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万里，民主政治要先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if gte mso 10]> <![endif]–>  2015年7月15日下午，我到国务院找秘书同事，交谈中得知万里在中午去世。他不断接着各方询问和要结伴前往万家吊唁的电话。在一旁的我，想起八九十年代在中南海工作时，有时经过万里家，看到他在小菜园里休闲劳作，恍如昨日。   送别万里   7月19日下午，我走进中南海北门斜对面的胡同，尽头是文津街13号俱乐部（俗称养蜂夹道俱乐部），九十年代初，我随首长顾明到这里打网球，常见万里在网球场上挥拍搏击的雄姿。记得中直机关老同志网球锦标赛中，万里多次荣获冠军。   俱乐部东侧是文津街甲13号305医院，万里灵堂设在医院的送别大厅，大门两侧和沿途的路上，摆满了花圈和花篮，达数百个，挽联有“要吃米，找万里”，道破万里活在人们心中。   宽敞的送别大厅，花篮林立，庄严肃穆。墙上的万里彩色肖像，似亲切地看着我，我深深鞠躬，把赶写的《忆万里支持“六四”后的第一个国际会议》（本文第四部分），送给万伯翱和万仲翔，感念当年万里对法治建设的贡献和对我们工作的极大支持。万家大哥同感道：“父亲一直致力法治建设。”     在回来的林荫路上，经过周总理（1898-1976）曾住院的房间窗前，驻足怀想。   7月22日晨，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降半旗。我来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机关，随老同事前往八宝山送别万老。因《讣告》（代入场票）有限，我们这些离职的老同志优先，许多在职干部未能前往。我在车上分送《忆万里》文，大家聊起当年万里委员长主持工作的风采，记忆犹新。   长安街沿途路口，不少警员和警车维持秩序。我们的中巴车前后四辆，向西疾驶，一路绿灯。   9时半，我们抵达八宝山，前来送别者达数千人，进殡仪馆大门要凭《讣告》，警员检票严格，许多人被拦在大铁门外。（6月19日送别乔石，一些民众混在我们的队伍里也能带进去。今日送别万里只能一人一票。）   在送别的队伍里，我遇周秉德（周恩来的侄女）和朱和平（朱德之孙），聊起万里，景仰不已。   在送别室前的广场，几位安徽民众举着标语：“想吃米，找万里，小岗人，怀念您。万书记，您让父辈吃饱了饭。”引众人关注。   排队行进到了送别大厅的门口，远远望见万里遗体，我默默十鞠躬；进室内按司仪口令，随大家三鞠躬；走近万里遗体，端详熟悉的面容，三鞠躬；代十来位未能前来的朋友表达敬意，其中有：   韩大军（原国办秘书同事）作词《送别》：眠夜，心撕裂，抚衫相思几时绝？凭窗远望身影断，路也斜，山也叠，泪挥别。——今送万里泪挥别，不觉伤感之至而赋，夏伏于回京路上。   王志新（上海律师）：万里对改革开放和法治建设有贡献，请代我三鞠躬！   清晨，从北京远郊房山区良乡镇赶来的海归学者孔祥旭博士，被拦在大铁门外，短信告知其“8时到此，见到万里的灵车驶来，算是送别了。”   “执政为民”得民心   1976年，我23岁从江西农村插队回到北京，听妈妈讲“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故事。1975年，万里就任铁道部部长，大力整顿运输秩序，半瘫痪的铁路系统开始恢复正常，却被“造反派”认为是否定“文革”，挑动工人罢工闹事：“万里不倒，火车不跑”。万里被党中央的“文革”势力所打倒，再次挨整。从那时起，我就知道万里，崇敬不已。   顾明在五六十年代担任周总理的经济秘书，参与许多建设项目的决策。1958年，周总理主持国庆十周年献礼工程，包括人民大会堂等“十大建筑”，北京市副市长万里负责工程建设，受到周总理的好评。万里要请周总理来选定天安门广场和人民大会堂周边及长安街上的华灯和路灯。周总理派顾明前往现场观摩后，推荐玉兰花型和大圆灯型的搭配方案。周总理当即敲定：“好，就按你说的吧。”八九十年代我是顾明的秘书，他与我谈起往事。这是首都的一道风景线，被称为“华夏第一灯”。每当我路过天安门广场，看到当年顾明选中的路灯组合，美观大方又经济实用，这是周总理的一贯主张。   1973年，万里任北京市委书记时提出：“要把首都规划好、建设好。”日前，北京燕山地区律师周金培对我说：当年万书记亲临我们燕山石化公司职工宿舍的建筑工地，要求提高建筑质量，感谢万里。   1977年，万里任安徽省委书记，冒风险支持凤阳县小岗村“包干到户”，而使粮食增产，取得极大成效。农民说，“要吃米，找万里”，从而开启了我国农村改革的新路。   