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伊”先生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１９７６年１０月“怀仁堂事变”发生，我在陇海线一个山沟里当工人，每日里只见军车东下，直奔上海而去；文件西来，声讨“上海帮”密谋暴动，一定要彻底解决。此前盼文革垮台，已有数年。但听那些文件传达，改不了的文革腔，以文革否定文革，看不到多大希望。 　　当时有一点费解，至今未解：将“四人帮”称为“上海帮”，是否妥当？且不说上海是中共诞生地，伟大光荣正确，以此命名帮派丑类，令人发生不愉快联想，政治上很不严肃；但说那四人中没有一个说上海话，生活方式亦无半点市民习性，即不能服人。他们确曾在那里工作过，或地下或地上，那是为了抢占上海，而不是代表上海，更不是护卫上海。如果一定要与上海挂钩，那也只能怪这个城市华洋杂处，好歹不分：这些人成名于三十年代”左联”活动，江青是在左翼演艺界被捧成进步明星；张春桥以狄克为名攻击鲁迅，是嫌鲁迅左得不够，要与鲁迅比革命；姚文元年青，乃父姚蓬子曾任“左联”全国常委，得其家传，也可称左翼传人。“左联”与这座城市的关系，今日电视剧《暗算》中有形象反应，剧中人大多在暗处，枪一响，路边市民一脸惊愕，浑不知那些奔出街角的身影是在代表他们的根本大利。还可以伦敦为例（这个城市太像伦敦，不仅仅外滩景观与泰晤士河畔形似），马克思《资本论》成书于伦敦，１８６４年第一国际成立于伦敦，１９０３年俄国社会民主党也成立于伦敦，这些活动与伦敦市民有什么关系？有哪一派史学家因此而称这些人为“伦敦帮”？王洪文当然是另类，却是个说东北话的保卫科干事，与城市习性距离更远。１９７６年揭批查“三种人”，是要追究“历史根源”的，将这一帮派命名为“左联帮”不是比“上海帮”更贴切，也更有利于打开历史纵深吗？ 　　后来听第二批文件传达——“反革命暴乱”如何被“粉碎”，倒觉得那批留守上海的地方头目有点像本地人了。大军压境，立受招安，检讨、揭发、输诚，要什么给什么，哪有一点暴戾之气？很符合上海小市民的庸人习气。可见左派们在这个城市活动多年，就算把握了政权也呈悬浮状，或地下或地上，就是不能站稳地面，一接地气，终被软化。究竟是革命改造城市，还是市民软化革命？纷纷扰扰中，文件传达越来越多，心猿意马，昏昏欲睡。忽听一句大黑话，眼前一震，内心一惊，那文件上说：王张江姚“一举粉碎”后，“上海帮”群龙无首，居然有人在会议室倡言——“我们应武装抵抗，抵抗一星期，上海就能成为又一个巴黎公社！” 　　这句话成为“暴动”铁证，此后在文件中反覆引用，也像刀刻一样刻在我心里三十年，怎么擦也擦不去。须知说话者并不是军人，竟是一介书生，从复旦提拔上去的一位中年史学家，大概是他读历史读多了，１９７６年竟引用“１８７１年巴黎公社”？说完后，北京方面不动声色，允许他按原定日程访问日本。归来落虹桥，下机即逮捕，入狱十四年。 　　十四年后轮到我在复旦念博士，不幸读历史，专业也与“巴黎公社”相近，自然就打听这位史学前辈。一般来说，文革垮台者在本单位都有坏名声，不是搞特权，就是整死人，而他似乎是个例外，听不到有幸灾乐祸，言者多为惋惜。他本来是功底深厚的明史专家，１９４８年入党，曾任复旦历史系总支书记，１９６４年组织该系几个青年讲师讨论“李自成晚节不忠”、“农民战争史”、“明清资本主义萌芽”等，起名“罗思鼎”（螺丝钉）。华东局闻讯，正要组织反修写作班，遂将这个小组合并，搬进上海西区晚清李鸿章为爱妾购置的“丁香花园”，集体笔名“丁学雷”，丁香花园学雷锋。他在“丁学雷”统领历史组，文革中分管上海文教，相当于今天的宣传部长，却未搬进上海西区，住复旦老房子，拿复旦讲师工资。姚文元在北京有急事，电话打到复旦家属区，门房老头去他门前喊，他赶过来接，差一点误事。姚才知道“宣传部长”家里没电话，赶紧指令有关部门去给他装上。１９７４年周恩来四届人大组阁，曾点名要他进京任文化部长，张春桥不放，拿于会泳顶替，后者“怀仁堂事变”后自尽，可谓替他一死。他本人一直在上海任市革会常委，１９７６年被揭发有“巴黎公社言论”，加重刑期。秦城生涯中，有一次狱外就医，门开处，迎头撞见陈伯达，遂知陈为隔壁邻居。刑满释放回复旦，发两百元生活费，不恢复公职。当时说定即此封顶，再不增加，十几年内物价翻几倍，不能不增加，到目前为止，生活费不足千元。他出狱那一年，我自己也不方便，有心相见，缘吝一面。又过十一、二年，他关注我发表的一些东西，托人带话，问愿不愿见？这才有了机会。记得是个大热天，他穿一件磨薄了的老头衫，手执一把蒲扇，满头白发不显老，眉宇间隐隐有大气，确实是前辈，是个拿得起放得下的前辈。 　　此后冬来夏往，我有文革史疑惑，常去询问。