再议邓小平九二南巡（上、中、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一种流行的观点是，六四之后的中国，政治的大倒退自不待言，经济改革方面也出现了严重的停顿与倒退，尤其是在苏东巨变，国际共产阵营瓦解之后，中共内部保守势力抬头，力图用反和平演变取代改革开放，是邓小平力挽狂澜，在1992年南巡发表讲话，再次为中国的改革拨正航向。 这里至少有两个问题值得探究： 一、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是否出现了严重的停顿和倒退？ 二、中共高层保守派为何高调地提出反和平演变，强调姓社还是姓资，反对推进经改？ 在八十年代曾经深度参与经济改革的朱嘉明先生认为邓小平“南巡”固然很重要，但是他提醒我们：“在评论邓小平‘南巡’的历史地位的时候，人们忽视了这样一个基本事实：在‘六四’之后的中国，是否可以真的放弃经济改革和开放，重新倒退到毛泽东时代开展‘反和平演变’？” 朱嘉明说：“我认为，那是不可能的。因为，十年的改革开放已经置中国进入不可逆的历史时期。首先，几亿中国农民不允许倒退，‘人民公社’制度已经彻底土崩瓦解，完全没有可能复辟；其次，‘计划经济’制度完全支离破碎，别的不讲，只讲价格体系。1988年价格闯关之后，不仅仅是生活资料的绝大部分，而且生产资料的大部分已经开始由市场决定价格。双轨制以人们难以想象的速度在并轨；第三，中国国有企业自主权的扩大，各种形式的承包，甚至股份化正处于全方位试验阶段。没有什么力量能够停止这种大趋势；第四，社队企业没有因为六四事件而影响它的扩张和膨胀；第五，中国的对外开放特区，外国直接投资进入和对外贸易扩张的局面已经形成。此外，中国地方政府具有了从来没有过的经济实力，和与中央政府讨价还价的经验。一言以蔽之，形势比人强。经济改革开放的大势，并非是人们想象的，可以由几个反对经济改革的代表人物，或者诸如陈云的‘鸟笼经济’的思想，或者‘反对和平演变’的政治运动所能扭转和改革的。” 八九民运前，作家韩少功在海南主持的《海南纪实》杂志，风行全国。树大招风，六四后韩少功也受到严厉整肃。韩少功说，当时他以为又会回到“文革”，但随即发现压力没有预计的大。韩少功特地指出：“经济体制改革也没有我预计中的倒退，倒是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推进。89年前的‘价格闯关’，喊了几次都不敢真动，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到90年代初，我跟一个政协的小组下去调查，发现海南省90%的商品已经放开物价，但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 由此可见，说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也陷入严重的停顿和倒退未必符合实情。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无疑大大提高了经改的速度，不过要说它扭转航向恐怕就言过其实了。 那么，为什么在六四之后92年之前这段时间，中共高层保守的声浪如此高涨呢？难道他们真的不喜欢资本主义取向的经济改革，真的愿意回到公有制加计划经济的毛泽东时代吗？ 我们知道，在毛时代，中共干部，特别是高级干部，享有优厚的物质待遇，但是第一，所谓优厚，只是相对于平民百姓而言，在当年普遍贫穷的情况下，高干享有的物质待遇，就其绝对值而言，仍然是很有限的。自七十年代末实行改革开放以来，一些高干出国访问开眼界，他们发现他们的物质生活水平甚至连发达国家里的中产阶级都比不上，不禁大受刺激。第二，毛时代高干的物质待遇虽然相对很高，但它们都是附属于职位和权力的。高干有房有车，但房是公房，车是公车，理论上讲不是私产，是不能出售不能转让的。毛晚年时，江青好几次吵吵嚷嚷地向毛伸手要钱，毛则从自己的稿费中拿出一部分给江青。这就是说，毛所享有的一切，例如全国各地的行宫，都不是毛的私产，不能自己任意支配；只有稿费算自己的，是自己可以转让赠与的（据说也有某种限制）。至于一般的官员，没有毛所独有的巨大稿费，能够自己支配，包括留给妻子儿女的物质利益就更有限了。 自从改革开放以来，情况大为改观，尤其是在推行双轨制之后，高干们发现，只要批个条子，金钱就滚滚而来。转手之间，高干家庭就成了“先富”。据说当年某位太子党对密友讲过一句私房话：“现在我算明白了，原来，改革就是捞钱。” 那时有句民谣，曰：“毛主席的干部两袖清风，邓小平的干部百万富翁”。这话的前一句自然不是事实，不过在邓时代，干部们，特别是高干们，就凭着手中的权力，获得了在毛时代做梦都想象不到的巨大的发财机会。