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模式与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兼论习近平反腐的末路与中国模式的末路(4)

善良的人若是对政治冷漠，就要给比自己差的人来管治，作为惩罚。       ——柏拉图  （接上期）四、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解析 A、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接着前文之三的话说，中国经济的整个发生、发展，直至走向崛起的过程，是一个与不适应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不断进行斗争的过程。而在这个充满艰难与曲折的斗争中，权力的相继“被腐败”、“自腐败”和“积极腐败”，是它之所以能够打破旧体制的重重阻碍和遏制，而走向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换言之，就是说中国经济的崛起，是由权力腐败而产生出来的这种巨大力量推动的。而这种力量产生的作用和价值，用经济学中的利润最大化原则（MR=MC,即边际利润=边际成本）来看，无疑就是一种生产力。以此足以证明：中国经济与权力腐败的关系，是互为因果和同生共长的关系。这种关系就像阳光、水分与植物的关系一样，凡是没有阳光、水分的地方，植物就难于生长、繁茂起来。同理所在，凡是没有权力腐败的地方，经济也一样发展不起来。以致完全可以这样说，没有权力的腐败，就没有中国经济的崛起。——腐败，是中国经济崛起的主要推动力和生产力。 同时，在前文的叙述中，笔者通过一个个客观的事实证明：作为中国国民经济总体成分的中国经济，是伴随着权力腐败的不断发展而发展，不断强大而强大，再随之崛起而崛起的。其中，既包括过去是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现在已“瘦身”降格为国民经济次要成分的国有企业，也包括过去一无所有，现在已荣升为国民经济主要成分的私营企业在内，都是由于权力腐败产生出来的巨大成果和果实。因而它们的崛起，都是腐败腐败的产物，而不是公平、公正和正义的产物。由此之故，任何关于中国经济崛起的评说，如果避开这一“腐败兴邦效应”不谈的话，就必然会坠入“英雄不问出处，“金钱不问来路”的丛林法则之中，成为“只问目的，不问手段”的极端功利主义论者。而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几乎所有的中国模式论者，都是这样的论者。 然而，以上这些问题的存在，仅此是中国经济崛起的原因和条件之一，而不是它崛起的充分必要条件。而笔者的上述分析，也仅此是对它的政治学和社会学分析，不是经济学分析。因为中国经济的崛起，说到底是一个经济学问题。因此，要弄清它为何得以崛起的关键之点和要害之处，只有从经济学方面去找。而依照经济学的分析，这个极为重要的过经过脉之处，就是中国经济是在什么时候，什么条件下，参与到了国际经济大循环之中，并有能力进行竞争的。 但由于这一问题，知识界至今依然各持一端，众说纷纭，没有形成任何一个定见。唯有中国模式论者，对此倒是认同感极强，都把它一笔归结到“前30年为之奠定了基础，后30年把握好了机遇”之类的宏大叙事之中。似乎中国经济的崛起，就是一个“党定”、“天定”的必然发展过程。而这，实际就是一种“中共特色”的历史决定论。而笔者的看法却与之相反；决定中国经济崛起的极为关键一步，是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由于权力的争相“自腐败”,而使数百十亿之多的国有资产，被集中整合到了少数人手中。进而为中国经济进入国际一体化的快车道，创造了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所需要的充分必要条件。以此足以见出中国经济的崛起，是以少数人发国家之财，多数人利益受损害为代价换来的。 在此，为了揭示中国经济这一令人困惑不解的奥秘之处，有必要从历史中去寻找问题的答案。中国自古以来，是以亚细亚生产方式闻名于世的国家。长期以实行“重农抑商”，作为治国安邦之策。