教育是事业也是使命——读钱颖一《大学的改革》

<div> </div><div><span lang="ZH-CN" style="font-family:DengXian;mso-ascii-font-family: Calibri;mso-ascii-theme-font:minor-latin;mso-fareast-font-family:DengXian; mso-fareast-theme-font:minor-fareast;mso-hansi-font-family:Calibri;mso-hansi-theme-font: minor-latin">钱颖一《大学的改革》一书有点像关于中国大学改革的百科全书，是一本“思辨—理念—行动”的实录。<o:p></o:p>  </div><div> </div><div><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Mar/3272017Qian.jpg" width="670" height="377" alt="" /> </div><div> </div><div>进入2017年的头一件喜事，是获赠钱颖一教授的大作《大学的改革》。拜读月余，非常感佩。</div><div> </div> 《大学的改革》分为“第一卷·学校篇”和“第二卷·学院篇”，2016年9月在北京中信出版社出版，是钱教授“过去10年在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担任院长和过去15年在中国教育领域不懈耕耘的实录”。这是一本“基于理念而行动的书”（1-3，指该书第一卷第3页或者第一卷第3页开始。余同）。   我是在1991年的一月，按照吴敬琏老师一个月以前的建议，专程到美国斯坦福大学拜识钱颖一教授的。自那时以来，时间已经过去了26年。在这漫长的岁月里，钱颖一教授一直给我很大的启示和帮助。在他忙于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院长的最近十年，我们见面的次数少了，但是他的著述，可以说是在更高的层面，继续给我许多启迪。   除了开头很短时间计算机科学系也在其内以外，我所在的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主要功能，就是经济学教育，后来还增加了管理学教育。“致力于经济学教育现代化”，是岭南学院在中山大学成立以来超过四分之一世纪时间里我给自己的定位。所以，钱颖一教授早年的《经济学科在美国》（1-260）、《经济学家市场在美国》（1-272）和《现代经济学在美国》（1-316）等系列文章，都是我追读的对象。及至近年以《中国教育问题中的“均值”与“方差”》（1-27）为代表的论述出现，钱教授对中国经济学教育问题和更加一般的中国高等教育的问题和中国整个教育的问题，提出了更加犀利更加深刻的剖析，其独到视觉，让我们许多人拍案叫绝。这是运用统计学概念阐明中国教育问题的力作。   人品与能力，均值与方差   要命的是高的也高不到哪里去，说的是缺乏出类拔萃的人才。我们均值高，比方说50，但是方差小比方说只有20，那么最拔尖的也只有50+20=70。人家均值低，比方说40，可是方差大，达到60，那么人家出类拔萃的在40+60=100的高位。这种情况，不仅影响我们在世界经济“创新竞争”中的表现，“更决定我们中华民族在人类文明中的地位”（引号文字，除用于个别名词或者词组表示强调以外，原则上都出自钱著。余同）。在《中国教育问题的四个维度》（1-31），钱教授提出，教育产出有两个维度，一个是“人”，另一个是“才”。钱教授指出，在“才”这个维度上，中国教育产出的“均值”高，“方差”小；在育“人”方面，却是“均值”低，“方差”大。限于静态理解的话，均值说的是整体的平均水平，均值高就是说平均水平高，方差说的是众多个体对均值的偏离情况，方差小就是说个体偏离平均值的散布面不大，包括差的也不会太差，高的也高不到哪里去。这种情况，是我们的教育文化长期以来是一种“考试文化”的结果，极端的说法，是把人“培养”成考试机器，并且以考试成绩作为衡量育才效果的标杆，从而经过从小学到大学多年来的“培养”，学生考下来的结果相对来说都差不多。   在这里，我还愿意指出，育才方面个体对于均值的高端偏离和低端偏离，二者对于整个社会的影响力，大小是很不一样的，表现出一种明显的“非对称性”。那就是，几个、几十个个体的很高端偏离，例如乔布斯、爱迪生、牛顿和亚当·斯密，对整个社会的进步贡献很大；相反，几百、几千个个体的很低端偏离，例如不会做加减法，对整个社会的负面影响，却可以控制得微乎其微。