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人都写口述史，莫让岁月尽成灰！聲明：八十多岁老人，回忆自己七嵗對天津的印象，困難不少。首先，当时年龄小，涉事淺，对世態炎涼似懂非懂，難以理解深透；其次，年代久远，印象模糊，人名地名和事情細節多已淡忘；第三，隨著代變遷與城市重建，如今老街道已面目全非，就算舊地重游，也找不回當年的印象了。好在，有長居天津的亲友帮忙，盡力拼凑，大致描繪出一個概貌。细节未必准确，甚至可能張冠李戴，但能大体再现五十年代初到大躍進前後，一家个体工商户的生存概貌。至於代表性多大，見仁見智。在此鄭重聲明：所有描写與議論，僅限于我個人現在的認知，谬误不妥之處，概由我自己負責。
過往的回憶錄曾經提及，1949年秋，蘭州解放，原囯民政府公營的西北公路局解散，父親程德華失去司机工作，於是東拼西凑，買輛美製的二手道奇卡車（那時中國跑的卡車，幾乎全是美製道奇或福特），携妻帶小，一路開回河北老家，試圖在華北幹個體運輸。幾經嘗試，方知困难重重，因爲新政府熱衷集體跟國營，對私營和個體施加種種限制。於是他知難而退，賣掉卡車，繼續找工。當時戰後重建，百廢待興，經驗豐富的老司機比較搶手。最終在綏遠省（后改内蒙古自治區）國營運輸公司找到新職，月薪八九十万元（当时人民幣一萬，约等于币制改革后的一元），遠高於多數年輕司機。但因新政府紀律嚴明，禁止夾帶私貨，所以，實際收入，明顯低於在蘭州的日子。
家國變遷，兒童可憐
為減少家庭開銷，父母商定，暫時讓母親帶弟弟回河北農村老家，讓我這個已達學齡的長子，先寄住在天津大姑家，接受城市教育。至於日後怎麽重聚，看情況再說。於是，七嵗的我，暫時成了天津居民。天津“解放”比蘭州早半年，當時社會秩序已趨穩定，又是北方開放最早的大都會，經濟地位高於北京。也許有朋友會問：那時進天津落戶入學，需要批准嗎？不需要，當時沒有城鄉隔離，全國人人都能自由遷徙。此處不妨多說幾句：如今，城鄉隔離的戶口政策，許多人習以爲常，誤以爲城鄉分割，歷來如此。
其實，這是很大的誤解。我八十年代在美國寫博士論文，曾以《中國戶籍制度》為題，查閲過不少資料。無論歷代典籍如何描寫當時的戶籍，出現過多少“編戶齊民”“戶籍保甲”說詞，但究其實質，傳統戶籍管理，都不外三個目的：一賦稅、二勞役、三治安管理。除了流放的犯人，被充軍到邊遠地區，甚至臉上刺字，防止出逃以外，一般良民百姓，都能自由擇居擇业。就連日本占領年代，也沒限制過遷徙和擇業自由。如今環顧世界，只有三个国家：中囯、朝鮮和非洲小国貝寧，（在朝鲜帮助下）繼續實行嚴格的戶籍管理和出生地等級歧视。
另外，中國現行的僵硬戶口制，也並非自1949年中共建國就有，而是始於1957年公安部頒發的一個《戶籍管理條例》（注意，行政条例並非立法），开始限制自由遷居。但是，由於1958年大煉鋼鐵和工業上馬压倒一切，各地并未認真執行上述條例。直到两年后的1959年冬天（十月份），隨著工業下馬和大饑荒來臨，商品粮供应困难，中央才三令五申，開始嚴格執行上述條例，於是各地逐渐收紧，直到到完全堵死未經批准的自發遷移，特別是農村向城镇，小城市向大城市的遷移。因此，我們家兩次落戶天津，都發生在上世紀五十年代早期。我個人，從饒陽遷居並轉學到呼和浩特，則發生在1959年暑假，算是搭上从農村戶口轉城市的最後一班車。
