極權主義緣何成爲全球性災難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上個月在瑞士達沃斯的世界經濟論壇，世界精英們禮貌地聆聽了中共“國家主席”習近平發表的主題演說。當然了，這位中國獨裁政權領袖並未提及以下事實：他和政治盟友們囚禁、逮捕人權活動家，迫害少數族裔和宗教團體，運轉著一個龐大的監控和審查系統，其餘的罪惡則不可勝數。一個旨在“改善世界狀況”的論壇卻為這樣一個高壓政權的領導人提供這般重要的一個講臺，這本身就令人心驚。習開始了他的演講，部分內容則是發問“這個世界出了什麼問題？”事實上，他本人就是問題的一部分。 當今世界，極權主義“事業”正在膨脹。據人權基金會的研究，有94個國家的公民正在忍受非民主政體的統治，這意味著有39.7億人正在經受獨裁者、專制君主、軍事集團或是競爭性極權的控制。從統計學上講，極權主義就是人性所面臨的極大——如果不是最大——威脅之一的話。 讓我們看看其它世界性危機的規模：大約8.36億人生活在赤貧之下，7.83億人缺少乾淨飲水。戰爭和衝突已使6500萬人流離失所。1994年到2013年間，每年平均有2.18億人飽受自然災害之苦。這些都是可怕、看起來難纏的問題——但是至少還有聯合國機構、救助組織和國務院團隊們處理這每一個危機。 相較而言，獨裁者和選舉上臺的專制者們卻拿到了免費通行證。世界銀行以慣常標準救助著高壓政權。聯合國並沒有反暴政維和部隊，也沒有對抗暴政可長可久的目標，更沒有人權鬥士大軍。 我們這些作者都經歷過極權之害，且有私人體驗。我們之中的一位曾被克里姆林宮的特工們毆打、列入黑名單、強制流放。俄羅斯總統弗拉基米爾·普京一刻也不停地打壓言論自由，明火執仗地吞併克裡米亞，在全球增加軍事行動：這些行徑都是在向冷戰倒退。另一位作者曾經目睹他的母親被委內瑞拉安全部隊射殺，他的大表弟則因“良心罪”而身陷囹圄，在一家軍事監獄裡度過了幾乎三年時間，飽受折磨。今天，囚禁異見人士、折磨抗議民眾仍是委內瑞拉總統尼古拉斯·馬杜羅治下政權的規定動作。這個政權貪瀆風行，腐敗透頂，目前正承受著災難性的經濟崩潰。 世界上的每一個角落都有普京和馬杜羅的共謀者。這些“准專制者”們正在摧毀自由媒體、囚禁反抗人士、操縱選舉，並犯下侵犯人權的累累罪行。土耳其本是一個大有民主前景、渴望自由空氣的國家，但是總統雷塞普·塔伊佩·艾爾多安卻已經關閉了149家媒體，將2000家以上的學校或大學重新洗牌，並解雇了超過120000名公務員，囚禁了超過45000名“嫌疑”的異見人士。而在北韓，金正恩則統治著地球上最甚的極權主義政府，將2500萬人民洗腦，以公開處決在他們之中製造恐怖。他還人為製造饑荒，布下龐大的集中營網路，使聯合國調查員想起波爾布特柬埔寨和納粹德國的往事。 還有許多不甚知名的獨裁者遍佈在巴林、哈薩克、赤道幾內亞這樣的國度。在這些國家，獨裁者們榨幹了本國的自然資源，將利潤放進他們的私人離岸帳戶。為了掩蓋暴行、洗白自己，他們還在自由世界雇用遊說人員、公關公司，甚至是政策智庫。 不公和鎮壓的糟糕之處還不僅限於此：極權政府承受著巨大的社會成本。獨裁者統治的國度有著更高的精神病發病率、更低的健康水準和預期壽命。以及，正如阿瑪蒂亞·森著名論斷所說，它們更有可能發生饑荒。它們的國民受教育水準低下，產出的專利更少。法國一國在2016年出產的專利數就超過了所有阿拉伯國家的總和——這並不是因為阿拉伯人的創新精神遜於法國人。