这与1965年胡耀邦任陕西省委书记，在极左思潮泛滥而极为贫困的重灾区，解放大批受迫害的农村干部，减轻农民负担，放开农贸市场，全省农业产值增长28.96%，当年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一脉相承。   这与1976年赵紫阳任四川省委书记，冒风险取消农民统购统销的沉重负担，放开农贸市场，粮食增产后的民谚“要吃粮，找紫阳”，同样反映了改革得民心而见成效！   1976年，华国锋主席主持粉碎“四人帮”。1978年，胡耀邦任中共中央秘书长，分管日常工作，积极支持万里和赵紫阳在农村的大胆改革。   1980年春，胡耀邦任中共中央总书记、赵紫阳任国务院总理、万里任常务副总理的党政领导班子，不断冲破“左”倾保守观念和势力及制度的束缚，解放思想，真抓实干，解决农民的吃饭问题，深得民心，使国家步入正轨，形成邓、胡、赵、万推进改革开放的强势格局。举国上下，欣欣向荣。遗憾的是1989年“六四”学潮，致使良好的执政格局被打破，改革开放，戛然而止。 “决策的科学化民主化”   1982年，我在北京大学法律系上学，曾读李克强1981年发表的关于法治系统的论文。1984年起，我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从事立法工作，曾聆听钱学森关于法治系统工程的讲座而向其请教。1985年7月，赵紫阳总理在国务院小礼堂主持“中共中央关于制定七五计划建议座谈会”，各部门负责人和专家学者200人到会。为保障“七五计划”顺利实施而要配套立法，我执笔起草《七五立法规划草案》，列入各方面提出的立法建议300项。   钱学森提出：“要运用系统工程的方法，搞好大规模的立法工作。”而受到关注。国务院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成立法治系统工程研究课题组，我任组长，列入国家科委首批软科学研究项目。   1986年7月底，我在京西宾馆参加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面对跨学科的新生事物，100多位与会者讨论热烈。得知万里副总理要来作重要讲话，大家很兴奋。   7月31日下午，万里在《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的报告中指出：“我们党纠正了过去长时期指导思想上‘左’的错误，过去决策中的主观主义、唯意志论、独断专行的作风，让位给调查研究、民主讨论、集体领导的作风。”   “我国政治体制的一个重要弊病，就是领导的权力过分集中，决策制度不健全。政治体制改革的极为重要的方面，就是要充分发扬民主，真正实行决策的民主化和科学化。”   “在一切失误中，决策的失误是最大的失误。一着不慎，全盘皆输。‘大跃进’决策的失误所造成数以千亿元计的重大损失，批判马寅初人口论所造成的人口膨涨等。误国殃民，祸及子孙，我们至今仍不得不努力消除这些重大决策错误所造成的后果。”   “‘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方针基本上还没有真正贯彻实施，一度甚至当作‘引蛇出洞’的所谓斗争策略，十分可悲。过去往往把政治问题理解为反党、反社会主义、反革命。如不改变，政治问题就不可争鸣。所有的政治问题都是应当进行研究的，在没有作出决定前，都是可以讨论、可以争鸣的。不要对不同意见不同观点，再像过去那样‘上纲上线’、‘围攻批判’。如果在人民内部的政治问题不能争鸣，只能领导人独鸣，又谈得上什么‘高度民主’呢？我们应该广开言路，破除言禁，把宪法规定的言论自由切实付诸实施。”   万里的讲话，引经据典，侃侃而谈，说到紧要之处，他挥着手臂，痛陈时弊，声如洪钟。他还评说并肯定了一些有争议的人和事，有胆有识，突破了当时官方意识形态的主流说法，与会者为之振奋。   次日，国务委员兼国家科委主任宋健讲话指出：“我们的社会科学工作者，多数习惯研究人类社会最理想状态的学问，对当前社会发展面临的问题则系统研究得不够。应转到对当前决策问题的研究，转向研究次好、次美、次优，或是寻求最坏可能中的最好方案的社会、政治、经济等问题。”   这次会议，成了思想解放的重要大会，政界和学界反响强烈。我拿了两本刚印出的万里讲稿（1万字），连夜骑自行车送到领导顾明家中。次日，我把与会者的论文和会议简报，为《经济学周报》编辑了两个整版发表。   根据会议精神，我们用全新的视角和思路，突破立法的传统观念和方法。我们的立法，多以对历史和实践、政策和经验的总结，对社会现状的分析为依据，缺乏对未来的预测。法治系统工程研究，通过收集有关事物的发展规律、质和量的变化、时空的变化、实施的可能效应等动态依据，掌握立法决策的未来发展趋势，减少立法可能存在的某种缺陷，使一部分经济立法发挥超前功能，规范市场经济秩序，参与调控整个经济运行。   