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逃後的幸存、寄生和詭變 ——從延安窯洞到抗日前綫 (中)

四       西安事變後，張學良和楊虎城均被褫奪軍職，受到應有的懲處；蔣介石則被迫放棄“先安内”的政策，公開承認了中共的合法存在。相對於蔣和張、楊的兩敗俱傷，惟獨中共在一旁撿到便宜。紅軍不只躲過了很可能被剿滅的危險，還被正式編入國民革命軍，由此獲得正規軍的待遇和供給，從而緩解了他們自到陝北後缺衣少食的窘境。盡管如此，毛澤東還是為西北大聯合計劃的報廢感到遺憾，“抗日反蔣”的老路已走不通，中共現在只得聽從國際的指示，去貫徹“聯蔣抗日”的最新政策。但要在抗日統一戰綫上重建國共合作的關係，其間仍有某些難以清除的障礙。蔣介石一心要收編紅軍，好達到他最終“溶共”的目的。毛澤東並未放棄他武裝奪權的革命目標，因而與蔣針鋒相對，在原則問題上絕不讓步。經過多次談判，中共最終還是争取到比較有利於他們發展壯大的結果。就中共在陝北的軍事割據來説，雖遵命停止蘇維埃運動和土地革命，成爲隸屬南京的特區政府，但除了掛出青天白日國旗，其他方面一仍其舊，還是百分之百的共產黨政權。至於紅軍的編制，經多次爭執，直到“八一三”淞滬會戰爆發，最後才確定編爲三個師，共計四萬五千人，是為第八路軍，上設總指揮部，朱德和彭德懷為正副總指揮，並保留政治部，任弼時和鄧小平為正副主任。國民黨要派遣的副佐及政訓人員，自始至終都被拒之千里之外，南京任命的康澤從來都沒能上任。此外，還另編有地方保安隊一萬人，留守陝甘寧邊區。隨後更把分散在南方各地的遊擊隊改編為國軍的新編第四軍。至此，紅軍正式編入國軍的人數遠超過蔣介石起初的設定。與邊區政府的實際情況相同，改編後的紅軍只是改稱八路軍和新四軍，答應聽命國民政府的統一領導而已，实际上仍是中共的黨軍。       至於張學良和楊虎城，中共此後再也無意提說，甚至為靠攏南京，他們還竭力撇清與張、楊的關係。張、楊已矣，紅軍一過河就把橋丟到了腦後。趁西安事變後局勢混亂之機，紅軍把本來由圍剿軍駐防的不少地方都先後奪到手裏，擴大了他們在陝北的地盤。1937年1月，延安由東北軍移交紅軍佔領，中共中央隨之遷入該地。這座土原上的小縣城從此名聞世界，成爲中共集團打天下的政治軍事中心。三個方面軍的人馬此時都匯聚陝北，只有徐向前所率四方面軍主力尚在西進途中艱難跋涉，不斷遭到馬家軍堵截和追殺，他們的人員損失慘重，情況十分危急。中共中央雖在設法營救，但始終沒起到實效。西路軍畢竟西去太遠，陝北方面實在是鞭長莫及。截至1937年3、4月間，西路軍在征途上全軍覆沒，只有徐向前等少數幸存者逃囘了陝北。張國燾從此失去他原有的軍事實力，毛澤東很快即對他展開清算。毛把西路軍失敗的罪責扣在張的頭上，指責張執行了右傾機會主義路綫。張在黨内徹底失勢，再也不具備挑戰毛的條件。中央遷至延安後，紅軍總司令部及其屬下的很多負責人均經毛澤東安排，被調往“抗大”學習，他們所在的機構隨之併入毛所掌控的中革軍委。張國燾有一次向朱德抱怨毛包攬一切，說他這個總政委和朱德的總司令如今都成了“空頭司令”。朱德也很無奈，他回答張說：“老毛一向如此，就讓他去幹吧。”此後“軍委會與紅軍各地部隊的聯係，凡一切命令指示、人員調動和軍事情報等等，概由毛一人包辦。” 21 在8月22日至25日召開的洛川會議上，中革軍委成員增加為十一人，毛澤東為主席，朱德、周恩來為副主席。從此以後，部署紅軍抗日的軍事行動，大權基本上都抓到了毛的手裏。       毛澤東如今擁有兩頂軍帽，除了原有的紅五角星徽帽，還添置一頂國民革命軍的新軍帽。接待外來考察參觀的人士，他會戴上這頂新的。而出席中共内部的會議，則照常戴上舊的。如果說國軍帽顯示毛澤東慎重裝扮出“聯蔣抗日”樣子，紅軍帽就表明他仍在搞“抗日反蔣”的背後動作，他這種裏一套外一套的做法自始至終都在紅軍中起到帶頭作用。“七七”事變後，抗戰全面打響，整裝待發的紅軍士氣高漲，眾官兵都急於上前綫去打鬼子。但毛澤東的心思與衆不同，他另有他當主席的顧慮，最擔憂紅軍匆忙上陣後拼命殺敵，會造成損傷慘重的後果。他在洛川會議上明確向與會者指出，日軍有飛機大炮，遠比蔣介石剿共的軍隊厲害，紅軍現有這三個師若開到山西與日軍硬拼，其下場無異於以肉餵虎。在毛澤東心中，這四萬五千軍隊乃是共產黨打天下的本錢，要是很快都葬送到抗日前綫，他這個主席就什麽都不是了。因此對毛澤東來説，如何在參戰中保持實力，進而壯大紅軍的隊伍，要比配合國民黨消滅日寇的任務重要多了。他召集黨和軍隊的領導在洛川開會，首先就是要給黨内軍内單純軍事的抗日熱情做些降溫的工作。在決定紅軍主打遊擊戰，不打正面陣地戰的問題上，毛澤東與朱德、彭德懷兩位司令的看法基本一致。