但即便如此，并没有抑制以家庭和家族为中心的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而到明、清时期，陶瓷、刺绣、茶叶等商品的生产方式和规模，已经达到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国家的水平。并通过古丝绸之路，远销到了亚欧各国。据国外有关研究资料显示，中国宋朝时期的人均GDP达到2280美元，占世界GDP的45%以上。而到明朝万历时期，人均GDP已经达到3460美元，占世界GDP的55%以上。虽然到了清朝同治时期，中国经济的GDP，再没有出现宋、元时期那样的高增长，但它的经济总量依然占世界的17%左右。及至抗日战争爆发前的1937年，中国经济GDP的增长率，也仍然保持在7%以上，明显高于亚洲各国的发展水平。 为什么中国早在明朝中期就已经有了资本主义的萌芽，有了商品生产和商贸活动，并创造出了比同一时期西方国家多得多的社会财富，但却始终没有形成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呢？对此，美国著名政治学家弗朗西斯.福山有一个见地精深的论述；“聚集众人财富以作为初期工业资本的模式，在传统中国社会里始终没有发展出来，原因是中国文化根深蒂固的子嗣平均继承权思想，由于中国家庭严格遵守父系结构，继承权只有男性家庭成员从沾的上边，同时父亲的财产是由所有儿子平分，在子孙越来越多的情况下，有限的土地经过一代又一代的划分之后，每一个农人说能分到的耕地就越来越小，到最后连养家糊口都做不到了。这种现象到20世纪还看得见。即使在富有的家庭里，继承权平均分配也意味着家产在一两代入之后会坐吃山空，其结果是很少有中国名门望族像欧洲的贵族一样，偌大的家产经过好几个世代后，仍然由同一个家族所拥有。”（1） 这就明确告诉我们，中国在搞商品生产和市场交换方面，起步时间并不比西方资本主义国家晚，却没有产生出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原因，原来是由于中国传统文化中子嗣平分家产的思想，影响和遏制了它的发展。而西方资本主义在它的早期发展阶段，是由于长子合法地占有了家族人的财富，才逐步发展壮大起来的。而这一情况，却正好与中国在国有企业改革中，由少数人非法地占有多数人的财富，进而迅速形成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情况如出一撤。反过来说，假如中国经济在发展过程中，没有遇到国企改革这个天赐良机的话，那么，它要在这么短的时间内崛起，就是俨然不可能的了。也这就是说，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用短短10余年时间，就走完了从“同治中兴”到民国这100年间没有走到的富强路。究其根本原因却只有一个：是权力的腐败，使它创造出了这个前所未有的东方奇迹。对于中国经济瞬间崛起的这一奇理斯玛现象，本文前面提到的旅美著名理论家和政治学者胡平，在《“是如何”重要“如何是”更重要》、《现在中国民主转型的机会比89年更小》等文中，对此均有精辟的揭示，故不详述。 而与此情况正好相反的是，那些苏东剧变之后的国家，由于在政治转型，经济转轨的过程，对国有企业进行股份制改革时，采取的是“明市交易模式”。实际上，也就是把国家资财与全体国民进行相对平等的分配。以此之故，如果从社会公平、公正、平等的角度看，无疑是大惠于民之事。但如果从发展经济的角度看，此举就弊多利少了。尤其是对俄罗斯这个自古有大国沙文主义情结的国家来说，就更不利于它实现瞬间咸鱼翻身的的梦想了。因此，当它实行“休克疗法”和“无偿私有化”的转轨经济政策，把庞大的国家资产化整为零之后，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是不但没有发展，反而陷入了萎缩停顿，徘徊不前的泥泞之中。直至今天，也还没有出现任何高速发展的势头。至此，倘若将中国经济的发展状况，与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发展稍作比较，就不难发现其中潜藏着的一个“国家机密”：中国经济之所以能够在短期内迅速崛起，是由于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学习、借鉴了西方早期资本主义“聚集众人财富以作为初期工业资本的模式”。