共产主义波兰的政治转轨之路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波兰是东欧倒下的第一块“多米诺骨牌”，对东欧其它社会主义国家起到冲击和“示范效应”的作用。转型初期往往伴随经济衰退和政治混乱。波兰是最先走出经济衰退，实现议会民主政治巩固的国家。回首波兰的政治转型，转型是一场“大考”，是一场“大博弈”，充满复杂性、戏剧性、艺术性。本文以波兰的政治转型为线索，追溯和评析上世纪末波兰的转型史。</div>  一、转型的动源来自各种社会力量的“妥协性”抗争   波兰的改革是从政治领域开始，政治又是从顶层开始。而改革的推动力又是自下而上的，主要是来自社会力量的抗争。主要的抗争力量是团结工会、知识分子和天主教会，三股力量的汇合推动政治变革。   （一）有组织的工人罢工抗争并“坐大”   波兰历史上三次被普鲁士、俄国和奥匈帝国瓜分，亡国达150多年，二战时期波兰抵抗法西斯也付出了非常惨痛的代价。在波兰人民的血统中，有一股反抗不平等和压迫、追求独立自由的精神。二战后，处于地缘政治战略的考虑，斯大林积极扶持中东欧的工人党、社会党或共产党“夺取”政权，随后积极改造政权的性质，把斯大林主义模式强加给中东欧国家。斯大林主义模式的集权主义政体同有政治民主传统和实践的波兰显得磕磕碰碰。计划经济所造成的短缺经济经常引起工人农民的抗议和不满，食品涨价幅度一大，工人就上街了。如1956年波茨南工人罢工、1970年格但斯克工人罢工（波及整个波罗的海沿岸）、1976年拉姆多市和乌尔苏斯工人罢工、1980年全国范围内的工人联合大罢工。所以，罢工是波兰。1980年的全国范围内的工人罢工，成立了厂际工人罢工委员会，成为一个有工人支持，有知识分子协助的工人组织。具备社会支持的厂际工人委员会和政府谈判，获得了允许成立独立工会的权利。1980年的9月22日，团结工会成立。自此，铁板一块的国家政权多了一个社会“敌人”——由精英领导和民众拥护的团结工会。   团结工会运动在一个近似集权的政治生态里茁壮成长这在苏联社会主义阵营是首例，波兰的剧变在中东欧国家引发了“多米诺骨牌”效应。但团结工会的“奇迹”也是不可复制的。在集权统治的波兰，团结工会这种“异类”为什么没有被取缔，而且能够发展壮大？在作者看来，原因有以下几个方面。第一，波兰不是一个完全斯大林模式化的国家，国家并没有形成对社会的全面控制，社会力量有其生长的空间。苏联把其集权模式强行“注入”波兰，但波兰没有被完全“苏化”，波兰在战后初期积极推行农业集体化和工业化在波兰造成了很大的社会不满，加之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的负面影响，酿成了波茨南流血事件。1956年事件之后哥穆尔卡上台执政，结束了强制性的农业集体化运动，给人民更多的自由，改善政教关系等；盖莱克上台后实行了高工资、高消费的经济政策，实行对外开放，积极引进外资，允许公民出国旅游等措施，这一切都释放了一定的自由空间，工人权利得到更好保障。雅鲁泽尔斯基和拉科夫斯基总理也是温和的领导人。因此，波兰领导人的权威完全不能和苏联比，在波兰没有形成很“夸张”的个人崇拜，因此，政治学者林茨和斯蒂潘在划分政体类型时把波兰划为威权政体，在中国也有“苏东波”的提法。第二，一开始的工人罢工和团结工会的抗议不是“政治运动”，很大程度色彩就是争取经济利益的工团活动，执政党没有把工人罢工视为对抗社会主义政权，工会得以慢慢“坐大”。1956年、1970、1976、1980的工人罢工基本是纯粹的物质利益要求。1980年形成全国性的厂际罢工委员会后提出和政府谈判的21项要求，大部分也是关于经济方面的，只有一两条要求允许成立独立工会、保障言论自由、出版自由和释放政治犯涉及政治。在1980厂际罢工委员会和政府代表举行了实况转播的谈判，工人一方谈判代表瓦文萨说：“副总理先生，如您所知，对我们来说最重要的问题是工会问题，我们需要一个自由、独立和真正自治的工会，我们并不想破坏生产资料公有制原则，我们也不反对社会主义。我们要成为工厂的主人。