但朱和彭畢竟要親臨前綫指揮紅軍打仗，即使只為紅軍揚軍威造聲譽著想，他們都覺得紅軍應與國軍進行有效的協同作戰，在戰術上盡量發揮其遊擊戰與運動戰相結合的長處。朱德更當場反問：“不打大仗，國民黨會怎麼說？人民群眾會怎麼說？外界輿論會怎麼說？”然而毛澤東對蔣介石存有戒心，他堅守保存紅軍實力的原則，連打運動戰都認爲過於冒險，因而只主張打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朱德認爲，紅軍現在是八路軍，已按國軍的總體部署編入第二戰區，好壞也得接受閻錫山的指揮。毛澤東卻堅持八路軍不必受二戰區範圍的約束，完全可以到日軍佔領的後方活動，儘快建立山區根據地，好充分發動群衆和壯大隊伍。毛澤東和張聞天在會上一唱一和，兩個人都懷疑蔣介石的抗日決心，都對國民政府的抗戰前景持失敗主義的態度。針對毛和張的反蔣態度，周恩來忍不住提出異議。他說他作爲中共代表多次與國民黨談判，對蔣介石倔強的性格已有較深的了解。因此他認爲，蔣既已決定抗日，就絕不會中途妥協，中共自應積極抗戰，以具體的行動贏得外界的認可。他提醒與會者說：“尤其要顧到我們過去所說過的話，過去我們一直說中共與國民黨精誠合作，共謀抗日勝利，八路軍將開到抗日的最前綫去，擔負衝鋒陷陣的責任；現在，我們不好在事實上有表裏不一的表現。”22       無奈周恩來的發言並沒觸發毛澤東的誠意，洛川會議後，毛向八路軍前方指戰員發出一系列電文，竟反復促使他們去做表裏不一的事情。開赴山西前綫的八路軍由正副總司令朱德和彭德懷指揮，分編為一一五師（林彪任師長，聶榮臻為副）、一二0師（賀龍任師長，蕭克為副）和一二九師（劉伯承任師長，徐向前為副）。這三個師分別由原紅一、二、四方面軍及其他部隊組成，毛澤東在電文中仍以“紅軍”稱呼這支已改編為八路軍的軍隊，由此即可見他軍黨頑念之深之重了。九月初，戰事已由察哈爾擴展到山西，閻錫山制定的平型關戰役首先在平型關外拉開與日軍交火的序幕。該戰役的目的是利用山區的有利地形挫傷火力佔優勢的敵人，派重兵在一道道防綫上逐次抵抗，誘敵深入到平型關西側地區，來一個大型的伏擊戰，殲滅或重創敵軍的主力。九月中旬，國軍七十三師師長劉奉濱帶領全師守衛在廣靈和靈邱兩地，抵抗日軍最精銳的板垣師團。在守衛廣靈的戰鬥中，營長張見勇和團長呂超然均在率領戰士與敵拼殺中英勇陣亡。由於敵人火力太強大，呂超然的一團人在戰鬥中損失千餘名之多。為奪回陣地，師長劉奉濱親臨戰場督戰，他率領四個步兵連組成奮勇隊，掄著大刀片衝向敵人。他本人負傷四次，每次都裹傷再戰，一直與日軍苦戰到全師官兵傷亡過半。靈邱丟失後，劉奉濱這一師所剩官兵已極少，他們仍承擔平型關正面防綫的任務。23 正是在此敵我鏖戰激烈之日，唯恐紅軍正面作戰的毛澤東致電朱、彭等人，向他們強調指出，八路軍“此時是支隊性質，不起決戰的決定性作用。”嚴令他們不要正面迎擊敵軍，即使分散在敵軍側翼作戰，援助晉綏友軍，也應避免“過於損失力量”。他下達給司令部的戰略部署非進攻亦非防禦，而是重施紅軍在中央蘇區打圈圈的故伎，只准八路軍三個師迂回在敵軍的周邊尋找戰機。他讓一二0師“轉至晉西北管涔山脈地區活動”，讓一二九師“進至呂梁山脈活動”，讓一一五師“進入恆山山脈南段活動”。此一分散部署的作戰目的幾乎無關於當時緊迫的戰事，而是要“真正進行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以便“發動群衆，組織抗日義勇軍，創造遊擊根據地，支持華北遊擊戰爭，擴大紅軍。”24       毛澤東這種執意將八路軍向日軍後方調遣的部署使朱德左右爲難，朱既要服從閻錫山的指揮，顯示他與紅軍官兵的抗日決心，又須保持部隊的獨立自主，好執行擴大紅軍和建立根據地的任務。九月下旬，平型關戰役開打，朱德應閻錫山的要求令八路軍投入防守平型關的戰鬥，特派林彪一一五師側擊平型關日軍。就在這緊要關頭，毛澤東致電彭德懷，長篇大論，向彭散佈失敗主義的悲觀論調，對參加太原會戰的晉綏軍和中央軍均持懷疑和冷嘲的態度。他說閻錫山的“部下全無決心，”說“他的部隊已失去戰鬥力”，說國民黨的軍隊在大勢所趨下“必難持久”，說“太原與整個華北都是危如累卵”。接下來他規勸彭與其他將領認清形勢，不要讓紅軍陷入“被動的、應付的、挨打的、被敵各個擊破的境遇。”最後他發表自己的高見，再次向彭德懷灌輸紅軍自保的策略：   今日紅軍在決戰問題上不起任何決定作用，而有一種自己的拿手好戲，在這種拿手戲中一定能起決定作用，這就是真正獨立自主的山地遊擊戰(非運動戰)，要實行這樣的方針，就要戰略上有有力部隊處於敵之翼側，就要以創造根據地發動群眾為主，就要分散兵力，而不是以集中打仗為主。