而苏东剧变之后的国家，在国有企业改革的过程中，却学习、借鉴了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子嗣平均继承权模式”。所以，这些国家转型后的经济，之所以在“华盛顿共识”的指导和帮助下，依然没有出现中国经济这样的高增长态势，其根本原因就在于此。 或者换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把东欧转型国家的经济，没有能够快速成为繁荣资本主义的原因，归之于“华盛顿共识”的适用理论不当，是完全没有对症下药。因为事实上，“华盛顿共识”只是一种指导和帮助那些正在进行社会转型，经济转轨的国家，如何建立稳定、繁荣的市场经济体系的理论，而不是一个放之四海而皆准的普遍真理。而大多数苏东剧变之后的转型国家，在开始进行经济转轨时，所采取的就不是新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而是古典自由主义经济学模式。也就是在将国有资产进行“化公为私”之时，兼顾到了“起点平等、交易透明、规则平等”等方面的社会道德因素。从而，使这些国家在经济转型之后，都变得就像中国古代大家族被“平分家产”后“富而不强”的状况一模一样了。因而，也就失去了生产集中化、规模化、产业化的市场竞争能力。所以，即便它们后来无论采用什么先进的经济发展模式，也是不可能一下子强壮起来，腾空而起的。由此可以进而言之，西方经济学家对“华盛顿共识”的盲目质疑与诘难，与他们对中国模式的盲目赞赏与认同一样，都不是客观求实态度和理性精神的反映，而是“一叶障目，不见泰山”的结果。 B、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产生的政治原因和根源 到此回顾前文各章的主要叙述，实际归总起来只有一个：中国经济的崛起，是在权力由“被腐败阶段”，走向“自腐败阶段”和“积极腐败阶段”的一片欢歌笑语声中崛起的。或者说，是中国经济在权力腐败的月拱星托之下，就这样崛起了。而后，一个由西方进口转内销，再转身销往世界的“中国模式”，也就这样崛起了。再进一步说，是一个带有后极权体制特征的“中国模式病毒”，就这样产生和蔓延开来了。并试图影响和改变当今世界的政治秩序和发展格局。因而，笔者后面述说的问题，就是追寻这个“中国模式病毒”为何产生，何以产生的原因和根源及其过程。 毋庸讳言，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几乎是从苏联那里一锅端来了斯大林那套以党治国的专制体制。而这套体制，实际就是美国政治学家卡尔.A.魏夫特所指出的东方专制主义升级版。当然，也可以说是穿了一套马克思主义外装的“秦政制”。但它比“秦政制”更严酷与邪门之处，是随之建立了一套对思想意识形态的高度管制体系。因此，这个斯大林创建的党国体制，无论从那个角度去看，都是一个权力绝对化的专制体制。而专制体制在人类历史上，没有一个不是“其兴也浮焉，其亡也忽焉”的。而究其根本原因，就在于它存在着一个自身无法打破的因果循环：专制导致腐败，腐败导致专制；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直至灭亡。而这，其实就是毛泽东与黄炎培在延安对谈时，两人所讨论的“历史周期率问题”。其中，苏联这个老大红色帝国的”自我终结，就是一个历史的生动明证。 专制导致腐败，腐败导致专制：1949——1989 关于中共建政之初存在的腐败问题，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世人知之甚少。而事实上，中共在建政的第二年，腐败便已经很严重了。据田心铭主编的《反腐败论》一书《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一文披露：“1951年10月，天津专署一位干部向河北省委揭发了天津地委书记刘青山、专员张子善严重违法乱纪，进行巨额贪污的事实，引起河北省委重视，并在查清事实的基础上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立即批转各中央局和省、市、自治区党委认真研究，注意发现所属单位的同类事件。1951年11月30日，毛泽东在一次党内指示中指出：‘我们需要来一次全党的大清理，彻底揭发一切大中小贪污事件，而着重打击大贪污犯，对中小贪污犯则取教育改造不使重犯的方针，才能停止很多党员被资产阶级所腐蚀的极大危险现象’”。