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没有成功——日本投降之后（五）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div> 1953年度诺贝尔和平奖授给了美国陆军五星上将，前国务卿、国防部长乔治·马歇尔（George C. Marshall， 1880-1959），理由是他二战结束后提出、帮助实现重建欧洲的“马歇尔计划”。在颁奖仪式上，挪威国会议长用了30分钟的时间介绍马歇尔的生平业绩，但涉及他1946年出使中国的经历只用了一句话一带而过。“马歇尔辞去陆军参谋长职务退休后还不到一个星期，杜鲁门总统又任命他作为特使，要他到中国去试图阻止即将发生的国共内战，但是他没有成功。”注1 是的，1946年马歇尔出使中国没有成功！否则那一年完全可能是马歇尔一生最辉煌、最卓著的岁月，又可能使中国社会发生实质性转变的契机。从某种意义上来说，中国调和成功与否比重建欧洲的影响更大、更广，因为一个是绝对意义上的有和没有，另一个则是相对意义上早或者晚。事实上，马歇尔成功还是失败对中国带来的后果只有借助于历史才看得清楚。   70年后我们看到，日本投降之后的中国不仅仅发生了一场生灵涂炭的内战，损失的不仅仅是人的生命、财产和重建家园的时间，错过不仅仅是走上和平、民主与自由道路的机会，更重要的是，这70年发生在中国的共产革命给中国这个世界上人口最多的国家带来的是一系列的灾难。其中无法弥补和挽救的莫过于中国社会在精神、道德、信仰领域的没落和沦丧。当诚信、正直这些传统被中共所摧毁，导致的一定是欺骗、奸诈的行为和意识的兴起、增长。毋庸置疑，共产党夺权时所使用的策略、手段是让今天的中国走上背离人类文明基本准则、丧失道德底线的根本原因。   1946年马歇尔调和没有成功，但那头三个月却出乎意料的顺利。1月3日，国共成立了一个由马歇尔、张群和周恩来组成的三人小组着手谈判，四天后就达成了停火协议。1月10日，政治协商会议开幕。接着，三人小组授权成立“军事调处执行部”，全权具体负责监督停火。1月22日，为了贯彻重庆谈判和政协会议关于裁军的决议，国共决定另行组成一个三人军事小组，依然由马歇尔担任主席，张治中、周恩来担任委员。2月25日，关于《军队整编及统编中共部队为国军之基本方案》签字，宣布整编、统编将在18个月内完成。自从1936年开始国共之间没有停止过谈判，但从来没有谈出有积极意义的结。毛泽东早就断言国共问题在谈判桌上是解决不了的，怎么马歇尔来了情况突然就改变了呢？   46年初中共不寻常的配合让马歇尔感到中国和平唾手可及，2月底，他信心满满地带领军事小组到北平、张家口、济南、徐州和太原等地视察停火、恢复交通，整军情况。3月4日到达延安同毛泽东会晤，毛称赞马歇尔为“和平使者”，表示必用全力贯彻三个协定（停战、政协、整军）。“总的方面，中国走上民主舞台的步骤，已经部署完成，其间，马歇尔特使促成中国停止内战，推进团结、和平与民主，其功殊不可没。”  注2三人小组回到重庆后于10日公告视察结果，称延安之行已获中共保证，复员、整军、统编定能依序实施。次日马歇尔动身回国述职。但是当他40天后回到中国时局势已经全面恶化。   马歇尔的乐观一方面是对中国历史文化了解的局限，他多少以为国共争斗的原因和美国当年因奴隶问题南北开战那样简单。另外一方面，中共将“这次抗战，一定要把中国拿下”的锋芒藏起，注3让周恩来用谈笑风生的方式告诉马歇尔：共产党只是不信任国民政府，“除非他们在政府里得到一种发言权，足以充分保证他们作为一个政党继续存在和他们的党派活动自由，不然他们不愿交出军队”。从而让马歇尔相信：“两个对抗政党间的担心、不信任和怀疑所造成的障碍已成为中国实现和平统一的最大阻力，”注4明明战场上早已经打得你死我活了，中共却在美国人面前轻描淡写，以致一直到最后离开中国马歇尔都没有看清毛、周的阴险和狡诈。   马歇尔是近代在政治、军事，外交多方面、近距离地同中国党、政领导人打交道的职务最高的美国官员。他以西方社会信奉的诚意、中肯和正直作为标准，竭力推动蒋介石放弃一党专政，将权力对其他党派开放，实行民主。但是他不知道的是，45年8月，就在动身前往重庆谈判之际，毛泽东和正要赶回太行地区的刘伯承、邓小平谈话，要他们回到前方后放手打，“不要担心我在重庆的安全。你们打得越好，我越安全，谈得越好”。注5马歇尔也绝对想象不到，刚刚亲口表示会“全力贯彻三个协定”，毛转身致电在东北的彭真、林彪：“美方因苏美关系，急欲停战，蒋被迫亦不得不停战。……望你们准备一切，尤其是不惜牺牲，打一、二个好胜仗，以利我谈判与将来”。