集中打仗則不能做群眾工作，做群眾工作則不能集中打仗，二者不能並舉。然而，只有分散做群眾工作，才是決定地制勝敵人、援助友軍的唯一無二的辦法，集中打仗在目前是毫無結果之可言的。25   毛所謂“分散做群眾工作”的“拿手好戲”好在何處？不過是仍舊讓八路軍重演曾在中央蘇區那種轉戰山鄉村舍間與敵人兜圈子的遊擊戰術罷了。所謂“分散兵力”，就是讓部隊分小股兵力相機出動，僅在日軍周邊搞些出其不意的騷擾，而一旦受到追擊，即四散到民衆群中，把老百姓全拖累到與敵戰鬥的漩渦中打轉。走筆至此，我不能不提前指出，正是毛這種總是想要拿民衆做掩護的策略，在日後造成了禍害整個華北鄉村的日軍大掃蕩。毛之所以堅決不讓八路軍打運動戰，是因爲要打運動戰，就得集中打仗，得出動一定數量的兵力，即使打林彪一一五師“平型關戰鬥”那樣特具優勢的伏擊戰，八路軍也付出了不小的傷亡代價。在這次戰鬥打響前，林彪曾致電毛澤東爭辯說：“在敵目前正在進攻的情況下，我先頭旅應以作戰殲敵為主要任務……目前須以打仗、捉俘虜來提高軍民抗戰信心，提高黨與紅軍威信。” 接到林的致電，毛澤東極爲不滿地說：“林彪還在堅持集中兵力打運動戰！他還是想表現自己，想當抗日英雄！”據説，毛當時氣得以掌擊桌，以致打翻了一杯剛泡好的茶水。       有關“平型關大捷”的敍事，我從沒讀到過像薩沙博客中《平型關戰鬥真相》一文那樣忠實的歷史還原。按照老薩的描述，這一場被中共廣爲宣揚的“大捷”僅包括伏擊日軍兩個車隊和阻擊一隊援軍的戰鬥。八路軍先是伏擊一支由四百人和七十輛馬車組成的輜重隊，其中只有四分之一的押送護衛兵是武裝人員，其餘的運輸後勤工作人員均無戰鬥力。因此這支輜重隊四百人被全部殲滅。另一支汽車運輸隊由一百輛汽車和四百人組成，其中部分汽車及人員因未進入伏擊圈，在戰鬥中逃跑，遭到伏擊的三百人全部被殲。在進攻平型關的日軍主力獲悉運輸隊中伏後，立即抽出三個連的兵力前去救援，中途受到一一五師一個團兵力的阻擊，因利用優勢的山區地形，八路軍殲滅了一百多日軍。但應予指出的是，與中埋伏的日軍車隊相比，前來救援的五百多野戰軍戰鬥力可要強大得多，因此造成了八路軍阻援人員十分嚴重的傷亡。結果八路軍雖殲滅日軍八百多人，自己也付出了傷亡一千多人的代價，其中的半數傷亡為阻援戰所致。       這次戰鬥中八路軍投入四千多人，各方面都佔有優勢，在他們殲滅的八百日軍中，有三分之二屬無作戰經驗的非戰鬥人員，然而八路軍爲此竟傷亡一千多人！這樣的數字和比例足以説明，日軍的戰鬥力十分強硬，八路軍即使採用遊擊運動戰術，要消滅日軍，也並非易事。若能由此一戰例出發，進而去對比國軍在平型關與敵正面作戰的戰況，我們不難想象到那一場大規模的守衛戰役打得多麽艱苦卓絕，他們那上萬人的傷亡又是何等的悲壯慘烈！這樣看來，正是由於各路國軍與敵正面作戰，以他們遠超出八路軍的犧牲牽制了戰鬥力更強的日軍，才使得林彪部獲得了打勝那場伏擊戰的良好條件。正如老薩在博文所說，若沒有國軍在正面和日軍血拼猛打，就不會出現三十公里長的日軍兵力真空地帶，八路軍也就很難有機會和空間打成他們的伏擊戰。即使他們獲取打伏擊的機會，日軍若能抽調大隊人馬前來救援，八路軍恐未必抵擋得住強大的增援。在這種情況下，一一五師的傷亡人數也許就不止一千多人了。26       對八路軍在平型關所打的勝仗，國民黨方面及時作出正面報道，蔣介石還特別給予林彪部以嘉獎。但延安方面的反應卻讓李德這樣的外國人看在眼裏，氣在心頭。他看出了中共人士的偏狹心態，對毛澤東那種敵視友軍的短見尤爲憤憤不平。據李德所見，平型關大捷的消息傳到延安，那裏立即大肆慶祝，一片歡騰，又是譜曲歌詠，又是街頭表演，把那一場勝仗成倍地誇大，甚至吹捧為“毛澤東有關遊擊戰理論正確性的光輝榜樣，也是對蔣介石‘消極防禦戰’的死刑判決。”但對於國軍在整個平型關戰役中的戰績及其英勇的表現，延安方面根本不予報道，反而在黨内外給人造成“國民黨軍隊總是撤退並接近全面崩潰”的印象。爲什麽中共的宣傳口徑會偏頗到如此的小家子氣呢？是因爲毛澤東這位領導人存心不正，是他在黨内外一再散佈他那套歪曲事實的讕言。李德的指責很準確，他說毛澤東“從一開始就有意貶低或閉口不談國民黨軍隊戰鬥行動的意義。”27 不只李德看到這一點，張國燾也提到毛類似的表現。他說：“毛澤東從來不談友軍抗戰的事，我從未聼見他讚揚和鼓勵過這些英勇抗戰的表現。”得知南京失守，國軍撤退，毛甚至面露幸災樂禍之色，大談起日本打敗蔣介石會給中共帶來的好處。毛這種拿民族災難作爲他軍事投機條件的狂言聼得張國燾不由得“毛骨悚然”。對毛那些“披著共產主義外衣的漢奸”言論，張說他深感憤怒。28   五       1933年，蔣介石於南昌的一次軍事會議上發表講話，那時候他就提出了持久戰的戰略。