（2）于是，中共随即开始了它建政后的第一次反腐运动，名曰：“三反五反运动”。 “据不完全统计，1951年底仅中央人民政府系统的27个单位中就发现1760多人有贪污行为。同时在党政军机关和人民团体中的铺张浪费、大吃大喝风气也相当严重。到1952年2月底，全国共查出贪污1000万元（相当于新币1000元）以上的大贪污犯105916人，占贪污犯总人数的8.8%（总数为120多万人），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1952年2月1日，北京市举行公审大会，宣判了总额为亿元（相当于新币10000元）以上的7名大贪污犯。中国畜产公司业务处副处长薛昆山（贪污23亿元，相当于新币23万元）、公安部行政处副处长宋德贵（贪污6.4亿元，相当于新币6.4万元）分别处以死刑和无期徒刑。2月10日，河北省人民法院在保定市召开万人公审大会，宣判全国解放初期最大的贪污犯刘青山、张子善（贪污挪用公款总计171.6272亿元，相当于新币171.6272万元）死刑。震动了全国，成为共产党执政后反腐败的第一声巨雷。”（3） 这其中，特别是毛泽东在公审刘青山、张子善大会之前说的话，更能反映和说明当时腐败问题的严重程度了。他说：“正因为他们两人的地位高、功劳大，影响大，所以才要下决心处决他们。只有处决他们两个，才可能挽救20个，200个，2000个，20000个犯有各种不同程度错误的干部。”(4)但实际上，他所说的20000个有腐败行为的干部，仅仅是被查处出的120多万人中的60分之一。这即是说，中共在建政未稳的1950年，腐败便已经深入到它躯体中的各个部位了。可这一点，却被许多御用学者们给遮掩过去了。以致直到今天，还有不少人误以为腐败是改革、开放之后才有的事，而不知道它是与这个专制体制连体而来的。 但更为奇妙是，在此之后的26年间（1953——1979），中共便再也没有开展过一次像模像样的反腐败运动了。以致我们无论从中共党史资料上，还是从文史资料上，竟然查找不到几个贪腐案件的记录。难道说是它的“三反五反运动”，就一下子把政府官员的“私心杂念”给彻底清除了，进而都变成具有“钢铁般意志，水晶般人格”的革命者了。但真实的历史和历史的真实，却分明不是这样。而是由于中共自建政之后，便开始把它的执政智慧和施政能力，全都用在搞阶级斗争的政治运动上了。以致把它存在的腐败问题，彻底掩盖和遮蔽国企了。 关于在这26年间开展的政治运动，据胡甫臣在《历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一文记载，中共自1949——1975年的26年间，所开展的政治运动就有52次之多。几乎是每5年必有以一大运动，每二年必有一次小运动。具体情况如下：“ (1)、土地改革运动(2)、反革命运动(3)、抗美援朝运动(4)、第一次整风运动(5)、连队民主运动(6)、三查运动(7)、忠诚老实政治自觉运动(8)、清理“中层”运动(9)、民主改革运动(10)、电影《武训传》和宣传武训的批判运动(11)、三自革新学习与教会民主改革运动(12)、农业生产互助合作运动(13)、文化教育战线和各种知识分子自我教育和自我改造运动(14)、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的三反运动(15)、文学艺术界整风学习运动(16)、爱国增产节约运动(17)、教育、文艺、科学等方面在三反运动中仍进行思想改造学习运动(18)、中央希望华东、中南、西北三大区在大规模的学校教师思想改造会议上，推动学校教师及教育行政人员的思想改造工作(19)、反对行贿、反对偷税漏税、反对盗窃国家财产、反对偷工减料和反对盗窃国家经济情报的五反运动(20)、反对违法乱纪运动(又称新三反)(21)、整党建党运动(22)、学习运动(23)、从批判胡风文艺思想到肃清胡风反革命集团运动(24)、肃清暗藏的反革命分子运动(25)、胡适思想批判运动(26)、整风运动(27)、反右派运动(28)、工商界整风运动(29)、以除四害为中心的爱国卫生运动(30)、大跃进运动(31)、人民公社化运动(32)、农村工具改良运动(33)、农村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教育运动(34)、反对右倾思想运动(35)、增产节约运动(36)、养猪运动(37)、整风运动(38)、整风整社运动(又名农村三反运动)(39