潰逃後的幸存、寄生和詭變 ——從延安窯洞到抗日前綫 (下)

七       1938年4月，國民黨的臨時全國代表大會結束之後，國民政府即著手組織國民參政會及各省市臨時議會。國民參政會第一次代表大會於七月在武漢舉行，中共參政員除毛澤東外，都出席了此次會議。王明和林伯渠即席發言，一致表示積極幫助政府實現抗戰建國綱領。按照“中共中央關於共產黨參加政府問題的決定草案”所說，共產黨當時之所以積極參與國民黨主持的參政活動，目的在於“利用國民大會的講台，宣傳共產黨的主張，用以達到動員人民和組織人民在共產黨周圍，推動統一的民主政府的建立。” 44 可見中共的參政行動從一開始即以推行中共的政策，改造政府為目的。此外，在推動保衛大武漢的運動中，長江局諸人還倡議“泯除使用人才問題中的黨派門戶成見”，強烈要求當局“從共產黨及其他抗日黨派中，從無黨派的群衆團體和知名人士中，從日益發育增長的各種勇敢有爲的先進青年中，盡量吸收各種工作人才，分配他們以一定部門的工作。”針對外界的反共言論，《新華日報》發文辯白說：“我們共產黨員要求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分配我們和其他方面人士一部分抗戰建國工作，斷不是什麽‘反對國民黨和國民政府的陰謀’，而恰是真誠擁護和幫助國民黨和國民政府去達到抗戰建國的光明磊落的表現……”45 從長江局諸人上述的言行可以看出，被稱爲“第二政治局”的長江局實際上也在推行毛澤東主張的“全面抗戰”，只不過他們沒採取毛那種對抗性的方式，並未集中精力去搞擴張新四軍的工作，而是試圖探求一種可被國民黨接受的遊戲規則，先合法進入國民黨構築的高層機構，再通過熱心合作的行動開展其“改造政府”的工作，最終把國民黨一黨專政的政府改造成他們期望的“人民政府”。在蔣介石看來，長江局諸人這一手顯係蘇聯主使，屬於中共一時的詭變。因顧及抗日統一戰綫，他只得採取表面應付的手段，用他日記中自勉的話來説，就是要求自己“一本以正制邪以拙制巧之道以應之”。在看起來還算合作得不錯的情況下，既潛藏著危機，也依稀有一線消弭衝突的希望。這種兩黨高層的交流中還顯得比較和氣的氛圍，正是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召開前溫煦一時的背景。       在中共的“三月政治局會議”上，王明、周恩來“開誠合作”的路綫進一步佔了上風，毛澤東一直往後拖的中共七大會期也被列入議事日程。任弼時在會後被派往莫斯科彙報中共執行共產國際新政策的情況，他在報告大綱和隨後追加的“補充説明”中大力讚揚王明回國推行統一戰綫的成就，但並沒點破毛澤東與王明在這個問題上一直存在的衝突。應該說，任弼時既無意在季米特洛夫面前替王告毛的狀，也不會替毛告王的狀，他只想爭取共產國際儘快批准他這份報告，承認“中國共産黨的政治路綫是正確的”，好給延安方面一個皆大歡喜的交差。後來他果然爭取到這一正面的評語，自然就消除了共產國際對毛澤東的懷疑，同時也肯定了王明自十二月會議以來的工作。事情有時就是這樣的似非而是，各種因素的巧合再一次使毛轉危爲安，更上了一個台階。這期間毛澤東是否竄通任弼時，他到底做過什麽上下其手的事情，那只能留給論史讀史者各自的想象了。結果正如高華的分析所說，“十二月會議後，毛的中共首席地位並沒變。對中共政治路綫的褒揚，完全可以解釋成是對毛的路綫的肯定。”46       至於盛傳的王稼祥帶囘季米特洛夫口信一事，説法不一，口信内容的版本也各有出入，總的來說，在目前尚無正式文件可資證明的情況下，所有的傳聞都難免有轉述者摻入的水分。根據官方《毛澤東傳》所載，為準備中共六屆六中全會，中央在9月14日至27日召開了政治局會議。在會議召開的首日，王稼祥作傳達共產國際指示的報告。他說：“根據國際討論時季米特洛夫的發言，認爲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綫，尤其是朱、毛領導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國際認爲，中共的路綫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列主義。”此外，王稼祥還提及季米特洛夫在他臨走時囑咐他的話說，中共中央“在領導機關中要在毛澤東爲首的領導下解決。