他說，對日本侵略軍要作“長期不斷的抵抗”，“他們把我們第一線部隊打敗之後，我們再有第二第三等線的部隊去補充；把我們第一線陣地突破之後，我們還有第二第三各線陣地來抵抗。這樣一步復一步的兵力，一線復一線的陣地，不斷的步步抵抗，時時不懈，這樣長期的抗戰越能持久越是有利。” 29 平津淪陷後的太原會戰，乃至其後一系列的會戰，可以說基本上就是這樣步步抵抗地打下去的。這是一場本不該早打，卻不得不去打的惡戰，而持久戰就是國軍硬著頭皮去打此惡戰的過程中被逼出來的打法。國軍在裝備和組織上都很差，他們只有拼命頑強抵抗敵人的進攻。好在中國地土寬兵員多，有一線又一線陣地可守，有陸續替換的部隊可上，有足夠的潛力消耗日軍的進攻。這就構成了用大量的傷亡來抵擋和延緩敵人攻勢的慘烈戰局。無論是中央軍或地方軍，不管是出身黃埔還是軍閥或土匪，原來他們互相打内戰，多因要各保實力而顯得士氣不足，疲遝鬆垮。但如今是國難當頭的日子，各路軍隊按部署匯集到一起，投入與強敵的生死搏鬥，反倒碰撞凝聚出一致對外的士氣。這種殊死的戰鬥力是悲情慘狀與壯烈正氣交織在一起的，很難用空泛的讚頌表述其頑強的性能。它讓我想起一部港式武打片的説法，説是弱勢的抵抗者挨了沉重的毆打，竟被打通任脈和督脈，遂一下子爆發出超人的抵抗能量。各路抗日軍隊如今與日寇打得血肉模糊，經過拚死拚活的廝殺，竟也硬拼出他們意志貫通了身體的抵抗能量。直到抗戰開始，中國社會因其現代轉型不成功而未能建立起現代“民族國家”水平上的國軍，但經過八年抗戰，中國軍隊付出慘重的犧牲，在幾近崩潰的慘勝中總算打出了國軍的品質，向全世界顯示出中華民族不屈的尊嚴。 1937年9月29日，閻錫山下令放棄平型關，集結包括八路軍在内的六個集團軍兵力，退守到忻口一帶浴血再戰。日軍出動的兵力也爲數不少，大約有五個師團。按照薩沙博客中《殲滅日軍3萬的忻口戰役》一文的描述，30  國軍在忻口戰役中打得十分頑強，其激烈程度在北方戰場上僅次於台兒莊戰役。整個戰役中傷亡官兵近十萬人，包括旅長、師長，乃至軍長等將領都與士兵同赴國難，捐軀火綫。旅長姜玉貞和他的一九六旅並沒給晉綏軍丟臉，他們並非毛澤東所說的那樣“已失去戰鬥力”或“全無決心”。在死守平原鎮的戰鬥中，他們僅憑機槍和手榴彈與飛機大炮掩護下的日軍殊死拼殺。敵軍已攻入城内，四處包抄，他們仍堅持巷戰兩天兩夜。在姜玉貞帶領下，守軍最後以一個個大院為陣地，抵禦入城的敵人，與敵拼殺得伏屍成堆，血流成河，整旅官兵最後戰鬥到幾乎全部陣亡。旅長姜玉貞腿部被日軍炮彈炸斷，流血過多，亦與部下共殉國難，年僅四十三歲。       遠赴忻口參戰的十五軍一九一旅是標準的土軍閥部隊，多由原來的民團、幫會和土匪人員構成。他們的武器裝備尤其落後陳舊，所有的步槍都沒有刺刀，因而每個戰士都身揹大刀，在短兵相接時揮刀猛砍，與日軍奮勇肉搏。面對敵方飛機大炮的火力轟擊，他們竟是拿大刀長矛與勁敵硬拼，這固然讓人爲中國軍隊感到悲哀，但他們一旦投身拼命殺敵的現場，居然也打出了弱勢軍隊的鬥志。該旅第七、八兩連戰士猛揮大刀砍向敵軍，竟一氣殺光八個班的日軍，直殺到第八連只剩下二十幾人。       第九軍軍長郝夢齡一直都在一線指揮戰鬥，他在戰前曾對全軍訓話說：“此次抗戰是民族戰爭，勝則國存，敗則國亡，所以只許勝，不准敗。我們人人都應抱定有我無敵，有敵無我的決心，與敵拼殺。軍人天職就是保國為民，現在國將不國，民不聊生，就是我們軍人沒有盡到自己的責任，是我們的恥辱。我在五十四師從連長升到軍長，從來沒有離開過，官兵與我感情特深。現在大敵當前，我決心與全體官兵同生死，共患難。”敵人的砲火異常猛烈，該軍的三二二團經過幾天激戰，包括團長、團副和三個營長在內的全部指揮官都先後或死或傷，全團傷亡超過一千人，但他們始終堅持作戰，沒有退後過一米。在該團連續三次衝鋒肉搏之際，郝夢齡軍長始終在他們身後督戰。在另一次激戰中，郝夢齡再次不顧炮火遍野，上陣地鼓舞官兵鬥志，在守護九軍高地的戰鬥中與師長劉家麒一起中彈身亡。       國軍的忻口守衛戰打得十分頑強，自始至終，都與日軍處於相持對峙的狀態。不幸側翼的娘子關失守，最終閻錫山只好下令全綫撤退。此次激戰，日軍傷亡三萬多人，國軍傷亡十萬人。總的來說，在整個的太原會戰中，國軍以極大的犧牲代價重創日軍，不但阻止了日軍西進的步伐，致使日軍無力佔領山西全省，而且拖住華北的日軍，使其難以迅速南下去增援淞滬會戰。從平型關到太原，一道道防綫儘管先後失守，國軍殊死的抵抗畢竟粉粹了日軍聲言要三個月内解決整個“中國事件”的妄想。由於國軍的浴血奮戰極大地削弱了日軍在華北的軍事攻勢，致使日軍無力佔領更多地方，八路軍才得以在晉察冀一帶趁虛而入，建立起那麽多敵後的根據地。       