1988年，我的课题报告《我国经济法治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发表，获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由中科院和社科院的专家评选），宋健到会颁奖。   1989年“六四”学潮之后，全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法治系统科学受到批判。如张文显教授（时任吉林大学法学院副院长）在某些会议发言：“有些人试图用法治系统科学，取代马列主义法学，是资产阶级自由化的一种表现形式。”由司法部等有关部门通报肯定。新生的法治系统科学被全盘否定。   2006年底，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20周年纪念会召开。国家科技部总结：“软科学在我国民主政治生活中越来越重要，全国已有软科学研究机构近2000家，近4万人，每年开展1万多项研究，2003至2004年投入经费达14亿元。”   当年万里强调：“有的领导人往往喜欢把他们主管的研究部门，当作其任何决策拼凑各种‘理论根据’的工具。这种所谓‘科学’的决策论证，具有更大的欺骗性和危险性，要比没有论证更坏。软科学研究必须有不受决策者意志影响的相对独立性。它只接受实践的检验，只对人民和历史负责，而不能看领导者的眼色行事。”   30多年来，从中央到地方的不少工程项目仓促上马，因决策失误所造成的极大损失，不胜枚举，引发了不少民众的抗议，成为扰乱社会秩序的不安定因素。万里对政治体制改革和软科学研究的殷切期望，远远没有落到实处。   “六四”之后北京的第一个亮相   八十年代初，国务院副秘书长顾明领导立法工作，提倡广泛征求各界意见，甚至请外国专家参与研究。1983年出台的《专利法》，就是经外国专家讨论修改而完善的。   1984年，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总干事阿帕德·鲍格胥邀请顾明率团访美，他对我国的立法给予热情支持。1988年，鲍格胥连任总干事，向顾明（时任全国人大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兼中国经济法研究会会长）提出：“中国要发展市场经济，必须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可由联合国出资，请世界高级专家到中国交流，帮助立法。”双方商定1989年在北京召开反不正当竞争国际研讨会。   1989年“六四”之后，鲍格胥询问会议是否如期召开？顾明请示万里（时任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得到大力支持，成为“六四”之后，我国的第一个国际会议。     1989年11月3至6日，由中国经济法研究会和国务院法制局、联合国世界知识产权组织和联合国开发署联合举办的“反不正当竞争国际研讨会”在京召开，来自美国、英国、法国、联邦德国、意大利、西班牙、瑞士和发展中国家等14个国家的30名多位专家学者，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冲、陈慕华、王汉斌，国务院法制局局长孙琬钟、国家工商行政管理局局长任中林、国家专利局局长高卢麟、海南省副省长辛业江，有关部门的专家学者近百人到会。   万里委员长到会指出：“中国是发展中国家，法律还不够完备，要借鉴发达国家的立法经验。这几年，中国的经济秩序有些混乱，打算用三年时间进行治理整顿，把经济发展纳入法治轨道。中国要继续改革开放，要发展市场经济，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势在必行。”   鲍格胥说：“制定反不正当竞争法，有利于中国的经济发展，更有利于中国与外国的经济技术合资合作。我们继续为此而作出努力。”   会议期间，7位国际著名专家介绍了反不正当竞争法的发展演变和趋势，为我国提供借鉴经验；会议交流了1985年以来，我国10来个省市相继发布反不正当竞争条例的地方性法规的实施情况，探讨如何依法管理市场经济。   1989年“六四”以后，我国改革开放停滞，法律界萧条，这次高规格的国际会议，如破冰之举。我作为会议秘书长，随顾明向万里汇报，为其代拟讲话稿。在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外事局石国宝局长（原朱德委员长的秘书）的热情支持下，主办整个会议，由联合国提供全部会务经费。新华社、央视、人民日报等十多家媒体记者的现场报道，成为新闻热点。海外媒体报道：“中国历经‘六四’，又开始对外开放了，还要加强立法来搞活市场经济，改善外商的投资环境。”   11月8日晚，鲍格胥一行离京回国，我随顾明前往送行。我拿出人民日报、经济日报、法制日报、国际商报等十家报社送来的会议报道，由顾明送给鲍格胥。