，几乎快要放弃的时候，北京有一位出版经纪人倪熙忠老先生出主意，他四处寻找，找到一家以出版少数民族图书为主的民族出版社藏文编辑室。藏文编辑室也可以编辑汉文图书，该室有一位编辑是青海人，是藏族同胞，大学毕业后分配到民族出版社担任藏文和汉文的编辑，他和编辑室主任以及出版社的总编辑认为这本书可以出版，内容的引文也都是出自公开发表的报刊，无任何“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内容，很快决定印刷并出版发行。 新书出版后，《中国青年报》、《检察日报》、香港《明报月刊》及人民网、正义网等纷纷报导，一周内还进入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的畅销书销售榜前十名。但好景不长，很快就被中宣部盯上。二零零零年四月十九日，《中国商报》刊登了你撰写的书评，提到“在现代社会，新闻舆论被当作除了立法、行政、司法三大权力之外的‘第四种权力’”，以及“一个社会的‘第四种权力’是否能健康、自由地发展，直接维系着这个社会是否具有自我完善、自我净化、自我更新的功能。处于转型期的中国社会，新闻对于维护社会正义更是作用突出。”正是这一段话，惹怒了中宣部，中宣部阅评小组要求《中国商报》文化版编辑说明为什么发表这篇书评，编辑与该书的作者及书评作者是怎么认识的，有什么背景等等，让编辑吓了一跳。 此外，中宣部还发动舆论反击：二零零零年五月十九日，中国记者协会所属的《中华新闻报》评论文章《舆论监督是第四种权力的观点是错误的》，文章指出：“西方在实行立法、行政、司法三权分立基础上提出，舆论监督是独立于此三权之外的‘第四种权力’。这是资产阶级的一种新闻观点。这是一种具有极大欺骗性的观点。因为许多事实已经证明，西方国家的新闻舆论监督权力并不在新闻工作者手里，无一不被政党、财团等掌握与操纵。”接着《人民日报》旗下的媒体也站了出来：二零零零年第七期该报《新闻战线》杂志发表署名景晓旭的文章说，“我国媒体是党和人民的喉舌，传媒的舆论监督是在党的领导下进行的”，他批评《第四种权力》一书“如此照搬西方第四种权力的提法是错误的”。最后，中宣部的主办媒体也亲自站了出来，二零零一年一月出版的第一期《党建》杂志发表文章，再次指责舆论监督不是“第四种权力”，从此《第四种权力》一书再无出头之日。 中宣部做事，向来是“两手抓，两手都要狠”。一方面禁止舆论提及“第四种权力”这个西化的词语，一方面查处出版社为什么出版一本坏书，结果该书紧急从书店下架，北京西单新华书店售书中心不再销售，北京甜水园图书批发中心的发行也终止，印刷厂也被骚扰，收回菲林胶片，不得重印和再版。被强制收回的图书约有近千本，结果都被封存在民族出版社的仓库里，可能不久就被拉到造纸厂被打成纸浆了。民族出版社的总编辑因为一本书被免职，提前退休，编辑室主任被撤职，责任编辑被停职，其正在申报的高级编辑职称被中止，扣发奖金，两年内不得申报高级职称。正是中宣部的禁令，让出版社和作者都损失惨重，这就是党国“文字狱”压制出版自由的恶果。 因为《第四种权力》一书成为禁书，原定在同年出版的另外一本书《第四种权力──中国新闻自由的焦点访谈》最后也无法出版，都是因为书名敏感。该书作者是谢泳，当时任山西《黄河》杂志主编，如今是厦门大学教授。     凡祈求的就得着，寻找的就寻见   余杰：我们的话题就要进入信仰层面了。在你小时候，有没有接触过基督教呢？据我所知，安徽农村是中国家庭教会较为普及的地区。我认识一位基督徒艺术家名叫曹原铭，他创作过很多关于安徽乡村教会的艺术作品。比如，他拍摄了数百个乡村教堂的建筑及内部陈设、信徒使用的桌椅和圣经，以及教会的看门人等。他说：“本人出生地安徽宿州为赛珍珠小说《大地》三部曲的‘背景舞台’，小说的主人公王龙在饥荒逃难的过程中，洋人传教士举起十字架向小说的主人公王龙传教，当时王龙想：十字架上的人一定是个坏人，不然怎么会被吊死呢？这部小说描写的时代是二十世纪初灾难深重的中国，此小说于一九三八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成为西方世界了解中国农民的第一手资料。时隔境迁，今天这里农民主动自发建造自己的信仰空间，无论资金来源还是设计施工都有当地农民亲自完成，目前这一地区共有六百多所乡村教堂。”我相信，在你们家乡也会有不少乡村教会。 昝爱宗：在听你分享福音之前，我在信仰可以说是一片空白。小时候，在农村并未深入接触过基督徒，父母长辈只知道祭祀祖先和老天爷。我隐隐约约听大人讲过，村子里有信主（那时不知道主是谁，也从来没有听说过耶稣）的人，他们不烧香、不祭祖、不放炮，有些怪异的生活习惯，但没有人向我讲述过他们信仰的具体内容是什么。 不过，小时候我有一些比较特殊的经历。大概两三岁刚记事的时候，有一天，我突然看见房顶有祭祀的棚子，有死去的人，是邻居孩子的娘。我叫妈妈来看，她却什么也看不见。这也许就是圣经中所说的“鬼”吧，但这个鬼并没有伤害我，只是让我很害怕，心中久久不能忘记。我还看见村外半夜里的野地里有夜明珠在闪烁，让我害怕，不敢靠近，白天再找到相同地方去看，发现只是一堆烂砖头瓦块什么的。我们的家乡虽然穷，却是一个有悠久历史的地方，历史上管仲、曹操都曾经在附近活动。我看到夜明珠特别大、特别亮，不知是否与这里地方死人太多有关系。我还有一次死里逃生的经历，是三年级的时候，学校门口有池塘，每年都淹死人。我还不会游泳时一不小心掉进深处，差点被淹死，挣扎着，最后很意外地踩到一个浅水处，得救了。当我成为基督徒之后，才明白，人的生命被上帝掌管，鬼是不能伤害人的。 