單仲偕：本土思潮是次文化衝突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16年卸任的立法會議員，香港民主黨前副主席單仲偕對於香港新興的本土思潮起因有一個概括，就是中港之間次文化的衝突，一國兩制沒有真正落實，一人一票而未經篩選的真普選沒有實現，以及中聯辦變本加厲干預香港事務激起的本土新一代的反彈。 2014年香港“雨傘運動”後冒起的本土派組織試圖開闢一條有別于傳統泛民30年來爭取民主模式的道路，就是揚棄“大中華”情懷，與中國內地隔斷，香港自成一體，進而走向港獨。本土派一直大力抨擊泛民的路線，與泛民劃清界限，形同陌路。本土派的攤牌式抗爭與傳統泛民堅持的無奈抗爭，成為非建制力量中的兩股勢力，而以前者的崛起最為顯著。 隨著本土派在立法會內的代表人物，青年新政的梁頌恒與游蕙禎因為“宣誓風波”被褫奪了議員席位，本土派從2016年底開始陷入低潮，進入蟄伏期，伺機復出，但並不意味著本土思潮的褪色，其中深層次的原因值得思考。 傳統泛民所堅持的路線，例如民主黨的“和平、理性、非暴力”爭取民主的路線，由進入黨內核心的第二梯隊接班後繼續執行。傳統泛民的主要黨派在2016年9月的立法會選舉中取得驕人成績，民主黨比上一屆多了一個席位。這種現象證明了選民依然認同傳統泛民爭取民主的路線和策略，但同時也給予了非建制派中比傳統泛民更為激進的黨派或人物嘗試新路線的機會，這就形成了當前香港非建制派的新版圖。本土派自稱自己是香港政治中的第三勢力。 單仲偕說，2010年後，中聯辦著重打壓民主黨為首的泛民組織，利用泛民光譜中的激進力量分化傳統泛民。有濃厚本土色彩的激進泛民組織從2008年開始，不斷蠶食議會席位，從8%到2012年的15%，2016年的20%，其中又以溫和本土派快速崛起為新的特點。 政治矛盾激化本土思潮 這幾年，香港社會生活中產生的一些矛盾頻頻被“政治化”、“標籤化”，簡單的一場足球比賽，被年輕人操作成挺香港反大陸的事件，對國歌喝倒彩，本土情緒激昂，發洩味道甚濃。與多年前一場在香港舉行的世界盃外圍賽中，歡呼香港隊戰勝中國隊的氣氛有著不同的內涵，前者是反大陸情緒，後者是鄉土情懷。坐在那場世界盃足球賽場看台上的單仲偕有著強烈的對比。 他說，愛香港的本土情懷與其它地方人民的本土情懷是與生俱來的自然情感，發展成為一種政治對抗根源在於中港矛盾激化，潛意識中的次文化發生矛盾，伴隨著中央政府通過中聯辦干預香港管治，香港在政治和社會生活層面的大陸化現象日趨嚴重，香港和內地生活水平的差距縮小，甚至有被內地超越的趨勢，也令港人忐忑不安，自然地產生分離傾向。 單仲偕認為，2003年前後，香港人對大陸的印象是好的，對大陸的歸宿感在“沙士”期間很普遍，但是同年爆發了因為經濟蕭條、社會問題叢生而導致對董建華施政不滿的50萬人大遊行後，中央政府開始改變不插手香港事務的政策，先是以給政策，給優惠來穩住香港，避免香港失控。在懷柔政策的感召下，香港的經濟逐步恢復。另外，中國大陸的發展那幾年得益于北京奧運的籌辦和舉行，國運興盛，香港也坐上了大陸發展的快車。2010年，中央政府與香港泛民陣營在政改的安排上出現矛盾，經過激烈爭論和談判，中央同意了民主黨的政改方案，使2012年的選舉向民主化走前了一步，接著是對2017年普選的政策，中央政府在2014年出籠了8.31人大決定，下了三道閘，阻擋了香港真普選的步伐，激起了香港非建制陣營的抗爭，釀成“雨傘運動”和本土主義興起。 港澳政策失誤 單仲偕認為，本土主義興起與中央政府的港澳政策失誤有密切關係，回歸20年來，一國成功，但兩制未落實，井水河水的關係沒有處理好，中方越來越多干預香港的施政，中聯辦在每次選舉中的角色港人看得清清楚楚。