美好的诺言太多太多，我们听够了，我们不得以罢工达到这一目的”[1]，由此可以看出工会的要求还在政府接纳和容忍的范围之内。然而，团结工会注册取得合法地位并召开团结工会一大会议时，各代表提出了很多政治性的主张，出现了自治共和国、自由选举和多党制等提法，波兰政治局立马把团结工会视为企图夺权和改变波兰的政治制度，再加之阵营内指责团结工会的压力，团结工会被迫取缔，经过七年左右才得以浴火重生。第三，波兰的工人罢工和团结工会的活动，是有组织性的，由温和性的、富有魅力的领袖组织罢工，且还得到知识分子专家的咨询和援助，也得到欧美国家的“暗中”支持。波兰走苏联式的社会主义道路后，有历史影响的几次大罢工，其实都是有组织性的。罢工被当局看为是“人民内部矛盾”，罢工很快得到平息，并没有演变为社会的骚乱和大规模的打砸抢。1956年的工人罢工和1970年格但斯克工人罢工显得混乱和暴力，但还达不到严重威胁统治的稳定性；1976年拉姆市和乌尔苏斯罢工后，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其目标比较温和，工人和知识分子“联合”起来表达利益。1980年的团结工会活动得到了库龙、马佐维耶茨基等知识分子的咨询和顾问；1980年的全国性罢工是由各个地方的罢工委员会领导，成为有组织性的力量；1980年团结工会获得合法注册并开展全国性的活动；实行军管被取缔的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活动，但仍然是有组织性；1982年成立了团结工会地下组织委员会，组织很严密，设组织组、情报组、监督组等，并秘密出版书刊和接受美国和欧洲的金钱和物资帮助。当然，团结工会也不是铁板一块，工会内部也有激进派。激进派认为要采取强硬的行动对抗政府，对一些官员秋后算账。而团结工会的魅力领袖瓦文萨属于温和派。团结工会注册后，有人提出把它发展为政党的建议，而瓦文萨知道“不妥协的对抗，无休止的报复只会导致羽毛未丰的独立工会夭折，独立工会争取的是政府内部的改革，政党政治不是其兴趣所在”[2]。羽毛丰满的团结工会发展到1988年要求“分享”政权了，但这并非是早期的打算，且1989年参加圆桌会议都遵守社会主义的道路。   （二）天主教会是一支理性的变革力量   波兰是一个历史悠久的天主教国家，公元996年就开始被纳入基督教文明轨道。“二战后，宗教这种被称为‘麻醉人民的精神鸦片’并未由于新制度的建立而销声匿迹”[3]。天主教在波兰深入波兰民众生活的方方面面，90%的人都信仰天主教，匪夷所思的是党员也允许信仰宗教，绝大部分党员都是天主教徒。一位波党高层人士说：“我们统治着国家，而教会则掌握着我们的灵魂”。天主教教会有三所大学，有30多家出版机构和90多种刊物，在意识形态领域有很大的影响力，教会的信仰和布道削弱官方的意识形态教化。在波兰，宗教领袖对国家政治生活发表看法和意见对政治的影响力是可想而知的。   在波兰的政治生活中，处处可以看到教会的影子，教会以理性和平和的姿态在政治冲突中起到缓和和调节的作用。一方面，教会表达对政治生活的不满，支持团结工会的合法斗争。神甫的布道毫不掩饰对共产主义的敌视。红衣主教维辛斯基在1970年工人罢工流血后“毫不妥协地反对马列哲学”。1986年扬科夫斯基神甫在布道词里说到：“像我们这样没有人民支持的政府不成其为政府，反对派的强大不可避免”。[4]波兰籍教皇约翰.保罗二世三次访问波兰，每一次访问举行的露天弥撒都有数百万人屏气凝神认真倾听，访问造成宗教狂热。在1983年实行军管期间，教皇还会见了瓦文萨，表示了对团结工会的支持，对取消军管起到一定作用。教会的活动场所常常也是团结工会结会和发表政治意见的地方。另一方面，教会在政治冲突和僵局中常常挺身而出，呼吁团结工会和政府保持克制和冷静，积极妥协和寻求共识，避免事态恶化。1980年的全国工潮，维新斯基多次在团结工会和政府之间斡旋，呼吁双方对话。1981年新任红衣主教也告诫团结工会克制和谨慎，认为共产党乱了，国家也将混乱不堪。在剧变转型的政治纷争中，教会领袖也积极的促进对话和妥协。