我从小就是一个有神论者，不是无神论者，我相信在我们生活的物质世界之上，有一个未知的、更高的世界。但是，我并不知道“神”究竟是谁，以及我们这个世界是如何被神所造的。 余杰：我没有那么多灵异的体验，每个人走向信仰的契机和历程都不尽相同。上帝在每个人身上都有无比美妙的计划。你是我最好的朋友之一，在我二零零三年信主之后，当然要向你分享福音，就好像我吃到一颗最甜的糖，一定要跟你分享一样。那时，我就想，我们不仅是好朋友，而且要在基督里互为弟兄，如圣经所说，看弟兄和睦同居，是何等的美，何等的善。 昝爱宗：在二零零四年底我在北京亲身感受方舟教会之前，我对福音的了解差不多是零。我离开北京的时候，你和你妻子都还没有信主，不过你们已经开始思考和探讨关于信仰的问题了。后来，你有机会到杭州，大概是一次新书签售会吧，我们有一段时间长谈，你谈到心灵中的困扰和彷徨。我那时也有类似的感受，那就是：我们在这个世界上追求公义和自由，但究竟什么是公义和自由呢？在一个信奉相对主义的世界上，每个人对正义和自由的理解都不一样，那么，有没有最高的、绝对的标准呢？在追求的过程中，我们愿意全身心地投入，付出代价和牺牲。但是，每当遇到挫折的时候，我们都有深深的失败感，内心深处并没有得到安慰。 我记得你推荐我看圣经，那时候我不知道圣经究竟是一本什么样的书，只知道当时出版过一本名叫《摄影圣经》的书，类似于摄影方面的百科全书，“圣经”不过是作者随便拿过来套用的时髦名词而已。后来，我才开始慢慢地阅读圣经，很多地方都读不懂，身边也没有人指点和教导我。 余杰：后来，我和妻子都受洗了，在我家中有了一个小小的团契，你到北京出差的时候，还来过我们的团契。你那时还有很多疑惑，我们也有过一些讨论。以我的经验而论，爱提问题的人，反倒信主之后会“向着标杆直跑”，你就是如此。 昝爱宗：是的，那是二零零四年九十月份吧，我当时是《中国海洋报》的新闻部副主任，有一次到北京来做采访，公务之余，到你们位于望京方舟苑的家中做客。正好是一个礼拜天，你们十多个人聚集在一起学习圣经。那是我第一次认识和参加“家庭教会”。听大家唱赞美诗，很受感动，如同天籁之音。不是说你们唱得多好，似乎你们这些人并没有多少是受过严格的音乐训练的，而是说那歌声中呈现出来的是与外面的流行歌曲不一样的美，轻轻拨动着我的心弦。 在二零零五年的时候，你又到杭州来了一次，我们跟杭州的一位基督徒学者林涌强弟兄有过几次讨论。从那个时候起，你走到哪里，国保就跟到哪里。那次你走后，警察还去找林弟兄谈话。他从来没有跟警察接触过，还颇感“受宠若惊”呢。我记得，那次你们讨论了很多圣经翻译方面的问题，我在旁边听得似懂非懂的。不过，你走了以后，我就去一间特价书店买了一本香港那边出版的圣经普通话译本旧书，后来又到一家基督徒开办的以勒书坊买到正版的圣经和合本，才知道这是中文圣经的最好译本。此后，也常常跟林弟兄一起探讨圣经的内容。在林弟兄的带领之下，离上帝越来越近了。 余杰：之后，你是如何参加杭州当地的教会呢？以我个人的信仰历程而言，参加教会生活是迈向真实而鲜活的信仰的关键一步。中国的很多知识分子故作“清高”，他们不愿参加教会，不愿与他人产生一种生命上的连接，而是标榜保持所谓的“一个人的信仰”。这种所谓的“信仰”其实是儒家式的修身养性、内圣外王。但我认为，这种状态永远也走不进真正的信仰。另一方面看，这是因为在“原子化”的社会中，人与人之间的疏离状态，人人都害怕受到伤害，故而不敢向他人敞开心扉。 昝爱宗：我倒是愿意融入一个“生命共同体”之中。我第一次到方舟苑参加你们的聚会，大家一起唱歌，虽然有感动，但仍然是一名旁观者，像是到别人家中做客一样，并没有把自己当作这个“大家庭”的成员来看待。 后来，在杭州，林弟兄介绍我参加浙江大学的一些老师和学生参加的家庭团契，跟你们很相像，是家庭式的聚会。在这里，我发现，每个人都很亲切地问候对方，关怀对方，彼此之间讨论的话题，不是外面热衷的那些世俗的事情，比如赚钱等，话题都跟信仰有关。而且，不管在外面是什么样的身份，在团契中大家都平等相待，不同阶层和背景的人之间的藩篱突然消失了。于是，我感到这是一种新型的人际关系乃至生活方式，让我受到很大的震撼，原来人们可以如此相处、相知和相爱。 在参加团契之前，我就开始读圣经了，是一章一章地读，先从《马太福音》、《约翰福音》和《使徒行传》开始，我由此思考“得救”的意义。有了一点读经的基础之后，参加团契，跟大家一起讨论，进步得就更快了。在这个过程中，我认识到，圣经真理在我们面对危机的时候，能给我们很大的帮助。面对苦难，神要么是让我们挺住，要么是帮我们挪去，基督徒总是能靠信仰胜过苦难。我读到耶稣说“劳苦担重担的人到我这里来”的时候，眼泪就哗哗地就掉下来了。我想起幼年吃的那些苦头，想起漫长的饥饿，以前总是抱怨命运不公平，为什么我偏偏就诞生在如此穷困的农村家庭？但现在我发现，这些苦难对我是有益处的，让我容易谦卑，不怕经受新的挫折。 这些年来，我发现很多农村人，在掌权或致富后后变得特别腐败和残暴。他们觉得以前受了很多苦，现在要加倍补偿，才能获得心理的平衡。有人说，穷人天生就善良、高贵，他们制造出一种“穷人崇拜”来。对此，我并不认同，尽管我也是穷人家的孩子。因为从基督   信仰的角度来看，穷人与富人一样，都是罪人，都有罪性，而且坏起来也许更没有底线。 但是，如果接受了基督信仰就会不一样。尽管遭遇过苦难，但对苦难的了解非常不一样，最后的结局也大不一样。就我个人来说，如果没有找到信仰，就不能做到真正明白谦卑柔和的真义，就会走向彻底的败坏。换一句话说，小时候的苦难不一定是财富，只有认识了耶稣，苦难才能转化成财富。