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逃後的幸存、寄生和詭變 ——從延安窯洞到抗日前綫(上)

中國共産黨底目的是一，手段是多，本質是常，形態是變。                                    ——殷海光   一       中央紅軍從江西逃到陝北時處境困窘，惡名在外，他們西竄途中一路上靠打土豪爲生，凡經他們騷擾過的地區，可想而知，民衆都不會對紅軍留有多麽好的印象。但經過八年抗戰的洗禮，這一股亂暴勢力的面貌大爲改善，昔日的共匪已化身抗日功臣，再加上有國民黨的種種弊政墊底作襯托，其民主鬥士的姿態尤受某些“進步”人士的青睞。不過在那個年代，對共產黨持懷疑或否定態度者同時也大有人在，年輕的殷海光便是其中持論最激烈特尖銳的一個。重慶談判後，國共兩黨武力對抗的趨勢日益加劇，内戰一觸即發，殷海光先是發表長文《光明前之黑暗》，向國人發出警告，提出了急需嚴密注視的“共產黨問題”。他繼而又撰寫一題爲《中國共產黨之觀察》的小冊子，深入剖析了中共反國家、反社會和反民族的本質。以上所引四點便是他在該書引言中對中共集團擊中要害的概括。中共革命的最終目的是武裝奪取政權，為達此目的，他們向來不擇手段。其形態上的隨時應變，左右逢源，正是為達此目的而惑亂視聽的幸存伎倆。殷海光稱此一迷惑人心的應變為中共的“詭變性”，即一種權變詭詐的特性，“亦政黨亦土匪，亦和平亦暴動的多形性的東西”。他進而指出，這股善於詭變的勢力“内在地產生於中國底貧困、混亂和落後”，再加上“中國政治底腐敗，政府底低能，又受共產國際底培養與指使，軍事上的時戰時停”等外在因素之影響，遂使其屢受打擊而不致覆滅，反得以持續發展，日益壯大起來。1 以下便就紅軍逃至陝北發展壯大的過程，詳述毛澤東及其中共集團如何利用抗戰資源，如何投機國難，一步步權變詭詐，多次鑽了時勢激蕩的空子，終至於修煉成精。 如上所述，毛澤東帶領中央紅軍主力半夜北上的唯一目標是打通蘇聯，張國燾和朱德所領的左路軍此刻已被遠遠撇到身後，毛在軍事決策上再次行使其獨當一面的職權。1935年9月12日，中央政治局在俄界召開擴大會議，毛澤東在會上以《目前行動方針的報告和結論》爲題發表講話。他在講話中特別強調說，“目前應經過遊擊戰爭打到蘇聯邊界去，這個方針是目前的基本方針。過去中央曾反對這個方針，（因為）一、四方面軍會合後，應該在陝甘川創造蘇區。但現在不同了，現在只有一方面軍主力——一、三軍，所以應該明白指出這個問題，經過遊擊戰爭，打通國際聯繫，得到國際的指導與幫助，整頓休養兵力，擴大隊伍。……我們完全拒絕求人是不對的，我想是可以求人的，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我們可以首先在蘇聯邊界創造一個根據地，來向東發展。” 他說只要打通蘇聯，就有可能保存這幾百名幹部和幾千名戰士，等紅軍擁有了蘇聯送來的飛機大炮，打倒蔣介石，奪取政權便大有希望。2 從毛澤東這段講話可看出，他既無意帶領紅軍承擔重大的抗日使命，也尚未料想到紅軍可在陝北的某根據地暫時落腳。那時候這支紅軍殘部人困馬乏，補給不足，其不堪一擊的頹勢比當年秋收暴動敗退南逃時的情況也好不了多少。能否幸存下去，乃是他們眼前最現實的問題，可以說逃到哪裏最安全可行，他們就決定往哪裏流竄。所以北上蘇蒙邊界便被議決為保存紅軍和中共骨幹的唯一選擇。毛在講話中之所以特別闡明要向蘇聯求援的充分理由，顯然是因爲李德和幾個國際派在座，他們通常都很關注蘇聯的利益，唯恐紅軍的冒險行動拖累得蘇聯與日本或國民黨政府發生衝突。也正是出於這一擔憂，李德在其回憶錄中一再抱怨毛澤東此發瘋的念頭。此外，要帶領這支紅軍殘部打到中蘇邊界，也並非毛澤東會議上所說的那麽簡單。經河西走廊進入新疆的長途跋涉，對疲憊的紅軍來説，顯然毫無可能。即使選擇經甘肅、寧夏，直趨綏遠定遠營這條較近的路徑，其間的險阻也遠非地理知識有限的毛澤東所能想象。就在紅軍盲目北上，尚不明確怎樣走才能打通蘇聯的途中，部隊在哈達鋪進行整編，休息了數日。他們從一張偶然獲取的《大公報》上得知陝北有一小塊蘇區，是劉志丹領導下的紅軍根據地。這消息可謂喜從天降，面對眼前的茫茫征途，紅軍終於找出一線生路。毛澤東原定的計劃隨即變更，9月20日，新改編的陝甘支隊遂向甘肅北部殺去。經過二十天的跋涉，最後轉戰到陝北保安縣落腳。據時任陝甘支隊司令員的彭德懷所述，一方面軍半夜北上時尚有一萬多人，後來逃到吳起鎮，僅剩七千二百餘人。       11月3日，中共在下寺灣的邊區特委召開政治局常委會議，中央紅軍又恢復紅一方面軍的名稱，下轄由陝甘支隊改編的紅一軍團和徐海東率領的紅十五軍團。由於二、四方面軍大隊人馬尚未北上，再加上張國燾正閙分裂，中央在陝北對外的名義暫稱中共中央西北局，並成立西北革命軍事委員會，由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彭德懷為副主席。地方政權機構暫名蘇維埃中央政府駐西北辦事處，博古任主席。