)、技术革新和技术革命运动(40)、爱国卫生运动(41)、工业企业学解放军运动(42)、学习雷锋运动(43)、干部参加劳动运动(44)、农村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又名四清运动，在城市叫五反运动)(45)、群众性设计革命运动(46)、增产节约运动(47)、文化大革命运动(48)、清查“五•一六”运动(49)、批陈整风运动(50)、批林批孔运动(51)、开展对《水浒》评论的运动(52)、“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5)在此，笔者增补上文遗漏的几个运动：（1）、1660年的整风整社运动；（2）、1962年的机关整风运动；（3）、1963年的新五反运动；(4)、1964年的工业学大庆，农业学大寨运动。 这即是说，由于中共在这么长的时间内，都在热心搞此起彼伏，没完没了政治运动，也就没有了心思和精力搞经济建设。而不搞经济建设，政府官员也就没有了腐败的机会和条件，于是，也就没有再开展反腐败运动的必要了。而从另一方面看，则是由于中共持续不断的政治运动，已经把人变成了没有人性体温的政治机器。因而对金钱物欲，已经失去了兴趣。以致人们提起那时的政府官员腐败情况时，大多不过是说他们利用特权，多吃多占一些生活上的便宜罢了。可即便这些小贪小污问题，也还是成了文革中把普通老百姓发动起来，参与到运动中去的一个重要因素。而据笔者阅历所及的文革著作、史料、回忆录来看，可以说在那些被群众打倒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之中，几乎没有见到几个真正是走了资本主义道路的（如支持包产到户，集市贸易等）。而他们遭到普通老百姓痛恨的主要原因，都是由于或多或少存在着生活腐化堕落的问题。以此说明那时的政府官员，不是有没有腐败的问题，而是没有充分暴露出来的问题。 至此，如果仅从表面去看， 从1953——1979这段时间内的官场，确实没有出现过什么大腐败案件，更没有建政之初那么多的腐败问题发生。因而，这种看似“无官敢贪”的官民平等现象，却成为了“毛左派”为毛氏极权政治招魂的“伟绩丰功”。仿佛在他们眼里，只要政府官员不贪污，不腐败的社会，就是好社会了。但与之截然相反的问题是，这个时期正是法治遭到严重毁坏，社会处于失序状态，经济面临濒临崩溃的边缘，社会公平、公正和正义遭到严重践踏的时期。而这个时期的政府官员，之所以“想贪不敢贪”，并不是由于他们真的具有坚定的革命信念和崇高的道德情操，抑或是受到法治环境的有效制约，而是他们都被接踵而来的运动给搞怕了，搞晕了，都被驯化成了政治的动物，自己把自己作为人的本能属性阉割了。再说那时的社会，到处穷得“鬼见愁”，也实在没有多少可贪的东西了。 这里需要说明的是，我之所以不惜赘引上述“政治运动名录”的目的，正是是为了借此反驳中国模式论者“前30年为后30年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和条件”的荒谬绝伦之论。因为无情的事实证明，中共建政后前的30年，分明是一个年年搞运动，天天人整大，人害人的30年，以致根本就没有认真搞过多少功在当代，造福后人的经济建设。因此，倘若硬要说它为后30年的经济崛起奠定了基础和条件，岂不是打肿脸成本充胖子的自欺欺人！ 那么，中共在建政之初出现的第一个腐败高峰期，是缘何原因而起的呢？对此，倘若实事求是而言的话，它是由于中共在武装夺取政权之后，急于稳定政权而采取的方法不当引起的。或者说，是它在将少数人的私产变为“公产”之前，由于没有制定出一个具有规范性和可操作性的法律、法规出来，而造成的执法混乱之所至。因而在具体的实施过程中，是没有任何法律、法规限制的。故而，致使那些参与者对于被抢夺得来的财产，究竟交不交公，交多少，都在他们愿与不愿的一念之中。由此之故，在这次“三反五反”运动中，才会反出120万人之多的腐败问题出来。须知120多万人这个数目，按当时军队和干部的总数400万人计算，已经接近三分之一了。而这也就是说，中共进京之后，并没有避免李自成进京之后大肆掳掠民财的乱象发生。以致这种乱象，在后来的国有企业改革中，竟然又一次得以重演。只不过稍有不同的是，一次是以革命的名誉“化私为公”，一次是以改革的名誉“化公为私”。而相同的是，都是为了实现资本的集中整合。 随之而后，历史的脚步终于蹒跚着迈到了1979年。这一年，中共经过持续30年的大折腾，终于在“洋务运动”打开国门119年之后，第二次打开了国门。