改革开放以来，一直听到国人对于欧美不少人不会做加减法津津乐道，并且以此断言他们的普通教育比不上我们。其部分原因，也是我们的这些同胞，不明白这个好坏影响“非对称性”的机理。   相反，在育“人”方面，我们的出品“均值”比较低“方差”却很大。那当然是很不好的局面，特别是因为个体人品的大幅度低端偏离，对社会的破坏性很大。对此，读者容易想象，毋庸我们赘言。这里值得注意的是，虽然一般议论的时候，大家都会说育人比育才更加重要，但是通观我们的教育，迄今基本上奉行的，却是前面提到过的考试文化。正是由于实际上一直只强调育才，钱理群教授批评我们的一些精英大学正在培养一些“精致的利己主义者”。在钱颖一教授看来，所谓“精致的利己主义者”，是那些“学过许多知识，善于利用制度的缺陷和传统的弊端，同时又没有人格底线的利己主义者”（1-43，2-164），他们“往往为了达到个人目的不择手段”（2-164）。   通识教育与个性发展   要改变这种非常偏重“育才”从而“育人”实际上几乎只是作为调料的局面，没有通盘的考虑和配套的改革，是无论如何做不好的。钱颖一相信（1-3），办学必须要有长远眼光、世界眼光和现代眼光。长远眼光就是要考虑学生的一生，世界眼光就是要汲取全人类文明的智慧，现代眼光主要体现在现代教育理念和现代大学制度，把教育现代化置于中国现代化进程的大趋势之中，并以教育现代化推动人类社会进步。   这是切中时弊的。很长时间以来，报考学校不是从兴趣出发，而是首先考虑毕业时的就业前景，这真是我们高等教育的悲哀。如果即时就业至上，那么办职校和培训班好了，还要大学干什么。   长远眼光非常要紧。钱颖一对清华经管的学生说，“多少年后，当你们回首在清华的岁月时，可能会感受到，让你们受益最大的，并不是哪门课程的具体内容，而是在清华受到熏陶的理念和思路，培养出的好奇心和想象力，结识的同学和师长”（2-37）。   体现把育人放在第一位，钱颖一认为，“主要研究型大学本科教育的目标应该是：培养每一位学生成为有良好素养的现代文明人，同时创造一种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1-135）。为此，他在清华经管学院“推动在本科一二年级以通识教育为主，汲取中国与世界文明的精华和全人类文明的核心”（1-34）。这就要明确，通识教育既不是专业教育的补充，也不是专业教育的基础，通识教育“本身就是价值”，因为它提高人的素养，提升人的文明程度，是实现“人的现代化”的必要条件（1-34）。所谓“心有诗书气自华”，或可略略比喻这个关系。   新生进入大学后需要改变以往主要靠背书和做题的学习方式，“大学的通识教育可以帮助完成这一转变。大学的通识教育与中学教育的重大不同不在于知识的深度和广度，而在于通识教育是一个忘记（to unlearn）、迷惑（to disorient）和再定位（to reorient）的过程（1-138）。按照这样的理念，清华经管为一二年级的学生开设《中国文明》、《西方文明》、《批判性思维与道德推理》、《艺术与审美》、《基础社会科学》、《中国与世界》、《物质科学》、《生命科学》（1-231）等课程，供学生选修。   关于培养现代文明人和创造环境使得杰出人才能够脱颖而出，我觉得钱教授谈到的他们的本科毕业生马原，已经可以作为一个生动的例子。马原从小喜欢画画，中学时对课堂上的东西没有太大兴趣，但是热衷于手机应用设计。大三在荷兰交换学习，四个月的时间里背包走遍了欧洲24个国家。在清华的四年，她最感激的，是她的学院同窗。作为同学们推选的毕业生代表，她在致辞中说：可爱的经管，可爱的同窗，以及那些可爱的回忆，是我们“夜空中最亮的星星”。钱颖一问她毕业后去哪里，她说去哥伦比亚大学读统计硕士。钱问为什么？她说，哥大有许多计算机专业毕业生，可能找不到工作，我去雇他们来创业（1-407）。这样的学生，能不让老师感到欣慰？   亮点多多，方便读者   阅读《大学的改革》，可以说亮点扑面而来。首先，在钱颖一教授的这个文集当中，关于许多大师级学者的主要贡献，都有非常扼要并且相当精准的介绍，甚至是只有一两句话的精准介绍。比方说在《现代经济学在美国》（1-316）靠后的地方，两句话就概括了纳什最主要的经济学贡献。在《理解经济学原理》（1-347），钱颖一教授夹叙夹议，非常扼要地谈到哈耶克和熊彼特的思想。这些都是人类文明史和经济学思想史的重要素材。   另外，关于“无用”知识的有用性（1-21），关于“学好”与“好学”的关系（1-39），关于好奇心、想象力和批判性思维（1-37，1-215），关于错误的教育理念和方法却可以扼杀或毁灭原始的创造性（1-23），关于人才永远都有、问题是给不给他以自由发展的条件（1-86），关于以人文为基础的人格是做人的准则（1-43），都有精辟的论述。