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 47 這兩段話充其量説明，國際承認朱、毛領導中共黨軍的現存格局，一是肯定他們領軍的成績，二是特別強調中共領導層必須團結，並沒有口頭指定毛澤東為中共領袖的意思。按照顧則徐的解讀，因爲王明堅持要在武漢召開六屆六中全會，爲抵制王明的提議，毛澤東夥同王稼祥，由王出面，套取季米特洛夫幾句可做模糊解釋的話作爲口信公開傳達，以便煞一煞王明自立“第二政治局”的威風。 48 王明在武漢很難與中央再僵持下去，後來只好帶領長江局諸人趕回延安參加政治局會議，現場聆聽了王稼祥傳達國際指示的報告。毛澤東的領導地位因此而得到肯定，全黨大會的政治報告不再由王明去作，而是改爲毛來作。自參加中共一大以來，多次全黨大會上，毛澤東都是坐在下面聼他人作政治報告，現在他終於奮鬥到登台演講的份兒上了。六屆六中全會從9月29日開到了11月6日，毛澤東在10月12-14日連續三天作了題爲《論新階段》的長篇報告。       毛澤東既已獲得作政治報告的權利，就很自然的要把那報告作得百尺竿頭更進一步。他要在報告中對任弼時交給共產國際的報告作出全面的回應，因而報告中有很多話都是說給莫斯科聼的。不管他在“十二月會議”和“三月會議”以及發給其他人的電文中發表過什麽與王明不同的意見，現在他站在講台上要作向外面正式公佈的報告，就得多說些言不由衷的話，在很多問題上全面改口。現在他不但不再與王明唱反調，甚至把王明所定的調子唱得比王明的嗓門還高八度。在談到統一戰綫中的獨立性問題時，他告誡全黨說：“沒有問題，統一戰線中，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統一戰線中的獨立性，只是也只能是相對的東西。不這樣做，就不算堅持統一戰線，就要破壞團結對敵的總方針。” 49 這幾句話引自日人竹内實所編《毛澤東集》中《論新階段》全文，該文於六屆六中全會閉幕後曾在《解放》期刊上全文刊出。但後來編印官方版的毛選四卷，事過境遷後，編審者才發現這篇長文中有太多見不得人的説法，因而對它作了大刀闊斧的刪改。一篇在竹内實書中長達七十七頁的原版，重編到《毛澤東選集》第二卷中，只剩下十三頁的篇幅，而且已改得面目全非。像“獨立性不能超過統一性，而是服從統一性”這類話便被攔腰砍掉， 50 也不管讀起來上下文是否通順。這刪改很可能經毛親自做了手腳，但也不排除編審處更嚴格的處理。他們這樣做與其説是為掩蓋偉大領袖說假話的劣跡，不如說是為保持毛主席一貫的路綫正確。毛澤東向無羞恥心，自從他勇於把自己内在的“最卑”拔苗到外在的“最高”，他就有足夠厚的臉皮把口是心非的話說得理直氣壯。他那時候深知，他的話只有像原稿中那樣講出去，才能贏得共產國際認爲他路綫正確的評語，才能讓斯大林得知他已受益於王明的幫助，並克服了此前的弱點。但會議關頭一闖過，毛立刻變臉，後來在整風運動中弄得王明完全失勢，而且戴上了“右傾”、“投降”等路綫錯誤的帽子。要繼續保證毛澤東一貫路綫正確，就得在原來的假話上再進一步作假，根據“否定之否定”的辯證法大道理，刪改了假話，也就是做了“負負得正”的處理，毛澤東的——即共產黨的——路綫從此就一貫地正確下去了。我早在一篇評毛的舊文中說過：中共政權的整個運作就是在不斷地掩蓋真相和製造假象。爲了在詭變中延續幸存，他們只能如此。假象就這樣層層積累下去，最後積累成長在毛澤東臉上的面具。就毛澤東本人被中共造假這一點而言，毛也有他自己的可悲之處。長期以來，是他造就了共產黨整個的造假運作，也是在他的參與下逐步嚴密了出版物政審制度，到頭來這一切也約束和扭曲了他本人，以致他曾經得意的大報告在後來被毛選編審者完全肢解，只留下其中需要展示的一塊，在毛選的官方版中保持了它那破碎的不朽。 《論新階段》是一篇多聲部混唱的報告，它真假參差，紅白摻合，以其毛式對立面統一的步調向黨内外發出不同音頻的召喚。其中有不少段落，就毛澤東自己的本意而言，是滿篇的假話，但就他那些假話的内容而言，所說的又是在當時人們所確認的事實，包括他稱頌蔣介石和國民黨的那些違心話，誰能說他的虛應之談不符合事實？比如，他稱蔣為抗日統一戰綫的“民族領袖與最高統帥”，再如他批評某些人——其實他自己就是其中最突出的一個——懷疑國民黨抗日決心的言論，然後高調肯定國民黨光榮的革命史及其前途之光明。在毛澤東的講話中，曾經被他視爲論敵的蔣介石一下子也變得説話很有分量了。毛澤東現在把蔣的抗日言論奉為“最高指示”，竟作爲“蔣語錄”逐條徵引，作爲他推理的論據，再輔之以他自己的相關言論，兩相對照，一方面表示他對委員長作正確的回應，一方面對蔣的言説作出順勢的闡發。