會議確定：“大的戰略問題，軍委向中央提出討論；至於戰鬥指揮問題，由軍委全權決定。” 3 經此新的組合，軍權與黨權的關係發生了明顯的變化。周恩來現在降爲毛澤東的副手，毛則從原來的“幫助者”正式升為軍委的老大。身為總書記的張聞天不懂軍事，他更專心做他的黨務工作，基本上不插手具體的軍事指揮。毛澤東從此緊握他的“軍黨”大權，初步排除了更高一級的黨權對他在軍事決策上的掣肘。周恩來早在奉勸博古下台的談話中就說過：“現在誰做‘書記’並不重要，重要的是誰掌軍權，誰來領導軍隊打仗，只有在戰爭中不斷得到軍隊擁護的人，才能真正成爲黨的領袖。” 4 周恩來講這番話，雖意在開導博古，其實也是在寬解自己。經過從中央蘇區到陝北這一段批來鬥去的權力爭奪，周逐漸認清自己的能力，多少已摸索到更適合他去做的工作，因此才做出甘居毛下的選擇。周能夠這樣退上一步，未必説明他有謙讓的美德或生性好做第二把手，而是面對一連串中共中央總書記下台的經驗教訓，他深感在中共這個全面受共產國際控制的黨組織中當一把手並非易事。他並不是一個絲毫不計較權位得失的豁達之士，而是因缺乏承擔罪責的膽識才退而求其次的。       為解除紅軍當下的困境，擴大在陝北地區“抗日反蔣”的革命戰綫，在總書記張聞天的主持下，中共中央決定對富農實行比較寬鬆的土地政策，同時向東北軍和十七路軍不斷發出曉以抗日大義的信函，提出“兩軍各守原防，互不相犯，互相接濟所需物資，互派代表”商討談判合作的建議。5 紅軍向圍剿軍示好求和，只是為減少敵方壓力而採取的幸存策略，他們一邊在做化敵為友的工作，一邊仍像在江西那樣積極開展其蘇維埃軍事割據的活動。紅軍的處境越是困難，毛澤東的“飛機大炮”渴求便越發迫切，自到陝北落腳，他一直都在籌劃打通蘇聯的既定目標，試圖把紅軍帶出陝北，直闖山西，轉戰綏遠，在華北一帶開闢更爲廣闊的根據地。等爭取到蘇聯的軍援，擁有了飛機大炮，就有實力在民族戰爭的名義下討伐蔣介石，打勝他圖謀已久的奪權内戰了。用毛澤東的政治修辭來説，就是“我們要把國内戰爭與民族戰爭聯係起來，擴大抗日力量及助理紅軍。”可見他滿口聲言的“抗日”大聯合，從一開始即被確定為紅軍賴以幸存的最佳寄軆。所謂“寄體”，乃指寄生者所寄生的客體，這情形就好比細腰蜂把蜂卵排入被麻醉的青蟲體内，等幼蜂孵化出來，那不死不活的青蟲就成爲餵養幼蜂的新鮮食物。幼蜂長大後成群飛出，青蟲只剩下一軀空殼。在昔日的中央蘇區，包括“土豪劣紳”與革命群衆在内的所有民衆，便曾為紅軍的發展壯大付出過青蟲遭幼蜂蛀蝕的犧牲。現在，逃到陝北的紅軍正陷入走投無路的處境，在進一步尋求寄生的險途上，他們正好瞄準了抗日洪流這條資源雄厚的青蟲。       陝北土地貧瘠，人口稀少，就連那一小塊蘇區，也正在遭受張學良東北軍和楊虎城十七路軍的圍剿。初到的中央紅軍雖在直羅鎮打了場勝仗，給東北軍以不小的打擊，但要在這片溝壑縱橫的土原上開闢根據地，且需滿足部隊的衣食補給，其前景並不樂觀。紅軍當時最大的困境是缺衣少食，在進入深秋初冬的陝北，大批紅軍戰士身上還穿著單衣。陝北又無富裕的土豪可打，向共產國際索要的款項一時也難以到手。因此向陝北之外尋求錢財米糧的來源，便成爲紅軍眼下最緊迫的軍事行動。打完直羅鎮一仗，紅軍之所以緊接著準備東征，即與急需解決緊迫的衣食問題有關。但毛澤東的東征計劃卻與衆不同，他每在會議上發表講話，總講得比別人更加高瞻遠矚。爲儘快打通蘇聯，他不只忽視紅軍眼前補給不足的情況，更不顧陝北根據地尚未鞏固，腦子裏一根筋只想到東渡黃河，擊破晉軍主力，轉戰到綏遠，去外蒙邊界上接應蘇聯的軍火。對毛的東征計劃，高層討論中一直存在不少爭議。據楊尚昆和劉英回憶說，“彭德懷不願意，林彪不願意，……因為他們都了解毛主席的意圖，就是要脫離根據地，那時大家都怕脫離根據地。因為走了一年多，好容易找到一個安身之所，又要走，怎麼得了呢。”所以“大家都不贊成”他的計劃。6 李德反對得特別厲害，他依舊站在維護蘇聯利益的立場上批評毛澤東的計劃，唯恐他那些節外生枝的行動危及蘇聯的安全。彭德懷時任中央紅軍司令員，在朱德滯留張國燾部的現狀下，彭在軍事決策上多少代理了朱德的角色，因而他一再向毛澤東進言，認爲守住陝北這塊根據地乃當前的要務。特別是就紅軍渡河的問題，他講出了自己的兩點顧慮：一是紅軍體質弱，人數少——當時一軍團與徐海東、劉志丹部總共一萬三千餘人，因此他擔心搶渡黃河會招致失敗。二是一旦遭受敵方大軍阻擊，能否做到絕對保證紅軍順利囘渡黃河，安全撤回陝北。彭德懷這段回憶是在他文革中挨整時為應付專案組的審查而寫的交代材料，因此寫得十分含蓄，不敢流露出任何可能觸犯毛主席的情緒。他只是淡淡地提說：“我這種想法，反映了當時紅軍體質弱的實際情況以及長征中沒有根據地的痛苦教訓。這引起了主席的不高興，他說，你去絕對保證，我是不能絕對保證的。”在接下來的回憶文字中，彭德懷詳述了他所做的渡河準備工作。他用七個晚上偵查了兩處渡河點，摸清了對岸的敵情。然後再預測渡河所需的時間，根據每船可乘載的人數，計算出所需船隻。他進而組織人力，搜尋材料，星夜趕造上百船隻，並安排船工，做好擺渡的訓練。