上帝的话语带有能力，带有亮光，让我们变得通达、变得明白，知道自己的本分和在世上的使命，那就是传福音和坚持真理。如果我们不做这些事情，一生就是白白过了。 余杰：你的这段心路历程跟我受洗前很相似。不过，我在理性上的挣扎和质疑比你更多，大概是我的心思没有你那么单纯吧，所以会向上帝问很多问题。那么，你是如何决定接受洗礼成为基督徒的呢，中间有没有一个转折点？ 昝爱宗：倒是没有一个非此即彼的、明显可见的转折点。从二零零五年参加团契到二零零六年决定受洗，这一年多的时间里，我在团契里面感到特别幸福，也有了传福音的热情。我的内心每天都有甘甜的滋味，这就是主恩的滋味，世上别的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而主恩则是不可缺少的。 在我小时候，人生的理想是考上大学，跳出农村，从此不再像父辈那样以“修地球”为业。但是，我的家庭条件又不允许我上大学。这个理想破灭的过程让我非常痛苦，长期有一种很自卑的心态。 但是，在我走向信仰的过程中，这些伤痛都得到了医治。那段时间，我特别喜欢读圣经。不过，我读得很慢，很多不明白。我是在二零零六年七月受洗的，直到受洗前也没有把新旧约圣经全书看完。七月的第一个礼拜，我到北京开会，总是心神不定，盼望快点回去。回去之后，想着早日得救，正式成为基督徒。在当月的第二个礼拜天，即七月十六日由杭州的胡泉源牧师施洗，在神面前宣告成为一名基督徒。受洗前，心情很迫切，就是渴慕认识神；受洗后，仿佛有了另外一双眼睛，以前很看重的那些东西都变成了泡沫，看世界的方式发生了彻底的变化，再回顾此前的生活，发现空虚和虚伪的东西很多。从那时至今，我每天都努力做一个合格的基督徒，一路走来跌跌撞撞，但我确信自己走在一条永生之路上。 余杰：受洗之后，我们都成了“新人”。 昝爱宗：是的，在内心深处，包括在道德上，都有了新的准则。比如，在我从事的新闻记者这个行业，通常被某种“潜规则”所左右。我虽然自诩为记者中的“好人”，也尽力帮助弱势群体维权，揭露腐败现象等等。但是，在很多场合，我也无法做到“完美无瑕”，我也说过谎言假话和发表过各种不实的吹捧稿件，也拿红包。因为大家都这样做，你不这样做，就被看成是怪胎。这些行为，用世俗的标准来看，并不为耻。但从信仰上来看，是上帝不喜悦的事情，是不光彩的事情，是不能去做的事情。通过读经和祷告，可以让人免受诱惑，有处理这些难题的智慧。 余杰：在杭州，你也受到当局的严格监控，特别是你因为争取网络的言论自由被公安机关处罚、后来又担任独立中文笔会理事并获得林昭纪念奖，你就更成了他们的眼中钉。你受洗成为基督徒，在他们眼里，又成了“利用宗教搞政治”。 昝爱宗：我刚受洗后不久，大约是七月底吧，杭州萧山发生在建教堂被政府强拆事件，杭州的秘密警察和国保警察请我喝咖啡，我就直率地对他们说：“我已经受洗成为基督徒了。”还送圣经给他们看，他们是否听进去了，我不知道。在我眼中，他们也是需要上帝拯救的罪人，也是我是福音对象。我提出我对基督徒遭遇的不公事件进行关注，他们劝告我不要关注，当然也有警告的成分，但后来我还是坚持了自己的选择。 余杰：你在成为基督徒之后，对真相、真理和真话的坚持就如磐石一样。你曾经邀请我一同去浙江省玉环县，调查当地渔民被地方当局非法侵占土地的情况。我们坐着普通的公共汽车，从杭州跑了四个多小时才到达当地。此前你已多次到过这里，一听说昝记者又来了，当地十多位民选村长都聚集过来，向你反映渔民的冤屈。这些村长个个都是皮肤黝黑、两鬓风霜的渔民。他们倾诉说，这里沿海的大片土地滩涂，是渔民们发展近海养殖的生命线，却被当局强行征用，然后划给开发商开发房地产项目，村民仅仅得到很少一部分补偿。另一方面，这样的开发项目也破坏了国家的海洋资源和生态环境。在调研一天之后，第二天将要离开时，一位当地的维权领袖提出要给我们往返的路费，却被你拒绝了。 昝爱宗：遗憾的是，我的关于渔民维权的调查性报道到最后并没有全部发表出来，报社有外在压力，报社负责人也胆小怕事不敢担当。迫害上访渔民的一个浙江省海岛县洞头县前任县委书记，后来调任为浙江省海洋与渔业局的负责人，也正是我们这个行业报纸记者站的“顶头上司”。《中国海洋报》后来不敢多发表渔民维权的负面报道，我只好将其发表在海外的网站上，却起不了太大的作用。老觉得对不起那些热情的渔民。     调查萧山教案：从新闻自由走向宗教信仰自由   余杰：在刚刚受洗之后不到一个月，你便因为实践圣经中耶稣的教诲“与哀哭的人同哀哭，与捆绑的人同捆绑”，遭遇了牢狱之灾。不过，我相信，上帝在此事件中自有其美意在。圣经中说：“耶和华没有藐视憎恶受苦的人，也没有向他掩面；那受苦之人呼吁的时候，他就垂听。” 七月二十九日下午，浙江省杭州市萧山区党山镇发生强拆基督教堂事件，导致多名基督教徒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事件发生后，你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真实情况。我记得在此期间，我们也通了好几次电话，我还建议你找机会到现场访问当事人。后来，当你被拘留的时候，我颇为自责，当时我未能更多考虑你的安危。 如今，萧山教案已经过去好几年了，被捕和被判刑的教会领袖都已经获得释放。我想请你先把这一事件的来龙去脉作简单的介绍。此一宗教迫害事件颇具代表性，而且当时担任浙江省委书记的正是今天的中共党魁习近平。如此影响重大的案件，即便不是他亲手炮制的，至少也得到了他的纵容和默许。