忘記上帝：走向古拉格的第一步——索忍尼辛在倫敦“天普敦獎”*頒獎典禮上的獲獎詞

<div></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4/Oct/10102014so.jpg" width="240" height="240" alt="" /> </div><div> </div><div>半個多世紀前，當我還是一個孩子的時候，我記得聽到很多老人提供他們對俄羅斯陷入巨大災難之原因的解釋：人們人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從那時起，我花了近五十年的時間，研究我們革命史；在這個過程中，我讀了數百部書，收集了數百人的個人見證（經歷），也已出版了自己的八部著述，清理動亂之後的廢墟。但如果我今天被要求盡量簡練地總結吞沒了約 6000 萬我們人民的那場破壞性革命的主要原因，除了重複，我無法說得更準確：人們忘記了上帝，這就是一切的起因。   更重要的是，映襯著世界其他地方發生的事，俄國革命的事件只有現在，在本世紀末，才能理解。這裡呈現的，是一個具有人類普遍意義的過程。而且，如果我被要求簡要地定義整個二十世紀的主要特徵，依然，除了重複，我無法找到任何更精確更簡要的總結：人們忘記了上帝。      人類意識的缺陷，剝奪了自身神聖的維度，在本世紀所有主要罪行中，成為一個決定性的因素。首先是一次世界大戰，我們目前的很多困境都可以追溯到它。它是一場戰爭（相關的記憶體似乎正在褪色），當在健康和富足中崛起歐洲陷入自相殘殺的憤怒時，那是一場戰爭，使得它在本世紀以致可能永遠地削弱了自己的實力。有關這場戰爭唯一可能的解釋是，歐洲領導者們喪失了有關超越他們自身的至高無上權力的意識，而導致的一次精神日蝕。只有不信神的苦毒，能夠使表面上的基督教國家使用毒氣，一種如此明顯超越人性極限的武器。   同樣的缺陷，一種缺乏所有神聖維度的缺陷意識，曾在二次世界大戰後出現，西方讓位於"核保護傘"的撒旦的誘惑所。這相當於說：讓我們擺脫憂慮、讓我們免除年輕一代的責任與義務、讓我們不要努力保衛自己，更不用捍衛他人，什麼也不說的捍衛別人 — — 讓我們停止傾聽來自東方的呻吟，讓我們活著而不是追求幸福。如果危險威脅我們，我們應該用原子彈自我保護。否則，就讓世界為了我們的利益而在地獄裡燃燒。由於這種致命的錯誤，當代西方已經在可憐無助的境地中大面積地沉淪了。這種致命錯誤就是：相信保衛和平不依靠勇敢的心和堅韌的人，而只依靠原子彈……。   今天的世界，如果曾被描述為前幾個世紀，現在它已經到了這樣一個階段，它將發出呼喊：“這就是世界末日”。       然而我們已經習慣于這樣的世界；身在其中，我們甚至覺得是在家裹。   陀思妥耶夫斯基警告說，“偉大的事件可能臨到我們，並在我們措手不及時抓住我們。”這事恰恰發生了。他預測“世界只有在它已經被邪惡的惡魔附體後才能得救”。無論是否真的得救，我們必須等等看：這將取決於我們的良心，我們精神的清醒，我們在災難性的情況下個人與集體的努力。但它現在邪惡魔鬼已經得勢，像一陣旋風，得意洋洋地在地球所有五大洲巡弋……   歷史上，俄羅斯確實有過那樣的時候，社會的理想不是出、富裕，或物質上的成功，而是一種虔誠的生活方式。俄羅斯由此堅守著第一世紀的教會，浸泡在東正教中。那時候的正教，懂得在西方十字軍刀劍的打擊下抵禦邪惡的同時，如何在外國佔領持續兩個多世紀的枷鎖中保護人民。在那些幾個世紀期間，正教信仰在我們的國家變成特別思維模式和我們人民性格的一部分，一種日常生活的形式，一種工作日曆，各項事業的優先重點，每年每週的組織。