彭德懷說：“在我軍火力弱，尤其無砲火掩護下，作爲一個高級指揮員，在執行軍委指示時，親自詳細偵察，進行各種渡河準備，是非常重要的。”他在河邊指導一個多月，為毛澤東不屑顧及的“絕對保證”做好了紮實的準備工作，紅軍才得以順利東渡和安全返回。7 拿彭的周密準備工作對比毛澤東富於宏圖大略的聯翩浮想，我們不難看出毛在軍事決策上思慮粗放的缺陷。正如蘆笛在破解其軍事神話的專著中所說，毛澤東沒有精密計劃的頭腦，更“缺乏把籠統打算化爲實際行動的組織能力”，因而常弄得紅軍陷入顧頭不顧尾的窘境。8 根據楊尚昆的回憶，毛澤東的計劃沒能全部通過，東征的作戰目標最終被確定為擴大和鞏固現有的根據地，從而避免了毛的原計劃“冒進與脫離現有根據地的危險”。從圍繞東征計劃討論的結果仍可看出，毛澤東儘管升任軍委主席，以張聞天爲首的黨内集體領導原則依然對毛的個人意見能起到修正和約束的作用。特別有彭德懷事實上代理朱德指揮紅軍，能夠獨立去做他的實際工作，更在很大的程度上扼制了毛那些往往帶有逃跑、冒險傾向的機會主義打算。不太干預軍事行動的總書記張聞天這一次也隨軍出征，發揮他協調決策的作用；周恩來、博古等人則留在瓦窯堡，帶領有限的兵力防守陝北這塊可供後退的根據地。 1936年2月20日，紅軍主力渡過黃河，向山西境内發起東征戰役。起初與閻錫山部隊交火，紅軍打得還算順利，多有勝算。但隨著中央軍迅速入晉配合閻錫山部作戰，紅軍不但難以再向東推進，反而陷入被包圍在黃河東岸的險境。這又是毛澤東出征前考慮欠周到之處，東征的計劃原來只是針對閻錫山在山西二十多個團的兵力，毛和其他領導人均未估計到中央軍會那麽快進入閻錫山的獨立王國。現在湯恩伯和閻錫山的部隊加在一起已增至五十個團之多，一萬多人的紅軍兵力就根本不是敵方的對手了。毛澤東打通蘇聯的目標遠在漠北，他連門兒也沒摸得著就倉促帶兵西渡，撤退回陝北。毛所帶領的東征部隊號稱“抗日先鋒隊”，但他們打的卻是純粹的内戰，騷擾的全為同胞百姓，自始至終都沒做任何抗日的實事。東征的戰果只解決了紅軍衣食不足的問題，它仍屬於中央蘇區式的掠奪性軍事行動。紅軍冒了被圍殲在河東的大險，僅在比較富饒的汾河平原上取得了打土豪籌款子之類的慣匪戰績。他們打槍地主和富商，掠獲五十多萬銀元，以及大批的糧食、油、鹽和布匹。此外，也繳獲了不少槍砲彈藥，徵召到幾千名新兵。據李德記載，“運輸隊不斷將戰利品運囘陝北，在那裏周恩來組織了專門的轉運站，由毛澤東的弟弟毛澤民負責管理。”但十五軍團爲此付出了較大的代價，他們全體投入戰鬥，掩護紅軍主力西渡黃河，卻沒得到林彪一軍團應有的增援，因而傷亡比較慘重。陝北根據地的創始人劉志丹當時任紅二十八軍軍長，在帶領部隊恢復黃河交通的戰鬥中，他不幸中流彈而身亡。9       二       中共執行的路綫方針，包括紅軍擔負的軍事使命，始終都與共產國際的指示以及蘇聯的國家利益聯係在一起，誠如毛澤東所說，“我們不是獨立的共黨，我們是國際的一個支部，我們中國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正因如此，毛試圖與國内戰爭攪混在一起發動的民族戰爭實際上並非如他自己設想的那樣如意好打，其間的每一個環節都牽動莫斯科的神經，因而要受到共產國際的控制。再加上大老闆斯大林總是根據蘇聯的利益調整其對華政策，所發的指令忽左忽右，常弄得中共中央進退失據，無所適從。隨著日軍進逼華北，侵入内蒙，蘇聯的安全受到越來越嚴重的威脅，李德所擔心的情況出現了某種變化。蘇聯急需紅軍壯大起來，立即組建抗日統一戰綫，激化日軍的進攻，以免戰火燒到蘇聯境内。張浩（林育英）從莫斯科潛囘陝北，給中共帶來了新的信息。斯大林讓共產國際告訴中共中央：“紅軍主力可向西北及北方發展，並不反對靠近蘇聯。”得知這一溫和召喚的示意，毛澤東對李德那些絆腳石一般的異議更加置之不理，如今他終於有根有據，可以腳踏實地，去奔赴打通蘇聯的目標了。毛與中央諸領導多次聯名致電莫斯科，每一封電訊都告急紅軍無以爲生的困難，要求莫斯科火速軍援，其中特別提到他們需求“相當數量的飛機和大炮”，更急需大筆匯款解除眼下的衣食之憂。共產國際的回信讓毛澤東有了盼頭，但卻回絕了他最想要的東西。莫斯科通知中共中央說：“你們對於你們實際上所能得到的給予你們的幫助，了解得不十分正確，我們……負責供給一百五十輛汽車，並保證提供司機和所需的汽油，以便來回兩次將貨物運送到你們指定的地點。但貨物並不像你們來電所要求的那樣多，它大約有五百五十噸至六百噸重左右，其中沒有飛機和重炮。”同時，電文說得很清楚：“你們必須派遣足夠數量的武裝部隊到外蒙邊境來接收貨物和擔負沿途保護的責任”，蒙古方面不能擔任越境保護的任務。10得知這一鼓舞軍心的許諾，中共中央立即決定提前實施寧夏戰役計劃，中央的決定同時也下達給張國燾，終於調動他率軍北上。二、四方面軍開拔北上，在十月中旬進入甘肅，全力配合一方面軍實施十月作戰計劃，以便紅軍儘快佔領定遠營，去接應那六百噸蘇聯軍火。然而就在這個杯到口邊的最後時刻，紅軍遭到了惱人的挫折。