在整個的太原會戰期間，毛澤東幹什麽呢？他一直在致電八路軍總部，指使他們調整戰略，轉移鬥爭的大方向。看到日軍的進攻勢如破竹，毛致電周、朱、彭說，他估計南京即將淪陷，認爲數月後大局必有變化，中共應趁此機會“改造政府，改造軍隊”，還說“也只有在彼時，真正人民的民族戰爭才能實現。判斷在彼時蘇聯將給中國以實力的援助。”毛澤東多次談到中共要爭奪抗日領導權的問題，每逢抗戰形勢危急，毛即促使八路軍對蔣介石做趁人之危的動作，試圖把抗日領導權抓到中共手中。他所謂“真正人民的民族戰爭”，就是要在抗戰中壯大中共的武力，最終搞垮蔣介石政府。中共已與國民政府正式宣佈聯合抗日，毛澤東明知道共產國際的政策，卻還死不放棄他“飛機大炮”的夢想。太原會戰剛一結束，毛澤東立即致電八路軍總部，向朱、彭指出，“各軍大潰，閻[錫山]亦無主。紅軍應在基本原則下，放手發動人民，廢除苛捐雜稅，減輕租息，收編潰軍，購買槍支，籌集軍餉，實行自給，擴大軍隊，打擊漢奸，諒納左翼，進一步發揮獨立自主精神。”在另一次致電中，他更命令八路軍“必須執行沒收大地主政策，因爲大地主多屬漢奸，不沒收大地主不能迅速發動群衆，不沒收大地主八路軍給養難於解決。”31 的確如殷海光所說，毛的“目的是一，本質是常”。為趁抗戰之機壯大紅軍的力量，他在井岡山創出的那一套軍事掠奪經濟現在又有了發展的餘地。不久前中共才許諾停止蘇維埃運動，如今剛一加入抗日統一戰線，他們隨即變換式，又搞起打擊地主的活動。在毛澤東口中，“漢奸”現在代替了“土豪劣紳”的惡稱，成爲他想反對誰就給誰扣在頭上的罪名。       然而朱、彭等將帥畢竟人在前方，他們負有指揮八路軍的重任，同時還要服從其所在戰區司令官閻錫山的指揮。即使從起碼的抗日良知出發，他們也不能不考慮到八路軍的戰績和聲譽，不能不顯示他們與國民黨合作的誠意。更何況他們親眼看到，國軍在正面戰場上打得確實很慘烈，各線的防守雖未能抵擋住日軍的攻勢，卻絕無一支部隊投降。國軍的精誠和英烈顯然使朱德深爲感動。所以他斷然主張，“應以一切努力，爭取以山西爲主來支撐華北戰局的持久，使敵人一下子過不了黃河”，令八路軍“以靈活動作，配合友軍作戰”。除了遵照毛澤東的指示派工作團進入敵後發動群衆，準備建立根據地外，朱德一直部署八路軍分佈在各道防守線周邊，充分發揮其打運動遊擊戰的長處。如佈置八路軍攻擊日軍補給線，給日軍的補給造成很大的困難；派陳錫聯七六九團偷襲陽明堡機場，摧毀日軍二十多架飛機，削弱了日軍在忻口戰役中的空中優勢。1938年1月，朱德率彭德懷等八路軍將領在洛陽參加了蔣介石主持的軍事會議，會後被委以東路軍總司令之職。毛澤東不讓朱德上任，要讓彭德懷出面應卯。但朱德拒絕了毛的建議，不但接受了該職，隨後更出任第二戰區副司令長官之職，毅然與閻錫山、衛立煌商洽戰事，指揮八路軍與國軍協同作戰，阻擊企圖渡過黃河西進的日軍，化解了日軍對西北的進攻。三月下旬，朱德指名徐向前率一二九師在響堂鋪伏擊日軍運輸隊，殲敵四百人，摧毀汽車一百八十餘輛。在這場戰鬥中，朱德親自帶領國軍將校到前綫觀摩，向不熟悉遊擊戰的國軍作現場演示。32總的來說，在國共兩軍協同作戰的初期，雙方的合作還算順利，八路軍執行第二戰區指揮的表現頗受國軍讚賞。“這種情況影響到這時國共兩軍上層將領之間的關係也較爲融洽。朱、彭等經常向閻錫山和南京軍委會提出作戰建議與設想，而國民黨將領亦比較重視八路軍的裝備武器補給等問題。”。33 可以說，八路軍在抗戰前期之所以還能與國軍協同作戰，運用其擅長的運動遊擊戰打擊日軍側翼，破壞其補給線，給國軍的正面抗敵以力所能及的援助，全賴以朱德爲首的前方將領敏於審時度勢，決策有方，沒有完全按毛澤東電文中那些自私的指令辦事。 但前方的這種情況從一開始即讓毛澤東不太放心，甚至暗懷不滿。他不只怕他的紅軍戰士打鬼子打得太認真而損失過重，更見不得他的同志們——比如像周、朱等人——與國民黨高官過從甚密。在十一月於延安召開的一次大會上，毛以《上海太原失陷以後抗日戰爭的形勢和任務》為題發表講話，針對八路軍在山西前綫的情況，他大肆批評黨内軍内的右傾“投降主義”。他批評“紅軍改編後某些個別分子不願意嚴格地接受共產黨的領導、發展個人英雄主義、以受國民黨委任為榮耀（以做官為榮耀）等現象”，並給這些人戴上“新軍閥主義”的帽子，其矛頭明顯指向周、朱、彭諸人與國軍密切合作的近況。毛繼續強調他一直主張的“獨立自主”原則，並公開叫嚷要“改造國民黨、改造政府、改造軍隊”，闡述他那個旨在動員全國人民參與的“全面抗戰”，要把國民黨提高到共產黨的水平上，最終建立“統一的民主共和國”。34毛澤東當時大概沒想到，他這篇口氣強硬的報告提綱發出不久，王明便奉共產國際之命從莫斯科飛抵延安，向中共中央傳達了讓他感到有不小壓力的最新指示。   