信仰是這個國家民族的整體和凝聚力。   但在 17世紀，俄國東正教被內部的分裂嚴重削弱了。18世紀，全國遭到彼得強行引入的變革的震動，這種變革以宗教精神和民族生命為代價，崇尚經濟、國家和軍事。隨著彼得大帝的這種片面的啟蒙，俄羅斯第一次感受到世俗主義的味道；其微妙毒素在19 世紀滲透到受過良好教育階層，並打開了通往馬克思主義的道路。在此一革命時期，信仰在俄羅斯知識階層和大部分平民中幾乎消失，其健康受到威脅。    “革命必然首先發端於無神論”，這是陀思妥耶夫斯基從法國大革命及其貌似的對教會的仇視中，一再總結的教訓。此言完全正確。但世界以前從未經驗過組織化、軍事化的馬克思主義所實踐的那種頑強惡意的無神論。在馬克思和列寧的哲學體系及其他們的核心價值裡，仇視上帝是其主要驅動力，這比他們所有的政治與經濟偽裝更根本。在共產當的政策中，好戰的無神論不只是偶然的或邊緣性的，它不是一種副作用，它是其中心支點。   蘇聯在20世紀20年代出現了東正教神職人員受害者和殉道者的不間斷的行列。兩個大都市遭到鎮壓，其中的一個，彼得格勒的萬尼亞敏(Veniamin)，在他所在的教區公眾選舉中已經當選。主教提克宏（Tikhon）自己，則經契卡——國家政治管理局（Cheka-GPU）之手，最終死於可疑境況。大量大主教和主教消亡，在契卡逼迫下，數以萬計的被迫放棄神的話語的祭司、僧侶和尼姑遭到虐待折磨、在地下室被槍殺、送往集中營、流放到荒涼遙遠的北方，或晚年忍飢露宿，流浪街頭……。所有這些基督教殉道者都為了自己的信仰堅定不移地走向死亡，叛教實例少之有少。對於數以千萬計的平信徒而言，通往教堂之路被封鎖，他們被禁止教育子女擁有信仰：信神的父母從孩子身邊被扭送、扔進監獄，孩子們在威脅下放棄信仰，開始撒謊……。   曾經在一個短期時間裡，斯大林為了聚集力量反對希特勒，玩世不恭地採取友好的姿態走向教堂。這種在勃烈日涅夫晚年為裝潢門面而繼續的騙人把戲，其表面價值不幸往往被西方看取。然而，根植於共產主義的宗教仇恨的固執，並未在最開明的領導赫魯曉夫那裡獲得可能的調整：雖然他採取了一系列重要的擴大自由的步驟，他同時也點燃了摧毀宗教的對列寧主義的瘋狂迷戀。   在這片土地上，教堂被夷為平地；高歌凱旋的無神論不受控制地橫衝直撞已達三分之二個世紀；神職人員尊嚴掃地、獨立性被剝奪；僅存的教堂作為一種機構被容忍，只是為了向西方做宣傳；及至今日，人們依然由於信仰而被送往勞改營；在那裡，在復活節聚集起來祈禱的人們被送進了懲訓室。但是當局不可能想到，就是在這片土地上，在共產黨的壓路機下，基督教傳統將在俄羅斯劫後餘生。在官方強加的無神論下，我們的數百萬同胞已經倒下，精神已經被摧毀，這確是事實，但是我們依然有千百萬信仰者：只有外部壓力使他們保持沉默，但是就像壓迫與苦難時代總會發生的那樣，關於上帝的意識在我的祖國已達致極廣大而精深的程度。   正是在這裡我們看到了希望的曙光：無論共產主義如何以坦克和火箭耀武揚威，無論他們在奪取這個星球方面如何成功，他們注定永遠不能戰勝基督教。        西方國家尚未體驗共產主義的入侵；這裡仍然擁有宗教自由。但西方自己的歷史演變表明，它今日也正在經歷宗教意識的萎縮。它也見證了痛苦的分裂、血腥的宗教戰爭與怨恨，更不要說從中世紀晚期開始的世俗主義浪潮，正逐步淹沒西方。這種逐漸動搖的內部意志，是一種對信仰的威脅，它可能比任何來自外部的、試圖以暴力攻擊宗教的危險更甚。      不知不覺中，經過幾十年的逐漸侵蝕，生命的意義在西方已不再被視為高於"追求幸福"的任何事，“追求幸福”是以憲法的名義莊嚴保證的目標。