四方面軍的主力紅三十軍、紅九軍西渡黃河後，急速撲來的胡宗南大軍切斷了紅軍的渡河行動。二萬一千八百紅軍孤懸河西，他們難以在那塊狹窄的地區久駐下去，只得按中央指示向涼州挺進，邁出西路軍悲慘的遠征。四方面軍從此被分隔黃河兩岸，張國燾只好帶上留在河東的第四、第三十一兩軍人馬與一、二方面軍會合，然後改變行動方向，向陝北靠近，以求生存。寧夏戰役至此宣告失敗。 在此惱人的時刻，共產國際發來了更加惱人的電令，他們通知中共，莫斯科已取消從外蒙輸送武器的計劃。因爲蘇方擔心日本軍機在運輸途中轟炸，更恐怕引發蘇日軍事衝突。儘管此突發的變故令中共大失所望，好在國際並沒完全終止軍援中共的計劃，他們又應允運送上千噸軍火到新疆的哈密，問中共是否可前去那裏接貨。西進中的西路軍於是奉命去執行此一無法完成的任務，他們前往的哈密遠在五千里之外，紅軍即使在突破馬家軍的層層攔截後趕到安西州，離哈密尚有一千五百里荒無人煙的沙漠。中共中央因此回電說，除非蘇方派汽車把物資運到安西，要紅軍到哈密接貨是不可能的。幾個月之後，西路軍在西進途中全軍覆沒，電文應允的那一千噸軍火始終不知在中國境外的何處等待發貨，中共中央僅收到幾封催問紅軍何時接貨的來電。 毛澤東渴求的飛機大炮完全泡湯，此後不久，蔣介石的國民政府卻得到了蘇聯的大批軍援，其中有大量的飛機大炮，還有派來協助的技術人員以及直接駕機參戰的數百名蘇軍飛行員。因爲斯大林明白，抗日的主力是國民政府及其軍隊，他需要國軍在中國的領土上開闢抗日戰場，把日本侵略軍拖得離蘇聯領土越遠越好。面對蘇聯給蔣介石那麽多軍援的事實，毛澤東只有在他延安的窯洞内暗自氣短，向隅抱怨。因爲莫斯科給陝北根據地送去的物資多是急需的藥物和醫療設備，以及毛澤東讀不懂的俄文讀物——從報章雜誌到馬恩列斯的著作。諸如“給資產階級武器，給無產階級書籍”之類的政治風涼話，便反映了毛澤東對共產國際的不滿。11不管毛是否想得通斯大林軍援老蔣的右傾政策，他心裏都應該明白，他所仰賴的“無產階級祖國”乃是斯大林及其蘇共集團的國家，他們絕不會為照顧共產國際屬下的中共支部而有損他們本國的核心利益。 1936年12月12日，張學良和楊虎城扣押了來西安督促他們圍剿紅軍的蔣介石，這兩員大將所搞的“兵諫”突如其來，變生不測，消息傳到陝北根據地，一時成爲紅軍隊伍中幸災樂禍的喜訊。朱德主張殺掉此萬惡的剿共黑手，毛澤東呼籲舉行全民公審，中共諸領導無不期待蔣介石受到嚴懲。但斯大林與中國同志的想法不同，他的電令完全出乎中共諸領導的意料。莫斯科嚴斥張和楊的蠻幹，甚至懷疑他們背後有日本人搞鬼。共產國際因此責令中共立即出面做協理調解的工作，一定要保護蔣介石的人身安全，儘快和平解決西安事變。毛澤東不得不放棄他一貫堅持的“反蔣抗日”立場，乖乖接受了莫斯科“聯蔣抗日”的主張。       張學良和蔣介石到底誰更有決心抗日？誰是民族英雄，誰是千古罪人？從已經公開的蔣介石日記和張學良接受的多次訪談可明確地看出，蔣介石並未向東北軍發“不抵抗”的手諭，是張學良自己命令部下“絕對不抵抗”日本人的。1931年9月18日，事變發生的當晚，張學良遠在北平陪貴賓看梅蘭芳演戲。他在次日接受記者訪問時說：“昨夜接到瀋電，驚悉中日衝突事件。惟東北既無抵抗之力量，亦無開戰之理由，已經由瀋，嚴飭其絕對不抵抗，盡任日軍所為。”12 自從他父親張作霖被日軍謀殺以來，日軍在東北尋釁滋事的舉動張學良已司空見慣，對日軍這一次發動挑釁，張仍持“小事化了”的態度，以爲忍讓一下，事態就會平息下去。不幸他這一次誤判了形勢，他的“不抵抗”驕縱了日軍的侵淩氣焰，最後造成東北全境淪陷。張學良不但承認他下了“不抵抗”的命令，而且坦承他之所以不抵抗日軍，是明知道他的軍隊不管怎樣部署都打不過日軍。在他看來，打了比不打的結果更壞，所以他只有不打，寧可讓他的三十萬東北軍打不還手，眼看著僅有四萬人的日軍佔領了東北。就張學良決策的出發點來説，他顯然是不願意硬充好漢，捨不得犧牲他手下的人馬去保衛東北數十萬平方公里的領土和三千萬同胞的生命安全。因爲他丟了軍隊，也就喪失其少帥的權勢，什麽都不是了。所謂“擁兵自重”，這本是那時候全中國各地軍閥共有的立場。他們更看重自己的地盤，而非國家的主權；更珍惜自己擁有的兵力，而非民衆的生命財產。包括中共率領的紅軍從江西轉戰到陝北，何嘗不是如此行事？他們眼看著蔣介石的堡壘戰步步爲營，正在將他們圈入包圍，為保存紅軍的實力和中央幹部的生命，他們也像張學良的軍隊撤出東北那樣，撇下了經營數年的蘇區，拔營向西大轉移。毛澤東後來親口對他侄子毛遠新說過：“紅軍被迫撤離，說是北上抗日，對外宣傳這麼講，實質上是逃命。不走就要被國民黨吃掉了。”那時候紅軍只顧他們的大隊人馬安全突圍出去，只顧包裝好打土豪得來的浮財逃之夭夭，卻把曾跟上他們鬧革命的當地群衆丟給了圍剿軍的槍口和刀鋒。   三       上述的情形不能不令人在此稍作認真的思索：爲什麽當時的中國軍隊打不過列強的軍隊？爲什麽他們總在打他們的内戰，卻團結不到一起去對抗外敵？中國的不幸在於外患與内亂惡性互動，沒能夠贏得日本人那種在國家獨立統一的狀況下建立現代化軍隊的環境，更不具備英國那種致富的商船與護航的海軍互相壯大的發展條件。