漫議一萬五千名科學家的聯合警示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div> 據英國《獨立》報11月13日報導，近期有來自184個國家的15,000多名科學家發表聯合聲明，稱人類並沒有采取足夠的行動來應對環境危機，如果人類繼續無動於衷，那麼世界將面臨毀滅。令人略感欣慰的是，臭氧層空洞問題有所改善，這使我們意識到全人類的果斷行動可以產生立竿見影的效果。負面的消息太多，簡而言之，除了臭氧層空洞，其他所有的資源、環境問題無一例外不在繼續惡化。科學家們警告：人類快速增長的人口和無節制的資源消耗繼續威脅著地球有限的資源，盡管目前的情況還沒有發展到無可挽回的地步，不過留給人類的時間已經不多了，人類必須立即采取行動來拯救我們唯一的家園。 這份聯合聲明提及了一系列全球環境災難，如氣候變化、濫砍濫伐、物種滅絕、淡水缺乏、海洋死亡區等等。聯合聲明的發起者，美國俄勒岡州立大學的威廉·瑞波（William Ripple）認為，人類正走在一條不可持續的道路上。人類並沒有試圖去限制人口增長，也沒有在溫室氣體減排、鼓勵可再生能源、保護動物棲息地、恢復生態系統、遏制汙染等方面做出足夠的努力，而這些恰恰是拯救地球所必須。根據各國政府、非營利組織和學者們的給出的數據，科學家們指出：在過去的25年時間裏，全球人口增長了35%、人均淡水資源減少了26%、海洋“死亡區”面積增加了75%、哺乳動物、爬行動物、兩棲動物、鳥類和魚類的數量減少了29%、近3億英畝的森林已經消失，但全球的碳排放量和平均氣溫卻在顯著上升。雖然人類在臭氧層保護、可再生能源方面有所改善，但破壞的程度遠大於改善程度。他們希望能夠用這“第二封信”來喚起公眾對全球環境和氣候問題的關註。 為什麽自稱“第二封信”？——這份聯合聲明是25年前第一份科學家聯合聲明的繼承者。1992年，1700名科學家聯名向全人類發出一個嚴重的警告：人類活動對環境和資源造成了不可逆的嚴重破壞，如果不采取行動，勢必將威脅到整個地球的未來。25年過去了，情況非但沒有改善，反而變得更糟。這不禁使人發問：人類到底怎麼啦？<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Dec/1232017YZH1.jpg" width="200" height="297" alt=""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Dec/1232017YZH5.jpg" width="200" height="304" alt="" /> <!–[if gte vml 1]> <![endif]–> 羅馬俱樂部：《增長的極限》和《只有一個地球》   稍加梳理，可以發現此類警告在當代已經多次出現。如果從當代環保先驅蕾切爾·卡遜發表《寂靜的春天》的1962年算起，於今也有半個世紀以上的歷史了。1972年，跨國學術團體羅馬俱樂部發表了著名的研究報告《增長的極限》。這是以模型的方式分析全球環境、資源問題的第一次重要嘗試。雖然模型的準確性曾受到一些質疑，但所提出的人口劇增、糧食短缺、資源枯竭和生態環境日趨惡化等問題早已成為世界各國政府、專家和民眾日益關註的重大生存危機。後來，羅馬俱樂部繼續發出警告（《關於財富和福利的對話·1981》）：“經濟和生態是一個不可分割的整體，在生態遭到破壞的世界裡不可能有福利和財富。旨在普遍改善福利條件的戰略，只有圍繞著人類固有的財產（地球）才能實現；而聚集財富的戰略也不應與保護這一財產的戰略截然分開。一面創造財富，而一面又大肆破壞自然財產的事情，只能創造出消極的價值或破壞的價值。” 發表《增長的極限》同一年，在斯德哥爾摩召開的聯合國第一屆人類環境會議上發表了一份重要報告，題目是《只有一個地球》。闡述了經濟增長所帶來的資源和環境問題，呼籲各國人民重視維護人類賴以生存的地球。本報告執筆者為一位英國經濟學家和一名美國微生物學家，但資料由40個國家提供，並得到了58個國家和152名專家組成的通信顧問委員會大力協助。雖然這是一份非官方的背景文件，但仍然具有不容忽視的權威性。 對於《增長的極限》和《只有一個地球》這兩個裏程碑式的報告，中國政府的反應“可圈可點”。中國政府幸災樂禍，語帶譏諷，說西方所面臨的生態危機是“資本主義黑暗面大暴露”。中國的官方報刊對自己已經開始嚴重化的環境問題隻字不提，卻趁機抨擊發達國家的環境危機，將其歸結爲資本主義的制度性危機。