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還原毛共》自序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有位朋友曾寫信對我說：“在清理本民族的文化病毒以真正為世界和人類文化服務的層面上，俄國人交出了史達林，德國人交出了希特勒。” 接著他大發感慨，為中國人不但沒交出毛澤東，還把毛當作民族的驕傲以示人的現狀而深感失望。我回信告訴友人：“確切地說，並不是中國人至今還不交出毛澤東，而是中共不准中國人民交出毛澤東，是中共不願意，也不敢交出，交出毛澤東就等於交出了他們自己。”中共集團與毛澤東相依爲命，毛身雖死，毛魂猶活，其陰影至今仍籠罩華夏大地，更擴散到海峽這邊的人群中。所以要批共就必須同時批毛，要揭示中共反國家、反民族和反人類的本質，應首先從清算毛的罪行入手。在辨認毛共本質的大是大非問題上，不只受黨化教育的大陸居民盲點深重，包括台灣人在内的不少海外華人也都是認識很模糊的。前不久柯文哲當選台北市長，親民黨領袖宋楚瑜出面祝賀，他當場竟背誦毛澤東的七律〈人民解放軍佔領南京〉，以“宜將剩勇追窮寇，不可沽名學霸王”與柯相勉，而柯市長居然也竪起大拇指，開懷笑納。從今日台灣民衆“去中國化”和建樹“台灣主體性”兩點最基本的國民意識出發來看這個問題，竊以爲，宋楚瑜在媒體聚光燈下背誦毛澤東詩詞，那種作秀的行動本身就有政治不正確之嫌。然而台灣媒體竟予以容忍，並未見發出多少嚴正的批評言論。由此可見今日台灣輿論的反共意識疏忽麻痹之深。對於藍綠兩營選情上的惡鬥，台灣民衆厭棄已久，他們應該會在心裏質問：宋鼓動柯去追打的“寇”究竟是誰？是他們競選的對手，還是台灣人民及藍綠兩營共同面對的中共集團？衆所周知，宋父乃已故國軍將領，那年月就是毛詩中當作“窮寇”去追打的人物呀。然而像宋這樣的不肖子政客還在蓄謀競選，真不知他會把台灣選民誤導到何等田地！“白色恐怖”固然有應予譴責和清算的罪惡，但其反共的大方向至今仍瑕不掩瑜，很有必要在當今的新形勢下以更爲切實的形式發揚光大。過去的威權政府若沒反共，就沒有今日的台灣。今日的民主政府再不堅持反共，就不會有將來的台灣。對厭倦了威權時代反共陳言的老一代以及眼中多看重大陸繁榮及其親善表示的年輕一代台灣人來説，重溫國共鬥爭史，同時在今日兩岸關係的語境中重構批共評毛的話語實踐，的確是十分必要和非常緊迫的任務。筆者此書中諸多推陳出新的論述即聚焦了這方面的問題。宋楚瑜如此熱誦毛詩詞，不過是基於毛澤東帶領中共打敗國民黨，贏得内戰的勝局罷了。這正是國人歷史觀的通病，只知一味盲目接受“成王敗寇”的定局，卻對中共集團如何打勝内戰，以及怎樣奪取政權的過程不去深入追究。本書所全力破除的就是相當一部分大陸民衆和海外華人這一可悲的盲點。毛澤東及其中共集團是通過顛覆中華民族固有的價值體系，並扭曲了價值階序而獲取勝利的，是憑藉經濟掠奪的暴力手段發展壯大起來的，是在各個不同時期以不同的寄生方式榨取革命的有生力量而鼓噪起聲勢，並以敗壞或犧牲其所寄生的群體為代價而最終佔據了優勢的。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大陸社會之所以人妖顛倒，是非混淆，至今已惡化到全民腐敗的地步，問題就出在全面扭曲的價值階序上。台灣的選情不管多麽緊張，黨派的政爭不管分歧多大，各方信守的價值體系基本上仍屬一致，這就是中華的德義天道傳統與當今普世價值的在地化結合。而要維持此一致的價值體系，以達成愛台保台的目標，就必須對百年中國的巨變進行歷史反省和譜系分析，首先從戳破中共的詭變伎倆做起。我這部新作的力點與亮點即在此處。一個人歷史情感的質地決定著他的視界，這就像不同物種的眼睛可以感受不同的光波，比如某眼可感知的顔色，置諸他眼之前，便視而不見。對於曾經號稱“紅太陽”的毛澤東，我有我無形的墨鏡，盡可以注目其烈焰，透視到它白熾中的黑子。因爲我從來沒崇拜過毛主席，我的家人、親友也沒在我從小成長的環境中讓我感覺到中共政權有任何值得熱愛之處。當學生時必修的中共黨史課内容，我考過試全都還給了老師。文革中差不多人人都擁有毛選四卷，那一年我被捕時公安搜查我在本單位的宿舍，搜出我把一厚冊毛選壓在床板下鋪墊那不平穩的一角。劉歆要拿揚雄的《太玄》覆醬瓿，我索性用他毛選墊床板。我與毛話語一直處於脫節絕緣的狀態，這就是我單刀直入寫這本書的底氣和内功。