同时，也是在“戊戌变法”失败81年之后，第二次走上了变法图强的复兴之路。而这，就是我们至今仍念兹在兹的“改革、开放”时代的到来。而依据邓小平的说法，“改革也是第二次革命”。但对于这个“改革”或“二次革命”的目的是什么，可以说当时99%以上的中国人，都是糊里糊涂的。其中包括被称为“改革、开放总设计师”的邓小平在内，也不是心里有底的。因为他一向持守的信条是“摸着石头过河”，也就是走一步看一步再说。所以当时的改革，几乎都是围绕着经济建设问题而进行的。也就是说中国的改革从一开始，便是在保持那套旧体制不变的前提下进行的。 而对于这场正在进行的改革，可以说胡耀邦要心里有底得多。他说：“什么叫改革？改革就是退步。”而所谓“退步”，实际就是对他们自己过去搞的那一套，进行自我否定。而对于具体退步到什么阶段为好，据说当时的中共高层，始终意见不一。如按照薄一波、李先念的主张，是退回到文革前的1965年；按照陈云的主张，是退回到大跃进前的1955年，而被称为党内改革派的胡耀邦、赵紫阳，虽然没有说出明确的主张。但从他们的政治作为和取向来看，是退回到新民主主义的阶段上。而邓小平对此问题的态度，则不十分明朗。因此，要弄清他的圣意如何，要等到他92南巡之时了。 此时的中国，在“在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理论大讨论推动下，一个中共高层与社会各阶层形成上下互动，共同思考、探索改革之路的社会氛围，开始逐渐形成。整个社会开始呈现出一个思想大解放，人人思改革，话改革，说改革，讲拼搏，求进取的迎春向阳之气。然而，这种局面在邓小平提出“四个坚持”的纲领之后，很快就化为泡影了。如果究其原因，自然是当他看到国门打开之后，沉睡的中国人纷纷从30年来的噩梦中醒来，开始有了向专制讨回政治权利的诉求和冲动，而产生畏惧了。于是，才划出这样一条不可触碰的改革“红线”和“禁区”。由此见出他通过几年的改革实践后，所摸到的那块“石头”，依然是毛泽东的思想和路线以及斯大林那套极权体制。因而，他此时所力主的改革，原来仅此是为了吸引和利用西方国家的资金、技术、人才，进行他所认定的社会主义建设罢了。虽然，在这之后的77、78年间，在他看到越来越多的腐败问题时，也曾经数十次谈到进行政治改革的必要性和迫切性，但都只是说说而已，并没有提出过什么具体的改革措施。 因此，由于以上原因和根源的存在，致使中国这一时期的改革，始终仅只停留在基层层面的经济改革方面，而无法上升到国家的政治体制层面上去，对那个严重阻碍生产力发展的上层建筑和生产关系，进行具体实在的改革。以致使那个导致腐败产生的旧体制，依然无处不在影响和决定着改革的方向、途径与步伐。尤其是随着城市的经济改革，由沿海经济特区不断向内陆城市的推进，各种各样的经济犯罪问题与各种各样的贪污腐败问题，顿时像沉渣浮起似的，到处冒头出来。由此而激起了社会对改革的不满情绪。一时间，骂官倒、骂贪官，骂腐败，已经成了老百姓街谈巷议的热门话题。再之后，由于政府在“物价闯关”政策上的严重决策失误，以及胡耀邦辞职后的突然逝世，随之引发了那场千百万人参与的“反官倒，反腐败，争民主”的“89民主运动”。最后使中国近代上的第二次改革，又重蹈了第一次（“戊戌变法”）的历史覆辙。 越专制越腐败，越腐败越专制：1989——2013 如今，关于这次“89民主运动”爆发的真实原因，现在已经真相大白于天下了。其实它的整个发生、发展过程，都是由于广大民众对腐败现象的不满和愤恨，而产生出来的一种要求政治改革的激烈情绪，并被这种激烈情绪推向高峰的。故此，以致连官方最后也没有坐实那些所谓的“政治黑手”和“境外敌对势力”在哪里。然而，这场原本起源于反腐的民主运动，最后得到的恶果，却不是腐败的消失，而是专制的进一步巩固和加强。原因是中共随即在第二年，作出了两个极为重大的政治举措。一是恢复了88年由于机构改革，实行党政分开之后，而撤销的中央政法委。二是将数十万战斗力极强的野战军，编入到了武警部队之中。其中仅北京北京武警总队，就编入了38、27、63集团军的3个机动师。从而，极大地加强了它对内维稳的战斗力。也就是以后若再发生类似事件，便无需动用野战军参战，而担国际风险了。显然，这两个举措的目的，都是为了强化武装警察在治理国家中的特殊重要作用。当它们付诸实施之后，也就把任何想要推进政治改革，建立法治社会的路都堵死了。特别是苏东剧变之后，这种以武警维稳的政治态势更是有增无减。