原因在於，幾乎所有阿拉伯人都生活在死氣沉沉的極權之下。顯然，壓抑自由表達和創造力的後果，就是創新和經濟增長深受其害。在德國、南韓、智利這樣自由開放的社會，國民們目睹了商業、科學和技術的大幅前進。白俄羅斯、緬甸和古巴人對此只能無盡豔羨。 此外，自由國家之間並不會發生戰爭——歷史已經證明，這是唯一一條顛撲不破的政治定律。同時，獨裁者們卻經常開戰：他們經常和外國交戰，也常常和本國公民作戰。如果你對公共健康、貧窮或是和平憂慮滿腹，那麼你的使命就一清二楚了：反對獨裁暴政。 悲劇性的是，國際機構或國際組織並未成功地對極權主義有所抵抗。西方政府有時會抗議別國侵犯人權的行徑：比如俄羅斯、伊朗或是北韓——但卻常常忽視了中國和沙特這樣的國家——西方更熱衷和他們簽訂貿易合同、達成安全協定。聯合國成立的宗旨是為世界帶來和平和正義，卻將古巴、埃及和盧旺達這樣的國家吸納進入其人權理事會。在這個理事會裡，一位民主國家的代表和一位獨裁國家的代表享有同等的法律地位。一位旨在為捍衛他們的國民，另一位卻是在讓本國國民噤聲。2006年6月和2015年8月間，人權理事會對中國、古巴、埃及、俄羅斯、沙特和土耳其高壓政權的譴責聲明是零。 儘管，獨裁是許多國際問題的根本原因——健康水準低下、教育體系破敗、全球貧困——但極權主義卻很難成為世界範圍內主要國際會議的議題。這並不奇怪：許多包括世界經濟論壇和克林頓全球基金會（現已倒閉）這樣的機構卻從獨裁者那裡拿到了充足的資金。很少有人權團體專注於極權政體，大多數現存的人權團體都將他們預算的可觀部分用於批評民主政府（及其政策）。獨裁者們極少成為眾矢之的。 對抗暴政的偉大鬥爭已經失敗了——對於那些生活在極權統治之下、或是逃亡中的個體抗爭者和異見人士而言。公民記者阿卜達拉齊茲·阿爾哈姆薩、梅隆·愛斯特法諾斯發現，自由和平的國家裡甚少有人關注敘利亞和厄立特里亞的新聞。於是，他們不顧重重危險，自己做新聞。從北韓逃亡的李炫秀髮現：在中國，非法性交易的受害者們常常被拋棄、忽視。於是，她就自己向中國政府施壓。當羅莎·馬麗婭·帕婭的父親、古巴民主運動領袖奧斯瓦爾多·帕亞於2012年神秘死去時，她身上便肩負了開啟正式調查、呼籲古巴公平對待異見人士的重擔。這些個體們都一直需要支援：在他們的母國，沒有抗議維權的法律途徑，沒有美國公民自由聯盟，沒有華盛頓郵報，也沒有反對黨捍衛他們的權利。 如果我們要適當挑戰一下極權主義和獨裁制度的話——如果，如此之多的危機之果（包括軍事衝突、貧窮和極端主義）都能從根源上得到處理的話——這些異見人士就急需資助、戰略建議、技術培訓、關注度，以及聯合。為了引領這一波對抗高壓的潮流，各行各業的人們都需要加入這場運動。藝術家，企業家，技術人員，投資人，外交官，學生——不論你是誰，你都可以接觸到一個正處風險之中的公民社會組織，詢問你能盡力的辦法——利用你的知識，資源或是技術。 今天在全球大部分地區，極權統治都在繁盛之中。但是，自由世界的領袖們缺乏智謀和動力去創造一個全新聯合國式的民主國家聯盟。此時此刻，作為生活在自由社會的個體們，我們深信，揭露侵犯人權的行徑、利用我們的自由去幫助他人實現他們自己的自由，均屬義不容辭之道德責任。我們急需付諸行動。<div> </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