回头再说1950年，我们一家四口，分居三地（河北，内蒙和天津）。我住的大姑家，位于天津老城區北馬路（东西走向）的北側，256號，大約在北大關和西北角之間，是一棟双门脸兩層西式樓房，是大姑家的私人物業。整棟樓房砖混结构，灰色水刷石門臉，半中半西，跟兩側多數的商业楼宇大同小异。整棟楼平分為二，西側那一半，出租給一家古玩店。東側一半是商住兩用的《張明泉理髮舘》，來自三個最初合夥人的姓名縮寫，其中“泉”字，代表大姑父的姓名李泉盛。樓上樓下各约五十幾平米，樓下是店面，樓上是大姑一家（夫妇俩和刚会走路的女儿玉荣）的臥室兼起居室，半個沒淋浴設備的衛生間和一个很小的厨房。二樓的小走廊尽头，有個狹窄的木樓梯，通到三層一个更小的頂樓（閣樓），原本是個儲存室，僅有十來平米，因爲甩開馬路，相對安靜，是我獨處的地方。孤獨之中，難免勾起對母親和弟弟的思念，有時會在夢中哭醒。小閣樓有個優點，毗鄰东侧的萬年青中藥廠，藥廠寬闊的後院，有高大的松柏樹，不時有小鳥嬉鬧鳴叫，勾起我对蘭州大雜院的记忆。藥廠偶尔散發中藥蒸汽，混合淡淡的甘草香甜。
有時大姑忙不過來，會喊我下樓幫忙，照看蹣跚學步的表妹玉榮，或者幫大姑洗菜刷碗，準備十來口人的伙食。理髮館的全體員工（包括夥計和學徒，少時七八位，多時十幾人），跟家人一樣，同吃同住，食宿免費。伙食標準，早晚粗糧（棒子麵窩窩頭，小米稀飯或玉米粥），配鹹菜腐乳等小菜；中午細糧（饅頭、大餅或大米飯），配炒菜或燉菜。每周午餐有兩次葷腥（鷄鴨海鮮肉類）。另外，店裏招來新員工，一般都從學徒幹起，三年學徒，只管食宿和醫藥，沒有薪水，每月有三天休息，過春節有十天探親假，外加數目不等的紅包。三年出師之后，才有等級和薪水。據説，這是本行業的傳統。員工們的住宿條件很差，別說沒有隱私，就連集體宿舍也沒有。晚上，理髮店關門打烊後，把水磨石地板清掃乾净，鋪上草墊，打開鋪蓋卷，就是員工們的宿舍。早晨起床後，捲起鋪蓋跟草墊子，一起曡放到後院倉庫，彩色水磨石地面擦洗乾净，進口的鑄鐵真皮轉椅一字排開，現代化的的理髮館，又開始笑迎顧客。
（程鉄軍七歲，與大姑和玉榮攝於1950inane）
學徒工小權跟寳華，是兩個聰明伶俐的男孩兒，跟我關係很好。大約十五六嵗，都是天津遠郊寶坻縣農村來的失學兒童（據説，寶坻縣農民進城學理髮，有歷史傳統）。他們除了負責前店的衛生雜務，也經常在厨房幫忙，前前後後，腿脚麻利，愛開玩笑。偶爾在休班的時候，會領我去一片叫墻子河的沼澤地采蘑菇抓蛐蛐，那是我們最快樂的時間。我印象中，像理髮館這樣小規模的個體商戶，老板夥計學徒工之間，關係非常和諧，有些還有親屬關係，根本感覺不到階級矛盾和對立衝突。
在我这个甘肃孩子眼里，说天津是现代都会和十里洋场，毫不为过。海河与大运河，在天津市区交匯，货运码头跟内河渔港距离不远，大小船只南来北往，两岸人头涌动，非常热闹。大姑指常讓我提个大竹篮，去河边的海鲜市场买魚蝦，为大家改善伙食。各种海鲜都很便宜，十幾萬元（一万=1元）就能装满一大篮。記得一种叫石猴兒的半透明小鱼，手指大小，一千元（等于一毛钱）一斤。没鳞，也不用去头尾，用手抓挤几下，毛刷搅一搅，清水漂一漂，就非常干净。再用面粉、五香粉跟盐搅拌一下，油锅一煎，就玉米窝头吃，美味无比。