鲍格胥看到会议对中国产生的影响，满心欢喜地把这些报纸带回联合国。   这次会议，为全国人大后来在1992年通过“反不正当竞争法”打下了基础。   共产党人中的仁者   1977年起，胡耀邦领导大规模的平反冤案和思想解放，深得民心。   1980年起，胡赵万新政，开启改革开放的新局面，举国上下呈现勃勃生机。   1986年底，一些城市高校学生上街游行，要求加快政治体制改革，被官方定为学潮，胡耀邦总书记主张改进党的领导，对学生进行批评教育和引导，化解社会矛盾，拒绝实施打压。   1987年1月，在党内生活会上，胡耀邦被既得利益集团的代表人物认为“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不力”而受到围攻，被迫辞职。“最激起部分与会者愤慨的是说胡耀邦有野心，要把邓小平挤下台。万里和习仲勋的发言说，胡耀邦这些年工作的成绩应当肯定；中央书记处的工作有缺点，自己都有一份。他们不认为胡耀邦有反对邓小平或欲取而代之之意。”（原载，张黎群等《胡耀邦传》征求意见稿第三卷）。万里为人正直，坚持原则，在关键时刻为胡耀邦说了公道话。   1989年4月15日，前总书记胡耀邦去世，数万大学生前往人民大会堂，要求送别胡耀邦，被打压而引发学潮。赵紫阳总书记反对军队戒严镇压学生而失势。5月19日，李鹏总理宣布《戒严令》，大批军人和军车被市民拦截在三环路，军民对峙，情势危急。   5月24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胡绩伟提议召开紧急会议，讨论用民主和法治的方式解决社会危机，行使《宪法》赋予委员的基本权力。胡绩伟委员致信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报送57位委员联署的《建议书》。   6月30日，在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八次会议上，胡绩伟委员受到许多委员的严厉责问和批判，要求追究其法律责任。   7月3日，委员长会议决定：“由张承先、顾明等四位委员组成小组，对胡绩伟委员游说其他委员联署《建议书》的事件，进行调查。”   胡绩伟专案组深入调查，三次开会讨论。事实查清后，万里委员长、习仲勋和彭冲副委员长均认为胡绩伟委员是正当履行委员的职责，不能视为非法或违纪，不予处分。但在次年“两会”前夕，迫于政治压力，1990年3月15日，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三次会议表决通过：“胡绩伟委员因支持参与动乱并有侵权行为，已被四川省人大常委会罢免了全国人大代表职务，胡绩伟委员的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职务相应撤销。”   “民主政治要先行”   1988年，万里在当选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时提出：“本届人大要围绕发展商品经济和建设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主题，推进我们的民主、法治建设和各项工作。”“民主政治”是万里委员长超越其前任委员长而提出的普世价值观，其概念是“资产阶级在反对封建专制统治的过程中，确立了以普选制和议会制为中心的民主政治制度。社会主义民主政治的本质是人民当家作主，是最大多数人享有的最广泛的民主。”   1989年“六四”之后，全面批判资产阶级自由化，政界和学界无所适从。我曾问北大法律系校友王小康（彭冲副委员长秘书）：“民主政治”还能说吗？他说：“那些所谓敏感的新观念并没有不让说呀，‘民主政治’当然可以说啦。”实际上，万里在一些重要讲话中仍然积极倡导民主政治，打破当时政治生态环境的保守和沉闷，足见其坚持真理的胆识与勇气。   “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这是万里多次引用的格言，也是他的座右铭。从农村改革到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万里讲真话，办实事，只要对人民有利，就勇往直前。面对党内积习与弊端，他敢于批判，勇于纠错，重读他的报告，依然震撼。   如今，全国人大及其常委会通过的法律法规成百上千件，法律从业人员约达200万人之众，但是官场腐败，司法不公，悖法判案成为常态，有钱有势者打得起官司，赢得了官司。法律未能更好地维护经济秩序，未能保障弱势群体的合法权益，而是演变成为利益集团强势群体和司法人员寻租和牟利的工具。警方的武力打压弱势群体依法维权，激化社会矛盾，民怨沸腾，冲突不断。这与万里积极倡导的民主政治和法治精神背道而驰。