正是在發表了《只有一個地球》的斯德哥爾摩第一次人類環境會議上，中國拒絕參加會議綱領性文件《人類環境宣言》（即著名的“斯德哥爾摩宣言”）的表決和簽署。因爲這個宣言沒有指出環境汙染的主要社會根源是帝國主義、新老殖民主義、超級大國所推行的掠奪政策、侵略政策和戰爭政策。1974年，中國翻譯出版了《只有一個地球》，內部控制發行，並在“譯序”中進行了意識形態化的批判，說《只有一個地球》“在人類環境問題上大肆散佈悲觀、絕望的論調”，“正是資本主義日暮途窮的無可奈何的哀鳴”，目前“不是‘生態危機’到來了，而是資本主義政治經濟總危機加深了；不是‘資源枯竭’了，而是正如列寧所指出的，資本主義‘這個反革命制度已經枯竭了，它的社會力量已經枯竭了……’”認爲“國際壟斷資產階級……掩蓋環境問題的階級實質”。<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Dec/1232017YZH2.jpg" width="680" height="510" alt="" /> <!–[if gte vml 1]> <![endif]–> 數據：中國的污染致死率全球最高   現在返回頭看，這些譏諷、批判全成了笑話。中國後來居上，成為全世界最大的汙染源和資源濫用者。中共的敏銳直覺是對的，環境問題背後確實有政治的制度因素，只不過中國與西方完全相反。現在，發達國家的資源與環境災難已獲得明顯改善，但中國卻走上了一條對資源環境破壞最快、危害最烈的“崛起”之路，難以挽回地滑向深淵。 對中國環境資源之制度性分析，我已經寫過太多的文字。今天想轉換話題，談一談發達國家（民主國家、歐美日等）的制度性問題。 《增長的極限》提出一種人類自我限制的理論，提倡人口總數應該與地球資源和環境自淨能力之間維持一種動態平衡，因此，羅馬俱樂部被學術界追封為“零增長學派”。此外，還有“新古典經濟學派”和“人類行為學派”。新古典派希望在市場機制上引入國家調節，以立法等措施強制經濟部門保護資源與環境。人類行為學派反對國家幹預，提倡重新界定社會“發展”的定義，放棄追求利潤而犧牲環境的做法，放棄“消費式的生活”，制定新的“具有人類價值的尺度”，把物質資料生產放在第二位，把幸福和創造性活動放在第一位。儘管這幾種學派之間有種種爭論，但在我看來都具有積極的意義。從現今回顧，新古典經濟學派的主張實際上已為世界採納，成為各國政府保護資源與環境的法律手段。因為它比較容易實行，沒有觸及資源環境問題的根本。羅馬俱樂部提倡“零增長”，這和人類行為學派要求重新定義價值尺度是一回事，都觸碰到了人類貪得無厭的物慾及其制度性表現——市場。因此，這兩派思想都被視為美好而無法實現的道德“空想”。 民主政府在道德淪喪面前一籌莫展，無法用說服的方法使民眾放棄過度消費的生活。既然選票決定一切，那就必須迎合無限的增長與繁榮。在世俗主義、唯物主義看來，道德（比如公正、勤勞、克儉、樸素、與大自然和睦相處等等）是一個討厭而且柔軟的約束。而在各種宗教裡，道德才是堅硬的第一的要求。一旦削弱、壓制宗教，必然人欲橫流，金錢、市場自然就變成了上帝。過去可不是這樣。在過去，魔鬼就是魔鬼，上帝就是上帝。為榮耀上帝（而不是榮耀自己），美國清教徒先民“拼命地掙錢、拼命地省錢、拼命地捐錢”。正因此，美國人在象徵財富的鈔票上印上了他們的國訓：“我們信靠上帝”。<div> </div><div> </div><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Dec/1232017YZH3.jpg" width="650" height="420" alt="" /></div> 美元上印製的國訓：我們信靠上帝   現代經濟學的創始者亞當·斯密認為（並認可），人的動機都是自私而貪婪的，自由市場的競爭將能利用這樣的人性之惡來降低價格，促進生產。雖然生產者只追求“生產的價值能夠最大化，他所盤算的也只是他自己的利益。在這些常見的情況下，經過一雙看不見的手的引導，他也同時促進了他原先無意達成的目標。”“進而造福整個社會。”在相當長的時期內，或者說在羅馬俱樂部提出“增長的極限”之前，我們都可以大致承認亞當·斯密理論至少是有效的。但隨著現代大生產發展，亞當·斯密的一個致命的漏洞出現了：資源與環境容量是有限的——人類只有一個地球。實際上，在他的整個經濟學體系中，一個暗含的前提即是資源和環境無限——地球無限。 