大姑父喜欢养鸟和金鱼，為理髮店增添樂趣，有时让我去舊城的南市兒，买鱼虫和鸟食，那裏類似農村的集贸市场，各种稀奇古怪的东西都卖，还能碰到杂耍卖艺人的圈子，拉洋片的摊位。我也好奇擠上去，花三百（三毛）看一会儿拉洋片。卖艺人手忙脚乱，连说带唱，解說小人書上看不到，只有瞭望孔才能看到的洋人图画故事。
一年小學，恍如做夢
1950年初，共和國繼續沿用民國習慣，新學年從春季算起。記得春季後不久，父親領我去一家小學注冊。步行半个多小時就到，依稀記得叫中營小學（也叫鼓樓西小學），是天津比較老的公立小學之一。學校位於老城廂的鼓樓西側，進校門就是操場，整潔寬敞，幾排教室全是青磚瓦房，只有一棟兩層樓，是圖書館和辦公室。操場东頭有個略高的平台，上面豎著旗杆，五星紅旗高高飄揚。每天早自習之後，全校列隊做早操，然後升旗唱國歌。
注冊手續簡單，教導幹部看看我家戶口本，登記姓名地址性別年齡，收取很少的課本和校服費，校服是蓝色冬裝外套（夏裝改發：男生藍短褲和白短袖衫上衣，女生則是白上衣和藍短裙），另給一套學生守則和課程表，最後領我們到所在班級，受到班主任跟同学欢迎。父親嘱咐要聼老師話，好好學習，随后转身告別。從第二天開始，我自己步行上學。大姑很注意我的營養，讓我每天上學之前，先喝一個生鷄蛋（鷄子兒），再給點零錢，讓我自己在上學的路邊早點攤上，隨便買我喜歡的早點。對于喝生鷄蛋，我不習慣那股腥味，也不理解，為啥大姑迷信生鷄蛋最有營養。後來才知道，雞蛋最衛生而科學的吃法，還是白水煮蛋七八成熟。
理髮舘門前，就是筆直而寬闊的雙行大道北馬路：車水馬龍，喧嘩熱鬧。大小機動車、馬車跟人力車混雜一起，交叉穿行。一條電車道，從早到晚，叮噹而過，車頂不時擦出啪啪的火花，分外刺眼。好像當時還沒引進紅綠燈，但十字路口中央，有交通警站崗，手持指揮棒，威風凜凜，指揮車輛行人。穿過寬闊而繁忙的北馬路，繼續往西南方向的老城區走，在許多胡同口，能看到早點攤位。我最愛吃的是大餅油條（天津人叫炸果子）跟豆腐腦（或老豆腐）。
還有一種天津獨特的嘎巴菜（或者鍋粑菜），五香滷湯泡著淡黃色的鍋耙豆皮，美味營養，配上香菜和韭菜花，風味獨特，也是我喜歡的早點之一。我們這個新生班，四十多男女同學，活潑友愛，少有打架鬥毆的事情。課間休息，大家嘰嘰喳喳開玩笑，都說天津話，只有我一個外來客，帶濃重的甘肅口音。反正都是北方話，互相能懂。大姑全家也說天津話，所以沒過多久，我也改成天津口音。
班主任謝老师是南方婦女，打扮入時，儀態端莊，態度和藹，负责语文算術两門课。她講話慢條斯理，能把一年級簡單而枯燥的語文課，講得有聲有色，讓孩子們不時發出歡快的笑聲，讓我印象深刻。比如第一篇課文，“人，一個人”，“一個人有兩隻手，左手和右手…..” (後來聼台灣人說，他們一年級也有這篇課文。可見，民國舊教材，五零年還沒來得及更新) 。謝老師讓同學伸出手，先自己察看，再互相觀看，找出指頭、指紋和掌紋的特色，再從人類進化的角度，講解手脚的異同，進而講到由猿到人的演變過程中，手的重要作用（攀緣、防身、製造並使用工具等），最後引申出“是勞動創造了人”這個重要結論。如果沒有廣博的人類學知識，單從這篇簡短的課文，很難講得出神入化。