由此可以看出，在习近平的心目中，根本就没有尊重公民的宗教信仰自由的观念。如今许多人对习近平启动政治体制改革抱有不切实际的幻想，其实他们研究一下萧山教案，就能对习近平的本质有相当的认识。因此，在此刻回顾和探讨萧山教案，仍然有重大的现实意义。 昝爱宗：好的，我很愿意详细介绍我对萧山教案的参与。这段经历在我的信仰历程中很有纪念意义，我当然可以跟大家分享。 二零零六年七月二十九日下午，萧山区的国土、城管、城建和公安警察联合执法强拆党山镇的基督教徒自建的基督教堂，造成教徒多人受伤，五十多名教徒被关押。官方通过新华社在香港发布消息称“拆除非法建筑，没有发生冲突，没有人受伤，关押两名闹事者”。我最早是从网上见到有关消息的，我们团契的有萧山人，我就托他打听详情。一开始外人还可以去，有一位当律师的姊妹去过，后来现场就封锁了。 这位到过现场的律师告诉我，她亲眼看到伤员，看到他们包扎的伤口，说明官员和官媒在说谎。当时，萧山地方教会的弟兄姊妹很团结，一致反对拆迁。一九二一年这个地方就有教堂，如今只是在原址重新盖教堂。他们已经多次向当局提出申请，当局均不作回答。于是，教会便自行开工建筑。一开始，当局假装没有看见。到了教堂快要封顶时，却说这是违章建筑，必须拆除。 后来，我一直揭露官方在强拆教堂时称无人受伤是说谎，官方为此提供了所谓可以证明无人受伤的录像，录像只有二十分钟，但暴力拆迁的整个过程持续了一两个小时。在二十分钟的录像里，只有挖掘机的将教堂夷为平地的最后镜头，没有抗议的人群，也没有冲突的镜头。但是，二十分钟的录像根本不能证明整个过程无人受伤。当时，习近平是浙江省委书记，据说，他指示尽量淡化处理，不提宗教问题，而说是单纯地拆除违章建筑而已。我还得到消息说，当时的市委书记有省里撑腰，下令只要“不死人”就行，就强拆了教堂，打伤了信徒，为所欲为，肆无忌惮，但确实没有发生打死人的事情，这个事实是我尊重的。 在此后的两天时间内，我通过电话、网络、访问等多种渠道与多名教徒和相关人士进行联络和采访，了解到“七•二九事件”有多人受伤的真实情况。 余杰：然后你就在网上发表了两篇关于萧山教案的文章。多年以来，知识分子对宗教信仰自由问题漠不关心，因为中国的知识分子绝大多数都是无神论者，他们将宗教信仰自由放在诸多自由和人权中的极为次要的位置。比如，后来差不多同时发生的守望教会事件和公盟事件，两者的重要性差不多，但是，关注公盟的人士远远多于关注守望教会的人士。这种漠视宗教信仰自由的状况必须加以改变。 另一方面，传统教会相对封闭和保守，他们对于把受到政府打压和迫害的情况公之于众存在着一定的疑虑。他们宁愿默默忍受各种不公正的待遇，以受苦彰显信仰，而不愿依照宪法和法律所赋予的宗教信仰自由的权利，与当局对簿公堂。大部分与宗教自由有关的案件，都是教会被动参与的，很少有教会主动积极地去追求和捍卫宗教信仰自由。而近年来一批具有公共性的知识分子成为基督徒，开始积极主动地参与到这类事件之中，对社会和教会来说，都形成了一定程度的触动。你在网上为萧山事件发表文章，也可以算是这一浪潮中的典型案例。 昝爱宗：当时我并没有太多的考虑，就是想，不能让官方媒体肆无忌惮地说谎，而教会鸦雀无声，一定要发出声音来。八月一日下午，我在网上发表了呼吁文章《请浙江省调查萧山暴力拆除基督教堂“七•二九事件”并公布真相》一文。我在文章中写道：“据三十日前往现场了解情况的基督徒透露，二十九日政府暴力拆除方和基督徒一方发生了严重冲突，有一女性基督徒被暴力致伤，‘快要死了，因为医院都不收治了’。据说还有九十七岁老太太被打，有群众指政府暴力拆迁方‘他们下手很狠的’。有群众反映，事件过后有四五十多个基督徒被抓，不知道被抓到什么地方去了。政府用暴力拆迁，动手打人，有人现场拍照和录象，录象和照相设备被打坏，有的用手机拍照，也被抓走了。周围群众很恐惧，不敢将偷拍的照片公开。三十日有基督徒前往事发地，所乘坐的汽车牌照却被当地机关登记下来。” 我在文章中引述了官方媒体公然造假和说谎的情况：“事后，新华社和《杭州日报》、《萧山日报》的报道却都没有记者署名，而且也没有报道当天强制拆除的是什么建筑，可见是上级授意的‘官方指定报道’。《萧山日报》这样报道：‘七月十七日凌晨起，少数别有用心的人煽动部分不明真相的群众，在没有办理任何土地报批手续的情况下，擅自在党山镇车路湾村农民集体所有承包地上强行突击抢建一处占地三点九九亩，面积八百二十平方米的非法建筑。事情发生后，党山镇、村两级对有关人员进行教育和劝导，并向全镇群众发出公开信。区国土、建设等部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管理法》、《中华人民共和国土地承包法》和《国务院村庄和集镇规划建设管理条例》等法规进行了政策宣传。但这些人员对此置之不理，仍然我行我素。……二十九日下午一点三十分左右，在非法建筑工地现场，区国土、建设部门在有关部门的配合下，再次对有关人员进行劝导和教育。两点三十五分，施工人员撤出后，依法将非法建筑拆除。……当非法建筑被拆平时，围观的群众都拍手叫好。’”当时，官方媒体颠倒黑白地报道说：“据了解，用于建造聚会点的土地早在上个世纪二十年代就曾是教堂，五十年代根据‘形势需要’被改变成群众文化场所。萧山区委常委、区委统战部长邱有来称这块土地是‘国有土地’，将被用于‘建设综合商贸市场’，至于补偿，‘一九八七年时就解决了’。” 我最后在文章中中呼吁说：“目前，在萧山区委有领导所言‘一个也没有受伤’和新华社‘整个过程未发生冲突和人员伤亡’的情况下，而独立记者们和海外报道所了解、披露的事实情况，明显不一致，有极大的差异。