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是中国共产党执政以来，广大老百姓和知识分子看到希望的年代，党的高层涌现了胡耀邦、赵紫阳、万里、习仲勋、胡启立等改革群星，社会充满活力。万里的去世，唤起了人们对那激情燃烧的时代的怀念。   各界民众前来送别万里，是对他为人为官的肯定，是对前辈改革者们致力推进民主政治和法治建设的致敬和缅怀，更是对未来的期盼。     人物简介：   顾明（1919-2008）：1932年在上海参加左联，留学日本东京法政大学；1938年到延安，在八路军总政治部组织部任协理员（组织部长胡耀邦）；1952年起，任周恩来总理的经济秘书、财经组组长；1965年起，任国家计划委员会（发改委前身）常务副主任等；1979年起，任国务院副秘书长兼经济法规研究中心总干事、中国经济法研究会会长；1988至1993年，任七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法律委员会副主任委员。在邓小平、胡耀邦、赵紫阳、彭真、万里、乔石、田纪云等领导人的支持下，顾明领导经济立法及其理论研究和学科建设，是我国经济法治建设的开创者。   阿帕德·鲍格胥博士（1919-2004）：1963年起，任联合国知识产权国际局(WIPO前身)首任副总干事。1970至1997年，任世界知识产权组织首任副总干事、总干事，达27年。其后任总干事卡米尔·伊德利斯称鲍格胥为“现代知识产权制度之父，世界知识产权组织的奠基者，现代知识产权制度的缔造者。”1979年起，他多次访华，不遗余力地支持中国知识产权事业的发展。   参考资料：   1，李克强.关于法治系统控制过程的探讨.潜科学杂志，1981，（4）   2，俞梅荪.七五期间经济立法的目标.人民日报,1985-11-16   3，俞梅荪.建立经济法制系统工程之我见.法制日报，1987-07-14；人民日报（海外版）1987-8-1（转载）   4，万里.决策民主化和科学化是政治体制改革的一个重要课题.人民日报, 1986-08-15 www.chinareform.org.cn/gov/governance/Speech/201305/t20130506_166368.htm   5，俞梅荪.我国经济法制系统工程研究的现状与未来.经济法制杂志,1988,（9-12）；经济法杂志,1989,（2）转载；1988年度中央国家机关青年优秀论文二等奖。   6．俞梅荪.我国经济法制系统工程研究的世纪走向.现代法学杂志，2000年，（1）   7，金振蓉.全国软科学研究工作座谈会20周年纪念会举行.光明日报,2006-12-29   8，俞梅荪.1989年反不正当竞争国际研讨会综述.1990年中国法律年鉴(第980-981页)   师友来信：   ●93岁何方、宋以敏夫妇（前总书记张闻天的秘书）：   你的每篇悼念前辈的文章，既真实又富深情。这篇文章能让我们先睹为快，非常感谢！你处境不大顺，盼多多保重。   ●91岁石天河（四川“反右”受难者、离休作家）：   这篇回忆万里的文章，写得非常好，资料的运用恰当。近年你写了一系列这类纪念老一辈改革家的文章，应该编辑起来，作为纪念文集出版，有历史资料的价值，切莫轻易散佚。   ●83岁朱耀光（中共基层党支书）和舒达远（退休职工）：   万里、紫阳、耀邦是党内关注民生，致力于政治改革的开明领导人，我们敬重和怀念万里。   ●81岁刘国鼎（北京大学“反右”受难者）：   万里和耀邦、紫阳都是关注民生，推进改革，主张民主的党和国家领导人。他们的努力不会徒劳，必将结出硕果。   ●74岁姚燮庭（清华大学66届，高级工程师，基层民主党派负责人）：   民主政治要先行，依法治国有保障。没有真正的民主政治，依法治国乃一切皆空。万里把“希望与困难同在，机遇与挑战并存。”作为他的座右铭，即是说，有了民主政治，才能讲真话、办实事；才能实现决策的科学化和和民主化；才能不失时机搞好经济建设和实现富民政策，我们的国家才会兴旺发达，大有希望。   综观目前政治态势，党内恶习与社会弊病，均与民主缺失有关。一党专权独行，多党形同摆饰。致使民众无权监督，导致权力不受制约。忆万里，当知按现在的政治体制，要真正实现民主政治，差之万里！   忆万里，民主政治要先行，依法治国“万里征程”始于此也！   ●60岁裴毅然（上海财经大学中文系教授）：   读此文后，有两个可惜：一、可惜有作为的领导人总是无法发挥更大作用。二、可惜作者从庙堂跌落为访民，低保养老金和医保可办好？   ●60岁徐永清（前媒体人）：   筑华堂，畅铁路，农分田，仓廪实。决策倡民主，人大兴法治。立国、改开以降，事功、口碑皆具者，唯仁者能之。——俞梅荪摛笔赞仁者，余为此赞赞之！   （完稿于2015年8月27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