一夜之间就拥有毛时代不可奢望的庞大私产，迅速地成为大富翁大财阀，那却是不争的事实。 这就怪了：既然邓小平的只经改不政改路线给中共官员们带来了如此巨大的利益，早已丧失理念的他们，怎么还会反对经改，怎么还会愿意回到毛时代呢？ <div align="center"><h1>再议邓小平九二南巡（中）</h1></div><div align="center"></div> “六四”过后一个多月，1989年7月28日，中共政治局通过了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近期做几件群众关心的事的决定，共以下7条： 1、进一步清理整顿公司； 2、坚决制止高干子女经商； 3、取消对领导同志少量食品的特供； 4、严格按规定配车，禁止进口小轿车； 5、严格禁止请客送礼； 6、严格控制领导干部出国； 7、严肃认真地查处贪污受贿、投机倒把等犯罪案件，特别要抓紧查处大案要案。 事后看来，中共这份决定简直是个大笑话。自“决定”发布以来，20多年过去了，官场的腐败非但没有任何收敛与遏制，反倒变本加厉，以千百倍的速度疯狂增长，达到了先前不敢想象的地步。不过，要说当初中共发布这项“决定”只是官样文章和蓄意欺骗，那恐怕也未必。例如“决定”的第1条“清理整顿公司”，其中明确宣布撤销康华公司。众所周知，康华的董事长是邓小平长子邓朴方，在八九民运期间就被民众视为最大官倒而饱受抨击，现在中央明令撤销，在一定程度上等于是认可了民众的抨击，这对邓小平总是一件扫面子的事情。可见，在这项决定颁布之初，当局还是有几分当真的。可是接下来，这项决定就没有再继续推行了。那当然不是因为“政令不出中南海”，因为这项决定本来就说的是中央带头，从中南海开始实行。问题是中央自己不想实行了，于是这项决定就被束之高阁，置之脑后，再接下来，更是被踩在脚下，以至于高层竟达成不成文的协议：元老之家，一个子女从政，一个子女经商——这就叫“一家两制”。上行下效，官场腐败遂一发而不可收拾。 由此可见，从六四之后到“九二”之前，当局对腐败的态度经历了一个变化的过程：起初还想有所约束，随后便发现大可不必，到后来干脆大开绿灯。在这一变化过程中，保持不变的是，他们总是把维护他们的专制权力置于首位。 就在上面那份决定通过后不久，1989年8月11日，《人民日报》专门发表了一篇社论“廉政建设的新起点”，阐述这项反腐败“决定”的重大意义。其中讲到：“腐败之风也给那些鼓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人以可乘之机。在前一段的动乱和暴乱中，他们不就是以反腐败的口号作为陪衬来激动人心吗？本来，为政清廉，反对腐败，是我们党和政府提出来的，但是由于实际执行得不坚决不得力，被他们钻了空子，把这个口号接过去喊得震天响，似乎只有他们才是真正反腐败的，迷惑了不少群众。这个严重的教训，值得牢牢记取。” 这段话告诉我们，六四后，当局之所以决定反腐败，是因为他们看到，正是先前的腐败激起了广泛的民愤，并由此激起了大规模的抗议运动，差一点就颠覆了共产党的政权。那么，为了防止在今后再发生类似事件，就必须降低和化解部分民愤，因此就必须适当地约束腐败。固然，对于前阶段尝到腐败甜头的中共官员来说，通过上述“决定”等于自断财路，他们当然很不情愿，但是他们深知，千重要万重要，保住权力最重要。为了保住权力，他们不得不同意对腐败略加约束。 不过，当局很快就从八九民运造成的巨大冲击与惊恐中回过神来了。他们意识到，干嘛要怕老百姓，怕民愤怕民意呢？八九民运的声势这么大，不是已经给六四镇压下去了吗？杀20万人保20年稳定，起码在今后一段时期内，不会再发生大规模的民间反抗运动，那还有什么可担心的呢？那还有什么必要去约束腐败，自己断自己的财路呢？于是，刚刚通过的那项决定就束之高阁了，那些答应好要做的7件事也都用不着再去做了。 再接下来，当局进一步意识到，要保住共产党的政权，关键是共产党自身－－尤其是最上层－－要强硬，不能出戈尔巴乔夫、赵紫阳一类人物；要统一，不能再出现八九期间的分裂。于是就有了安排太子党接班，给官员进一步打开腐败大门等举措。当初那项反腐败的决定不但被置之脑后，而且被踩在脚下。中共官场的腐败在经历了一段短暂的收缩徘徊之后再度卷土重来，并且比先前还更加肆无忌惮。 现在很多人都说，是邓小平1992年南巡讲话，拨正了改革的航向。照他们说，如果不是邓小平“九二南巡”，只怕中国的经济就会倒退到极左路线，倒退到毛时代的社会主义。可是，我要提醒读者的是，在1992年1月18日这一天，也就是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陈奎德博士就发表文章，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断言中国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进一步走资本主义道路。 