请浙江省有关部门独立调查杭州市萧山区政府暴力拆迁事件，积极救治伤员，惩处暴力拆除责任人，公开‘七•二九’暴力拆除事件真相，并向新闻媒体开放，允许公开报道。一个政府，应该以文明取信于民，以法治来取得成效，以公开来制约权力，而不是动辄采用暴力手段，推行强权政治。” 我在文章中引述的当地统战部部长的话。当时，我询问到该领导的电话，致电询问，他说，在此事件中没有人受伤。这篇报道的内容，与我服务的行业报纸无关，在国内的其他媒体上自然也不可能发表，于是我就将其发表在网络上。很快引起巨大反响。 文章发表后，影响很大，当天晚上就有网络警察约谈我，询问说：“这篇文章是不是你写的？”我当然不会否认是我写的。 尽管受到这样的压力，我仍然没有退缩。八月三日，我又在网络上发表文章《关网站禁信仰打压言论自由——抗议萧山暴力拆迁基督教堂》。 八月四日下午，我去探望当时因手臂受伤在家休养的作家傅国涌，原计划探望完之后就去萧山事件的现场采访。从我家去萧山约有近一个小时车程，既然这个事件是在我身边发生的，我就有责任去调查真相。首先，我是一个记者；其次，我是一个基督徒。关切这一事件责无旁贷。 我还在去傅国涌家的时候，警察多次给我打电话，他们说，赶紧回来，有要事找你。当我到办公室的时候，警车已经在楼下等候。 警察出示了证件，他们是杭州市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三名警察。他们还拿出检查证和传唤证，检查了办公室的电脑和常用包，扣押了电脑主机，并传唤我到杭州市华光路三十五号杭州市公安局办公楼三层网络监察分局三大队三二三房间，做询问笔录，笔录时该办公桌上有摄像镜头对着我。笔录晚十点多结束。 传唤证上明确写着“因涉嫌散布谣言，扰乱公共秩序”，警官警告并要求我最近不能离开杭州，等候处理结果。此后，网警前往我住处检查了我家里使用的电脑，包括妻子使用的电脑，查找我写的关于萧山教案的所谓“有害文章”。 八月七日、八日两天，我先后三次致电公安局网络监察分局，问何时有处理结果和归还电脑主机，但回复称还没有处理结果，等候通知。八月九日中午，我与杭州市公安局局长吴鹏飞（后调任山东省政府党组成员兼山东省公安厅厅长，现任山东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通电话，向他反映问题，并到该局送致吴鹏飞局长公开信。 结果，八月十一日，公安局宣布将我行政拘留七天。大约是因为我直接致电公安局局长惹恼了他吧。 余杰：我们都是弱不禁风的书生，以前没有跟警察打过交道，当警察第一次上门的时候，心里多少有些紧张，以后才慢慢习惯了与警察周旋的日子。我想请你谈谈被拘留的时候，你是什么样的心态？在拘留所里的情况如何？有没有受到虐待？ 昝爱宗：警察于八月十一日再次传唤我后作笔录后，直接宣布对我实行七天的拘留。当时，我心里很委屈，真的很软弱和慌张。当我在笔录上签字并通知家属的时候，心里跌宕起伏。在警车里，两个警察，在旁边一边坐一个。我就想，我一定要坚强，不能让他们看到我因委屈而流泪。这是主给我的熬炼（事后发现是主的美意），我不能让警察轻视我，让他们说，“这个基督徒如此软弱”。 我被关押到拘留所之后，里面的条件当然很差，十七八个人在炎热的夏天挤在发烫的地板通铺上一起睡，简直不能翻身，但我没有受到身体的虐待，跟关在一起的人处得很好。每天晚上强迫大家看新闻联播，我表面上盘着腿坐着，其实根本没去看，我是在默默祷告，之后半个小时也在祷告。在祷告的时候，我感到很喜乐，在世人都抛弃我的时候，上帝却仍然爱我。这样，刚进去的几个小时的惊慌和软弱很快过去了，我一有机会就跟关在一起的人传福音，他们中的大部分人都很愿意听。 这次失去自由发生在我受洗两个礼拜后，我把它当作是又一次的洗礼。在拘留所里面，牧师和其他弟兄姊妹都不在，上帝却亲自来安慰我，让我平静和喜乐。以前，我听一些年长的基督徒说，一般来说，受洗之后在信仰上会有一段时间的波折，生活也有可能遇到挫折和挑战，这是上帝的试炼。这个规律真的在我身上应验了，我的人生中的真正的波折，是受洗之后开始的。 那几天，不能打电话，不能见家人，但上帝怜悯，没有让我陷入信仰的低谷。那时，我就想，如果宣布把我劳教一年，我会不会动摇呢？我无法给出确定性的回答，因为我刚刚信主，生命还很幼小娇嫩。因此，如果只能承受这样大的压力，上帝就给我这样的压力，上帝不会让人承担他背不起的担子。我又想，为什么我被拘留七天呢？在圣经中，七是一个完美的数字，上帝创造世界的周期是七天，七天也成为一个星期的数字，是上帝让我有一个星期的时间让生命变得更加纯粹和坚定。 余杰：听了你的分享，我很感动。在失去自由的那几天里，我和方舟教会的弟兄姊妹们也一直在为你和你们全家祷告。我想到你的女儿，如果她向妈妈询问：“爸爸到哪里去了呢？”她妈妈一定很难回答。我们生活在一个敌视真理和真相的“黑暗时代”。一生致力于反对极权主义的思想家汉娜•阿伦特说过，所谓的“黑暗时代”，指的是这样一种状态：混乱和饥饿，屠杀和刽子手，对于不义的愤怒和处于“只有不义却没有对它的抵抗”时的绝望。最为可怕的是，“直到灾难降临到每件事和每个人头上的那一刻之前，它都被遮蔽着——不是被现实遮蔽，而是被几乎所有的官方代表们的高调言辞和空话所遮蔽”。 这些年来，我们所从事的工作，便是破除这种遮蔽。在黑暗时代追求真理和自由的人们，如同黑暗中那微弱的、却不断闪烁的光亮，“几乎在所有的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让我们为此共勉。 昝爱宗：我被拘留七天，所受之苦跟萧山教会的弟兄姊妹们比起来算是轻的了。