总之，此时的一切，都像鲁迅早年独白的那样：“目前的中国，真是荆天棘地，所剩的只是狐虎的跋扈和稚兔的偷生。” 于是，中国向何处去？又成了一个惶惑不解的问题。而当此之际，正是邓小平这个被称为中国改革、开放的总设计师，发挥出了他作为“解铃还是系铃人”的重大作用。从而，使中国的现代化建设终于走出了64劫难之后的倒退、停滞状态，重新恢复了生机与活力，进而走向与世界现代化大潮融汇，与国际经济一体化接轨的快车道。因此，客观地看他的这次南巡，确实起到了力挽狂澜，乾坤倒转的神奇力量和作用。以致中共自此之后施行的大政方针和政策，都是按照他92南巡所开出的这个治国方略进行的。但与此同时，一个与它的正面价值同样巨大的负面价值，也随之产生了。从而，使中国自此走上了一条与社会主义不沾边的不归路——权贵资本主义道路。 那么，邓小平的92南巡讲话，究竟有哪些巨大的负面价值呢？ 其实，他的这个讲话所包含着的巨大负面价值，就蕴藏在他那著名的三句话之中。这三句话分别是：1、“两手抓”；2、“不问姓社姓资”；3、“发展才是硬道理”。其中，这三句话从表面上看，虽然他的含义和侧重点各有不同，但实际上它的后两句话，都是围绕着第一句话而说的。其原因是：他的第一句话说是关于政体、纲领、路线方面的问题；第二句话说的是关于思想、理论方面的问题；第三句说的是关于方法、手段方面的问题。因而对于他的这三句话，必须逐句分解，融会贯通，才能读懂和领会其中的微言大义。 具体分解如下：第一句话“两手抓”的意思是：既要坚持毛政制，又要发展经济。如换用他在这次讲话中的另一句话来注释，就是“只要权力在我们自己人手里，就要大胆去搞建设。”以此见出他的“两手抓”，实际就是一手“抓权”，一手“抓钱”。这无疑与政治中国时期两只手都在抓权，有了一个跨时代的飞跃和进步。第二句话“不问姓社姓资”的意思是：思想、理论上的问题，并不重要；干资本主义还是干社会主义，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发展经济。也就是说，只要经济发展起来了，别人说什么都不要在乎。第三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的意思是：只要经济强大了，便什么道理都有；经济发展不起来，便什么道理都没有（也即：经济发展不起来，就是软道理，而软道理就是没有道理）；只有经济强大起来是第一位的，其它都是次要的。也就是说，目的是第一位的，手段是次要的。而这与他过去所主张的“不管白猫黑猫，捉到老鼠就是好猫”的“唯生产力论”，完全是一个意思，也与中国人常说的“有钱就是爷们”，也完全是一个意思。 在此，只要将他的这一理论，与西方资本主义早起兴起的情况稍微作个比较，是非善恶就泾渭两分了。西方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产生，并不是先有个制度设定，而后再形成商品生产与市场交换的。相反，而是先有了商品生产，然后才出现商品市场和交换市场的，也就是广义的市场经济。因此，这个从生产到交换的过程，完全是一个自生、自长、自发的过程。但由于人生而具有着自私、贪婪的本性，都有着追求利益最大化的趋利避害本能。因而在具体的生产活动和社会活动中，都会为了利益的最大化，而做出不顾社会道德、法律、公平、公正的非理性行为，也就是都会为了目的而不择手段。由此之故，资本主义的早期发展阶段，是非常残酷、血腥和野蛮的。而造成这一灾难性后果的直接原因，正是由于人们为了利益最大化而不择手段所造的。对于资本主义早期这一血淋淋的资本原始积累阶段，在马克思的著作以及批判现实主义作家狄更斯、萨克雷、巴尔扎克、雨果、左拉的作品中，都有着深刻的揭露和批判。 因此，通过以上比较不难见出，邓小平这个“发展才是硬道理”的理论，分明就是为了目的不择手段的一种好听的说法。也可以说，是一种中国特色的说法。而他这三句话所包含着的核心价值取向，都是一个目的。这个目的，就是不惜用最残酷、最血腥和最野蛮的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来达到建成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宏伟目标。或者说，就是为了建成政治上最专制，经济上最强大的现代化强国（红色帝国），可以不择一切方法和手段。所以，中国经济在后来的发展中，即便出现再多的血汗工厂和低人权，无福利现象，甚至权力的大腐败现象，都不是问题而是常态了。因此，中国社会之所以会变成今天这个样子，都是他这个讲话精神的直接产物和结果。 