國共的合作於是在蔣與毛的一唱一和中得到了明確的體現。毛澤東的詭變詭就詭在他有出爾反爾的政治勇氣，敢於超脫左與右兩條路綫的絕對劃分，並能玩轉左右，隨時都會從一個極端跳到另一個極端。只要鬥爭的形勢需要，連對立的兩端他都會折中到一起，做出他邊調和邊區分的獨特處理，同時借助調和，趁勢去作進一步的鬥爭。“三月會議”時他還堅決反對國民黨内某些人高喊的“四個一”——一個主義，一個領袖，一個政黨，一個軍隊——口號。但在給蔣的親筆信中，他完全換了口氣，說他對蔣介石“欽佩無既”，還說蔣的“盛德”，“凡在國人，無不崇拜”。他在講話中也滿口承認“三民主義是抗日民族統一戰線與國共合作的政治基礎”，甚至信誓旦旦地向與會者宣告：“誰要是不忠實於三民主義的信奉與實行，誰就是口是心非，表裏不一，誰就不是一個忠實的馬克思主義者。”毛澤東最後呼籲建立“三民主義共和國”，希望國民黨改組成各黨派都能加入的“民族聯盟”，為共產黨再次跨黨設想出最新的寄生方略。 毛澤東致蔣介石的那封親筆信草就於大會開幕的當天，他派周恩來親赴武漢，將該信面交給蔣。與長文《論新階段》的處理手法相同，此信也遭到封存，沒收入官方版的《毛澤東書信選集》。這是一封密信，毛寫此信，為的是委託周恩來向蔣“面陳”信中的“未盡之意”，懇切要求停止兩黨鬥爭，提請蔣介石同意共產黨員在保持其黨籍的前提下部分地乃至全部加入國民黨。毛澤東的請求引起蔣介石的高度警惕，他在讀完該信的當天即在日記中寫道：“我們依據民國十三年到十六年的慘痛經驗，是不能再上當了。” 51 蔣介石不贊成跨黨，他堅持中共黨員要入國民黨就必須放棄其原有黨籍，周恩來則堅守不放棄黨籍的原則，還想沿襲上一次的方式繼續寄生在國民黨内部。雙方一談到節骨眼上，便都拒絕作任何讓步。因爲他們都曉得，一讓步即會全綫崩潰，落到自取滅亡的下場。蔣介石的警惕儘管很高，他僅可斷然拒絕周恩來提出的跨黨建議，卻難以杜絕中共在國民黨内部暗中滲透。實際上早從蔣介石清黨分共開始，就陸續有中共的地下黨員潛入國民黨的黨政軍機構。國共抗日統一戰綫建立後，在某些合作的場合，國共之間的差異趨於淡化，對抗亦隨之減弱，在兩黨人員比較友好的接觸中，隨著近朱者赤的現象浸蝕到國民黨的部分成員，共產黨已以另一種跨黨方式擴散其詭變的寄生了。周恩來這一次半真半假的試探無形中碰撞出國共各自的底綫：那就是一方絕不許異黨公開跨黨於本黨，一方絕不會任他黨將本黨整個“溶化”。武漢即將失守，長江局諸人與國民黨十個月相處中一線稀薄的希望也隨之暗淡下去。雙方都走到了難以更接近對方的地步，在他們開誠合作的盡頭，眼看著就要摩擦出破裂。   八 六中全會是一次馬拉松會議，等四十天的會開到王明退席去重慶之後，毛澤東終於有了可關起門變換腔調，大放厥詞的機會。在最後兩天所作的總結報告中，毛再次改口，把他前些天暢談“新階段”時說的話完全置諸腦後。他發表唯戰爭和戰爭萬能論的講話，提醒他的志們說：“在中國，離開了武裝鬥爭，就沒有無產階級和共產黨的地位，就不能完成任何革命任務。”“全黨都要注重戰爭，學習軍事，準備打仗。”“我們的原則是黨指揮槍，而決不容許槍指揮黨。但是有了槍確實又可以造黨，……還可以造幹部，造學校，造文化，造民衆運動。延安的一切就是槍桿子造出來的。槍桿子裏面出一切東西。……整個世界只有用槍桿子才可能改造。”“蔣介石是反革命的。爲了反革命，他創造了一個龐大的‘中央軍’。有軍則有權，戰爭決定一切，這個基點，他是抓得很緊的。” 52 毛爲什麽翻來覆去強調戰爭的重要性呢？全中國都捲入抗日戰爭，誰不懂萬衆一心打日本的道理？通觀毛的講話，你會明顯地看出，他槍口的所指主要是蔣介石及其國民黨，而非日本鬼子。這一場戰火，對火綫上打仗的個人來説，隨時都有傷亡的可能，但就中共集團的整體而言，則是死裏求生的大好機會。毛澤東已經看得很清楚，中共只有在這場戰爭中巧鑽空子，才有機會壯大起來，擺脫被蔣介石剿滅的命運。 這些空子遍佈日軍入侵的區域。閻錫山與蔣介石一直離心離德，他嚴密控制山西，對中央軍勢力的全力拒斥，在某種程度上甚至嚴於對中共赤化的防範，因而給共產黨留下了可鑽的空子。日軍入侵山西後，僅佔領了很多城市，卻無法全面控制城市之外廣大的農村地區。閻錫山素有老狐狸之稱，爲及早組織三晉鄉親群起“守土抗戰”，開展敵後鬥爭，他看中了共產黨組織動員的能力。老狐狸這一招可謂鬼迷心竅，他竟不惜多費周折，把他曾多次通緝的共產黨薄一波其人救出北平監獄，專程請回山西，委以重任，全力支持薄及其黨羽四處奔走，組織起一個名叫“犧牲救國同盟會”的民間團體。