在萧山事件中，有八个弟兄姊妹被捕。后来，当局希望此案“大事化小，小事化了”，对被捕的信徒说，只要你们承认错了，可以放你们回家。但是，被捕的几位弟兄忠于信仰，坚持不认罪，宁愿被判刑。结果，以所谓的“煽动破坏法律实施罪”，四人被判三年半、三年、一年不等的有期徒刑，四人被判缓刑。他们在北京请的律师李柏光被警察堵在家门口，不能出席庭审。如此荒谬的事情，也只有在中国才会发生。后来，四人都被提前释放，坐牢最长的是三年多一点时间。 二零零六年底大约在圣诞节期间，这个案件开庭审理的时候，我提前被国保带到杭州郊外的一个农庄住了一晚上。他们害怕我去法庭声援。后来，有美联社的记者要来杭州采访萧山教案的后续情况，结果还是被警方阻拦干扰了，不能进行。这种偷偷摸摸剥夺公民人身自由的做法，显示当局自己很心虚。 后来我听说，开庭审判的时候，村庄里的基督徒都不能去旁听。他们安排了一个很小的法庭，旁听者绝大多数都是当局安排的便衣占满座位。外国媒体也不允许采访，还警告受审者的家属，不能接受外国媒体的采访。上上下下如临大敌。一个如此强大的政权，为什么还会害怕手无寸铁的、热爱和平的基督徒呢？ 经过这次冲击，萧山乃至整个浙江的信仰反倒有了一次复兴和拓展。我跟萧山教会的资深长老谈过，他们介绍说，一九八六年的时候，萧山的基督徒大约有五万人，现在则十万人都不止，基督徒的比例相当高。村民办事，宁愿找教会，也不愿找政府。村里党支部开会只有几个人参加，而教会的聚会动辄数千人。所以，在这个案件审理的时候，政府很爱面子，害怕教会的人都去法庭声援。我还听说，处理这件事的统战部部长，被提拔为区政协副主席。官职虽然升迁了，但说假话也很痛苦啊。 余杰：在我看来，萧山教案最重要的意义在于，它是中国公民争取和捍卫土地私有权、新闻自由、言论自由与宗教信仰自由的“交集”，它显示出了公民的各种自由和权利乃是密切联系、融为一体的。在一个缺乏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社会里，宗教信仰自由根本不可能得到切实的保障。此次萧山教案发生之后，受到中共当局严密控制的当地媒体，仅仅简要报道了当局拆除“非法建筑物”的“执法行动”。至于拆除的究竟是什么建筑物，有无人员伤亡和被捕，却只字未提。所以，需要有更多像你这样的基督徒的记者和知识分子站出来说出真相。 而萧山教会自行修建教堂，表面上似乎触犯了有关法律，但实际上是无奈之举，是用“公民不服从”来迫使政府保障基本人权。当局对修建教堂的审批程序极为严格，这种审批本来就抵触了宪法所规定的公民有宗教信仰自由的条款。因为宗教信仰自由不仅是在自己的家庭中私密性地保持信仰，更是在公共场合表达自己的信仰。所以，基督徒需要有自己进行公共崇拜活动的教堂。但是，在今天的中国，城市土地和农村集体土地几乎都被收归国有或准国有，私人和团体并没有土地的“所有权”，而只有限定期限的“使用权”。在这种体制之下，不仅凯撒的属于凯撒，上帝的也属于凯撒，这是政权用一双“看不见的手”来对教会实施严密的控制。这种状况是不正常的，在未来的宪政中国，必须加以改变。也就是说，在整个社会都确立了土地私有产权的前提下，教会也应当拥有对土地和教堂建筑的所有权。唯有如此，萧山教案才会成为历史的一部分。否则，这样的事件还会不断上演。 昝爱宗：宗教信仰领域的维权之路刚刚开始，每位信徒都当在神的家中有担当，有责任捍卫在真理中的自由，比如在《使徒行传》中，彼得和众使徒对着大祭司说：“顺从神，不顺从人，是应当的。”当掌权者不顺从公义时，公民可以捍卫自由，为公义而战，这点是符合教义的。保罗在《罗马书》中这样说，“作官的原不是叫行善的惧怕，乃是叫作恶的惧怕。”在地掌权的只有符合公义才有合法性，才能站立得稳，否则就会自寻灭亡。     工作丢了，“天职”却找到了   余杰：在萧山教案中，你不仅被拘留了七天，还丢了工作。 昝爱宗：当局对我的策略是双管齐下：一方面动用警察力量传唤我、限制我的自由乃至宣布拘留；另一方面，则通过行政的力量，从我供职的报社下手，让我失去工作。 共产党在很多方面低效无能，但在“维稳”上却雷厉风行：八月七日，我所持有的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发放的新闻记者证通过了二零零五年度年度检验，网上证件并在中国记者网上激活，该记者证有五年有效期，第二次年度检验将在二零零七年八月进行。 仅仅两天以后，八月九日上午，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电话通知我所在的《中国海洋报》的领导，以及国家海洋局主管中国海洋报业务的科技司、海洋局办公室到新闻出版总署开会。新闻出版总署拿出我公开发表的“一大摞文章”，认为“昝爱宗在海外发表文章，不适合当记者”，要求《中国海洋报》“整顿昝爱宗所在的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解除昝爱宗的记者职务”。 八月九日下午，《中国海洋报》一领导给我打电话，要求我交出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发放的新闻记者证，交出由国家新闻出版总署统一制作的由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发放的记者站登记证，交出《中国海洋报》浙江记者站公章。我提出，报社必须出具解除职务和工作关系的正式文件，并解决遗留问题后，我支持并配合办理记者站移交手续。 