也许很多人会感到诧异，陈奎德博士何以能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就断言中国的经济将进一步走资本主义道路呢？如果陈奎德的断言是有根据的，那就说明在邓小平南巡讲话之前，中国的经济实际上并不是向左，向毛式的社会主义，而是向右，向资本主义。邓小平南巡讲话无非是把这个本来就存在的趋势大大地推了一把，使之更明朗更加速而已。这个作用当然也很大，但是要说它拨正航向就言过其实了。 下面我们就来看看，陈奎德当年作出如此断言，到底是根据什么。 <div></div><div><div align="center"><div style="margin-top:10px;margin-right:10px;margin-bottom:10px;margin-left:10px"><h1>再议邓小平九二南巡（下）</h1></div></div><div><div><div><div> 1992年1月18日－19日，在美国普林斯顿举行了一场题为“从全能主义统治的转化讨论会”。陈奎德博士提交了一篇论文，明确提出“中国向右翼专制转变的可能性”。陈奎德归纳了所谓右翼专制的六个特点。它们分别是：1、脱离以意识形态治国的政教合一的窠臼；2、以维护既得利益集团的政治权力垄断和保持社会稳定为基本目标；3、仍然拒绝分权制衡与民主参与，不过对司法的控制比以前要弱一些；4、仍然否定新闻自由言论自由，虽然其控制力会比以前小一些，但控制仍是无处不在；5、私有财产有了根本的合法性，并且经济起飞也具备了现实可能性；6、在外交上，这种右翼专制政权将奉行传统的地缘政治和强权主义，对外则宣称某种民族主义或国家主义，以国家利益而不是以意识形态的原则来确立外交亲疏的基础，并以此姿态加入新的国际政治经济秩序。陈奎德能在邓小平“九二南巡”之前就明确指出中国将在维持共产党一党专制的情况下进一步走资本主义，这种洞见无疑是令人叹服的。必须说明的是，陈奎德的这一论断并非大胆的猜测，而是立足于对现实的深刻把握，其中也包括对中共上层的动态分析。事实上，还在提交这篇论文的前一个月，陈奎德发表了一篇文章评论所谓“太子党纲领”，就已经提出了类似的观点。1991年9月9日，《中国青年报》刊发了一篇一万多字的长文“苏联巨变后中国的现实应对与战略选择”。此文据说是由高干子弟、时任中央军委副主席的刘华清的女婿潘岳主持，有诸多专家学者－－其中不少是所谓太子党派系人物－－参与讨论写作，因此在问世之初就被很多人称为“太子党纲领”。“太子党纲领”一发表，就引起很多评论。其中，陈奎德博士的评论尤为精辟。陈奎德概述道：“通观全文，该派太子党实质上为他们掌权后的中国做了如下一些基本的设计，其本质是：一，以国家主义取代共产主义。二，以右翼专制主义取代左翼极权主义。三，以地缘政治原则取代意识形态原则。四，以现实主义维护权力垄断的执政党取代浪漫主义平民色彩的革命党。五，以党的所有制取代国家公有制。六，以中央集权的强化取代地方主义的趋势。”试比较这里的六点和上面那篇文章的六点，大体上是一致的。可见，陈奎德提出中国转向右翼专制主义的论断比上面那篇文章还要早一些，而他作出这样论断的证据之一就是“太子党纲领”。“太子党纲领”涉及政治、经济、意识形态和对外关系等诸多问题。这里只谈经济问题。在经济问题上，“太子党纲领”里最引人注意的论述是：“共产党不仅要抓枪杆子，而且要抓财产经济。”乍一看去，这话很是不通。在中国，党是领导一切的，财产经济当然也不例外，既然如此，再说什么党抓财产经济岂不是多余？接下来，“太子党纲领”写到：“改革开放中的一个重要问题是国有资产无人负责”。那么，“由谁来承担财产所有者的角色最为合适？结论是谁与经济过程结合得最紧密，并保证国有资产在运行中能够增值，就应该由谁负责。‘一五’期间的156个项目谁干的？乡镇企业谁在抓、谁在管？中国农村的财产谁在负责？地方上项目由谁负责？这些事说到底都是共产党在干，共产党负责。”于是，“太子党纲领”引出结论：那就是让党“成为所有者”。我们知道，在过去，国有资产、乡镇企业和农村的财产虽然都是党在抓、党在管，但是党并不是这些资产的所有者。在过去，这些资产在名义上是属于人民所有，现在，“太子党纲领”明确提出要把属于人民所有的财产变成属于共产党所有。这下子，我们总算明白“党抓财产经济”的意思了，那就是，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共产党自家的党产。