六       王明本名陳紹禹，1925年加入中共。他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期間，尤受校長米夫的器重。米夫後來任共產國際執委兼東方部部長，經米夫全力推舉，王明在1931年六屆四中全會上入選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並一度主持中央工作。顧順章叛變後，王明迅速逃離上海，前往莫斯科擔任中共駐共產國際代表，此後長期在蘇聯工作。1937年11月末，王明經新疆抵達延安，向中共中央傳達共產國際有關“抗日高於一切”的重要指示，並促使中央檢討前此統一戰綫的工作。       我在此要再次強調指出，直到那時爲止，中國共産黨實質上仍只是共產國際在中國的一個支部。沒有蘇聯政府和共產國際持續的支持，中共集團未必會發展到當時那樣的規模；沒有前者的這指示那政策，中共的革命路綫也不至於那樣左搖右擺，不斷釀成黨内的路綫鬥爭。就拿抗日一事來説，“九一八”事變之後，中共的抗日口號竟是以保衛他們的蘇維埃祖國爲主，可見在他們的信念中，蘇聯的國家利益是高於和重於中華民國，乃至中華民族的利益的。後來從西竄途中直到在陝北落腳，他們嘴裏喊北上抗日，實際上是逃離蘇區，北上去“打通蘇聯”，好獲取他們武裝奪權所需要的軍援。西安事變後，是在莫斯科強行指令下，他們才從“抗日反蔣”轉向了“聯蔣抗日”。因此可以說，毛澤東及中共集團之呼籲抗日和投入抗戰，其受蘇聯指使和為擺脫圍剿以求自保的成分遠大於他們的救亡良知，特別是毛澤東其人，為迎合蘇共和求得紅軍的幸存，他的主張和運作有時會乖戾到置民族大義於不顧的地步。總而言之，中共自從與國民黨政府正式建立抗日統一戰綫之日起，其政治和軍事上的決策始終都與這兩方面的因素有關，一是紅軍要趁抗戰之機發展壯大，二是中央要根據莫斯科的指示隨時調整路綫方針。比較而言，毛澤東考慮問題，更偏重前者。王明是奉共產國際之命回國向中共“宣達聖旨”的，他的講話自然更強調後者。誠如毛澤東後來所說，“王明問題的關鍵、癥結之所在，就是他對自己的事考慮得太少了，對別人的事卻操心得太多了。” 35 兩人的衝突即由此而起。僅就毛澤東這個“自己”與“別人”的明確劃分，即可見莫斯科的政策變化對中共的牽制之大，以及毛與王分歧之所在。難怪斯大林對毛澤東很“不放心”，“十分懷疑”毛“是否忠實貫徹莫斯科的戰略意圖”。季米特洛夫因此才派深諳莫斯科意圖的王明回國做“監督黨、幫助黨”的工作。 36 此“監督黨、幫助黨”的説法顯然也有針對毛澤東的成分。據郭華倫所提供的另一傳聞，王明臨行前曾受斯大林召見，大老闆當時親口向王明交代，讓他回去要幫助毛澤東，並克服毛的弱點。37  對毛澤東擁有的職權，莫斯科當時確實沒有讓王明取而代之的意思，然而經幫助後若還克服不了他的弱點，那事情就另當別論了。       高華稱王明是一個“深受俄化教育的共產黨新貴”，說他“在十二月政治局會議上充當了斯大林代言人的角色”，說他的報告“完全反映的是斯大林、季米特洛夫對中共當前任務的觀點”。38 不可否認，王明講話的出發點是基於蘇聯國家的核心利益，但他那時候走上講台，畢竟擁有來自共產國際的授權，所謂“一切服從統一戰綫”和“一切經過統一戰綫”的原則，一經他在大會上正式宣佈，便成爲中共必須執行的最新政策。他那樣一邊倒的腔調不只可鼓舞大多數中共領導“團結禦侮”的決心，也起到了凝聚全黨共識，促進他們遵從“統一軍令”的作用。不管毛澤東後來給王明扣上什麽帽子，在當時的抗日救亡緊急關頭，王所堅持的大方向畢定有益於民族統一戰綫。此外，對毛澤東十一月報告提綱的某些論斷，王明更作出明確的批評和糾正，儘管他沒敢對毛澤東直接點名，他的講話多少還是化解了毛那些“新軍閥主義”等大帽子渙散軍心的消極影響，起碼使黨内軍内有誠意與國民黨聯合抗日的同志消除疑慮，增強了自信。周恩來當時便即席發言，特擧山西前綫的情況為例，說那裏有些領導過分擡高“獨立自主”的原則，已妨害到八路軍與友軍的合作。洛川會議未能解決的爭議，經王明強勢的論辯，基本上都迎刃而解。王明的報告得到政治局委員一致擁護，會議的走勢明顯使毛澤東陷於孤立。大家的表態最終迫使毛開口稱許“和為貴”的方向，並承認他在抗戰後“對國民黨的轉變估計不足”云云。會議最後決定由王明起草決議，毛澤東雖在個別問題上仍有保留，但在此後發往前方的電文中，他也開始貫徹十二月會議的精神了。       王明在政治路綫上是暫時佔了毛澤東的上風，但他的組織路綫卻有不少閃失之處。他所促成的某些安排無形中助長了毛的得勢，到頭來反對他自己造成不利的後果。