日本人學西方學得及時而到位，他們抓住了民族主義這個資本主義精神源泉的精髓，其強大的軍力是在資本主義繁榮的經濟基礎上打造起來的，進而也服務於社會的繁榮和國家的強盛。日本的情況與歐美列強的發展趨勢相近，他們是越富越強，進而越強越富，其剝奪榨取的驅動力主要是指向國外，比如像中國這類貧弱的國家，自然就成了他們刀俎下的魚肉。帝制崩潰後的中國是土匪與軍閥橫行的亂世，包括張學良麾下大批正規軍在内的很多地方武裝，起先也多是土匪或準土匪，不過隨著勢力壯大，剿滅或收編了小股的土匪，隨後確立其稱雄一方的政權，搖身一變，才改編成正規軍的。反觀中共及其紅軍建立蘇維埃軍事割據的方式，與此類軍閥的崛起過程可謂大同小異。紅軍高喊著要打倒軍閥，他們唯槍桿是抓的行徑難道不是模擬軍閥，乃至賽過軍閥嗎？軍閥也好，紅軍也好，他們無不寄生於中國農業社會落後的經濟基礎與帝制崩潰後天下大亂的局面，其發展壯大的過程不但缺乏促進經濟繁榮的積極因素，反而極盡其榨取民脂民膏之能事，對傳統的民間社會更造成多方面的破壞。這種武裝勢力的本質與資本主義的民族主義之軍事構建在取向上正好相反，它維護的是該軍事集團的權勢，而不是國家和民族的利益。他們是私軍，而非國軍，其成員自然就缺乏現代意義上的國家意識。他們縱有民族主義的衝動，也多是一種仇外排外的情緒，而非享有國民權利的個人對自己身份的確認。帝制時代的臣民只有朝廷及其天下的觀念，民族意識不突出，也不濃厚。推翻滿清雖強化了國人的民族觀念，只可惜新成立的中華民國一直四分五裂，未能締造成健全的現代民族國家，爲了打倒軍閥和驅逐列強，國民黨，特別是共產黨，競相靠黨軍爭奪政權，不但無助於建構現代的“民族國家”，反倒把民族/國家主義的觀念引向黨國主義的歧途。通常所批評的“國民性”病症，包括中國軍隊素質差等現象，其實並不是一個本質化的問題，而是中國社會從傳統向現代轉型過程中一種“邯鄲學步，失其故步”的窘境，是中國的政治、經濟和軍事均未能按部就班，走上現代化正軌的後果，是隨著傳統德性的大量流失而出現的精神貧血症狀。張學良說日軍一個人能抵他東北軍十個人，因此他覺得這個仗沒法打。中國軍隊的武器劣於日軍，固屬難以打勝仗的原因之一，但軍隊的組建，軍官的指揮能力，士兵受訓練的程度等屬於建制不足的因素，更是中國軍隊——特別是地方軍閥的軍隊——不堪一擊的主因。包括身爲司令的張學良本人在内，也都匪習未除，武德不振。像他這樣吸毒成癮的將領，根本就不配率領軍隊打仗。這才是他“不抵抗”的心病，是他和他的軍隊抵抗了也打不過日軍的内因。       就當時的形勢來看，南京國民黨政府若要奮起抗擊日軍的侵略，一要中央能統領各自爲政的地方武裝力量，做好長期抗戰的全面部署；二要購買和製造精良的武器，訓練和組織起相當數量的現代化軍隊。但“九一八”事變後的中國並不具備這樣的條件，國民政府若貿然抗戰，只會讓日方主戰的強硬派勢力抓到擴大戰火的藉口，適足以加快中國的滅亡。正因明鑒到國家的這個難處和時勢的兇險，蔣介石才默認了張學良“不抵抗”的做法，乃至在此後長期推行他那種有苦難言的“不抵抗”政策。此乃蔣的“不抵抗”與張的“不抵抗”形似而實異之處。張學良“不抵抗”丟失了東北，竟帶上妻妾出遊歐洲，過的是苟且偷安的日子，他並沒有為東北軍打回家鄉做任何臥薪嘗膽的努力。蔣的“不抵抗”則是忍辱堅持其寧遭誤解和誣衊也不畏縮的備戰策略。他深知日寇“貪慾無饜”，中日之間“終不免一戰”，但他堅信，必須拖延到具備應戰條件的時日再奮起抗戰，才有可能減少損失，增加勝算，最終總會贏得中華民族的尊嚴。爲拖延開戰的時間，蔣介石首先奉行“和平未到完全絕望時期，決不放棄和平”的對策。例如“九一八”事變後，蔣利用日本國内在對華戰爭上的分歧，盡量爭取日本内閣的“不擴大”政策，在犬養毅短暫的主閣期間，内閣對軍方便曾起到一定的約束作用。其次是促使國際干涉，例如在“九一八”事變後數日，即爭取到國際聯盟“中日兩國停止軍事行動，雙方軍隊退回原防”的裁決，儘管此裁決並未產生制止日本的效應。最後則是暫作屈辱的退讓，如在1933年5月，與日方簽署塘沽協定，雖遭到愛國輿論的強烈譴責，但至少使全面抗戰的爆發延緩了四年。蔣介石事後在日記上表明心跡說：“我屈則國伸，我伸則國屈。忍辱負重，自強不息，但求於中國有益，於心無愧而已。” 在忍辱負重的同時，蔣介石也下了必戰的決心。他說：“如果倭寇逼我至於絕境，迫我民族至於無獨立生存之餘地，則成敗利鈍自不暇顧，只有挺然奮起，與之決一死戰，恃我一己之犧牲，以表示我國家之人格，以發揚民族之精神。”13       因此可以說，蔣介石及其國民政府的抗戰策略並非一味消極的“不抵抗”，而是基於中國雖窮弱卻幅員廣闊的現實，要打一場特有的“持久戰”。這一“積小勝為大勝，以空間換時間”的方針早在毛澤東《論持久戰》發表前就已開始實施，且有其不容否定的實效。早在“九一八”事變之前，蔣介石即與德國開展軍事經濟合作，並聘用德國顧問團訓練中國軍隊。