上世紀三十年代大蕭條時期，英國經濟學家凱恩斯提出一個理論，主張政府運用財政政策和貨幣政策來刺激需求，以需求來拉動經濟。就短期效應來看，凱恩斯主義在一定程度上可能緩解就業問題，但從長期的根本的角度來看，他加倍忽略了我們“只有一個地球”。為了替自己的短期政策辯護，凱恩斯說過一句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他說他的理論是要指導政策制定者如何度過“暴風雨季”，對長遠忽略不計。“長遠是對當前事務的錯誤的指導。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我們不必苛責古人，在亞當·斯密和凱恩斯的時代，尚預見不到地球資源會匱乏甚至枯竭，汙染會遍及全球並危及人類生存。凱恩斯與徹底的唯物主義者一樣，自忖沒有永生，沒有最後的審判，自然無所畏懼，但後人悠悠之口難杜。著名經濟學家、《通往奴役之路》作者哈耶克1977年說，“凱恩斯有句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死了，這說明他受制於當下政治上的可能。他停止思考長遠來看什麼是可為的。因此我認為他不會產生什麼長遠的意見。” 2013年5月，在一個會議的討論時段，有人問主講者哈佛教授尼爾·弗格森一個問題：你怎麼看凱恩斯的名言“從長遠看，我們都已經死了”？這位著述頗豐的歷史學家脫口而出：“凱恩斯是同性戀，他沒有孩子，所以不關心未來。”——這下可不得了，政治不正確！幾句話引起軒然大波。弗格森在網絡上發文致歉：“我說了一些關於凱恩斯的蠢話。第一，顯然沒孩子的人也關心未來。其次，我忘了凱恩斯的妻子曾流產。”然後解釋說：“我沒說過凱恩斯的經濟學思想僅僅是他性取向的簡單函數，但是也不能說他的性取向在歷史地理解他時毫不相干。”最後忍不住反唇相譏，列舉了凱恩斯對波蘭和美國的“政治不正確的”言論。弗格森得罪了沒孩子的人，是應該道歉。但我作為一個小說家，當然不認為個人生活史與思想行為之間毫無關聯。沒孩子的人不一定不關心未來，但沒孩子的人更容易不關心未來。依我之見，弗格森看待經濟問題的宏觀視野更為可靠。他說：“經濟學家多數是根據模型數字分析，但是歷史學家往往看的是跨度更大的歷史長河的範疇。”《美國展望》有篇文章言簡意賅：“其他經濟學家關註的是經濟增長的最大化，凱恩斯則進一步希望將享樂最大化。”——一針見血。本來人欲無限，再來刺激一下，地球就擱不下這個貪婪無度的人類了。<div> </div> <img src="/EditBackyard/EditorData/Photo/2017/Dec/1232017TZH4.jpg" width="684" height="434" alt="" /> <!–[if gte vml 1]> <![endif]–> 如果投票表決，凱恩斯和羅馬俱樂部誰會贏？   生活已經證明，民主制度在保護環境與資源上有顯而易見的優越性，但仍然存在尚未解決的難點。仍然拿凱恩斯說事兒：如果讓人們在凱恩斯與發表聯合聲明的15,000名科學家（或者羅馬俱樂部）之間投票，肯定凱恩斯遙遙領先，因為凱恩斯迎合了當代人當下的欲求。如果讓後代子孫投票，凱恩斯肯定罪該萬死，因為凱恩斯剝奪了他們應有的生存權。民主制度的多數決，在某種程度上已淪落為慾望的表決。至少在這一點上，我質疑福山的《歷史之終結》。本來，民主機制中預設有長遠利益的代言者，如參議院（元老院），但事實證明參議院失效了。再加上大型跨國公司、大型銀行和大型連鎖店對國家和活生生人的凌駕，情況似乎越來越糟。只有在人類社會創造出某種機制，有效地限制了資本與市場的過度貪婪，使慾望與精神、人與大自然達致平衡，從而避免了自我毀滅，只有到那時，社會制度發展史才可以宣告終結。 附帶補充一句：實際上我並不認為歷史是一種矢量，在冥冥中指向某一個慾望的天堂。發展、進步、前進、崛起都不是一種價值，生命更為重要。生命與自由、平等、博愛一樣，是一種價值，而且是終極的價值。生態系統不知道什麼是“發展”、“進步”，只知道“平衡”。正因為我們人類生存其間的這個地球生態是在漫長歲月裡形成的，是這樣的山水江河海洋空氣這樣的動植物所構成的環境使我們的生命得以存活、延續，所以，維繫這樣的平衡就等於維繫我們的生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