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div><div><strong>华盛顿式的人物：作为军人以维护民众人格为己任，功成而不居，与专政断不可共戴天，宁死而不屈。</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但实际上，中国是有这样的人物的：他在全世界反对专政、维护共和的名声，远远超过了孙蒋等中国人，与美国的开国“国父”华盛顿不相上下。宪政尤其是从专政体制下脱离出来的宪政，离不了军人的支持，而蔡锷为中国军人乃至世界各地的军人做出了典范。</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一、 初造共和，蔡锷功不可没。</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蔡锷早年立志学万人敌，以军队造共和， 1899年在日本成城学校、陆军士官学校学习，被誉为士官“三杰”之首。学成回国后，先后在江西、湖南、广西等地从事军事教育、督练新军6年。武昌起义一声枪响，时任新军协统的蔡锷在昆明响应，不到30岁就成为威震一方的云南都督。初造共和，蔡锷可谓功不可没。</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二、在民国处于危难之时、共和濒于崩溃边缘，蔡锷的远见远胜孙逸仙、黄兴</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1913年3月宋教仁被暗杀，民国陷于危难之中，是厉行民国法治维护共和，还是使用武力推倒共和，蔡锷的远见远胜孙逸仙、黄兴。 </strong></div><div><strong>对于宋教仁之死，蔡锷通电谴责，“痛切陈词，声与泪并。”但他坚决反对用兵，主张宋案应由法庭解决，严禁军人干预。他说宋教仁“生前于南北意见极力调和，若令身后惹起南北恶感，恐九泉之下亦不心安。”内战迫在眉睫之际，黄兴曾派密使请他出兵讨袁，手书 “寄字远从千里外，论交深在十年前”一联相赠。他不仅致电黄兴、李烈钧、陈炯明等极力劝阻，指出“讨袁”理由不成立，依据临时约法，如果大总统有谋叛行为，应由参议院弹劾；政治上有过失，则由国务院负责。何况临时政府将要结束，马上就要选举正式总统，届时袁没有获选，却倚仗特别势力不退职，那时可用武力对付他。</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共和与法治是不可分的，对共和国总统用兵，无异于与民众争权力。况且当时宋教仁是否真为总统派人所杀，并无确证。这也是后来袁世凯借戡乱势力反而大增，最终导致二次革命流产的主要原因。有专家论证：当时民国与共和的法治已经基本成形，共和法治观念深入人心，上海一家地方法院传讯当时的国务院总理赵秉钧，总理也不得不亲笔书写证词委托专人到庭。如果孙、黄听劝，运用法律而不是叛乱手段解决问题，则共和国可保，宋教仁案一定会真相大白，袁世凯必定一蹶不振。 </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正因为如此，史学家对孙中山的评价是：废帝制初造共和，有功；二次革命，弃法治而以武力挑战共和，有错；将宪政分为“军政、训政、宪政”三阶段，开启中国现代军阀混战的灾难之门，有滔天大错。</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关于蔡锷胜过孙中山、黄兴等人，袁世凯是这样说的：“此人（蔡锷）之精悍远在黄兴及诸民党之上，即宋教仁或亦非所能匹。” </strong></div><div><strong>在蔡锷的心里，作为军人，应当遵循法治，让共和国远离战争。战争只是废除帝制的手段，挑战共和无异于手足自残。然而，历史不可假设，共和、法治、竞选、人权最终落得个徒有虚名。名为“二次革命”，实际上是“同室操戈，兄弟阋墙，相煎太急，隐恨良多。”“同种相残，杀机大启”，“非国家之福”的共和国内战终于爆发，虽然蔡锷也曾派兵入川调和，但最后未能逃脱破产的命运。 </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三、护国战争再造共和，蔡锷精神成为民国军魂：以必死之心，为国民争人格。