此期間顧問團幫蔣介石創建數千人德式裝備的教導總隊和十個炮兵營，並指導國民政府組建工兵、汽車、高射炮、海岸要塞、電信、炮兵航空觀測機隊等專業化部隊。至1937年全面抗戰開始前，德國顧問團為蔣介石整編的精銳部隊已近三十萬，他們大都由德制武器裝備，其中包括八萬戰鬥力非常強悍的突擊隊。德國不但賣給中國將近六千萬美元的先進武器，還幫助南京、漢陽等地的軍工厰生產出仿製德國的槍砲。假設沒發生西安事變，全面的抗戰得以再緩後幾年，德式裝備的國軍定會組建得更龐大更精良，而抗戰的損失也就會更小，戰果則會更大。最可惜“八一三”淞滬一戰，中央軍的精銳損失殆盡，所有此類因提前抗戰而造成的軍事失利多少都受累於外界浮躁的促戰呼聲。特別是“一二九”事件中那些受中共煽動的學生，他們的義憤和衝動看似很愛國，其結果卻打亂政府的佈局，反倒起了貽誤國事的作用。 被中共後來追贈為烈士的聞一多起先其實是很反共的，他當時就勇於站在政府的立場上看問題，並看出了共產黨暗中挑唆的惡意，因而竭力阻止學生們鬧事，批評他們的幼稚行爲，結果卻遭到眾憤青群起圍攻，他只好悵然辭去在大學的教職。由此可見，有關戰與和的考量，打還是不打的問題，當時的輿論實情並非如中共在後來製作的影像畫面中那樣一片抗日呼聲的激情場景，還是有不少人盡力主持了理性而現實的輿論導向。以《獨立評論》為論壇的自由主義知識分子群多能保持清醒的頭腦，在國難當頭的日子紛紛著文闡述現代民族國家的觀念——“民族與國家的特殊的政治結合”，對那些打著愛國旗號呼籲速戰的言論作出了嚴正的批評。胡適哀嘆說：“嗚呼！愛國，天下幾許罪惡假汝之名以行。”丁文江則看出，全國的地方勢力四分五裂，他們不但無意為國家效力，反而“藉外交問題來爭政權”。蔣廷黻更尖銳地指出，很多人的“愛國口號”都是在“最不愛國的動機下喊出來” 的。“抗日”的口號只是這些“不負責任的在野者”爭取各自政治利益的手段，他們不但“假借自由、民主、民權的招牌做危害國家的行動”，而且煽動民族主義情緒欺騙民衆。14 從這些一針見血的批評可以看出，中共的宣傳在當時並非官方歷史後來描述的那樣得人心而合民意，有不少明眼人都看出了他們一面寄生於抗戰呼籲，一面破壞“抗日建國”方針的卑劣行徑。       正是有鑒於此，蔣介石力主“先安内後攘外”的方略。安内的矛頭雖集中指向中共的軍事割據，但同時也包括糾集各地軍閥，共籌統一大計，把分散的地方雜牌軍統領在南京政府的指揮下，按預定的戰區分別部署，為全面抗日佈好穩固的陣勢。對於紅軍，在全力圍剿的同時，南京方面也試圖通過談判，把他們整編到國軍内共同抗日。而在共產黨内部，王明在1935年即對南京方面轉向緩和的變化做出積極的反應，共產國際有關建立國共聯合抗日統一戰綫的指示即受到王明積極倡議的影響。國共雙方的最大分歧在於，蔣介石看透了共產黨必欲武力奪權的本質，因而按他的設想，要合作就要收編紅軍；中共則警惕到蔣要吃掉紅軍的用意，所以堅決要保持其軍隊的獨立性。毛澤東一直視蔣介石爲共產黨的死敵，他料定蔣容不下中共，因此在考慮如何建立抗日統一戰綫的問題上，他更偏於拉攏各地的軍閥去對抗蔣的威權，並處心積慮，盡量在他們心目中敗壞蔣的形象。中共中央派出代表四處牽頭，多方試探，與各地軍閥互通款曲，一直溝通到天下梟雄所見略同之處：那就是絕不放棄各自掌控的軍隊，也不要完全聽命蔣介石的指揮。共產黨派代表一面在南京談判，紅軍和圍剿軍一面在陝北開打，談來打去，最後還是退回擁兵自重，保存各自實力的底綫。在這一基點上，毛澤東與奉命圍剿紅軍的張學良、楊虎城尤其合拍，他們邊打鬥邊暗通，最後求得了“逼蔣抗日”的共識。       紅軍與張學良、楊虎城的軍隊均有其出身土匪的根底，但紅軍不同於後者的地方在於紅軍是絕對聽命的黨軍，經過多次内部整肅，他們已規訓出敵我分明的黨性，鬥志明顯較後者堅強；其次，他們因四處遭遇追殺，反被逼出了困獸猶鬥的兇猛。而對圍剿軍來説，這種在被追殺過程中常伺機反撲追殺者的戰鬥群則是非常兇險的，其神出鬼沒的遊擊戰術與其說是遵循了毛澤東的什麽軍事策略，不如説是紅軍官兵拼死拼活中磨練出來的頑抗性能。在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前，兵力單薄的陝西紅軍並不知毛澤東為何許人，他們為擺脫追殺，常善於出其不意地反撲敵人，歷經死裏求生的磨練，照樣摸索出他們嫺熟的遊擊戰術，讓圍剿軍吃了不少苦頭。1935年2月至4月，楊虎城第十七路軍圍剿紅二十五軍，在陝西藍田一帶多次交火，均告失敗，先後被殲好幾個團的人馬。九月下旬，東北軍一一0師在延安以南的勞山遭紅十五軍伏擊，師長陣亡，被俘三千七百人。十月下旬，東北軍六一九團的四個營又在榆林遭紅十五軍全殲，團長高福源被俘。包括高團長在内的東北軍大量俘虜，在受到紅軍優待和感化後釋放回去，很快即在東北軍内做起親共的“抗日反蔣”工作。接下來，中央紅軍初至陝北，即重創東北軍騎兵團，後又在直羅鎮全殲東北軍一0九師。東北軍和西北軍與紅軍初次交火就蒙受這麽大的損失，自然對兩軍官兵刺激很大。正是瞄準了圍剿軍普遍怯戰的心理，中共代表與對方一接觸便打通媾和的門路。