香港民族主義：想像的共同體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美國康乃爾大學國際研究院的講座教授本尼迪克特・安德森（Benedict  Anderson）在他著名的《想像的共同體》一書中闡述了民族主義的本質。他將民族、民族屬性與民族主義視為一種“特殊的文化的人造物”，將民族定義為“一種想像的政治共同體”。 他認為這些“想像的共同體”的形成主要取決於宗教信仰的領土化、古典王朝家族的衰微、時間觀念的改變、資本主義與印刷術之間的交互作用、國家方言的發展等。《想像的共同體》獨闢蹊徑的研究角度令它成為當代研究民族與民族主義的經典著作。香港知名專欄作家、時政評論員李怡對安德森的定義表示讚同，他認為香港的本土意識來自對香港一直以來的文明發展、自由經濟、社會制度、生活方式、族群共融和價值觀的整體認可和對本地政治共同體的一種想象，沒有想象就沒有香港的民族主義，而本土主義也沒有了根基。李怡1970年創辦《七十年代》雜誌，並於1984年將雜誌更名為《九十年代》，1990年創立“臺灣版”，雜誌集合眾多知識份子的作品，敢於批評兩岸政權。日本新聞界經常引用《九十年代》的報導，將它視為“香港的象徵”，推崇它為監督制衡政府的角色。李怡目前在香港《蘋果日報》寫社論、評論和副刊文章，并在香港電台主持一個政治性專欄節目。日前，筆者就香港的本土主義思潮，採訪了李怡。近八十歲的李怡，思維依然非常敏捷，觀點鮮明而語氣平和，與他的犀利筆鋒形成反差。本土意識產生於兩個變化李怡說，本土意識本來在香港是沒有的，一直以來很多人認為香港是借來的地方，借來的時間，不是一個有歸屬感的地方，大陸來的移民多是過客，他們學本地話，甚至學英文，努力適應這個社會。直到九七問題出現，能走的人移了民，走不了就留在這，只能被動被統治，他們不認為自己因為歸屬這個地方而應該承擔什麼責任。八十年代，香港發展得很快，無論在經濟上和社會文明上，在公共設施和管治能力方面，進步超過很多西方國家，經濟上甚至超過作為宗主國的英國，因此香港社會被營造了機會公平和平等的氛圍，沒有很多的福利，也不用徵收很多稅項，稅制簡單優於重稅，那些從英國、大陸來或台灣來的人都覺得香港是個好地方，這些人與香港的命運連在了一起。香港要回歸，簽署的《中英聯合聲明》不可逆轉，而香港發展又這麼好，人們就只好接受現實。直到出現“六四事件”，大家把希望寄託在促進中國民主，帶動香港的民主進程，這便成了後來香港的民主派大多數人的想法。接著，出現兩個變化，第一就是中國的民主化越走越遠，變成了不可能，不知哪個世代才能見到，情況越來越差，以前的經濟專家認為經濟的發展可以促進中國的民主化，其實不然，經濟的發展反而催生了權貴階層，權貴是不會將政治權利交回給人民的，因為那是他們的利益所在。第二就是中國這種轉變使香港的角色與前不同了，沒有了鄧小平所講的與內地溝通、引進外資、賺取外匯以及為大陸各地樹立經濟發展榜樣的“窗口作用”，香港變成了中國大陸那些富起來的人洗錢的天堂，移民的跳板，這是顯而易見的。這些年，香港的公司利得稅增加得很快，怎麼來的？洗錢成本就是16.5%稅項。大陸有個說法：留在大陸的錢是不屬於你的，只有走出去了才是你的；人留在中國，老婆孩子也不是屬於你的。因此，香港角色的轉變導致了一種現象，香港的民主化不利於權貴階層的利益，甚至原有的制度，例如廉政法治，均不利於這些權貴。舉個例子，九七回歸後不久，廉政公署到中旅集團朱悅寧住所搜查到幾千萬現金，接著要起訴他貪污，但是他逃回了大陸，然後被“雙規”，沒多久就釋放了。從此至今，廉署再也沒有去調查國企人員的貪污。這并不表示十幾年來中國的廉政改善了，而是“湯顯明式應酬”敗壞了風氣。香港的制度和風氣逆轉，不單止在於廉政，還威脅到法治，甚至媒體的監督，如果報紙對醜聞揭發，便會妨礙權貴，所以，香港原有的自由、法治、廉政，對大陸的權貴不是利益而是障礙。這種逆變說明，中國的民主既然不可能，在香港它也不會給你，那些認為中國民主促進香港民主的想法，被證明是錯誤的。社會自救訴求生成本土主義李怡說，根本上世界各地的民主，不是上一級賜給你的，所以民主都是本土民主，本土主義就是這樣起來的。所有民主都是為了自己的利益去爭取來的，沒有一個地方例外。從現實上看，放棄爭取，是不可能有民主的，香港面對中國大陸各方面的入侵，如水貨客問題、自由行問題，引發了香港社會人群本能的自救反應，自救不但是人也是任何動物的本性，為了生存，本土主義由此產生。李怡認為，要求中國給香港獨立，很難，但是難不過要求中國民主，這個可能更難，但難也要做。還有一個發展，就是很多人移民了國外以後，有些人適應，但很多人還是覺得香港好，於是回流，年長的人覺得留在香港更好，雖然很多東西看不慣，但是香港是我家，所以要爭取，爭取不到不等於不去爭取，這是本土主義最關鍵的立場。