張國燾一開始即看出王明是個“無經驗的小伙子”，說他“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在十二月會議召開期間，張國濤發現王明“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部一些不安的情緒”，因而 “料定王明鬥不過毛澤東。”39 根據高華和郭華倫的敍述，正是由於王明的介入和提議，十二月會議決定不設黨的總負責人一職，張聞天的總書記之職從此有名無實，新成立的書記處由毛澤東、王明、張聞天、陳雲和康生五人組成，實行集體領導。七大尚未召開，總書記的職位就遭撤除，這一變動正好替毛做了毛想做卻不便做的事情。此外，周恩來和博古都在“如何抗戰”的問題上與毛有分歧，他們被清出書記處，自然正合毛意。對這三個均屬國際派的人物，王明本應盡量團結，尋求他們的支持，但現在的情況很可能適得其反。王明把他從莫斯科帶囘的陳雲和康生都拉入書記處，多少有自壯陣勢的意圖，可惜後來卻閙得與他的預期完全相反。40 王明最得罪中共高層——尤其是毛澤東——的一點是他説話的口氣太直，一語破滅了他們的“飛機大炮”夢想。當時有人問王明莫斯科以後可否用飛機運大批武器到延安，他立即認真解釋說：“根據中蘇諒解，蘇聯空軍飛機在中國境内，只供國民政府調遣”；最後更實話告訴他們，“運送軍火來延安的事恐怕辦不到。”毛澤東聽到此話，特感掃興，嘴裏立即發出抱憾的都囔。 41王明這個“無經驗的小伙子”實在不通延安高層的人情世故，對同志們所問的事情，他當時一味老實回答，哪裏會想到毛澤東對斯大林的埋怨最終都遷怒到他的身上。       十二月會議結束不久，王明即與周恩來、博古等人率領中共中央代表團抵達武漢，隨即成立中共中央長江局，王明任書記，周恩來為副書記，其成員還包括博古、項英等政治局委員。長江局是中央派駐南方的領導機構，主管湖北、湖南、四川等十幾個省地下組織和新四軍的工作。在該機構行使權限的十個月期間，其成員與國民黨方面持續談判，積極協商，達成不少卓有成效的合作。同時在聯絡社會各界人士，組織抗日宣傳活動方面更是功績昭著，影響廣泛，事實上並非如官方黨史所詆毀的那樣一味推行“投降主義”路綫。比如成立兩黨委員會，約定每五天會面兩次，互相溝通，商討有關問題。再如長江局向國民黨方面提交了“抗日救國共同綱領草案”，其基本内容多為《中國國民黨抗戰建國綱領》所採納。此外，長江局還向國民黨提議建立各黨派參加的統一戰綫組織和健全的民意機關，國民黨臨時代表大會接受了中共的建議，決定成立國民參政會，中共方面及時選出毛澤東、陳紹禹、秦邦憲等七人參加。 42       毛澤東在孫中山聯俄容共那陣子也曾是個跨黨的積極分子，他當時供職國民黨宣傳機關，工作很賣力，職位和薪資也都不低。若不是某些右派分子閙得他悻悻然離職而去，他跨黨的跨度也許都跨出中共，跨入了國民黨左派的隊伍。那段早期的跨黨活動結果以政治失意告終，從此給毛留下影響終生的創傷經驗。如今他已奮鬥到掌控軍黨大權的高位，當然不屑與國民黨高官再打交道。但毛澤東為人心思曲狹，氣量乖戾，即使他不屑做或做不了的事情，他也不服氣別人做得有聲有色。他與王明的衝突，路綫分歧倒在其次，最讓他受不了的是，王明乃奉共產國際之命辦事，擁有他不便抗拒的權勢，特別是十二月會議之後，眼看著王抓走了政治正確的話語權，大勢所趨下，他只好暫時屈從。再加上長江局諸人在武漢政治舞台上活躍亮相，把共產黨與國民黨“開誠合作”的事已搞得頗有起色，更是讓坐守延安窯洞的毛澤東心情複雜，十分窩火。1938年初，國民黨軍事委員會設立軍令、軍政、軍訓和政治四部，特邀周恩來任政治部副部長。長江局就此事多次發電請示延安中共中央，毛澤東對來電始終拒不答覆。長江局只好自行決定，允許周恩來就任副部長之職，延安方面直拖到事後才勉強通過。直到1956年召開八大預備會議，提起將近二十年前的舊事，毛澤東仍耿耿於懷，忍不住在會上向大家抱怨說：“王明在長江局呼風喚雨，挾天子以令諸侯，共產國際就是放個屁都是香的，項英腦子裡只有統一戰線，統一戰線高於一切，模糊主義嚴重……” 在黨内嚴肅的大會上，毛澤東竟說這些怨婦式的氣話，足見他對王、周等人的政治妒意之深！   毛澤東一直強調的“全面抗戰”更偏重在敵後根據地發動群衆，急速擴大編外的武裝力量，隨之建立中共領導的地方政權。毛始終不放棄他所創立的蘇維埃軍事割據模式，眼下仍要按從前的蘇區腳本排練他在抗日根據地的最新部署。王明和周恩來則認爲，此類活動應事先徵得國民政府的同意，以免對統戰工作造成不良的影響。他們畢竟人在武漢，處於國共合作的前沿陣地，整天在和政府官員、文化人以及城市的群衆組織打交道。