他們欣然接受中共的勸誘，從此消極應付蔣介石的剿共軍令，對紅軍圍而不剿，只保持互不相擾的對峙狀態。       1936年夏秋之際，毛澤東大揮其擅寫文牘的手筆，除致信張學良和楊虎城及其手下個別將領，還向包括閻錫山、李濟深等在内的十多位地方實力人物發出拉關係套近乎的信件。15 那年月的確是“中華民族到了最危險的時候”，也更是紅軍到了最危險的時候。民族的危機來自日寇侵略，這最能喚起國人的民族情緒。紅軍自身的危機則來自蔣介石“先安内”的政策，向此類收信者訴説蔣氏的“不抵抗”罪過，最易離間他們與委員長的臣屬關係。毛澤東師法了丘遲勸説陳伯之的筆法，在寫給所有那些大人物的書信中，他首先說之以抗日救國之理，繼而動之以兄弟禦侮之情，最後誘之以蘇聯軍援之利。特別是拉蘇聯做紅軍後盾的説辭，最能贏得軍閥們的垂青，極大地增添了中共組建抗日大聯合的資本。經毛澤東在書信中作出如此懇切的對比，抗日大聯合的提議自然顯得比蔣氏發出的剿共令更有號召力。毛澤東的書信攻勢雖未立即收到大聯合的實效，但經此一番好話說盡的辭令喬裝，他多少還是改善了紅軍原先的“共匪形象”。 東北軍和西北軍都駐紮在西北地盤上，對他們來説，爭取蘇聯的軍援，自然可行性最大。作爲共產國際的中國支部，中共特別借重他們與蘇聯的這一從屬關係，極力説服張學良與中共聯合。早在1936年初，毛澤東就派李克農與張部掛鈎，勸説張學良放心丟開蔣的約束，許諾幫助東北軍解決軍餉、彈藥問題，並特別提到中共有辦法從蘇聯那裏求得軍援。毛澤東對他設想的西北大聯合充滿信心，根據他自己認定的實力原則，毛一開始“就主動推舉張學良出任未來國防政府和抗日聯軍的首腦”。但無論是獲取蘇聯的軍援，還是建立西北大聯合，都只是中共單方面拉攏張、楊時誘人的説辭，根據楊奎松最新探出的綫索，張學良之所以膽敢邁出與中共謀和的腳步，主要是因爲蔣介石派董健吾來蘇區與中共秘密聯係，偏不巧為張所知，張由此發現了南京方面和共的意向。16 因此在張學良看來，既然南京政府都打算和共，東北軍當然有理由不再為蔣介石賣命剿匪。蔣介石一面督促東北軍和西北軍戮力剿共，一面讓陳立夫與潘漢年反復談判。張學良一面做些剿共的表面動作，一面與中共暗中通氣，各取所需。但毛澤東西北大聯合的計劃仍無從實際施展，一直停留在他自己的設想之中。直到西安事變突然發生，緊接著東北軍和西北軍受到南京方面的軍事恐嚇，毛澤東這才趁人之危，抓緊機會，當即提議紅軍與張、楊兩軍組成“三位一體”的力量，共同抵禦中央軍來自潼關的進犯。12月14日，由中共中央自擬計劃，致電張、楊，提議把紅軍與張、楊兩軍整編為“西北抗日援綏聯軍”，同時成立聯軍軍政委員會，推舉張學良為總司令和主席，楊虎城和朱德為副。17 毛澤東向來喜歡局勢動亂，更善於亂中添亂，他以爲這一亂，他那個“三位一體”的構想即可立即實施，有了張、楊的武力給紅軍添上兩翼，中共就可坐鎮西北，強勢對抗南京了。讓他掃興的是，共產國際的來電給他當頭澆了一盆冷水。針對事變後的局勢，蘇聯方面很快就通過無綫電廣播，對張學良發出指責。莫斯科再次給中共爆出冷門，毛澤東清楚地看到，他這條反蔣的路很難再走下去。斯大林不但絕對不答應給所謂的大聯合提供軍援，而且堅決阻止中共大搞分裂的動向，他特別明確指出，張學良分量不夠，豈可讓這等人領導抗日，只有蔣介石擔當得起如此重任。毛澤東氣急敗壞，連聲抱怨，然而他不管怎麽想不通也不敢違抗大老闆的旨意，最後只好與其他領導人屈從莫斯科的指示，急忙致電張、楊，讓他們壓下中共前一天的致電，絕不要外傳其中的任何内容。張、楊如今騎虎難下，中共卻在受斯大林呵斥後抽身退出，抛棄了兩位魯莽的闖將。18 其實就張、楊當時的處境和政治立場來説，尚不至於有興趣和膽量跟進中共的聚義廳，去就那個由毛澤東排定的英雄座次。他們的和共傾向主要是出於自保，是不願意犧牲自己的人馬為蔣介石剿共，再加上懷疑蔣氏藉剿共耗損他們的實力，隨後才接受了中共的勸誘。張學良和楊虎城，包括他們的部下，心中大都缺乏現代的“民族國家”觀念，他們把自己掌控的軍隊僅視爲自己的實力，而非南京政府的國軍。為協調他們與紅軍之間的應對關係，張、楊兩軍均與紅軍建立了電訊聯絡。特別是張學良部，經常把蔣介石致電他們進攻紅軍的軍令預先通知給紅軍，以便與紅軍保持一方按軍令進剿，另一方配合退卻的假剿共遊戲。南京行營方面後來發覺張學良停戰和共的態度，西北剿共總部遂越過總司令張學良，直接向西北各路軍隊下達行動命令。在紅軍實施寧夏戰役期間，張爲了避免東北軍與紅軍衝突，甚至指使王以哲“每日向彭德懷通報國民黨甘北各部行動部署及其前進路綫”。王這種暗通紅軍的奸細行徑對中央軍危害極大，他發給紅軍的密電甚至“為紅軍尋找戰機，打擊胡宗南部提供了較好的情報來源。”1936年10月，王以哲通知彭德懷說，他“奉命率五個師協同胡宗南部向豫旺堡前進，東北軍右翼，胡宗南部左翼。”為避免王的右翼軍與紅軍交火，王在行軍過程中一再與彭德懷密電聯係，互相配合，雙方均相機行事，竭力避免做任何爲難對方的行動。王以哲一方面延緩其右翼軍的行進，一方面促使胡的左翼軍暴露在紅軍面前，想方設法為紅軍提供戰機。