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护国战争与辛亥革命都是为了缔造共和制度，但在中国共和史上，护国战争再造共和的意义，远远超过了辛亥革命及其以后的任何革命。</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首先，护国战争是政治革命，目标是建立公民社会，为全中国的国民争人格。护国战争既不是辛亥革命中带有种族不平等痕迹的种族革命（旧民主主义革命），也不是新民主主义与社会主义革命中带有群体不平等的阶级革命。因为后面三种革命都只能制造内乱，而不能达到共和。</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蔡锷曾亲自致电孙中山力主修改辛亥革命的种族遗迹，认为辛亥革命是政治革命，而不是种族革命。辛亥革命应当发动全国人民坚决反对君主国体、专政、世袭制度，而不应以种族为界，无论以满人还是汉人为君主，以种族为专政还是群体（阶级）为专政，均应反对。在用人方面，蔡锷主张破除省界，用人不必存政见、党见，唯才是举，变革要稳健、渐进等。 这些见解即使在今天，仍然有振聋发聩之效。 </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其次，护国战争之险，重于辛亥革命。袁世凯镇压了二次革命（叛乱）以后，辛亥革命现代的种族旗号不再有号召力，袁的势力远远超过了满清政权。为了控制蔡锷，袁世凯又将蔡锷召到北京看管，临行前由蔡锷推荐，唐继尧继任了云南都督。蔡锷想法脱逃以后，到云南是既无钱又无权。护国军从云南出发时，唐只交给他 “三千羸师”，饷银2个月，子弹平均每枪300发。在川南一带鏖战半年之久，特别是二、三月间战事十分激烈，护国军处境相当危急，“衣不蔽体，食无宿粮”。</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蔡锷屡电唐继尧要求接济，唐却从未给前线补充过一兵一钱一械。好在蔡锷有必死之心，民众有必胜之心，在当地民众的支持下，蔡锷以叙永为大本营，在泸纳之战中击溃袁军，震撼全国，各省相继宣布独立。6月6日，袁世凯在绝望中死去</strong>，<strong>护国战争功成。孤军当大敌，连蔡锷自己也认为“此次事业，较之辛亥一役，觉得更有光彩，而所历之危险亦大，事后思之，殊壮快也。” </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最后，护国战争的主将蔡锷完全可与美国独立战争的主将华盛顿齐名，甚至两人的处境、遭遇到的事情，以及两人处理事情的方式都完全相同。具体表现在如下四个方面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A、战争爆发时，两人都是普通公民，并无一兵一钱一职，但都有很高民望。</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B、两人参与战争的动机与目的完全一样：争取国家、地域独立，反对君主专政世袭体制，战败则身死，功成则身退为民，不谋一丝权力。</strong></div><div> </div><div><strong>蔡锷的精神浸透着共和的精神，而没有任何群族（阶级）理论的糟粕存在。因为帝制、专政、世袭损害了全中国国民的人格，所以袁氏称帝，第一个挺身而出、起来反对的就是蔡锷。云南举义目的就是拥护共和国体，使帝制、专政、形形色色的世袭永绝于中国。正因为如此，蔡锷的理想与华盛顿的理想完全一样，不仅要再造共和国，而且要做共和国第一国民，绝不贪恋任何职权。</strong></div><div><strong>尽管云南都督唐继尧原本是蔡锷的旧部，云南举义是大势所趋，滇军上下都拥护蔡锷，民心也是如此，蔡锷仍然坚持所有布告都以唐为首，以表明自己志在讨袁，不争权力，自任护国军第一军总司令亲临前线。功成以后，蔡锷随即通告下野，做普通民众，不掌一兵一权。1916年6月21日，他致电梁启超称，“对于国事，除万不得已外，拟不发表何种政见” 。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C、蔡锷对于国民、军人、党派、共和国的理解，与华盛顿完全一致。 </strong></div><div><strong>蔡锷认为结社自由是文明国家的通例，国家应当组织政党内阁，其他政党在旁边监督，实行政党轮替。但政党不得拥有暴力，不得控制军队，并倚仗暴力捕获国家权力。这也是中国历史上首次有人提出“军队国家化”的雏形。</strong></div><div><strong>鉴于当时政党林立、党军不分、党同伐异，意见纷歧，水火不容，各政党随时有动用武力贯彻本党政治意图的隐患。为了完成共和目标，蔡锷首倡军人不入党即著名的“军人不党主义”，自己也身体力行，谢绝参加一切政治组织。与当时孙中山军权虚置，极力希望以党控军、培植党军势力相反，蔡锷当时党权、军权在握，却愿意从自己开始，首先取消他领导的共和统一党，另组健全的政党，可谓高风亮节。当年宋教仁解散同盟会、重新组建国民党的做法，与蔡锷的思路堪称“英雄所见略同”。</strong></div><div><strong>同时，蔡锷还大力反对军人结社，因为军人握有武力，军人结社干政，必会以武力为后盾，破坏共和，推倒内阁，以民众为鱼虾，走向专政、世袭制的不归路。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D、蔡锷护国功成之后，其声名之高也与华盛顿差不多，如果蔡锷未死，中国的军阀谁都不敢以身试法，步袁世凯后尘，实质上再废共和。 </strong></div><div><strong>护国战争之惨烈，在蔡锷看来“实吾国有枪炮以来之第一战也！”共和之再造，全赖蔡锷之发难，各省次第响应。从当时全然无望到后来大功告成，竟然不满5月，以致蔡锷也认为，护国之胜，实为体现民意的天意。蔡锷亲自撰写的《护国岩铭》曰：“护国之要，惟铁与血。精诚所至，金石为裂。嗟彼袁逆，炎隆耀赫。曾几何时，光沉响绝。天厌凶残，人诛秽德!叙泸之役，鬼泣神号。出奇制胜，士勇兵骁。鏖战匝月，逆锋大挠。河山永定，凯歌声高。勒铭危石，以励同胞。”天地正气，锵然有声！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蔡锷又在《护国岩铭》的序文中如是写道：“中华民国四年，前总统袁世凯叛国称帝，国人恶之，滇始兴师致讨，是曰护国军，锷实董率之。逾年，师次蜀南，与袁军遇于纳溪，血战弥月，还军大洲驿，盖将休兵以图再举。乃未几而桂粤应，而帝制废。又未几而举国大噪，而袁死，而民国复矣！嗟呼！袁固一时之雄也！挟熏天之势，以谋窃国。师武臣力，卒毙于护国军一击之余。余与二三子军书之暇，一叶扁舟，日容与乎兹岩之下。江山如故，顿阅兴亡，乃叹诈力之不足恃，而公理之可信如此，岂非天哉！世或以碚袁为由吾护国军。护国军何有？吾以归之于天，天不可得而名，吾以名兹岩云尔。蔡锷题，殷承献书，民国五年七月勒石。”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蔡锷之死让军阀们有恃无恐，他们打着民国的幌子，以党控军，大搞一党专政。比较突出的一个例子是蔡锷原来的部下——长期以“东大陆主人”自居的西南大军阀唐继尧，在护国战争功成之后出兵四川，抢夺地盘，据说言谈之间“深以蔡死为幸”。就连领导两次护法战争的孙中山，也未能走出以党控军、一党专政的泥潭。孙中山及蒋介石领导的国民党，在北伐胜利后，在军政、训政的泥坑里一陷就是84年。直到2000年、2004年两度败选之后，才开始实行党主席直选，成为健康的政党。至于其它的大小党派和党羽，一路走来打着共和国的幌子，在阶级革命的泥坑里苦苦挣扎，动用大量的国力支持反共和的专政世袭制度，在共和制度建设方面形同梦呓，一直毫无觉醒。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四、“共和即友，专政是敌”：蔡锷与袁世凯的关系前后突变，体现了共和军人的使命、公民的使命。</strong> </div><div> </div><div><strong>蔡锷对袁世凯看法的曲折离奇，显然超出了一般人的想象。他支持袁完全是建立在袁能与清廷决裂、共建共和的基础上的：袁拥护共和，他就坚定地站在袁的一边，极力支持袁建立一个强固有力的政府，集中中央权力；一旦发现袁另有图谋，他就会挺身反对。蔡锷对袁有深厚的个人感情，据梁启超说，戊戌政变之后，蔡锷要到东京找他，“湖南长沙出来只借得二毛钱，到了汉口借亲戚洋六元，由汉到京，袁项城借给他洋一千元”，才得以到日本读书。