因爲母親跟著外祖父（前清秀才，私塾先生）念過私塾，有點文化底蘊，對孩子的學前教育很重視，所以我上學前已經認識不少字，入門算術也大概知道，所以天津的启蒙课，對我來説並不難，反而是音體美小三門（特別是美術）讓我感觉新鲜，爲我後來自學國畫打下點基礎。
學校都是走讀生，中午有兩小時午飯（休息）時間，我回大姑家去吃大鍋飯。下午放學後（外加周日）時間充裕，能幫大姑做家務，有時幫理髮店搞衛生，擦玻璃掃地，清潔桌椅，整理窗臺櫥櫃等等。記得金魚缸旁邊方，有個木制的話匣子（無綫電收音機），為顧客播放音樂戲曲用，間有中央和天津台的事實新聞。每當播音員聲調高亢，表情嚴肅，預示著什麽政治運動又要到來。每到這種時刻，光頭斷髮，體態發胖的大姑父，都會凝神靜氣，洗耳恭聼，隨之滿臉愁雲，咳聲嘆氣。
(玉榮小表妹兩歲，大約攝於1953年)
長大後我才逐漸明白，粗通文墨，愛讀報紙，心地善良的大姑父，外號叫“胖子”，不但員工這麽叫，大姑也習慣直呼“胖子“。他從50年代初開始，就預感到社會要大變，全家可能遭遇厄運。記得他說過，雖然中央領導人劉少奇，對天津資本家有過著名的“剝削有功論”講話，希望他們加大投資，共產黨“歡迎剝削”，鼓勵私人資本，共同發展新民主主義云云，但實際政策是另一會事，往往不能自圓其說。
母親說過，姑父從小在饒陽縣城關鎮的東草廬村長大，十幾歲隻身一人到天津衛學買賣，在多個商鋪學過徒，從站櫃檯售貨開始，後來學會理髮，省吃簡用，跟朋友合開一家小理髮舘，從兩張木椅子開始，慢慢發展到十几把進口的真皮鉄轉椅，雇用多達十幾個夥計和學徒，最後在天津商業區的買下一棟洋樓，自用一半，分租給別人一半。一個從饒陽來的農家子弟，能在十里洋場的黃金地段，混入中上階層，談何容易？
當時，理髮這個古老而時髦的行業，跟搓澡，修脚，按摩等個人服務類似，屬於邊緣行業，多數受到黑社會控制。為安身立命，不受欺負，年輕氣盛的李泉盛，練過武術，學過柔道，加上性格開朗，仗義舒財，人脈關係特好，對黑幫團夥有一定震懾力。經過多年博弈，最終擺脫黑道欺壓，在衆多理髮館中脫穎而出，樹起自己的名號。沒想到，他的俠肝義膽，寬厚仁慈，反而成爲日後家庭悲劇的導因之一（詳情後續）。
城鄉對比，差別巨大
一年小學，轉瞬即逝。暑假一個多月，作業不多，多數時間還是幫忙家務，抽空讀點小人書（連環畫）。我特別喜歡《水滸傳》和《三國演義》改編成的系列故事，圖文並茂，引人入勝，成爲我古典文學的敲門磚。秋季開學之後，很快進入冬季，迎接年終升級考試，和不久到來的新年與春節。在天津如何過的第二個春節？我已經沒啥印象，大約跟第一個春節，沒啥兩樣。除了穿新衣吃好飯，給長輩磕頭收紅包，就是臘月三十和正月初一的鞭炮齊鳴，讓我聯想起一九四九年八月蘭州戰役的恐怖和血腥。