10月20日，毛澤東電令彭德懷佈下打擊胡軍的陣勢，彭立即通知王以哲率部在遠離戰場的地區盤桓數日，以利紅軍作戰。結果胡宗南部在山城堡孤軍與紅軍遭遇，紅軍以將近兩個軍的兵力伏擊殲滅了胡部的一個先頭旅，繼而又擊潰了另一增援旅，卒取得山城堡之役的全勝。此役中東北軍未受任何損失，張學良聞訊大悅，竟給紅軍發去十分滿意的賀電。19 胡宗南部失利後，被迫解圍遠徙，暫停了對紅軍的進攻。此後不久，西安事變發生，蔣介石經營十年的剿共戰鬥從此黯然收場。紅軍終於熬過他們最危險的時候，不但贏得抗日救國的話語權，還享有了與國軍同等的待遇。 綜上所述，可在此初步總結說：張學良和楊虎城未必全心全意要抗日，更未必有意與中共組成西北聯合政府。他們的根本問題是不願意為蔣介石去幹那損兵捨將的剿共差事。蔣介石之所以在12月4日趕到西安坐鎮督戰，顯然與山城堡一戰後剿共戰鬥猝然停頓下來有關。此時，“張漢卿與共妥協”的消息已傳到他耳中。他故意通過《大公報》外洩西北人事變動的消息，示張、楊以非正式的警告，並決定親自督陣指揮，逼迫東北軍參加會剿，一時間對張學良形成很大的壓力。是蔣氏的剿共令催促過緊，逼張太甚，逼得他情急之下才與楊虎城採取了“兵諫”的手段。這樣看來，蔣介石在西安受此羞辱，有一半都怪他馭部下手段過於生硬。 對於自己的執拗和死硬，蔣介石在日記中曾作自我檢討說：“余性行狂直愚拙，故對人對事皆無戒懼，更無疑慮，所謂直道而行者乎？因之此身雖入險境，而不知其為冒險；已當萬難，而不知其為犯難。及至險難一一暴露，方知此身已陷重圍，乃不得不發奮拼命，惡戰苦鬥以自救。而自救之道，一則攻堅致強，一則蹈瑕抵隙。至余之處事決策，多用瞑眩療疾之方，孤注一擲之擧，以爲最後之一著。……此余一生之所以不能不含辛茹苦者在此，而無數次之蒙羞忍辱者亦在此。……亦惟狂直愚拙乃能無畏無懼攻堅致強者乎？”20 “瞑眩療疾之方”是指那些膽子很大的醫生給病人猛用虎狼葯，結果把病人吃得頭昏眼花的案例。蔣介石做領袖好發家長威風，他總要求部下絕對服從他的專斷，往往對難以扭轉的事情做出非強扭過來不可的處置。他這樣待人處事，自然會閙出“瞑眩療疾”的亂子。張學良與楊虎城發動兵變，扣押蔣介石，在很大的程度上即屬於蔣氏“瞑眩療疾”之類的事故。是蔣介石自己“安内”心切，剿共性急，把事情做得太“狂直愚拙”，結果招致了張、楊更加“狂直愚拙”的反制。       胡適曾深爲遺憾地指出，“沒有西安事變，共產黨很快就可以消滅……”因此他認爲西安事變“對我們國家的損失是無法彌補的……” 。在事變發生的次日，他就發電指責張學良“名為抗敵，實則自壞長城”，說張是“國家民族之罪人”。要定性張學良此擧的罪過，除了造成共產黨幸存和發展壯大的災難，還有一個嚴重的後果應在此強調指出。西安事變後，蔣介石迫於他所做的抗日承諾，不得不命令國軍倉促上陣，在他的“和平建國”工作尚未完成之際，過早打響了全面抗戰。如果“以空間換時間”的持久戰能再拖上幾年，拖到太平洋戰爭爆發前後，抗日的戰局就不會那麽慘烈，軍隊和民衆也就不至於付出那麽多血肉長城的代價了。 註             1見《殷海光全集》5，台大出版中心，2009，頁72、109-114。 2楊奎松《蘇聯大規模援助中共紅軍的一次嘗試——有關中國紅軍“打通國際路線”的經過》，見其所著《讀史求實——中國現代史讀史劄記》，浙江大學出版社，2011。 3參看《毛澤東年譜》（上卷），頁484。 4秦福銓《博古和毛澤東》，頁129-130。 5同註3，頁496-497、494-495、506。 6張培森《楊尚昆１９８６年談張聞天與毛澤東》，見《炎黃春秋》，2009年第三期。 7參考彭德懷的《彭德懷自述》，國際文化出版公司，2009，頁216-217。 8參看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明鏡出版社，2011，頁208-209。 9參看《中國記事——李德回憶錄》，頁228-231。 10同註2。 11李德《中國記事》，頁294-295。 12參看楊天石《找尋真實的蔣介石：蔣介石日記解讀2》，華文出版社，2010，頁48。 13參考黃仁宇《從大歷史的角度讀蔣介石日記》，時報文化，1994，頁137、125。 14參看自張太原《建立一個民族的國家：自由主義者眼中的民族主義——以〈獨立評論〉為中心的探討》，見鄭大華、鄒小站主編《中國近代史上的民族主義》，社會科學文獻出版社，2007，第260頁。 15參看《毛澤東書信集》，人民出版社，1983，頁30-95。 16參看楊奎松《顯示變新探——張學良與中共關係之研究》，東大圖書公司，1995，頁38-39、45。 17同註3，頁622。 18參看註16，頁322-323；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頁332-333。 19同註15，頁243-246。 20同註12，頁1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