梁的话应当是可信的，那么少年蔡锷东渡日本曾得到过袁的慷慨资助。如果不是袁背叛民国，悍然称帝，实行专政世袭制，以蔡锷之稳健、仁义，他是断然不会反袁的。南北和议成功时，蔡锷认为共和告成， 多次发表通电，坚决支持袁世凯建都北京的主张。3月25日，他电贺袁宣誓就任大总统，说他“闳才伟略，群望所归”。4月11日他给各报馆的电文中也称袁是“一代伟人，中外钦仰。” 但当袁企图通过所谓“国民会议”来决定君主、民主国体时，蔡锷一针见血地指出这是“袁之狡谋”，“懈我军心”，“民主君主（专政）问题无复有研究之价值”。并提出“惟有简率精兵，结连黔、蜀，长驱伊、洛，期共戮力中原。”他迅速组成了北伐军，发布《北伐誓师词》，直呼“袁贼”“甘冒不韪”，极力主张北伐，并派兵从贵州进入湖南。</strong></div><div><strong><br /></strong></div><div><strong>袁被迫取消帝制后，他虽然坚决反对袁继续当总统，但他也说自己对袁“多感知爱”。多次表示袁对他“礼遇良厚”，“感念私情，雅不愿其凶国害家之举。”显然，蔡锷反袁，完全是为了保护共和。而为了保护共和，就不能“兼顾私情”，听任推崇帝制、战争、世袭、以党控军者为所欲为。五、蔡锷之死让中国与实质上的共和擦身而过，专政、世袭制度披上“民主”、“共和”的外衣复辟了。唯一不同的是，君主专政换成了所谓的民主专政，君主世袭变成了所谓的党派世袭。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在那个有枪便是王、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乱世中，蔡锷是一个罕见的没有军阀思想的将领。陶菊隐说“自民国以来，武人解兵柄，棠爱犹存者，蔡松坡一人而已。”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此种评价在今日看来，依然绝无半点虚夸，以后的衮衮诸公到死都无此胸怀。蔡锷精神的核心就是“为四万万国民争人格”，而不是为一己图私利。所以有人说，蔡锷之伟大，正在于他的“以天下为己任，不以天下为己”！蔡锷治军，是致力于锻造人格高尚、目光远大、后人只能仰视的军队，是为国民争人格的军队。</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在整个几千年的中国文明史中，只有蔡锷拿着枪说出了如此坚定而又富有人气的话——“为国民争人格”；也只有他，才有至今令华夏子孙热血沸腾的护国而不当权的誓言：“如果胜利则功成身退，不争个人的名誉地位；如果失败则献身祖国，准备牺牲，决不逃往外国租界，也不流亡外国，使国事更不堪问。”这是以生命捍卫共和的誓言……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蔡锷的死，让国人悲痛欲绝，孙中山曾致电黎元洪，提议以云南起义日（1915年12月25日）为中华民国的国庆日，实际上承认共和制的再造，当归功于蔡锷。梁启超更是以一联挽出蔡锷人格的伟大和中国四万万国民的遗憾：“国民赖公有人格，英雄无命亦天心。” “不死的蔡公啊!请你把你的精神，变作百千万亿化身，永远住在我们青年心坎里头。”</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综上所述，中国国民之中并非没有华盛顿式的国父级人物。以对共和制度的理解来看，“国父”之名，如果孙中山当之，有满民不服；那么蔡锷当之，则国民人人皆服。因为孙中山视辛亥革命为“民族革命”，而蔡锷视辛亥革命为“政治革命”。至于后来诸公虽有成绩，都不过是一世枭雄，军阀霸国之成绩罢了，虽挂民国、共和国之名，实与赋予四万万国民以独立人格的共和制度毫无渊源。 </strong></div><div><strong> </strong></div><div><strong>好在蒋家有后，能解蒋介石之危，蒋经国最终废除党治，开放言禁，恢复宪政，还权于民，才有今日之台湾。一党之私，是与共和长存，还是与专政共亡，实悬乎国民一念之间；一旦国民醒悟，则任何党阀、军阀权力数日而解，到时如同当年之袁世凯，追悔莫及啊！</strong></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