他們不能不講究策略，在兩黨初步達成相互妥協的情況下，他們試圖探求新的可能，力圖給各黨派人士留下共產黨人開誠合作，有所作爲的印象。但遠在邊區的毛澤東卻偏要明知故犯，堅持做他那些與蔣介石對著幹的事情。他以強硬的口氣指示各根據地的幹部多佔地盤，迅速行動，必要時可採取“先斬後奏”，乃至“斬而不奏”的做法。43 與毛澤東的對抗性態度相反，長江局所進行的“全面抗戰”工作多為建設性的行動，如在三月下旬，針對國民黨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的召開，王明起草建議書，周恩來起草軍事建議書，他們都試圖以參政的方式對國民黨施加有益於抗日聯合的影響。他們的統戰工作擴展到社會各階層，與各地方實力派、各黨派以及愛國人士建立廣泛的聯係，通過在武漢創辦的《新華日報》和《群衆》期刊，大力宣傳中共的抗戰方針。與延安出版的抗戰宣傳品僅可在延安及其他根據地作有限傳播的情況不同，長江局佔有武漢這一抗日中心的陣地，他們組織的文宣活動不只鼓舞民氣，引領了全國範圍的抗日高潮，也起到增強中共影響力和改善中共抗日形象的作用。長江局更值得讚賞的工作是與國民黨、武漢地區其他黨派、各群衆組織配合工作，大力組織各類聲援、捐獻和文宣活動。周恩來自任職政治部便與陳誠密切合作，全力支持政治部第三廳的抗日宣傳工作。他們特聘郭沫若任廳長，招納田漢、冼星海、鄭振鐸等知名的文化人開展了轟轟烈烈的“保衛大武漢運動”，組建“中華全國文藝界抗敵協會”等數十個新的救亡團體。“文協”的成立標志著文藝界在民族解放的旗幟下結成最廣泛的統一戰線。可以說，正是通過長江局在短短十個月内開展了那麽多活動，自1927年武漢分共後轉入窮鄉僻壤搞武裝鬥爭的共產黨才邁出重返城市的腳步，開始以其積極抗日的面貌出現在愛國知識分子的眼前。也正因有武漢這一大舞台可供王明、周恩來等人作充分的表演，他們那些為挑戰國民黨政府而提出的自由民主等訴求才在青年群體中引起同聲相應的效果，從而刷新了中共的進步姿態，增添了他們吸引愛國民主人士的魅力。     註       21參看張國燾《我的回憶》第三冊，頁345-346。 22同上，頁389。 23參看黎東方《細説抗戰》，遠流出版公司，1995，頁55。 24《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軍事科學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頁46-48。 25同上，53頁。 26 見薩沙的“和訊博客”（<a href="http://sidalin.blog.hexun.com/">http://sidalin.blog.hexun.com/</a> ）。同時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388有關敍述。 27同註9，頁303、296。 28 同註21，頁410。 29同註13，頁167。 30同註25。 31《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二卷，頁65、114；《毛澤東年譜》中卷，頁29。 32參看顧則徐《朱德別傳》，頁616-619。 33參看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389。 34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387-396。 35轉引自金沖及《毛澤東傳》（1893-1949），頁514。 36高華《紅太陽是怎樣升起的》，頁139。 37“陳紹禹返延後，在不同場合分別傳達了史達林和共產國際對中國共産黨的三項重要指示：第一，史達林說：毛澤東有許多缺點，如不懂馬列主義，沒有世界眼光，只是以狹隘經驗來解決問題指導革命……由俄回去的許多幹部，要從理論上思想上和各方面幫助他，並克服他的弱點，使他成爲健全的領導。”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248。 38同註36，頁139。 39同註21，頁424。 40同註36，頁142-143；同註37，頁248-249。 41同註21，頁418。 42參看田子渝《抗戰初期中共中央長江局的再研究》，見《抗日戰爭研究》，2004年第一期。 43參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39-54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