學術自由與意識形態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近日，為了陳文敏會否出任港大副校長而引發有無政治干預學術自由的言論鬧得沸沸揚揚，到底有無外人插手干預遴選委員會投票？如何干預？誰在干預？在事實真相仍未大白前，嚴肅的評論者不應沉不住氣，斷然下結論，如此做，很不負責任，因為這會誤導大眾。 與此同時，還有學者借媒體對陳文敏事件大做文章，甚至義正辭嚴地直指全世界從來就沒有大學會審查學者的政治立場，也會讓學者持不同的政治立場、觀點而專心研究教學，不會擔心學術之外的風險，否則大學便失去其意義，也就不再是大學……；類似評論均聚焦學術自由之上，認為學術自由受到嚴重的威脅。 政府大學 矛盾關係 自從由兩位學者帶頭發起佔領中環，接着由學生推波助瀾佔領街頭以來，有關大學學者與學生藉着「關心社會」的名義群起觸犯法律與治安的做法，到底有沒有超越他們的學術自由？從所有的言論來看，很對立。 站在參與其事的學者和學生來看，關心社會是他們學術自由的分內之事，政府無權干預；但站在身負社會安全責任的政府來看，他們走出校園外的社會騷擾社會治安，已踰越學術自由的界限，政府須一視同仁，當作違法處理。 陳文敏一事緊接着佔中而來，與佔中沒有直接關係，但社會觀感卻是「有人」直接走到港大投訴戴耀廷及法律學院，懷疑戴是否犧牲教學時間，走去發動公民抗命，並要法律學院作出交代；正好陳文敏曾當該院院長有年，最近學者的學術研究成績評比剛又出爐，港大法律學院的得分給中大比了下去。 更不巧的是，有關陳文敏有可能出任港大副校長的傳聞在此刻見報，事件也就火上加油。總之，身為公眾人物，又是新聞關注的常客，要是置身事外而不受關注的話，幾難矣！ 如果想借學術自由作為擋箭牌，想因此化解矛盾，也非易事，因為大學與政府的關係，正有如矛與盾的關係，要盾不給矛攻破，矛與盾必須同出一家工廠，經過百般實驗，證明盾可擋矛才會管用，也正是交鋒時敵我分明，自己的盾擋不擋得住矛，變數很大，因此為了確保安全，國家都會有自己的意識形態，確保政府與大學在同一個意識形態下，信奉共同的核心價值，以免自己的矛攻破自己的盾，到時便國家大亂了。 香港作為英殖管治的殖民地位一個半世紀，殖民地政府與大學的關係，早就在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下定位，英殖政府不會成立一所大學跟自己過不去，正如矛盾的關係，大學這支矛只能用來攻破敵對意識形態的國家及其政府；殖民地自己這支矛無論是其設計和製造，都不可能以己之矛，攻己之盾，這是政治的普通常識，要認識大學與其學術自由的本質，不能忽視這個政治常識。 也許讀者對筆者這個說法有存疑，要加以說明，最好拿大學出現的歷史演變求證。在文藝復興，羅馬帝國崩潰，西方「民族國家」（Nation-state）興起之前，今天所見的大學模式並不存在，為了抗拒羅馬帝國時由教會主宰信仰與知識教育的做法，各國紛紛成立大學，以傳授科學知識，排斥宗教迷信。 意識形態 鬥爭不斷 即使如此，各國大學要徹底排除一向主宰教育與信仰的教會影響，還不是一步到位。何況新興「民族國家」仍然未能擺脫「皇權神授」的政治思想，大學的自由即使探索科研領域的知識，也都要搭上「神授」的最高意旨，不能把知識與神祇切割；至於否定「皇權神授」的學術研究，甚至把研究落實到推翻皇權的政治行動，大學沒有這個自由。 以一個具體例子可以說明這種情況。當英皇的帝國統治擴展到北美殖民地時，其移民以新教徒（Protestant）為主，這批新教徒與英廷信奉的當權宗教有異，也不為見容。因此，為要擺脫英殖建立的大學（如哈佛）的思想束縛，新教徒不顧壓制，毅然建立他們第一所屬於思想與信仰造反的普林斯頓大學，也因此強化擺脫英殖統治的封建主義的皇權思想，從而奠定「憲法主義」（Constitutionalism）下的共和國思想。 