注6如果马歇尔知道在双十协定签订的当天中共中央就发布指示，称由于解放区问题未能在谈判中解决，故“军队一枪一弹均必须保持，这是坚定不移的原则”甚至“将来实行整编时，我方也自有办法达到一枪一弹均须保存之目的”，注7那么他可能就会对中共任何口头承诺和书面协议多一份怀疑和警惕。   日本投降之后共产党为了实现“把中国拿下”这个目标，他们可是不择手段，不计后果而且没有底线。协议签订了可以不执行；当面时答应的，转过身可以另行其事；原则上同意了，但是在具体形式上则纠缠不清。比如马歇尔上任伊始，国共一口气成立了三个三人小组。为什么是三人而不是两人或者四人小组？三这个单数本身意味着不平衡，而谈判过程中，平衡带来的只能是僵局，而不平衡才可能形成双赢的结局。中共接受三人小组这个形式，因为他们需要装扮出合情合理的样子。他们也推尊马歇尔为首，让美国人感觉自己一言九鼎，必要时可以打破平衡、走出僵局。同时在制作细则时却坚持监督停火过程中任何决定都必须国共美三方达成一致。他们强调公平，让任何一方都有权推翻、阻扰其他方面的提议或者决定，其实根本就是为他们自己胡搅蛮缠留下依据。正因为中共所坚持的原则让打破僵局成为不可能，在事关两党利益巨大纷争的停火问题上的阻扰和反对，军调部效率极低，甚至根本无法做出任何公正客观的裁决，形同虚设。事实证明，就像他们只要谈判的形式而不要谈判的结果一样，中共同样只需要有调停的过程，而不要有调停的结果。   战后美国对民国政府尚有多种手段施加压力，“总的来说，（马歇尔）对国民党的批评要比对共产党的多，在使华的头几个月、和平希望最光明的时候尤其如此。”“马歇尔批评共产党有时是直率的，但他最经常的和尖锐的评论是对着国民党的”。注8但对在野的共产党除了以人格、道义这些精神压力之外，别无其他有效约束方法。实际情况是，1946年的马歇尔就像手里没有红牌、黄牌的球赛裁判，当他发现违规时只能吹哨子，但哨响之后，双方球员在那继续犯规。马歇尔又像是辩论场上的主持人，但是他满怀绅士风范，从不戳穿周恩来的花言巧语，让中共这些无良小人得势得利。可以说马歇尔使华实际上给共产党搭了一个舞台，让中共有机会兜售他们向往美式民主的谎言和滥调，让毛泽东玩了一场民主政治大戏。   虽然马歇尔调和没有成功，但是历史并没有责备他，因为那本来就是不可能成功的事情。调和失败也没有给他个人带来丝毫的损害，因为那首先是战后美国政府的对华政策带来的必然结果。战后美国承认中华民国为中国唯一合法政府，并将继续提供军需物资，运送中国军队以控制收复地区。同时杜鲁门总统认为，共产党那样自治性军队的存在是与中国政治统一不一致的，应统编为中国国家军队。注9这种立场同中共战后的战略目标截然相反，因此马歇尔不可能得到中共的支持。其次那是因为中国共产革命的性质决定了的。中国历史上除了民初宋教仁尝试通过议会的形式，历朝的造反、起义、革命统统都是通过武装来推翻政权。“而中国共产党为了夺取政权，则采取任何可能的手段，毫无道德伦理和国家存亡的顾忌。只要可想象地有利于政权之夺取，中国共产党人并不考虑是否牺牲国家，更不惜以百姓为刍狗。”注10这就从根本上杜绝了他们妥协、退让的任何可能。   毛泽东的狡诈在于，他把民主、共和挂在嘴上去蛊惑美国一些驻华使节和来访左翼学者，从而影响了政府外交政策，甚至连诺奖委员会也受到了中共的欺骗。当挪威议长致词里提到：46年马歇尔去中国是为了制止即将发生的国共内战时，事实上，当日本人刚刚投降中共部队立即赶赴东北、河北时，中国内战就已经开始了，马歇尔能够做到的最多也只是怎样控制内战的范围和程度，不可能制止。结论应该是肯定的：中共没有民主的基因，他们不会给中国和平一个机会，自然也不会给马歇尔任何成功的可能。   2015-9-13   注1 见www.nobelprize.org 注2 见“中国共产党新闻网” http://cpc.people.com.cn/GB/85037/85038/7114108.html 注3 见高华《六十年后再论国民党大陆失败之原因》第3页 注4  见《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第25页 注5  见杨天石《找寻真实的蒋介石》第430页（原文引自《毛泽东年谱下卷》第13页） 注6  见张正隆《雪白血红》第10章 注7 见杨奎松《失去的机会》第259页 注8 见《马歇尔使华秘密报告》序言部分第10页 注9 详见《杜鲁门回忆录》第五章“马歇尔在中国的使命” 注10  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2015/09/ （原载于1948年10月2日《创进周刊》第1卷第12期，署名殷福生；以林正弘主编、1990年初版之《殷海光全集（拾壹）》同名内容全文为底本完成数位化处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