薄一波運作得賣力而有效，至1937年初，該會會員已發展到六十萬人。從“九一八”事變到“七七”事變，日軍的步步入侵製造了全國範圍的人口流亡。大量的流亡青年散佈各地，無以爲業，其中有不少傑出人才都在薄一波招兵買馬之際被納入中共的組織。薄一波本來向閻錫山保證不在山西軍政機構内發展共產黨組織，然而隨著“犧盟會”迅速發展，接著又建立“山西青年決死抗敵隊”的武裝組織，薄一波順水推舟，安排大量的共產黨員和親共的“進步”人士在這兩個組織中擔任要職。“犧盟會”、“決死隊”的成員一時間佔據山西省大部分縣份的縣長之職，而由“決死隊”改編的山西新軍五十個團也基本上為中共所掌控，按朱德的話說，“他們不過戴著閻錫山的帽子而已”。在新軍内部，由此而引起閻係軍官與中共勢力的衝突，最後發展到晉綏軍與八路軍交火，閻錫山的舊軍遭受重創，大部分新軍則轉爲中共的軍隊。閻錫山當初靠共產黨創建新軍，本是想振作他的舊軍，壯大本土的實力，結果卻落了個“賠了夫人又折兵”的下場。他最後不得不與中共停戰談判，聽任“決死隊”四個縱隊編入八路軍。閻錫山此後僅保住晉西南一隅，眼看著晉西北和東南地區落入中共之手，由他們建立起晉綏和晉冀魯豫兩個根據地的政權。毛澤東槍桿子造地盤、造政權的構想立竿見影，首先在山西得到了貫徹。閻錫山經營半生的山西即使在日寇的強攻下也未被鯨吞，如今卻遭中共暗算，被蠶食了大半。他因此叫苦不迭，一再以自己的沉痛教訓告誡部下，稱共產黨為“九尾狐”，向他們痛陳中共惑亂視聽的伎倆。 1939年底，蔣介石下令八個戰區，向日軍發動冬季攻勢。國軍出動五十五萬兵力，發動了近千次進攻。12月20日，傅作義部攻入包頭，與日軍展開激烈巷戰，當日即佔領該城大半。可是因第二戰區閻錫山部沒能按原計劃在晉西南和晉北發動攻勢，使得晉北日軍主力從容北上增援綏遠，迫使傅作義部匆匆退出包頭。閻錫山爲什麽沒及時配合友軍作戰呢？因爲正是在那時候，中共勾結新軍，發動了晉西事變，閻錫山的舊軍忙於進攻新軍，貽誤了包頭的戰機，致使傅作義部功敗垂成，北方戰場的主要攻勢遂未能完全按計劃執行。 正是不斷地鑽了這類挖國軍墻腳的空子，八路軍在華北才得以迅速發展。據彭德懷回憶，截至六中全會召開前後，八路軍“已發展到二十五萬人，成立了許多暫編、新編、教導旅。” 彭德懷顯然執行了毛澤東 “斬而不奏” 的指示，他說這些增編的兵員“從未通過國民黨，如要通過它，一個也不會准許。” 53 另根據周恩來給共產國際的秘密報告，截至1940年初，八路軍兵力約二十六萬多人，新四軍約三萬人。中共黨員已激增至四十九萬八千人。那時候中共自稱擁兵五十萬，竟多次要求中央政府給所有增編兵員照發軍餉。從武漢淪陷到1941年底，中國部隊士兵傷亡高達一百三十萬人。至於中共的人員傷亡，周恩來向莫斯科報告，截至1939年8月，“八路軍傷亡僅有三萬人、新四軍則為一千人。”儘管如此，國民黨政府每月仍持續補助中共武裝部隊十一萬美元，佔中共預算的百分之十八。周向斯大林保證說，中共支持蔣介石領導抗日，承認“國民黨在領導全國權力機關和軍隊方面的關鍵地位”。 54 周恩來當然不會在報告中提說共軍與國軍不斷發生衝突的事情。據楊奎松提供的統計數字，中共除了在晉西事變中奪取山西新軍引起極大的衝突外，從1939年1月到1940年2月，在華北各地還製造了數十起較大的衝突，衝突中被八路軍打死的國民黨官兵及政工人員計有上千人之多。55 新四軍在南方的發展勢頭也很兇猛，對國軍的衝擊和傷害更甚於八路軍。讓我們再次品味以上所引的毛澤東講話，從他批評與誇獎的人和事說起。在1956年召開的八大預備會議上，毛除了嘲諷那時候早已失勢的王明，還提到新四軍右傾，說他們不完全聼他的指揮，並嚴厲指責項英追隨王明路綫。而對劉少奇等人的工作，毛則予以對比性的誇獎。他說：“少奇同志還是很清醒的，在華中開展了新局面，陳毅、粟裕、譚老闆、張雲逸等同志都是做了大量的工作的，陳毅同志的一些主張和中央保持了一致。”毛澤東為什麼在抱怨新四軍之後又表揚起劉少奇等人呢？那時候他在和長江局諸人爭風吃醋，為平衡他在政治路綫上的弱勢處境，他只有緊抓他的軍黨大權，指令各根據地的將領多做那些“己所不欲，要施於人”的事情。因此他派鄧小平到太行山協助劉伯承，派彭真到晉察冀協助聶榮臻，派劉少奇在華中監督陳毅和粟裕。派那幾個受他支配的黨代表去作監軍，既可督促部隊在敵後打出多佔地盤的局面，又便於從延安窯洞得心應手地發號司令，起碼可穩固他手中的軍黨大權，好頂住長江局的“投降主義”做法。