已經被嘲笑了幾個世紀的善與惡的概念，從日常生活中被放逐，取而代之的是短期生活價值的政治或階級的考量。指出這個事實已經變得令人尷尬，這個事實，,邪惡在進入一個政治體系之前，已經在人類個體的心中安家。而且，對整體邪惡日日讓步，並不被認為是羞恥。   妥協導致持續滑坡，審判就我們這一代眼前發生，西方正在無可避免地滑向深淵。由於西方社會不假思索地把他們的年輕一代交給無神論，他們正在越來越多地失去其宗教本性。如果一部褻瀆基督的電影在美國，一個據說是世界上最虔誠的國家放映，或主要的報章刊登了羞辱聖母瑪利亞的漫畫，還需要怎樣的進一步的證據證明他們遺忘了上帝？   當外部權利完全不受限制的時候，人們為什麼要做出內部的努力來限制自己卑劣的行為？   或者，無論基於種族、階級，或理念，人為什麼應該抑制燃燒的仇恨？事實上,這樣的仇恨在今天腐蝕着許多人的心靈。西方無神論教師們以其對自己社會的仇視精神，造就了青年一代。在一片謾罵聲中，我們忘記了資本主義的缺陷代表人性的基本缺陷，它縱容人在各種權利中不受限制的自由；當每個人都在共產主義制度下確實獲得了“平等”——窮困奴隸之平等——的時候，我們忘記了在那個制度（它也正在監督不穩定的社會主義的所有溫和形態）下，相同的缺陷以最低的權威性擾亂任何人的心；熱切地煽動仇恨之火正成為當今自由世界的標誌。的確，弔詭的是，物質越繁榮或甚至豐富，個人自由越寬泛，——這種盲目的仇恨就變得越激烈。因此，當代發達國家西通過自身可以證明，人類的救贖既不是物質產品的富足，也不是僅僅去賺錢。   這種刻意培育的仇恨伴隨其顏色、聲音、形狀後傳播到所有活性物體，傳播到生活本身，傳播到世界，傳播到人類體內。二十世紀痛苦的藝術，作為這種醜陋仇恨的一種結果，正在消亡，因為藝術無愛便會無果而終。在東方，藝術由於被打倒並任人宰割而崩潰。但是西方自甘失敗，藝術家在一種降格到矯揉造作和自命不凡的追求中，取代揭示神之話語的努力，試圖把自己置於上帝的位置。   在這裡，在東方與西方的殊途同歸中，我們又一次見證了那個世界性歷程的唯一結論，並再次出於同樣的原因：人們忘記了上帝。       在這像山一樣，不，像整座山脈一樣籠罩我們的全球化事件中，呼籲（記住）那個關鍵也許是不協調和不適當的，那個關鍵就是：我們是否安身立命於(being or non-being resides in)每個人類個體的心靈中，是否安身立命於具體的善惡優先的心靈中。然而，這在今天依然是事實，而且實際上，這是我們所擁有的最可靠的關鍵。承諾了很多的那種社會理論已經證明了自己的破產，把我們置於一個死胡同。有理由期待，自由的西方人能夠認識到自己被自由培植的大量謊言所困擾，而不允許謊言如此輕易地強加給他們。所有試圖尋找出路走出當今世界困境的方式都無果而終，除非我們在懺悔中改變我們的意識，歸向萬物的創造者：此外，我們將尋找於虛妄中而沒有出路。相對於我們的任務，我們留給自己的資源非常貧乏。我們必須首先認識到，嚴重的失誤並非來自外部壓力，並非來自階級或民族的敵人，而是來自我們每一個個體和每一個社會內部。對於一個自由的和高度發展的社會尤其如此，因為我們按照自己的自由意志為自己帶來所有的事物。是我們自己，在日常的、習慣性的自私中，正拉緊那個絞索……   我們生活的構成，並不在於追求物質上的成功，而在於尋求精神成長的價值。我們整個塵世的存在只是朝向某更高層次的過度階段，我們絕不可被蹣跚或跌倒，也不可在這個階梯的台階上徒勞地流連。僅僅世俗的法律並不能解釋我們的生命或指引其方向。物理學和生理學規律也永遠不會洩露那無可爭議之道。這是造物主所持之道：持續不斷地，日以繼夜地參與我們每個個體生命，經久不衰地提供我們生存能量。當這種能量離開我們，我們便死去。