根据圆桌会议精神举行的第一次大选，选举结果完全出乎执政党的预料，统一工人党领导的执政联盟在议会中的席位不占有绝对优势，在总统人选和总理人选上团结工会和统一工人党分歧很大，考虑到国内的稳定，在总统候选人上，主教出来调和，强调总统候选人问题“是同波兰国内和平与安定联系在一起的”，并劝说团结工会要遵守圆桌会议达成的协议，把雅鲁泽尔斯基当作唯一的总统候选人。[5]，在总理候选人上，波兰天主教会首席红衣大主教格莱姆普出面斡旋，促使达成协议。   （三）独立知识分子没有灭亡   共产主义波兰的政治算不上“极权主义”政体，社会有一定自由空间。文化界也没有死气沉沉，一直存在一批“反政治”的独立知识分子。赫鲁晓夫的秘密报告后，在知识分子领域刮起一股反对之风，纷纷批评政治领域各种破坏民主和法治的作法，华沙知识分子组织“曲环”辩论俱乐部，讨论社会形势、创作自由和政治民主化等，大学生创办《直言》周刊一反官方陈词滥调。1959年34名著名作家联名写信反对限制自由讨论和新闻报道。1968年官方禁演爱国诗人密兹凯维奇的《先人祭》，引起了大学生和知识分子的游行示威抗议。1976年，20多名著名的知识分子成立了“保卫工人委员会”，从事营救遭到迫害的工人，为工人捐款，创办地下刊物《工人》等活动，工人和知识分子走到了一块。1980年的工潮，64名知识分子呼吁政府承认厂际罢工委员会。在团结工会运动和成立之后，很多富有政治经验的知识分子（如库龙和米奇尼克）担任团结工会的专家成员，对工会提供咨询和决策意见。团结工会赢得选举的第一届政府，其人员构成大多是知识分子精英。   二、执政党中的温和派占上风，转型始于“中央革命”   东欧国家的政治转型，不容忽视已经存在的执政党力量和利益，执政党本身掌握国家武装力量和宣传工具，有自己的党组织和执政资源。如果转型是对话性的、妥协性的、建设性的、包容性的，政治转型就相对稳定和和平。相反，如果把转型看为是夺取执政党的权力，把执政党打倒踩在脚下，割断执政党的既得利益，以及新政治游戏规则不准纳入旧有政治力量，那么，转型难免冲突不断，甚至引发大规模的冲突，乃至走向街头政治或军人政治，使得民主化大打折扣。在中欧，波兰走的是和平的包容性道路，而罗马尼亚就显得血雨腥风。波兰的政治转型，一方面是自下而上的社会力量的推动造成改革的压力；另一方面是执政党内的温和派积极顺应政治发展的要求，走协商和解之路，规避了潜在的政治经济危机。   党内高层对团结工会的“定性”可以说直接关乎团结工会的存亡发展。团结工会成立初就提出“激进”的政治要求，随即被取缔，转入地下开展活动。1987-1988年的经济改革不但失败，还引发工潮，团结工会作为一股社会运动力量重新崛起，“虚弱”的政府不得不考虑对团结工会重新“定性”，涉及到对团结工会的态度，党内并不是铁板一块，党内可以大致分为强硬派和温和派。温和派把团结工会视为是“建设性的反对派”，所谓建设性的反对派就是“制度内部的反对派”，他们“反对政府或政府在某一问题上的决策，但他们同时又赞成社会主义”。强硬派把团结工会视为“极端主义反对派”，他们是“具有反制度倾向的反对派”，他们“以秘密或公开的方式进行非法活动，其目的是掌握国家政权和改变制度”[6]。党内两派的交锋在党的十一届十中全会上关于团结工会的合法性问题上表现得非常激烈，互不相让。最后，是以党内的温和派占据上风，即雅鲁泽尔斯基采取了“信任投票”的做法，声明要辞去党的第一书记和国务委员会主席的职务，拉科夫斯基总理、基什查克内务部长、西维茨基国防部长声援雅鲁泽尔斯基，也提出辞去党政职务。以国家的总书记、总理、内务部长、国防部长等组成的温和派可以说是以“压服”的方式取得胜利，接着会议通过《关于政治多元化和工会多元化的立场》，为禁止七年之久的团结工会恢复活动开了绿灯，也打破了圆桌会议筹备工作谈判未果的僵局，扫清了通往圆桌会议的道路。而圆桌会议以法律形式通过的各项决议开启了波兰的新时代。这里要强调一下，很多党员群众批评“圆桌会议协议给党编织了一个送葬的花圈”，自此波兰统一工人党走向衰败，走向分裂，走向瓦解。但这些都是“无知之幕”的决策，事先预料到这种结果就不会这么做了。 