香港人在外國，目睹大陸人許多不文明行為，急著撇清關係，劃清界限，聲稱自己是香港人，與中國人有區別，政治上可能不現實，但不等於現實就是對的。香港人心態上覺得我是香港，與中國無關。這種新的現象與八十年代香港的社會文明與經濟發展所產生的情緒不同，因為中國政府這麼多年來違反《 基本法 》第二十二條，不斷插手香港內部事務 ，於是產生這些本土主義的現象，We are Hong Kong這種口號應運而生。現在的本土派知道，他們提出的主張即使目標很難達到，他們也不在乎，他們重視和享受爭取的過程多於爭取的結果，他們參與佔中，並不相信佔中能夠帶來即時改變，不會成功，但是還是要做，他們要爭取有結果，何時達到無所謂，但要不斷努力。港大事件折射社會精英的反彈李怡提到港大副校長任命事件，認為，港大學生衝擊校委會事件，凸顯了一個守護傳統價值觀的急迫問題。我們知道，凡是能夠進入港大的青年人，註定將來都是出路良好的中產階層，他們畢業後大多進入政府部門或者大公司，從思想上分析他們傳統上都是保守派，參與社會政治不積極，但是這次的港大副校長事件，有九千多人投票，其中七千多人投票支持校友關注組，支持校務制度改革，要求一個月之內任命陳文敏，完全出乎事前預料，大比例通過，港大人表現出一種強權政治對傳統價值觀的衝擊引發的擔憂和關注，甚至反彈，這不能不值得深思。本地利益高於全國利益李怡說，如果說港獨，應該說是梁振英推動了港獨，他把泛民所有人都視為敵我矛盾，全部要踢出局，2012年選舉時就要踢出去，這次選舉也說要踢出去。我覺得他腦子有問題，不像是性格問題，說謊成了習慣，鬥爭成了癖好。他已經成為了香港的負資產，親信都要與他劃清界限，梁振英2017年註定連任不了。談到香港的民主派政黨應如何看待本土派時，李怡說，民主派首先不能當本土派為敵人，不要急於與他們劃清界限，要理解本土派在激烈抗爭中是出於一時的激情，為的是香港的利益，本地利益高於全國利益。對於本土派的批評，泛民不需要那麼立場鮮明地批評，等於與建制派站在一起，最大的失分。對於激進本土派，李怡希望他們寬容些，激進本土派對於泛民的不滿，可以簡單地批評一下，不一定非要事事對立，始終大方向是相同的，根本的立足點是本地利益，你要爭取民主，就是本地民主，激進派中有台獨港獨言論，不必介意，為何要批評他們？激進派即使不是港獨，別人都會說你港獨，你只要爭取民主就是港獨，你爭取命運自主就是港獨，甚至追求真正的“港人治港，高度自治”都是港獨。歷史上，台灣的謝雪紅，是中國共產黨台灣支部成員，她早年來到香港後接到中共中央指示，要她在香港成立一個“台灣民主自治同盟”，提出的口號是“台人治臺，高度自治”。在大陸反右時，她成了右派，其中一個罪名是她在香港時提出的“台人治臺，高度自治”，就是台獨。所以說，你只要向中共的權力提出挑戰，你就是港獨，兼與外國勢力勾結。“歸英”論述中的“副主權”李怡說，最近有一本《論歸英》的書，寫的很好，香港前途很多人講，但是講歸英的人不多，我們知道，自治也好，港獨也好，不現實，但是歸英是雙重不現實，因為中國反對，英國也不會接受，但雙重不現實不等於不能講。這本書裡面寫的很清楚，什麼叫民主，就是主權在民，其實就是沒有主權就沒有民主，為何歸英可以呢？書中直布羅陀作為例子，表面上是歸英，國防外交英國管，實際上是自治，有一個“副主權”的性質，這種處理符合香港的現實。這本書清晰地傳遞了一個信號，就是主權在民，你要在民就要主權，你不在民就不要主權，所以我認為共產黨認為你要爭取民主，最終是要爭取港獨，這個判斷其實沒有錯，只是講不出口，似乎罪名很大。鴉片戰爭以後所建立的香港人香港地的特點，北京應該接受、承認和容忍，要尊重這些人，尊重香港既有的文明發展，本地華人遵守的中國文化傳統，中西融合這樣東西，你要接受它，這是香港的特色。本土主義發展與特首管治對峙本土意識和本土主義發展下去會怎樣？李怡說，看年輕人是否堅持本土意識，按自己的發展看，但是按照現在中國內部的政治、社會和文化發展趨勢，香港人很難認可，你越要香港人融合，他們越要分離，如果你說實力是決定一切的，那就沒什麼好說了，如果你說人心是主導的話，香港人不接受，你很多事情無法做，香港的特首會經常處於一種管治困難的處境，任何人做特首都難。北京對一國兩制的想象是“一國”，香港人對一國兩制的想象是“兩制”。社會上很多人說，有一國沒兩制，民主回歸是有回歸沒民主。現在人心不但回歸，更是人心分離。從李怡的分析，筆者感覺到，安德森的“想象的政治共同體”是否適用於香港本土主義思潮的發展，還要看想象的參照物是否符合香港“民族主義”的特性，而更重要的是它能否成為香港社會的主流意識的共同想象和共同目標。（作者為東亞民情研究社成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