而且在我們整體星球的生命存在中，聖靈的能動力肯定沒有減弱，在黑暗與可怕的時刻，我們必須抓住它。   最近兩個世紀考慮欠周的希望，使我們變得貧弱渺小，並把我們帶到了核武器與非核武器死亡地帶的邊緣。我們唯有堅定地追尋上帝溫暖之手，我們曾如此輕率而自信地唾棄的上帝之手。只有這種方式開啟我們的眼睛看到這個不幸二十世紀的錯誤，並使我們的方向調整到正確的方位。滑坡的山體滌盪一切：所有啟蒙運動思想家的整體願景都歸於無。   我們五個大洲都被捲入一陣旋風。但這是一種考驗，在此期間，人類的精神作為最高禮物，意義深遠。如果我們消亡並失去這個世界，只能是我們咎由自取。       原作：亞歷山大·索忍尼辛（Aleksandr Solzhenitsyn）1983年5月10日   俄譯英：A. 克里莫夫（A. Klimoff）   英譯中：北明2014年9月17日       （全文完）   ——————-       * “天普敦獎”（Templeton Prize）：天普敦基金會1971年設立的一項年度獎。此獎授予那些“通過洞察覺悟、研究發現、或實際工作，對肯定生命精神維度做出傑出貢獻”的活着的個人。此獎以美國出生的英國企業家約翰·天普敦爵士（Sir <a href="http://en.wikipedia.org/wiki/John_Templeton" title="John Templeton">John Templeton</a>，1912–2008）的名字命名。因其慈善事業，天普敦爵士1987年被伊麗莎白女王封為爵士。2001年前，這個獎項的名稱是“天普敦宗教進步獎”，2002年到2008年稱為“天普敦精神現實研究與發現進步獎”。其頒獎儀式通常在白金漢宮舉行，獎項由菲利普親王頒發。自1973年迄今為止共有獲獎者43位，以職業而論，佔比例最大的是世界各地神學界或宗教界人士（16人），如各宗教界領袖、神學家、信仰團體創始人等，其中有2013年獲獎的圖圖大主教、2012年獲獎的西藏十四世達賴喇嘛、1982年獲獎的美國基督教牧師葛培理（Billy Graham）、以及各地天主教紅衣主教、拉比、穆斯林和平運動活動家等。比例居其次的是當今世界科學家（12人），如宇宙學家、天文學家、天體物理學家、生物學家、遺傳學家、數學家、海洋生物學家、化學家等，其中包括2011年獲獎的劍橋大學三一學院前院長和英國皇家學會前會長，天體物理學家馬丁·瑞斯（Martin J. Rees）、2010年獲獎的美國加州歐文分校生物學教授弗朗西斯科· J.阿亞拉（Francisco J. Ayala）、2009年獲獎的法國物理學家和科學哲學家勃納爾德· d’艾斯帕格納特（Bernard d’Espagnat）等。再次是神學、哲學與科學綜合學者或跨學科學者（9人），如宇宙學與神學家、神父與哲學家等，其中有2008年獲獎的波蘭宇宙學家和天主教神父米歇爾·克拉爾（Michael Heller）、2002年獲獎的英國數學家、物理學家和英國聖公會牧師約翰 C.波爾金霍恩（John C. Polkinghorne）、1978年獲獎的蘇格蘭新教神學家和科學家托馬斯 · 托倫斯（Thomas Torrance）等。1973年首屆獲獎的是特麗莎修女，本年度（2014年）的獲獎者是羅馬天主教神父、神學家和社會學家托馬斯·哈力克（Tomáš Halík）。本文作者、演講人索忍尼辛是迄今為止41位此獎得主中唯一的作家。（北明整理）        </div><div></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