要是讓武漢或重慶方面的同志都把事情做大了，他在延安的運籌帷幄還有什麼出路！總而言之，對黨內那些穿著筆挺的軍裝或西服在媒體的聚光燈下出現的同志，毛始終懷有一言難盡的複雜心情。他不服氣他們在那邊做聯蔣抗日的工作，於是便鑽到窯洞內挑燈疾書，不斷向華北和華中發出搞摩擦的指令。爲了把自己挑起的事端推到對立面身上，毛最善於捏造“誣告辭令”，“摩擦”一詞即為他此時反咬友軍一口的措辭。明明是共軍越界，闖入友軍所守的戰區無端挑釁，毛卻把對方的自衛說成是“搞摩擦”，再給友軍扣上個“頑軍”的帽子，共軍不斷挑起衝突的行動就成了理直氣壯的“打頑”。 56 那時候紅軍西竄後留在江南的各股遊擊隊已改編為新四軍，曾在巢湖一帶配合徐州會戰，後轉入華東遊擊。按照1938年6月國民政府軍委漢口會議的決議，要求敵後作戰緊密配合正面主力作戰，軍令、軍政由戰區統率機關統一運作。項英之所以受到毛的指責，就是因項英服從統一指揮，被認爲執行了王明的路綫。聽到日軍掃蕩蘇北的消息，毛澤東認為共軍奪取蘇北的大好機會到了。於是在1939年5月4日，他致電劉少奇：“望指令葉飛部隊開返蘇北，在蘇北地區放手發展，在今年內至少擴大二萬人槍，韓德勤部如妨礙我發展，須堅決殲滅之。”正是在毛的一再督促下，粟裕那支打遊擊的土共隊伍迅速壯大起來。他們對日軍遊而不擊，對國軍則大打運動戰或殲滅戰，發揮“鬣狗戰術”，“打著國府的旗號，跟在日軍後面招降納叛，收編散兵散槍，吞併民眾自衛武裝乃至土匪武裝，組織民眾，建立政權，派捐收稅，建立國中之國。” 57 這情形恰如《沙家浜》中胡傳奎登台所唱的那個局面：“亂世英雄起四方，有槍便是草頭王。鉤掛三方來闖蕩：老蔣、鬼子、青紅幫。”此唱詞可謂活畫出黃橋事件前後當地武裝力量的戰時生態。現在我們回過頭仔細一看，若把那唱詞改為“鉤掛四方”，再加上個“共產黨”，那才更全面最恰當。在那個戰爭生態學的叢林群落中，正是靠了抗日的大環境總氛圍，在正規軍之外，才自發地催生出一批批在拼命中各討其生活，殺出血路來各壯聲勢的雜牌武裝力量。新四軍這一批土共的日漸壯大即來自其間的拼殺、兼併與重組。這裡面不能說沒有各自的救亡熱情和抗日業績，但抗日僅屬新四軍兼營的軍事行動，要按毛澤東派給他們的戰鬥任務來説，壯大兵力和搶佔地盤才是終極的軍功。外界所傳毛澤東大談“蔣、日、我，三國誌”的那一大段説法， 58 目前雖無確切的文件可以證實，但質諸新四軍當時的行動，誰也不能否認他們實際上就是在執行那個説法。 如上所述，共軍靠打劫維持糧草，賴繳獲補給軍需的生存方式時日已久，早就養成 “鬣狗戰術”的習性。關於“鬣狗戰術”，蘆笛和網絡作者周劍岐的描述可謂英雄所見略同。蘆笛把共軍比為“跟在獅子後面的鬣狗”，說他們 “跟在日本人後面‘撿洋撈’，收編被日軍擊潰的國軍，佔領日軍留在戰線後方的廣大地域。”按照周劍岐的敍述，粟裕帶領的縱隊更是如此，他們名為新四軍，戴的是國軍軍徽，吃的是國府軍糧，但在毛澤東“打頑”指令唆使下，直到抗戰勝利，卻從未配合國軍打過一場對日軍的硬仗。他們“對國軍只要有任何機會，伏擊、偷襲、攻堅、分化、掠奪人槍資源，從不放過。如鬣狗禿鷹，兇殘獵食，群攻死咬……” 59 守在蘇北的國軍因此而處於三面受敵的危境，他們白天要與日軍和僞軍廝殺，夜裏還得提防共軍偷襲。通觀世界戰爭史，哪一國哪一族在外敵入侵，國家危亡的日子，會有這樣趁機造反，自相殘殺的現象？1939年4月12日中央書記處開會，毛澤東在會議上聼取劉少奇的報告，他最後確定“全國共產黨與遊擊戰爭的主要發展方向是華中”。 60 毛此後不斷從延安窯洞向陳毅等新四軍將領發電指令，讓他們在蘇北放手發展，把血戰台兒莊的國軍韓德勤部鎖定為鬣狗群咬的目標，盡一切努力奪取江北那一大塊地盤。在此期間，新四軍不斷與國軍製造摩擦，交火中時有斬獲。1940年10月初，毛澤東電令黃克誠率八路軍第五縱隊南下增援陳毅部，在黃橋一戰，圍殲韓德勤部，殲滅國軍一萬一千餘人。這一“鬣狗行動”實屬惡劣，一下將國共摩擦升級到局部内戰的地步，最終招致皖南事變，軍長葉挺被俘，新四軍番號被正式取消。國共抗日統一戰線從此公開破裂，讓日軍和僞軍在一邊看夠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綫内部自相殘殺的熱鬧。 蔣介石眼看著長江南北的新四軍日漸壯大，他那時候唯一能做到的遏制之策就是下令新四軍全部轉移到黃河以北。12月9日，蔣介石下達手令：“凡在長江以南之新四軍，全部限本年12月31日開到長江以北地區，明年1月30日以前開到黃河以北地區作戰。