春節之後，順利升入二年級。五一過後，春暖花開，我們換上夏裝，戴上少先隊紅領巾，頗有自豪感。不久，母親跟弟弟搭乘貨船，從呂汗村來天津，接我回饒陽老家。據說奶奶催過幾次，讓我轉回本村念書，能省錢，公辦的張村小學，剛剛升格成中心完小（完全小學）。奶奶雖然不識字，但堅持她愛認準的農家信條。她的口頭禪是：“小子不吃十年閑飯。哪有光念書不幹活的道理？起碼星期天跟節假日，得幫家人幹點農活”。
於是，我去學校開了轉學證明，收拾書包文具，告別謝老師跟班上同學，依依不捨地離開中營小學。第二天早晨，又跟大姑全家及師傅長輩们一一道别。然後，我们母子仨坐上一輛洋車（人力黃包車），匆匆趕到海河碼頭，登上饒陽來的小木船。小船順海河行駛，逆流南下，到滄州附近轉入子牙河，朝西南方向走。到獻縣境内再拐進滹沱河，一路往西奔饒陽。
這是我首次近距离觀察華北大平原。跟天津舊城的煤烟笼罩，空氣混濁，聲音嘈雜相比，鄉下完全是另一個世界：藍天白雲，沃野千里，小麥楊花，空氣中夾雜淡淡清香。艷陽下，河水泛著鱗光，略显渾濁，但風平浪靜，缓缓东流。陸地上，兩位船夫大叔，揹著長長的縴繩，低頭彎腰，赤足沿岸邊行走。船上另两位大叔，一人撑篙掌舵，一人控制船帆，借側风推力，船舷輕輕拍打水花，緩緩往上游移動。
这是一種最原始的木船，全靠人力和風帆。只在有水無冰季節，往返于饶阳吕漢码头和天津海河碼頭之间，船頂上有苇席和油布搭成的簡易货舱。去程主要運送粮棉油农产品，回程则装满曬乾的海產（咸鱼、海带、蝦皮之類）和日用百货。货舱下面是两个底舱，前舱是四位船工的鋪位，后舱供散客乘坐。饶阳到天津的直线距离，僅有一百六十多公里，就算卡车沿土路慢行，也不过大半天路程。而沿著弯弯曲曲的河道，則绕路太多，加上逆水行舟，速度慢如牛步。
母亲说，她跟弟弟从饶阳来津，是顺水下行，一天半到达。但我們返程是逆行，需時三天。中途两次过夜，停靠在沿河的小镇店，船夫們睡一覺，也能下船吃点热饭菜。弟弟對看风景没兴趣，多数时间蒙头睡觉，醒來就翻看我给他買的小人书。我跟母亲則有說不盡的家常話，想打听老家的生活和学校情况。听她口气，跟天津相比，农村生活非常艰苦，她让我“要有思想准备”。
第三天，紅日西沉，炊烟升起的时候，木船终于到達吕漢码头。下船步行幾十米，就是呂漢村，爬上高高的滹沱河大堤，妈妈指着北邊一片烟村雾树，说： “再走兩里地就是张村，老家到了。” 进村來到程家街（也叫程家頭）的祖宅老院，我們兄弟倆依照乡俗，先拜见年长的小脚奶奶，然後是二爺、三爺家，最後是三叔和本家父輩的叔叔姑姑。第二天，妈妈领我到張村完小报到。张村是个较大村庄，約三百多户，千余口人。小学位于村东北角一个濶大的院落（没收的地主房产）裏，分成裏外两个大套院，共十幾间教室，一間员工厨房，两间教员办公室兼宿舍。
所谓中心小学，就是张村鄉所辖九个村庄（南北流满，南北北岩，东西高村，外加张村、吕漢、和无故）共用的国立完小，从一年级到高小畢業，一至四年级為初小，五六年级算高小。高小畢業考初中，錄取者去县城，入读全縣唯一的饶阳中学。1957年夏，我从张村小学畢業，全班四十多同学，自帶行李乾糧，步行去縣城中考，結果只有十來人上榜。篩選之嚴，跟古代科舉類似，此是後话。
欲知铁军回村念书详情，请看天津回憶的下半部分（之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