选举获胜的团结工会组阁新政府，大刀阔斧改造政治体制，社会主义政权变了“颜色”。基于圆桌会议谈判协议所举行的议会大选中，执政党遭到了始料不及的失败——在议会中所占席位的优势不明显，政治天平偏向团结工会。在组阁问题上，随着统一农民党和民主党分裂出去，执政党在议会中没有多大影响力了，政权的性质被组阁的团结工会政府“合法”的变革了。团结工会政府大刀阔斧地“整顿共和国”，迅速地无阻碍地实现了修改宪法，更改国名、国徽和国庆日，删除了原宪法规定的有关波兰统一工人党的领导作用、国家的社会主义性质、计划经济体制，以及同苏联关系等条文，从根本上改变了原有的政治制度和法律体系，消除了波兰社会主义的一切特征。通过了新的《政党法》，规定在工矿企业、国家机关、军警部门中取消政党组织和禁止政党活动，并据此改组国防部和内务部，实行军队和警察的“国家化”和“非政治化”，改组国防委员会，从波兰统一工人党手中接管了军警大权。改组了司法机构，确保司法独立。进行地方选举，使原波兰统一工人党地方官员和积极分子纷纷落选。[7]被和平的“割去”大权的统一工人党的出路就只能是更换名称、旗帜、纲领，成立新党，遵守新的议会民主规则参与国家政治生活。   三、美苏干预下的国际环境相对“宽松”   处在夹缝中的中欧国家的地缘政治优势明显。波兰一直大国被看为中欧的重中之重。波兰是天主教国家，处于欧洲文化的“十字路口”，被视为对抗东正教的“前哨”。波兰国内的夺权和反夺权的斗争同美苏两大集团的争夺和斗争是紧紧地纠缠在一起的。   （一）美国和西方充当“和平演变”的助推手   二战后，苏联的势力渗透到中欧国家，在苏联的“帮助”下，中欧国家工人党或共产党取得政权，接着走上了苏联模式的社会主义道路。为避免和苏联正面直接的冲突，美国只能小心翼翼的“插手”东欧事物。里根总统上台后，在对苏联政策上采取强硬的态度，积极展开“进攻”的姿态。在波兰的团结工会问题上，里根总统与波兰籍教皇经常会晤讨论，他们坚信“一个自由的、非共产党的波兰，是插入苏联集团的利剑；如果波兰成为民主国家，其它东欧国家也会随之演变。”[8]。在波兰实行军管取缔团结工会的活动后，欧共体国家对苏联和波兰实行制裁，让波兰经济雪上加霜，并暗中支持团结工会的地下活动。团结工会转入地下活动后，成吨成吨的设备——传真机、发报机、印刷机、短波电台、复印件等通过教会、美国特工人员以及美国劳联产联的代表所建立的各种渠道偷运进波兰；通过各种秘密账号给团结工会提供金钱援助。取消军管后，美国一方面取消对波兰的经济制裁，另一方面给予团结工会提供活动经费。1987给团结工会100万美元，1988年增加到500万美元。美国副总统布什访问波兰还会见了瓦文萨。   1980年团结工会注册后，注册会员发展到1000多万，成为一支不可忽视的社会力量。面对团结工会这个“异类”，苏联和其它东欧国家也感到不安，纷纷发表意见，指责团结工会“反社会主义倾向”。勃列日涅夫扬言准备“帮助波兰恢复秩序”。在苏联有干涉倾向的同时，美国总统亲自与勃列日涅夫热线联系，警告苏联如出兵波兰将会受到比阿富汗更严重的经济制裁。[9]，面对苏联等国家的批评，波兰党内也在积极召开会议，拟定采取应对国内局势的方案（最终选择“军管”，防止苏联“兄弟援助”）。圆桌会议之后举行的第一次大选，美国积极帮助团结工会竞选。在第一届政府组阁关于总统的人选争执不下时，美国处于稳定局势的考虑，还敦促瓦文萨发表一份可能促使雅鲁泽尔斯基重新参加总统竞选的声明，避免在东欧地平线上业已出现的“和平演变”的势头因一招不慎而夭折。   （二）苏联的东欧政策微调放松对东欧的控制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出任苏共总书记，推行“新思维”的变革，间接助长东欧暗流运动的民主化力量。戈尔巴乔夫也希望通过东欧的改革促进其国内变革。在1986年和1987年之交，波兰与西方国家的关系开始逐步缓和。波兰为了同西方国家实现关系的正常化，也容忍了西方一些国家领导人在访问波兰时干涉波兰内政的做法。“西方国家访波代表团，在正式日程外还特地安排会见瓦文萨，邀请团结工会领导人和反对派人士出席使馆的招待会，和向被害神父墓献花圈。