現在黃河以南之第十八集團軍所有部隊，限於本年12月31日止開到黃河以北地區。” 61 但毛澤東卻認爲蔣介石此擧用心險惡，有可能置共軍於國民黨與日軍的夾擊之下，新四軍一旦渡過黃河，就等於被驅趕到日軍的射程之内。況且華北敵後根據地已經在養活著日益增多的八路軍，大有負擔不起之勢，若再湧入新四軍大批人馬，勢必出現新的麻煩。所以毛認為必須讓新四軍在華中打開局面，只有將黃河上下與江淮之間打成一片，對中共才是勝算。這就是新四軍皖南部被指令北徙，而在接令後一直逡巡延誤的戰時生態背景。特別是項英本人，因帶兵在江南一帶遊擊已久，捨不得丟下所佔的地盤，一直想在皖浙贛邊區開展工作，擴大根據地。自蔣介石手令下達後，連毛澤東都多次發電，促項英部北上，項英卻擔憂北上途中遭受伏擊，並多次向軍令部索要補給，因而一再延展行期。但最嚴重的情況是，黃橋之役共軍吃了甜頭，華中總部又結集八路軍和新四軍在十二月中旬強攻曹甸，共軍付出死傷兩千人的代價，卻未能攻下曹甸。共軍這一火上澆油的動作更加激化國共摩擦的局勢，直接刺激了國軍四十師軍事行動中的報復因素。 新四軍皖南部九千餘人一直拖延到1941年1月4日夜才從安徽涇縣雲嶺分三路出發，但他們並沒按軍令部調令指定的路綫北上，而是向蘇南方向移動。既有違令延期之過，又繞道而行，闖入禁區，因此才遭到圍殲。對被殲的新四軍來説，這固然是一場慘劇，但之所以導致此不幸的結局，多屬國共摩擦日久，彼此已喪失互信，結果就在那個錯誤的時間和錯誤的地點激化出致命的衝突。國軍的行動更多的屬於沿途防守中發生的堵截和阻擊，而非預設陷阱，專伺伏擊。至於說毛澤東有意陷項英於滅頂之災，恐亦屬捕風捉影之談。毛澤東的罪責主要在於他一再電令八路軍南下增援華中。在1939年12月19日的電令中，他明確發令說：“望葉挺、項英率部渡江，應於兩星期內渡畢增援皖東為要。” 62 原來毛催促項英率部北上渡江，並非出於遵從委員長手令的期限，而是要他們打一槍換一個地方，急欲把新四軍皖南部併入華中戰局的最新部署。軍令如山，豈是灞上兒戲！按照何應欽的電令，軍令部之所以不准新四軍從鎮江北渡，而令其按規定路綫北上，正是“為使該軍江南部隊，不致直接參加對韓部之攻擊”。韓德勤那裏正受到圍攻，項英部偏向那一方開拔，怎能不引起顧祝同的懷疑！毛澤東擔心新四軍走規定路綫會受到李品仙部在江北伏擊，然而在事變發生後，傅秋濤帶領的兩千多人之所以能順利突圍，安全到江北的無爲集結，正是因走了規定的路綫，更未遭遇李品仙部伏擊。項英在很大的程度上可謂疑慮慎重反被疑慮慎重誤了。他帶領七千人南下茂林，兜了個大圈子，而正是在此時，他接到毛澤東電令，告訴他們“只要宣城、寧國一帶情況明了後即宜東進”，63 新四軍於是按指令踏上國軍最忌諱的路綫，因此才遭到圍殲。戰場上的情況總是千變萬化，不斷冒出隨機的因素，一方的行動若事出突然，另一方受到刺激，自然會予以出其不意的反應，雙方於是反復較量，最後便造成他們本想避免，卻終難避免的結果。這就是皖南事變在國共摩擦日趨緊張的情況下一步步釀成慘劇的走勢，其間的實情未必如流行的陰謀論者所解釋的那麽絲絲入扣和十分戲劇。但不管怎麽說，皖南事變的結果於國民黨實在不利。國軍殲滅的新四軍遠不足以補償黃橋之役的損失，反給中共抓住頑軍“製造摩擦”的把柄。周恩來把“千古奇冤，江南一葉”的慘情叫喊得國内外輿論一片譁然，給蔣介石政府造成極壞的影響，結果卻讓專靠搞摩擦發展壯大起來的新四軍贏得了外界的同情。而從此以後，在所有可鑽空子的地區，中共的武裝勢力更加肆無忌憚地擴張起地盤。   九 毛澤東的抗戰策略雖為共產黨打天下立下了大功，卻對中國人民犯下了不可饒恕的重罪。他從來都不憂我們中華亡國，只恐怕他們中共亡黨。因此他一直對中共集團灌輸他自己獨特的“愛國主義”價值觀，正如蘆笛所說，把他們教育得“不覺得不打日本人是恥辱，卻為中共的迅速壯大心花怒放，倍感偉大領袖的英明正確。” 64 另據張戎和蘆笛的揭發，1939年底，在回答斯諾的新聞採訪時，毛甚至贊成蘇聯採取佔領半個波蘭的方式來解決中國的問題。這就是說，只要能打倒蔣介石國民黨政府和排除英美帝國主義的干涉，讓中共在蘇聯的卵羽下幸存下去，哪怕由蘇聯和日本瓜分中國，中共也會欣然接受。因為那樣做完全符合中共遵循的列寧主義原則。毛這樣冒失吐露玄機的說法立即引起共產國際極度過敏的反應，因為他那一席談話不啻預告了後來的日蘇中立條約。