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廷顿文明观：西方中心还是价值中心？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2008年圣诞节前夜，以提出文明冲突论而闻名全球的亨廷顿教授与世长辞。亨廷顿是中国人十分熟悉的美国政治学家，他的关于民主化第三波浪潮早在九十年代初就引起了中国政治学界的注意。 文明冲突古已有之，文明冲突论也不是什么新发明。不过亨廷顿于1993年首次在美国《外交季刊》撰文和1996年又将文章扩展成书时 (《文明冲突与重建世界秩序》，都引起了相当的轰动。 反对文明冲突论的理由很多，也很充分。当今世界的重大冲突不能或者至少多数不能以文明划界，如伊拉克战争。即使是九一一事件之后的反恐也绝不能被看成是西方文明对伊斯兰文明的冲突，因为埃及、沙特等重要伊斯兰国家均是美国的重要反恐盟国。然而，无论对文明冲突论批评的理由如何雄辩，文明冲突论仍然有其存在并传播的理由。九十年代出笼的文明冲突论奠基于冷战结束后世界的变化。 第一个变化是较易觉察的世界实力版图上的变化：一方面是以中国为首的东亚的兴起，日渐成为与传统主宰世界的西方文明对垒的一极；另一方面是伊斯兰世界人口的迅速增长。这两大因素均对现存国际秩序构成新的有力挑战。 第二个变化是较为微妙的社会心态上的变化：科学、理性、进步、阶级斗争、殖民与反殖民、民族独立与解放等大的意识形态潮起潮落，已然成为过去。新世纪将成为宗教、文化、传统、乡土等因素主导的世纪。 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是一种西方中心论。他是从西方文明的立场看世界的。冷战结束之后的世界不仅仅是东西方两大地缘政治板块分庭抗礼结束的世界，也是源于西方的共产主义与自由主义两大意识形态对垒格局终极的世界。在亨廷顿那里，无论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教的冲突，与中国文明的冲突，均是西方文明与非西方文明的冲突。由于亨廷顿认为西方文明乃是一种特殊的而非普世文明，因而受到世界其他文明的排拒。亨廷顿从西方意识形态走向式微中看到的是西方对世界影响的弱化，是对西方没落的担忧。从这一意义上说，亨廷顿的文明冲突论有点像是为西方不再能够主导世界所奏响的一曲挽歌。 应该说，亨廷顿意识到西方淡出世界中心是一种清醒的历史警觉。东西冷战结束后的全球化的加速所带来的明显趋势之一是西方的去中心化，甚而边缘化。 不过，西方淡出世界中心是从地缘政治角度立论而不是从普世价值出发立论的。环顾现今世界，新兴大国如被称为金砖四国的巴西、俄罗斯、印度和中国以及南非崭露头角，中小型新兴工业国遍及东亚、南美、非洲。这些国家汇入传统上由西方国家主导的世界政治经济体系，正在深刻改变世界体系的权力布局。从这一意义上讲，二战之后国际政治经济体系将不可能再为欧美国家独揽。 但是，地缘政治版图上实力的变迁并不意味着源于西方或者在西方获得制度保障的价值体系也随之边缘化。恰恰相反，活跃于世界舞台的新兴力量包括中国在内均不得不强调认同自由、平等、人权等普世价值。实际上，当今世界的大趋势乃是在西方国家淡出世界中心的同时，源于西方并获得世界普遍接纳的普世价值日益成为现代世界的核心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