这三项活动几乎成为西方来访者的必修功课，成为西方国家压波兰当局向团结工会让步的新方式。波兰虽然表示反对，但也无可奈何。”[10]1988年6月的七中全会后，苏联改变了勃列日涅夫时期对团结工会性质和波兰统一工人党路线的看法。苏共中央国际宣传部长布什林在接受记者采访时说，波兰的独立工会“不是异端”，“参加了团结工会的人如今有更为重要的作用要去发挥”。苏联“正密切地注视波兰的情况，但是，是作为学生，而不是先生”。布什林的这段话，既肯定，又温和，又谦虚。他反映了戈尔巴乔夫和雅鲁泽尔斯基的相互理解和相互支持。[11]波兰总理拉科夫斯基说：“1988年10月底我访问莫斯科时，戈尔巴乔夫同我讨论了波兰和苏联的政治形势。在这个正在进行的重大变革问题上，我们找到了共同语言。”[12]可以看出，在80年代后期，在团结工会准备重新“浮出水面”，争取合法地位的问题上，团结工会已经不再被苏联看为是威胁社会主义的“异端”。团结工会在美苏两大阵营中都得到一定的政治支持。来自“老大哥”的压力已经解除，真正决定团结工会走向的还是国内的政治派别的博弈。   结语：   政治转型是一个复杂的系统变革，充满各种风险和挑战。政治转型并不是单纯的是政治变革。政治转型的成功与否和优劣，很大程度在于政治转型的同时是否能够处理好经济问题、社会各阶层的利益变动和平衡问题、民族和宗教问题、以及处理好外在的国际关系。最理想的转型是各方面的良性互动。波兰在处理上面这些问题上可以说是天时地利人和的“幸运儿”。作为国家的政治精英、经济精英、文化精英、社会精英，要理性的引导国家的走向，顺应历史的潮流。波兰的精英在历史的变革中所表现出来的温和、理智、谨慎、宽容的气质是可贵的。从今天波兰的发展来看，波兰的转型是成功的。波兰转型的成败得失值得我们理性的借鉴和思考。     ——————————————————————————–   [1] 欧阳东著：《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第332页。   [2] 欧阳东著：《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第335页。   [3] 欧阳东著：《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第348页。   [4] 欧阳东著：《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第351页。   [5] 徐鹏堂：《嬗变：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18节。   [6] 徐鹏堂：《嬗变：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10节。   [7] 徐鹏堂：《嬗变：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20节。   [8] 欧阳东著：《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第353页。   [9] 欧阳东著：《东欧大裂变纪实》，中国经济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第337页。   [10] 徐鹏堂：《嬗变：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中共党史出版社，2010年1月出版，第7节。   [11] 徐鹏堂：《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嬗变》，第13节。   [12] 徐鹏堂：《访谈中国前驻东欧八国大使：嬗变》，第13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