該條約果然在1940年4月13日正式簽署，蘇方“誓言尊重滿洲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日方“誓言尊重蒙古人民共和國的領土完整和不可侵犯”。蘇聯就這樣在背棄中國政府的情況下，與日本達成了骯髒的交易。但對毛澤東來說，這一欺辱中國人民的事件則意味著他所期待的局面終於實現：讓中國的一部分領土從國民黨政府的主權下“解放”出去，從而被無產階級的祖國抓到手中。於是他代表中共發表聲明歡呼說，“這是蘇聯外交政策的又一次偉大勝利。” 65 那是在南京大屠殺之後，武漢、長沙相繼失守的年月，陪都重慶日夜遭受日寇轟炸，毛澤東竟如此高調歡呼一個贊同日本侵佔東北和蘇聯分割外蒙的條約，其用意之卑劣實在令人髮指！我們完全可以說，此時的毛澤東已從紅色山大王心態轉化為紅色石敬瑭心態了。 毛不僅置國家民族的尊嚴與利益於不顧，更在國難當頭之際策劃共軍搞趁火打劫的軍事行動。早在1939年底，他就在黨内軍内製造蔣介石發動反共高潮的緊張空氣，聳動各軍頭在反内戰的旗號下掀起内戰。他對周恩來說：“蔣最怕的是内亂，是蘇聯，故我們可以這點欺負他。他要剿共，我們一定要反剿共。如果我們在反内戰口號下不怕内戰，待他的剿共軍前進時出十五萬精兵抄到他的後方，打幾個大勝仗，那時候蘇聯再出來調解一番，好轉也不是不可能的。”就在毛圖謀此先發制人的籌劃，已草就請示共產國際的電報之際，斯大林派到中國的軍事顧問崔可夫明確表態，不同意中共與蔣介石決裂，毛自討沒趣，只好壓下待發的電報。不久之後，發生皖南事變，毛澤東私下發洩不滿莫斯科的言論，大閙起反蔣情緒。他以怨婦的醋意口吻要求蘇聯停止“接濟重慶武器”，命周恩來去找崔可夫，請求莫斯科援助中共奪取蘭州，以便打通蘇聯軍援中共的道路。他讓周轉告崔可夫說，八路軍“沒有飛機及攻城部隊奪取蘭州及甘涼肅三州是不可能的”。毛的“飛機大炮”癡念真可謂念玆在玆，始終不渝，其糾纏不休的勁頭幾至死乞白賴的地步。無奈莫斯科不相信眼淚，蘇聯的軍援只能接濟在正面戰場上作戰的國軍。季米特洛夫經斯大林首肯，給毛澤東發了封措辭嚴厲的電報，他要求毛認清形勢，好好與蔣介石合作，立即調整立場，並儘快回電報告他到底作何打算。 66 毛再次討了沒趣，他只好丟掉幻想，等待將來的機會。 1941年下半年的國際局突生巨變：6月22日，德國突然對蘇聯發起全面進攻，蘇德戰爭爆發。12月7日（美國時間），日本偷襲珍珠港，太平洋戰爭爆發，英、美立即對日宣戰，同時也對德、意宣戰。毛澤東一直敵視的英、美帝國主義現在不但與蘇聯結為同盟，同時也開始大力援助中國政府抗日。蘇聯現在自顧不暇，自然顧不上多做那些危害國民黨以支持中共的事情。蘇聯與美、英關係的改變立即影響到中共對國民黨的態度，國共衝突隨之緩和下來。1942年初，剛從蘇聯治病返回的林彪似乎也受了莫斯科的委託，在蘭州和西安與國民黨高官會晤，大談國共合作。隨後季米特洛夫致電毛澤東，讓他“必須與蔣介石直接聯係，以消除國共之間的誤會”。蔣介石在重慶與周恩來見面時甚至提議與毛澤東在西安約談。毛立即積極反應，表示願意前去與蔣一晤。后經中央開會研究，派林彪赴重慶與蔣會談。這次會談一如往昔，特別是在八路軍縮編和換防的問題上爭來爭去，最終無法取得任何實質性的結果。因此，不管談多少次，不管談判的級別多麽高，結果也只能做到表面上的關係緩和，但在關鍵問題上，雙方從來都各守底綫，拒不讓步。等緩和後過一段日子，一遇到外界形勢的變化，關係又隨之緊張起來。比如在1943年5月22日共產國際宣佈解散後，國民黨内部幸災樂禍，作爲它的中國支部，中共突然失去其外部靠山，毛澤東立即緊張起來。他敏感到蔣介石要發動“第三次反共高潮”，於是在黨内發出準備打内戰的號召，對外則大肆宣傳國民黨要進攻延安，掀起内戰。其實國民黨方面的軍事行動多屬中共根據地不斷擴張而引起的摩擦，就蔣介石本人來説，他基本上還是主張政治解決共產黨問題，特別要在宣傳上避免給外界造成準備用武力解決的印象。蔣介石深知，要取得抗日的勝利，必須聯合國際的反法西斯勢力，與共產黨打來打去，只會在國際上敗壞政府的聲譽，影響到來自盟國的支持。蔣因而既要作出親善蘇聯的表示，又要取得美國政府的信任，每當中共搞起摩擦，大造輿論，閙得國民黨内部的反共情緒突然高漲，蔣總是陷入手忙腳亂，左支右絀的境地。他憂憤交集，百思莫解，往往苦惱到五内俱焚的程度，只有在日記中發洩幾句，再自我勉勵一番。在一次與國民黨高層幹部的集會中，他向與會者明確指出中共的動態和政府的難處。他說：“中共猖狂之目的，在引起内戰，以破壞我抗日局勢，減低我政府威信，喪失我國家在國際之地位也。故彼策略在激怒我，使我不能容忍，用兵向彼進攻。”