至于“实用学科讲有用、基础学科讲有趣”的见解（1-127），“知识的价值可以是内在的，无须体现在它的工具价值上”（2-150）的思辨，更是发人深省。   具体到大学改革，钱颖一指出，高校都是“国有”的，改革比国有企业更难，重点大学的改革难上加难……大学改革比国有企业改革至少落后15年（1-63）。他还杜鹃啼血般呼吁，大学教师应该享有最大的思想自由（1-86，145）。   我个人还特别看重钱颖一教授关于“经济学是一门科学”（1-286）的说法。他鲜明地指出，“不少经济规律，特别是基本原理，是普遍适用于所有经济体的”（2-392）。这与国内一些知名经济学家一直渲染国外学来的经济学在中国不适用、渲染没有放诸四海而皆准的经济学理论，适成对照。实际上，钱颖一还直截了当表示，“西方经济学”这一名称本身就不是一个科学的概念（1-123）。   为了首先从理念上厘清思路，钱颖一教授花了很大力气，回顾了世界大学的发展历史和理念进化（1-176）。世界上最古老的大学，是意大利的博洛尼亚大学，英语国家中最古老的大学，是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世界上第一所研究型大学，是德国的洪堡大学，然后美国怎么学习欧洲，即本科教育学习英国的牛津大学和剑桥大学，研究生教育则学习德国的洪堡大学，再然后美国怎么发展成为全世界高等教育最发达的国家，不仅高校数量巨大，而且在位于世界前列的大学中美国大学占了绝大多数。他还特别强调，这种实力优势，超过美国所有其他行业的世界地位。   钱颖一指出（1-227），我们对美国大学的认识有一个重大误区，就是只认可它的研究。但是，如果看它对一个人的整体培养，包括知识、能力、价值等各个方面，美国的本科教育“无疑更胜一筹”。   因为亮点多多，《大学的改革》看上去有点像一本关于中国大学改革的百科全书。在写作该书的时候，钱颖一还对于许多重要引语，都认真地附注原文，这就为读者跟着做进一步的深入思考提供了很大的方便。《大学的改革》引用最多的，可能是对教育问题也谈得很多的爱因斯坦。按照我的印象，钱著几乎每次引用爱因斯坦，都附录原文。例如在《对本科教育的三条建议》中，钱颖一写道：爱因斯坦说过一句非常有名的话：“大学本科教育的价值，不在于了解多少事实，而是训练大脑去思考。”当页脚注马上提供：英文原文为：“The value of a college education is not the learning of many facts but the training of the mind to think.”这是一种真正“读者友好”的著述方式。   《大学的改革》是一本“思辨—理念—行动”的实录。应该说，钱颖一教授所做的，有少数在别的一些地方也做过。例如在上个世纪末，中山大学岭南学院的实验班，就开设过中国文化、外国文化以及哲学、历史等体现通识教育的课程。但是比起清华经管，普遍都差得很远，而且许多都未能坚持下去。之所以成效不大，固然是因为没有通盘的考虑和配套的改革，很大程度上也因为没有钱颖一教授那样的事业心。   目力所及，我觉得钱颖一教授是从海外回国担任学院负责人办学最投入的学者。从经济学者转换为教育管理者和教育改革者，是他的“人生选择”。他说：“这些年来，我在清华经管学院没有带过一个博士生，没有申请过一笔科研经费，也没有主持过一个自己的研究中心、研究院或研究所。”“因为在我看来，做一流的院长和做一流的学者一样，都需要全身心的投入。”（1-1）   我非常钦佩钱颖一教授的投入，非常钦佩清华经管已经取得的成功，以及展现给我们的前景。如果高度概括的话，钱颖一教授的办学理念，是“大学为学生”。他的理想，是要把大学办成“培育学生自由生长的‘土壤’”（1-34），办成“杰出人才赖以生长的‘土壤’”（1-145）。回想20多年前在广州东山与朋友一起吃饭，我们都非常欣赏培育“土壤”的说法。现在看到清华经管的长足进步和理念升华，实在非常高兴。   《大学的改革》篇幅很大，看起来有点吓人。不过哪怕你没有大块时间把它一口气读完，它也一定可以让你感受“开卷有益”。事实上作为一个文集，它是由许多单篇组成的，每次看一篇，总没有问题吧。我甚至觉得，只要你关心中国的高等教育，哪怕随便从我这个书评提到的某个你感兴趣的亮点入手，你也会被吸引着继续看下去。《大学的改革》有这样的力量。   本文是中山大学教授王则柯为清华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钱颖一《大学的改革》一书作的书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