由於華盛頓等創建共和國的人也受法國革命的思想影響，而法國革命屬於資產階級革命，美國的共和國也以追求資產自由的思想建國。這批新移民佔有資源豐富的印第安人的地方後，那股強烈的資產佔有和私有權的思想非常強烈。一套資本主義的意識形態，便落實到社會的每一個層面，尤其是政治與經濟體制，更是資本主義思想掛帥。 大學的學術自由也者，均不能偏離或與這種思想對立，否則連教授也會丟職，甚至有牢獄之災，這情況尤其是當歐洲出現社會主義／共產主義的無產階級革命後，威脅到資本主義的生存和資本家財富的安全，兩個意識形態的對立，到1917年信奉共產主義的列寧政府在俄國建立蘇聯埃聯邦，一個奉行共產主義的國家成立，歐美信奉資本主義的國家也紛紛結盟，組成一個通稱為「資本主義集團」（Capitalist Bloc）的反共聯盟便告出現，雙方劍拔弩張，勢不兩立，從1917年到二十世紀末，曾打過不下七百場「代理人戰爭」（Proxy War）。 這時所見的大學，無論是「東集團」（Eastern Bloc）或「西集團」（Western Bloc），其大學的學術研究，均不可有反對自己國家信奉的意識形態的學術自由，在美國如此，以參議員麥卡錫組成的調查委員會，在大學緝拿反資研究學者最為著稱；蘇聯也然，所有大學也因為推行共產主義的意識形態的需要，須全部徹底改革。 廢掉大學 例子不少 雙方所見改革大學的情況，不下於英國封建皇權思想下壟斷的大學辦學權（直至倫敦大學號稱「紅磚大學」的出現，也是因為皇權經過君主立憲改革後才有可能，之前的劍橋與牛津正是御用大學）的情況，也不下於美國厲行資本主義掛帥的排外情況。 香港作為英殖地方，其大學有沒有學術自由，只要看看港英政府百多年來對資本主義的堅持，同時也對一切反資反殖的思想與行動的封禁，便可窺全豹。香港直至中英談判主權回歸前夕的八十年代初，仍是禁止政黨活動，把政黨迫退到地下生存。社會如此，大學儘管美其名曰學術自由，但政黨能在教授與學生之間在校內組織起來，受到大學的保護嗎？ 港英時代，共產黨作為一個政黨不能在社會公開存在，只能在地下非法運作，在大學更是如此。由此可見，任何政府對其敵對的意識形態是那麼視為水火不容。 香港已結束英殖統治，在「一國兩制」下，中國奉行社會主義／共產主義，在《基本法》下，香港在「兩制」中，其資本主義仍可照行，但資本主義可不可以越過邊界，北上推翻共產主義這個國家信奉的意識形態？鄧小平設計「一國兩制」時早已指出：「香港不能變成革命基地去推翻大陸的社會主義。」 像港大《學苑》以一個學生組織的身份去研究發表，甚至有主張香港獨立的立場，這已從個人思想的範疇，脫胎到組織宣傳與主張的領域，其置國家領土於分裂對立的境地。港大自主權回歸以來，不斷出現類似李克強以總理身份訪校時「座椅與維安」的糾紛，例如有陳巧文（搖藏獨「雪山獅子旗」）、發動學生會公投罷免有大陸身份的當選學生會會長事件、有主持學運發起「雨傘革命」的學運領袖等等，這些均涉及極敏感的意識形態問題，以及國家認同的問題。 大學有了這些源自意識形態矛盾的問題，不要說學術自由難保，甚至連大學存在也是個問題。除了上述論及大學起源的歷史事實能證明這點之外，東西集團大學的經歷，眾多前殖民地獨立建國及其大學也都因為原有大學的意識形態與建國的意識形態格格不入，發生連年不斷的政治衝突，原有大學能改革的，遭改革掉了；不能改革的，遭廢掉了。 前車可鑑，香港所有的大學應有先見之明，好好認真對待在「一國兩制」下，大學應如何避免兩種意識形態對立的矛盾問題，好好完善實現「各取所長」（意識形態所長），更應正確看待學術自由的問題，不要無限把學術自由自我膨脹。解鈴還須繫鈴人，要能自律，才是一切自由的根本，否則反會為自由所誤！ （作者為中文大學前政治系主任、華人學術網絡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