“太子党纲领”的作者们知道，要搞资本主义，就要有资本家（用纲领里的话，叫“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可是，在一个原来已经消灭了资本家的国家，从哪里去找资本家呢？谁来当资本家呢？纲领写到：“十年改革中，一个重要的失误是我们不注意培育已有的、代表先进生产力的资产人格化代表，而是希望重走资本积累的老路，其结果是财富的流失程度远大于财富的积累程度，培植起的新的利益主体又与共产党离心离德。而在党管财产经济的状态下，上述弊端将不复存在。更为重要的是，党管财产经济在操作上简便易行。”这就是说，不能指望那些在改革开放后出现的新生资本家，因为很多新生资本家的资产其实是从国有资产中挖出来的，他们的出现与其说体现了财富的积累，不如说体现了财富的流失；再有，这些新生的资本家常常和党不一条心。那么，从哪里去找资本家，谁来当资本家呢？很简单，让党来当资本家就是了。这不是现成的吗？不用再去费时间培育，也不必担心财富流失，简便易行，一步到位。陈奎德对“太子党纲领”这段话提出两点质疑：把“现在名义上归十一亿人拥有的财产，一瞬间转移到占上述人口百分之四的共产党手中，使中共成为这一庞大财产的所有者。这种所有权无偿转移（或掠夺），不仅不具有任何合法性（谁授权？所有者同意否？），同时仍旧没有解决中国经济的癌症：产权不明确的问题（谁是‘全民’？谁又是‘党’？）”。关于陈奎德提出的第二点质疑。确实，中共党员多达五千万（1991年），把庞大的全民财产归到这五千万人名下，依然没有解决产权界定的问题，因而没有解决无人负责的问题。“太子党纲领”对此语焉不详，不过到后来意思就清楚了。所谓把国产变成党产，实际上是变成官产。早在1985年，香港经济学家张五常就撰文指出，中国的改革，不管他们用的是什么名称，实际上是走向私产，而转向私产的关键一步是首次产权分配。张五常承认，用招标竞投的办法比较公正，但是由于这种办法对拥有特权的干部毫无益处，所以难以实行。因此张五常提出了一个可行的折衷办法，“就是干脆使某些干部先富起来，给他们明确的产权分配”。这是赤裸裸的权贵私有化。尔后中国的改革基本上就是用的这个办法。实行这种办法面临的最大问题，如陈奎德所言，是合法性的问题：把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变成中共统治集团的财产，谁授的权？人民同意了吗？既然无人授权，人民不曾表示过同意，这种财产转移不就是掠夺，不就是抢劫吗？张五常解释说，他之所以主张给中共官员首次产权分配，“不是因为在经济或道德上他们应被特别照顾，而是因为他们的反对是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当然了，如果你把企业送给官员，官员们保证都会成为改革派。可是，给中共官员明确的产权分配，也就是把本来属于全体人民的财产送给少数官员，这固然是充分地照顾（岂止是照顾）到了官员们的利益，但它无疑是侵犯了广大人民的利益。为什么少数官员的利益不能侵犯，广大人民的利益就可以侵犯呢？张五常不肯明言的理由当然是，因为广大民众的反对是不足以阻碍制度的改进的。如果民众要反对要抗议呢？合乎逻辑的答案只能是：镇压。所以，张五常提出的办法，说穿了就是抢劫，是在专制强权保护下的抢劫，是持枪抢劫。张五常的方案是1985年提出来的。当时的中共当局自然不敢采纳，因为它不能不担心激起公愤，引发民众的强烈反对。六四后，情况就不一样了。有了六四，中共谅老百姓不敢反抗，即使有少量的分散的反抗也不难镇压下去，故不足为虑。正是在这种背景下，“太子党纲领”公然提出党抓财产经济，其实就是采纳了张五常的主张，而且比张五常的方案走得更远。张五常在提出“给某些干部明确产权分配”时还有个“但书”－－“但却要他们弃官从商”即官商分离；“太子党纲领”干脆不要这个但书。“太子党纲领”要的是官商结合，或者是像后来实行的“一家两制”：高干家庭，一个子女从政，一个子女经商。正如韩少功所说的那样，六四后，经济改革并没有倒退，反倒借助严厉的政治扫荡，如履平地一路前进。有些改革方案先前不敢出台，生怕老百姓上街闹事，六四后顺势推出，“一点社会反应都没有，真是神不知鬼不觉，顺利得让人难以理解”。这有什么难以理解的呢？用经济学家刘利群的话说就是，“枪声一响，变偷为抢。”这不是很好理解的吗？“太子党纲领”的发表，要比邓小平南巡讲话早四五个月，据说也受到江泽民的高度重视。这就再次说明，所谓六四后中国的经济改革陷入停顿乃至倒退，其实并不符合实情。邓小平九二南巡对中国的经济改革固然有大力提速之效，但要说它力挽狂澜、拨正航向就言过其实了。（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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