话说到此，回头接着前文关于胡耀邦“改革就是退步”的话说。其中，说到邓小平始终没有说出退到何时何处的主张。那么，现在可以从他的南巡讲话中，找到结论和答案了。——他主张的退步，不是退步十年百年的问题，而是一步退到西方资本主义早期的那个发展阶段上去的问题。显然，他的这个退步就比慈禧晚年的退步，退得更多更大了。因为慈禧晚年推行的“预备立宪”，虽然比她残酷镇压下去的“戊戌变法”进步得多多了，但都没有邓小平晚年在64之后的这个进步，来得更大和更彻底。以此之故，即便中国现在的国力，已经如他遗愿的那样大大增强了，强大了，并有了试图重建世界秩序的浩然之气。而从远处和高处看，却依然如著名历史学家唐德刚所预见的那样，还处在“历史大三峡”的困顿之中，始终没有找到方向和出口。 整个来说，邓小平南巡给中国社会带来的影响和震动是极大的。以致自此之后，连一向存在左、右两派的中共高层，也没有反对改革的保守派了。也就是说，他们都随着孙小平的南巡讲话，学会了“两手抓”：而成为“一手抓权，一个抓钱”的改革派了。甚而可以说，也使大多数中国人都变成信奉“发财才是硬道理”，“有钱能使鬼推磨”的现实主义者了。于是，在另一个政治老人陈云的力主下，几乎中共高层的子女和红一代的子女，都随之走上了 “一个从政抓权，一个经商抓钱”的道路。于是，在中国经济后来的发展过程中，一个 “两手抓集团”与“利益集团”携手协作，互相配合，共主沉浮的联盟格局，就这样形成了。关于国企改革中的权力自腐败问题，由于前文已述，便不赘言了。 再随之而后，由于在国有企业改革中，数千万国有企业和类似于国有企业的工人，被以各种堂皇和好听的名目下了岗。但他们下岗之时，却丝毫没有得到任何社会福利、保险条件的保障。而这部分人，便形成了一个庞大的存在生存问题的弱势群体。一时间，遍及全国各地的上街、上访的维权事件和反腐败事件，不断发生。从而，给中共的“和谐社会”带来了许多不稳定因素。于是，中共面对这种日益增长的社会压力，又作出了一个重大举措：即将全国各地的公安局长进入常委，以加强公安机关的维稳功能。 但根据我国现行宪法第135条的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办理刑事案件，应当分工负责，互相配合，互相制约，以保证准确有效地执行法律。”这就是说，法院、检察、公安三者在现行的司法体系中，是一个相互平等，互相监督、制约的关系。而公安局长进入常委后，就变成了法院、检察院的实际领导，将法院和检察院对公安机关的法定监督、制约，变成了“下属对上司”的监督、制约。从而，将本来就极不健全的法制环境和法制秩序，搞得更加混乱不堪了。 与此同时，还将入常委后的公安局长上升一级，兼任各级地方政府的副职（副省长、副市长，往下类推）。如此一来，就将整个司法机关，全部纳入到了地方政府的掌握和控制之中，作为保护地方利益的工具。甚至，作为政府官员谋取个人私利的工具。所以，在城市化建设过程中，之所以会出现这么多惨烈至极的暴力强拆、强迁事件，其最大祸根就在于整个司法机关，已经沦落成了政府的“保安团”和“家丁”，这无疑是中国司法史上的一个大倒退。然而，对这一事关中国法治建设根基问题的大事件，至今却没有多少人注重过，质疑过，以致在网上竟然找不到任何有关这一问题的舆论文字。所以，由此之后的中国，便已经不是“依法治国”，而是“依警治国”了。所以，由此之后的中国社会，便已经完全变成一个不讲道理，只认钱，抑或只要有权和有钱，便有道理的“灰色社会”了。（6） 当然，客观地看今日中国为何变成这个样子的原因，其实还有很多。而笔者所揭示的上述问题，即：中共91年之后施行的3个重大举措和邓小平的92南巡，仅此是其中的重要原因之一。而中国模式的腐败经济学产生的政治原因和根源，也同样不是单一的，而是多元的。只不过有一点，却是共同的——这即是：腐败与专制，还在不断的因果循环。 （未完待续） 注释：（1）、《信任：——社会道德与繁荣的创造》弗朗西斯.福山著 远方出版社 1998、 106页（2）、《我党反腐败斗争的历史回顾》张玉彬 原载《反腐败论》田心铭主编 四川教育出版社1997（3）、  同上（4）、《若干重大决策与事件的回顾》薄一波著上卷，中国党史出版社1991、152页。（5）、《历数建国后的政治运动》胡甫臣《共识网》 2014.9.28（6）、此为笔者生造名词，其意思是根据不是合法、正当得到的收入为“灰色收入”而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