<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5/Jun/652015MG.jpg" width="600" height="450" alt="" /> </div><div> </div>十年前允晨文化曾出版我的回憶錄《出中囯記》（又名《我的反動自述》）一書，我在該書的結尾說過：“善緣乃是我們在事物運轉總秩序中向善的趨勢，其中既有我們先祖的積累，也有我們自己的努力。那是一條世代修持，遞相傳承的因果之鏈，是萬有引力一樣維繫著這個世界的穩定力量，而血緣、家庭和人倫則是養育、輸送這一力量的載體，只要血緣傳下去，善緣就不會斷裂。五十多年來，善緣遭受了前所未有的衝擊，現在我們已越來越明顯地看出，那個企圖憑藉偶然性改造世界的政黨及其群體才是真正的反動力量。我，還有成千上萬人對此反動力量所做的反動，都在自覺或不自覺地回歸著善緣。”那部回憶錄出版後，我隨即在批共評毛的課題上努力補課，決心在我生命的“後反動”時期，紮實修煉我推進善緣的 “正動”能量。我開始大量閱讀毛澤東著作以及與毛和中共黨史相關的書籍文章，特別是讀到像張國燾、龔楚等與毛澤東共處過的中共高層人物所著紀實回憶之作，始得以阿凡達一樣穿越歷史迷霧，加入到他人的經歷中近距離感知毛澤東在價值階序上的低劣原貌。本書既非為毛澤東立傳，也非中共黨史模式的編年敍事，而是將毛澤東其人其事及其文置於中共自成立到武裝奪權成功的脈絡中夾敍夾議，做出應有的歷史審判，為必須伸張的轉型正義提供一連串嚴正的證詞。原稿的敍述終止於内戰結束，後來接受出版社主編廖志峰先生建議，我又特別補寫最後一章，一口氣縷述了中共執政六十多年來禍國殃民的史實。在此我首先要對廖志峰表示感謝，是他的建議促使我寫成足以與本書正文部分相映成趣，形成強烈呼應的結語，從而突顯出從毛時代到後毛時代發生的重大變異。我就此也便把批共評毛的書寫告一段落，算是給讀者做出了完整的交代。身為一普通的中文教師，本人實在談不上有多少作中國現代史研究的學院學養，更不擁有解密檔案或得自當事人談話的珍稀資料。寫這部敍事與議論摻雜的厚書，我無意在史料發掘上出奇取勝，只滿足於從已經面世的史料中勾勒綫索，搔到癢處，做些舉一反三和點到即止的工作。歷史意識的覺醒如今在大陸已遍及民間，從體制外和非學院立場上批共評毛的作者群日益壯大，中共不交出毛澤東的禁錮現狀正在被堅決要交出毛澤東的民間人士分段拆除，逐步突破。在撰寫此書過程中，我特別借重了幾位50、60後一代作者的著作，其中有堅守在體制外，埋頭作獨立研究的蘆笛、陳小雅和顧則徐，還有人在學院内教書，卻敢於摒棄官方話語的高華、單少傑和楊奎松，他們的研究成果使我獲益良多。老友周劍岐更是我要在此加倍感謝的重量級人物。讀者若讀過我《百年中國的譜系敍述》一書，當會對周君的思想及論述留有印象。周君經常通過電郵傳給我他在網上發現的資料，還借給我他自費購買的書籍。我寫稿中有所疑難，停滯不前時，他及時開導疏通我的思路。我每完成一章，他總會及時閲讀初稿，提出有價值的修改意見。在埋頭寫稿的三年歲月中，若無周君一再鞭策，我很可能會在寫作中途氣餒而輟筆。通過電話和電郵互相交流，周君可謂自始至終地參與了我這部書稿的寫作。我還要感謝友人胡平百忙中為本書撰寫導讀序言。我自1994 年移居美國即訂閱胡平主編的《北京之春》，可以說自從那時起，該刊上登出的一系列文章，尤其是胡平的文章，都對我啓發甚大，影響到我寫這部書的思路。我最後要感謝耶魯大學東亞系的領導及各位教授在我退休時授予我榮休（emeritus）待遇，這待遇使我在退休後能享有與在職教員同等的借書特權。如果沒有耶魯圖書館東亞部豐富的收藏供我盡量參閲，我這個“還原毛共”的工程根本就無從下手。我同時還要感謝耶魯東亞研究中心（Council on East Asian Studies）一直資助我從事共產文化研究的豐厚經費，使我得以到台灣查找和購求所需的大量書籍。隨著讀網者日增，讀書者日減，台灣書籍出版業的營銷也日益艱難，經營者在出版選擇上大都偏重市場效果。再加上中共方面的出資收買和文化滲透，島内的不少書商在涉及大陸的敏感問題上便顯得膽小怕事，也幹起了自我審查的操作。像允晨文化這樣不太過份計較收益，更不在乎中共當局好惡，而始終堅持其出版原則的出版社已越來越少了。我因此要再次感謝廖志峰及其他相關的主管人士。  2015年3月31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