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类存档：何清涟

有关中国中产阶级的断想（一）

中国改革开放以后，一个阶级还在襁褓中嗷嗷待哺之时，就被全世界赋予了承担中国社会转型的时代重任，这个阶级就是中国的中产阶级。在中国，由于“中产阶级研究”这个领域有“红顶子”介入，在国内牵涉到政治上是否正确，在国际社会则涉及到研究者对华是否友好的重大立场，所以中产阶级的研究多少变得有点离奇，

中国维稳政策的变化与政治控制的加强

今年国际社会对中国未来政治动向的评估，可以将2010年10月中旬十七届五中全会视为分水岭。此前许多大的国际媒体对中国前景充满乐观，认为五中全会政治体制改革将成重点，温家宝倡言的政治体制改革在望。到了10月中旬，由于中共五中全会报告对政治体制改革只是淡淡带过，加上本年度诺贝尔和平奖引发中共政府的过度反应，国际社会现才算认识到目前中国政治形势严峻，政治体制改革暂时无望。

中国又要“韬光养晦”了？

亚洲宁可舍近邻中国而去依傍美国，再次涉及到一个问题：想成为世界领导不仅仅只在于拥有强大的经济和政治力量。它还要求世界领导者有能激励他人的信念的力量。中国缺乏的正好是价值观的力量，因此不大可能成为亚洲的中心。而中国从今年10月以来，为了本国一位异议人士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几乎启动了所有的外交资源表示抗议，正好证明中国在软实力方面缺乏感召力。在此情况下，中国再四面出击显然有点力不从心，于是再次祭出“韬光养晦”的法宝。

被煮成夹生饭的中国“市场经济”

这一轮通胀形成与政府调控物价，都只说明了一个问题：中国的市场经济被政府煮成了一锅带有严重焦糊味的夹生饭，但大厨却坚持说这锅饭是最能安慰中国人肠胃的美味佳肴：只有“中国模式”才能救中国。

红色资本渗透与台湾媒体“靠岸”

台湾之所以在国际社会受到尊重，主要是因为它摆脱了专制，成为华人在世界上建立的第一个民主政体。在利益驱使下，台湾向被列为世界“新闻不自由国家”的中国（在195国家地区当中居于181名）靠拢，其结果必然是放弃媒体作为社会公器的监督功能，葬送台湾民主化的成果──新闻自由。

海外华人投资中国运势考

中国正成为全球最大的移民输出国，但从21世纪开始，这些以新富阶层为主体的移民们无意迁往他国居住，只是希望更换公民身份并继续留在中国生活。他们移民的目的，只是希望外国国籍能够为他们提供一种庇护，但胡士泰、吴植辉等案件却让人产生疑问：在中国这种灰色投资环境与不透明的法制状态下，有外国国籍身份掩护的华人就真的安全了吗？

赵连海冤案：并非一个人的悲剧

“结石宝宝”父亲赵连海被中国当局构陷入狱。尽管这一灾难的受害者是赵本人及其家庭，但溯其案由，再考虑到十七届五中全会后中共维稳方针发生变化这一大背景，赵连海冤案表明中国人在法律框架内维权之路目前已走到尽头。赵连海的弱小并非他个人的问题。在极权社会当中，相对于政权，每一个生命个体都是弱小者。因为极权社会最大的特点就是将人变成一颗颗相互分离的原子，强权政府直接面对极为弱小的个人，具有将个人碎为齑粉的能力。要想结束这种局面，只有民间涵育出自组织能力，有相同利益诉求的人结成同盟，这种以政府为对手的谈判才有了一点胜利的可能。

从政府机关的“蔬菜自供基地”谈起

中国的食品安全问题目前涉及到政府、市场、生产者三方面，冰冻三尺，确实非一日之寒，但政府应该做的事情是健全监管机制，强化责任追究，重构市场与企业的关系，而不是凭借经济实力去租地种植蔬菜与养殖家禽，保障官员群体的食品安全。考虑到政府机构、国企的资金来源于纳税人，它们通过这种方式来获得安全的食物，已经不仅是一种责任逃避，更是一种深入骨髓的政治癌变。

社会上升管道梗阻：中国近现代三次精英出走的原因

近现代中国精英三次出走的原因可概括如下：一是社会上升通道严重梗阻，二是中产阶层夹在上层的政治压迫与下层对社会秩序的侵蚀之中，看不到生活的出路。也就是说，近两个世纪以来，无论是前现代小农经济的中国，还是现代化早期的民国，抑或初步完成现代化的今日中国，人才上升管道似乎都只能在社会革故鼎新之时短暂出现，更多的时期则处于社会无法吸纳精英状态。这种状态如果不能改变，中国社会的周期性动乱还会出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