香港的直選和普選進程中，處處都有中央加以控制的痕跡，或者直接干預，或者通過不同的代理人干預。2017年的特首選舉，中央政策是錯上加錯，不但干預，而且是超級高度干預，指使市民對兩制信心崩潰，對中方處理香港事務失去信心，部分人產生了逆反心理，從原來的的歸宿感，到本土思潮，自決到分離，進而乾脆要求獨立。 他說，1997年香港回歸時，中央政府給港人的印象是有誠意讓港人高度自治，董建華施政時期干預較少，甚至阻止大陸其它省份官員干預香港事務。但在2003-04連續兩年五十萬人遊行之後，中央對香港事務出現了插手和控制的思維和對策，2010年至今在香港政改爭論中更加明顯表露出中方強烈的管控意志和手段。從效果看，沒有使香港的政改平穩發展，反而引起更多的反對聲音，形形色色的抗爭越來越多，特首與市民的矛盾越來越大，社會撕裂現象越來越嚴重，單仲偕批評道這應歸咎於中央的判斷失誤和政策失誤。 單仲偕說，解鈴還須繫鈴人，北京應該檢討自己的港澳政策，糾正偏差，需要爭取人心，而不是爭取權力。取消議員的資格，表面上滅了港獨的氣焰，但是硬性壓制，不能治本，就如塵土掃進地毯里蓋著視而不見，將來的反彈更大。本土主義是一種政治發洩，源於不滿情緒。事實上，港獨沒有客觀實力基礎，香港自古是中國一部分，香港人從來沒有脫離過大中華，現代差異多過文化差異，經濟上、生活上對大陸的依賴大，港獨沒有得到主流社會的支持，如果有適當的政策調整，港獨支持者會減少，如果香港的民主步伐快些，中聯辦干預少些，港獨的空間更窄小。 一國兩制符合香港的最大利益 作為“大中華派”的泛民中堅分子，單仲偕絕對不支持香港社會演變到一國一制，認為一國兩制最符合香港人的心願，最符合香港的現狀。即使本土派擔心2047年後香港可能失去一國兩制，遂提出提早15年進行前途談判，他仍相信將來香港還是一國兩制，想不到還有什麼別的制度可以替代。 他認為，中央應該用懷柔政策讓香港人多認識中國的發展，多交流多接軌，彼此的矛盾就會減少。在一國兩制下，香港的優越性可以得到彰顯和發揮，由於制度不同，香港仍有一定優勢，例如法治、自由貿易、資產管理、金融、基建、創新科技等。過去幾年的政治爭拗，使香港錯失了很多機會，如果用一個未經篩選的普選打造的香港政府來處理政改和其它民主民生問題，香港的發展速度會加快。在兩制的包容下，經過必要的國民素質提升階段，兩地的次文化衝突也會隨之明顯減少。 談到近期爭論較多的外籍法官判案問題，單仲偕說，《基本法》允許法官持有不同國籍，是基於對香港行之有效的獨立司法制度的信任，基於對專業法官擁有的豐富經驗和公正司法的考慮。香港實行普通法，以發生過的判例為參考依據，技術上本地與外籍法官判案沒有區別，聘用法官時，均要求他們忠誠於香港法律，公正司法，那種批評外籍法官必然偏袒的言論是扭曲了問題的實質，是對香港法治的無知，是內地思維方法。一國兩制對香港的好處很大程度上是維護了獨立的司法體系，是香港法治的根基。 單仲偕是香港泛民中比較溫和的代表人物，他是IT界的精英，長期從事銀行界的資訊科技管理工作，看問題比較客觀和理性。他的典型香港中產階級和精英階層的身份，足以代表香港人如何看待本地事務和期待中港關係。他參與民主運動多年，對香港特有制度的核心價值以及如何推動香港民主有較為成熟的思考。重要的是，他重視和期待一國兩制在香港能夠取得成功，而斷定它的成功將會自然而然地解決脫離現實的本土主義和港獨問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