当天下午，我与浙江省新闻出版局报刊管理处黄柏青处长电话联系，他证实浙江省新闻出版局就记者昝爱宗的不适合当记者的事情（问题）向国家新闻出版总署书面情况反映，但他拒绝透露详情，让我与报社和国家新闻出版总署具体联系。 八月十日，《中国海洋报》下发二零零六年第十六号文件并送达杭州，文件只有一句话：“经研究，昝爱宗同志不再担任浙江记者站记者职务，落款日期为八月九日。”可能是公安从中施压，因为我不再是记者了，他们就可以放心拘留了，反正他们拘留所谓的是“造谣者”而不是记者，再说拘留记者的政府多是名声不好的政府。后来，我的法律顾问庄道鹤，也是维权律师，他认为，该文件未能明确说明我与报社解除工作关系，以及记者站站长职务也未解除，以及新闻出版总署的命书面令未出具，这份不严谨的文件是否是报社正式文件尚待证实。而且，按照劳动法规定，单位解除员工的职务，应提前一个月通知。新闻出版总署不但不能保护记者，还打击记者，是当代最大的怪现状，是真正和谐社会的黑手。 余杰：这个事件颇具反讽意义，我在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作为新闻记者的昝爱宗，让开除他的《中国海洋报》首次受到海内外媒体的关注。”确实，《中国海洋报》本来是一家不为外人所知的行业报纸，几乎没有一个记者能成为新闻人物。而“昝爱宗的出现乃是《中国海洋报》的光荣，尽管这种光荣也许要等候若干年后才能得以确认。在一个记者纷纷接受谎言的铁律、参与谎言制造的社会里，揭示和捍卫真相的记者必将的搭配历史的肯定”。 你失去了记者证，成了名副其实的“公民记者”。你失去了工作，却更加确信上帝给你的“天职”。 昝爱宗：失业、拘留等打击一一降临，如果没有信仰，我不知道自己是否能够扛过去。但是，有了信仰，坏事也能变成好事。当时，我就想起圣经里雅各的故事，他要娶舅舅的小女儿拉结，结果舅舅骗他，让他像奴隶一样干活十四年，十四年如一日，不付出这样极重的代价就不能娶到妻子。从世俗的角度来看，他很受伤害，但从基督信仰的基督看，上帝后来给他祝福很大。伤害都变成了祝福。这样想，我就很平安喜乐。 在我被拘留的那几天，教会的很多弟兄姊妹都到我家探望，给我们的孩子买礼物，安慰我妻子，虽然我妻子还没有信主，但她由此看到里教会弟兄姊妹毫无私利的爱，她对我的信仰也有了全新的认识。从此，她也愿意去教会查经了。 余杰：从团契到教会，也是信仰道路上的进展。基督徒既需要团契，也需要教会。前两天，我跟你和傅国涌去参加了你们的小组查经。你们的教会是比较保守的具有内地会聚会处背景的小群教会，但我发现，带领的弟兄都是比较年轻的温州的商人，他们心态很开放，也愿意让你和傅国涌分享心得，你们谈及对现实政治的看法，他们也并不害怕和排斥。可见，小群教会在城市化的过程中，也在作出相应的变化和调整，以接纳新的知识分子群体的加入。 昝爱宗：这几年来，我参加过几个教会和团契，最初，除了浙江大学的团契外，还参加过一个企业家为主的团契。一位弟兄将公司办公室的一层楼提供给团契使用，一般是在礼拜六晚上一起查经和分享，大约有一百多人。后来逐渐分成几个小组。 我受洗是在城北堂报名的，后在三里亭基督教聚会处受洗的，因为当时团契并没有洗礼的仪式。从二零零六年初开始，我就在城北堂参加受洗班的学习，大约有几个礼拜的课程，每个礼拜天学习一个小时。在受洗前，牧师询问了我几个关键的问题，比如是否相信耶稣基督的死后复活，是否承认自己是罪人、是否相信得救和永生，然后决定我可以受洗。洗礼后，我还参加过浙江神学院的夏令营，吃住都在营地，密集地学习了好几天，在圣经知识上有很大提高。 受洗后，我一直参加团契，但教堂的礼拜并不太固定。后来，通过读圣经明白，团契不能代替教会，查经不能代替主日礼拜，我就在我家附近的一个礼拜堂参加礼拜。再后来，我更认识到官方控制的三自教会与家庭教会的区别，后者更符合圣经。二零一零年，我就到了如今的这家聚会处背景的地方教会（或称小群教会，最初由倪柝生等弟兄创办）。 仅仅从个人最直接的体验来看，官方教堂的牧养比较粗疏，撒种，但不施肥和除草，所以信众灵命的长进很慢。特别是新受洗者，得不到起码的喂养。而地方教会是小型的，人数少，成员比较固定，牧养细致，对新来的信徒的造就比较好。通过对比，我逐渐知道哪类教会符合神的教导。 找到这个教会也有些机缘。有一次，我听说在一个大酒店里，圣诞节前有福音晚会，我去了之后发现有一些熟悉的朋友在那里，比如傅国涌。我跟傅谈，我受洗后去过了很多地方，但一直没有找到一家适合的教会。傅就告诉我，在新青年广场附近有一个家庭教会会很不错，他也在那里聚会。 于是，礼拜天我就去了。我发现他们的讲道注重圣经道理的教导，比较适合我。教会由徐敬畏弟兄等三人带领。但要成为会友，需要有信任的弟兄姊妹的介绍。我就告诉他们我跟萧山的王伟良弟兄很熟，王弟兄在萧山教案中被捕和被判刑，是一位为主受苦的弟兄。这边教会带领的弟兄也认识王弟兄和同样聚会处背景的熟悉我的杭州下沙大学城带领聚会和大学生团契的戴仁浩弟兄，他们通了一个电话，确认我说的是事实。然后，经过祷告，教会就正式接纳我为会友。这样，我有了固定的礼拜场所。 最近一年多以来，我一次礼拜也没有拉下过。有一次我计划去香港参加国际笔会的会议，结果在机场被国保拦截，我从机场回来后，仍然赶去教会聚会（当天若能顺利出境按原计划主日会到香港的教会进行主日崇拜）。即便是春节和元旦我也没有缺席。遇到去外地，也尽量不耽搁礼拜日聚会，或到当地的教会敬拜赞美主。 余杰：你们的教会现在大约有多少人？会众的年龄和职业分布大致如何？ 