而“一經用兵，無論勝與不勝，則彼之目的達成，故應採取守勢，圍而不剿，用側面與非正式方法以制之爲宜。” 67 這就是毛澤東一再抗議國民黨對邊區政府及各根據地所採取的封鎖和包圍。毛想與蔣介石會談的衝動早已消失到九霄雲外，蔣越來越成爲他竭力攻擊的靶子。無論是發表講話還是刊登文章，他總是用更強烈的措辭反咬蔣介石及其國民黨，把對方指責中共的口水戰再反彈囘去。他指責國民黨說：“我們很疑心你們同那些日本黨、漢奸黨互相勾結，所以如此和他們一個鼻孔出氣，所以說出的一些話，做出的一些事，如此和敵人漢奸一模一樣，……”“蔣介石的態度越變越反常了，他堅決地反對人民改革政治的要求，強烈地仇視中國共産黨，暗示了他所準備的反共内戰的藉口。”“我們向一切不願意撤離河防進攻邊區和不願意解散共產黨的真正的愛國的國民黨人呼籲：請你們行動起來，制止這個内戰危機。我們願意和你們合作到底，共同挽救民族於危亡。” 68 兩方面都在指責對方要打内戰，都抱怨受到對方攻擊，都說對方在造謠誣衊……國共兩黨就這樣的爭持中反復談判，反復鬧翻，一直閙到共產黨越變越壯大越強硬，有一天果真與國民黨打起全面的内戰。     註             44同上，頁399。 45 參看郭華倫《中共史論》第二冊，頁337-338。 46 同註36，頁166。 47 同註34，頁517。 48 同註32，頁646。 49《論新階段》全文見竹内實編《毛澤東集》第六卷，頁163-240，以上引文見頁247。 50 見《毛澤東選集》第二卷，頁524。 51同註36，頁175。 52同註50，頁541-547。 53同註6，頁235。 54參看陶涵（Jay Taylor）《蔣介石與現代中國》（The Generalissimo Chiang Kai-shek and the Struggle for Modern China）上卷，林添貴譯，時報出版，2010，頁187-191。 55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13。 56  正如白崇禧皓電所說：“綜觀過去陝、冀、察、晉、綏、魯、蘇、皖等地不幸事件，及所謂人多餉少之妄說，其癥結所在，皆緣於第十八集團軍及新四軍所屬部隊﹕一、不守戰區範圍自由行動；二、不遵編製數量，自由擴充；三、不服從中央命令，破壞行政系統；四不打敵人，專事吞併友軍。以上事端，實為摩擦事件發生之根本。” 57 同註8，頁290。 58  這段被傳為洛川會議上的講話，尚未有正式文件證實：“要冷靜，不要到前線去充當抗日英雄，要避開與日本的正面衝突，繞到日軍後方去打遊擊，要想辦法擴充八路軍、建立抗日遊擊根據地，要千方百計地積蓄和壯大我黨的武裝力量。對政府方面催促的開赴前線的命令，要以各種藉口予以推拖，只有在日軍大大殺傷國軍之後，我們才能坐收抗日成果，去奪取國民黨的政權。我們中國人一定要趁著國民黨與日本人拼命撕殺的天賜良機，一定要趁著日本佔領中國的大好時機全力壯大，發展自己，一定要抗日勝利後，打敗精疲力盡的國民黨，拿下整個中國。有的人認為我們應該多抗日，才愛國，但那愛的是蔣介石的國，我們中國共產黨人的祖國是全世界共產黨人共同的祖國即蘇維埃（蘇聯）。我們共產黨人的方針是，要讓日本軍隊多佔地，形成蔣、日、我，三國誌，這樣的形勢對我們才有利，最糟糕的情況不過是日本人佔領了全中國，到時候我們也還可以借助蘇聯的力量打回來嘛！” 59同註8，頁283；另見周文：《民國軍人抗戰衛國的武德與其兇殘病變》，“博訊網站”所載“周劍岐文集”（http://blog.boxun.com/hero/zjq/ ）。 60 《毛澤東年譜》中卷，頁119。 61 同上，頁237。 62 同上，頁242。 63 同上，頁250。 64 同註8，頁293。 65 據張戎所說，“波蘭模式是毛的期待。斯大林要是跟日本瓜分中國，毛本人自然會當上半壁江山的統治者。”見張書《毛澤東：鮮爲人知的故事》，開放出版社，2006，頁189。另見蘆笛《毛主席用兵真如神？》一書中的長篇揭批，頁346-365。 66  參看楊奎松《走向破裂：毛澤東與莫斯科的恩恩怨怨》，頁104-109。 67  轉引自楊奎松《國民黨的“聯共”與“反共”》頁483。並參看該書頁461-505。 68  《毛澤東選集》第三卷，頁908-909、101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