昝爱宗：小群教会算是一个中国本土的宗派，在杭州范围内，分为城市教会和农村教会两个部分。我们这个聚会处背景的地方教会在杭州有十九个教会，全部加起来有一两千人左右。还有一个自己办的神学培训班。 我们这家教会，平时有一百五十人，有时人太多确实坐不下。地方是在一栋写字楼的二十七楼聚会，二十六楼则开设各种培训班、主日学课程等。主要负责的弟兄有四五个人，有几位姊妹承担日常的一些工作。 成员中，大约三分之一是老年信徒，三分之一是中年，三分之一是大学生。从发展趋势来看，大学生越来越多。我们刚刚建立起图书室，是靠大家的奉献建立的。因为年轻学生多了，知识分子多了，教会就更加注重读书和思考的氛围的培养。如何向大学生和专业人士传福音，是我们将来工作的重点。 余杰：就你个人来说，有哪些属灵前辈对你有较大的帮助？ 昝爱宗：属灵书籍的阅读方面，我买了丁道尔的释经书系列，天道圣经解释系列，还有倪柝声、宋尚节、王明道三位的书籍和属灵人物的传记我也选择了一些，合起来大约有近两百本，但没能全部读完，教会里培训班布置的阅读书目作业很多，只能边学习，边做作业。我很喜欢读那些前辈受苦的见证。比如，一位老弟兄在回忆录中写到这样一个细节：在“文革”期间，这位老弟兄被关押在一个荒郊野外的劳改营，当局强迫这些囚徒修水电站，由于条件极其艰苦，饿死、病死者众多。眼看活不下去了，他就祷告说：“我快要死亡了，求主帮助我！”当天夜里，突发暴雨，把以前的工程全部冲垮。于是，上级决定，这个地方不适合修水电站，全部人员立即撤离。于是，这批囚犯全都得救了。一场大雨改变了所有人的命运。这就是主的大能和大爱。这样的细节给我很大的激励，我是流着泪读完的，我更坚信，即便世人都抛弃了我们，神却永远不会离开我们。 余杰：你觉得上帝在你的身上有什么样的呼召？或者说，你的“天职”是什么？我发现，你在传福音上很有动力，我们一起坐出租车，你就会把随身携带的圣经送给司机，并给他分享信仰。 昝爱宗：是的，我先是蒙恩得救，下一步就是蒙召，非常清楚的是我的“天职”就是传福音，见证神的恩典，彰显神的荣耀。现在，中国教会在传福音方面仍然面临很多困难，比如，官方的限制和阻碍，我们不能像西方的教会那样公开地传福音，不能在媒体上发布教会的信息，不能举行公开的布道会等活动。教会不能自愿登记或者自愿不登记，还有就是在城市化的进程中，人的流动性很大，如何向不同的职业、文化背景的人传福音并让他们成为教会固定的会友，这也是过去的教会没有遇到过的挑战。所以，我经常在祷告中求神赐予我们更大信心和智慧，多为主做工，圣经说，流泪撒种的，必欢呼收割。那带种流泪出去的，必要欢欢乐乐地带禾捆回来。 具体到教会的现状，主要是聚会的场所不够。就我们这个教会来说，如今的聚会场所刚好够，如果人数继续增加就容纳不下。购买新的聚会场所，杭州城市的写字楼最低也是两万元每平方米，一间大一点的写字楼就要几百万，教会一时没有这么多的资金。再说，政府对写字楼里的基督徒聚会很敏感，一些写字楼开发商还受到街道、社区和派出所的压力，二零一二年九、十月份，我们就碰到一件事，教会已经预订一处价格稍低廉的写字楼，并预交十万元押金，签售房协议，可是开发商听说用于基督教聚会，变卦要求补充一份协议，声明聚会人数不得超过十五人，教会负责的弟兄就不同意，因为我们的聚会经常在一百人上下，后来开发商违约不卖房子，只得退款。但是，基督徒如果没有固定的聚会，就如同种子撒到浅土中，无法生根发芽。聚会场所不够，主要是因为官方的限制，从萧山教案可以看出来，要建一所新的教堂何其不易。如果在政策上放开，土地私有化可以自由买卖，自由流转，大家靠奉献就可以购买土地房产，或者盖越来越多的教堂，在城市复兴更多的教会，弟兄姐妹，同心合意向神赞美、祈祷，向流离失所的灵魂敞开大门，是何其美好的事情。 另外，我也不会忘记我长期做记者的经验，我相信上帝让我做了十几年的记者，也是让我积累经历和智慧。如果有一天，中国实现了民主化，法律真正保障天赋人权，我的职业经验能够得到自由的发挥，或许我们可以一起来办一份基督教的报纸、网站和刊物或成立一个福音出版社。通过现代传媒来传福音，为荣耀主作见证，一定会有更好的结果和收获。让我们为那一天的早日到来恳切祷告。     二零一一年十一月初稿 二零一三年一月定稿   <div> <hr align="left" size="1" width="33%" /> <div id="ftn1"> <a href="file:///C:/Users/Admin/Desktop/2%20%20%E5%85%AC%E6%B0%91%E5%BD%93%E4%B8%BA%E6%8D%8D%E5%8D%AB%E4%BF%A1%E4%BB%B0%E8%87%AA%E7%94%B1%E4%B8%8E%E8%A8%80%E8%AE%BA%E8%87%AA%E7%94%B1%E8%80%8C%E5%8F%91%E5%A3%B0.doc#_ftnref1" name="_ftn1">[1]</a> 阿玛蒂亚·森：印度经济学家。1933年生，1998年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曾经在牛津、剑桥、哈佛等名校及印度的加尔各答和德里的大学任教。他的突出贡献表现在五个领域内，分别是：社会选择理论、个人自由与帕累托最优的关系、福利和贫困指数衡量、饥荒问题与权利分配不均的关系、伦理问题、能力进路。不仅如此，由于对社会底层人民与道德的关切，他被誉为“经济学良心的肩负者”。 </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