林立衡一行来上海，我请老先生出来聚餐，戏言：“相逢一笑泯恩仇，也让你们两个冤家见见面？”宾主尽欢，众白头共话天宝当年。当时就在四平路，离空四军军部不远，老先生忆旧，说文革中他有一个复旦历史系毕业的学生姓李，不关心革命化，却鼓吹现代化，江湖上薄有名声，林立果闻言，就在四军军部召见。听一番现代化宏论，太子大悦，传令特招，纳入麾下。那人军装刚上身，９１３事发，剥下军装进隔离室，此后销声匿迹。宋德金先生１９６２年毕业于吉林大学历史系，调入毛家湾任秘书，９１３后隔离清查十年，出来后曾任《历史研究》主编，那时已退休，随行来沪。闻老先生此言，补白曰：他招入毛家湾只是读文件，林寡言少语，深浅莫测。与林面谈时间最长一次，乃是遵其令，事先准备一堆英、美、德、法、日史料，专题汇报大国如何现代化。我闻宋氏言，遂有补白之补白：三十年后今天，南京大学英国史专家奉召入中南海讲史，给第四代领导人讲的也是这个题目，《人民日报》刚发新闻，头条头版。 　　还有一次是在“丁香花园”，昔日禁苑，今已开放为营业性餐馆，门庭若市。老先生三十年后重游，自有一番感慨：刘亚楼死在哪一栋楼；戴厚英如何获“小钢炮”外号；秀才加班，夜餐为一碗光面；中美上海公报发表，周恩来高兴，突然说要请客，每人发一根雪糕棒冰。那天徐景贤也在座，两人相互补正口述史，很有意思。老先生说，大约１９７４年前后，毛泽东想读庾信“枯树赋”，传谕“丁学雷”点校呈送。他在这栋楼内加班加点，点到“树犹如此，人何以堪”一句，已感觉毛内心苍凉，事事不如意，文革前景不妙。徐景贤说，９１３事件后，张春桥发表“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扭转当时“批林”局势，批“极左”转为批“极右”。毛一改颓丧，如私塾先生见弟子优秀作文，加圈再加圈，连画五个圈，超过文革初期激赏姚文元“评海瑞罢官”。此后毛交代张在上海试行“破资产阶级法权”，徐让市革会财政组拿出方案，发现此事经济上行不得，遂悄然搁置：干部人数、生活待遇相比进城之初供给制，已经发展出汽车、洋房、司机、保姆一大摊，如欲恢复供给制，财政负担将比薪给制高出数倍，不堪重负。徐最后一次进京见张，后者深感寂寥，有如下言：“有时候我坐在这里看文件，一整天只说六个字，早晨服务员送来早餐，我说“谢谢”，中午又是“谢谢”，晚上也是“谢谢”，这样，一整天三句话，六个字就过去了。没有什么人来，真的是“门可罗雀”。”这是１９７６年的９月２１日，此时还在钓鱼台，却已经和秦城差不多了。 　　我曾不止一次问老先生对文革看法是否有改变，怎么改变。他是史学家，又为海瑞罢官、巴黎公社“历史问题”入狱，倘有兜头反思，一定是打通古今，大彻大悟。第一次问，他回顾狱中重读二十四史，曾掷卷长叹：“一场夺嫡之争，我何苦卷进！”第二次问，他正在点校《春秋繁露》，遂以汉史为注：一代君主雄起，总要新臣制老臣，遂出内、外朝之分；内朝多文人，外朝多重臣，太上一蹬腿，外朝“快”打“慢”，汲黯、晁错见黜被诛，古今皆然。第三次问，他正回忆文革中“巴黎公社”来龙去脉，手蘸茶水在桌上比划：“一条是西洋进来的意识形态，一条是老祖宗留下的本土古制，两条线一条都不能少，交叉处，能找到文革定位。”交往深入后，也能问一些比较敏感的个人问题，比如为什么会有那句“巴黎公社”？我的历史观不喜欢巴黎公社，也不赞成文革中巴黎公社之延伸，但还是敬重他当时敢言之勇气。不料他回顾１９７６年心理，略有沉吟，回答说：“人家对我不薄呵！”这句话再一次让我震惊，原来士为知己者死，这就不是１９４８年入党的共产党人了，而是巴黎公社油彩下的中国古士人。难怪他到我seminar给研究生讲秦汉制度，携一蓝布包袱入，坐定后一层一层揭开，最里一层才是讲义，学生问文革起源，他要从殷周讲起。一研究生事后惊叹：“这是活在当下的古人，有古人之风！” 　　我们这一代启蒙读物，有一些是文革中上海出版的内部书籍，世称“灰皮书”，此外还有一些杂志，如《学习与批判》，如《摘译》（分自然科学版、社会科学版），后来知道这些出版物皆为他主持。文革前编印的《数理化自学丛书》十二本，那时也开始重印，周恩来在京闻讯，曾让秘书打电话请上海邮寄。知道这些情况后，我问他在当时那种形势下，怎么会想到出版这些东西？他的回答是：“老人家那时有圣旨，说要‘反对形而上学猖獗’，通过张、姚布置到我这里，圣旨不能违。我自己确实也想出一点有文化有知识的书籍，如果有私心，只是念及那么多中学生在乡下，一千多万人无书可读，怎么得了？”后一番话对我触动很大，回家与妻子说：“老先生正面做的那些文革事不结善果，侧面播下的读书种子却在我们这一代发芽。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我们这些人能破土而出，是不能忘记他的，这是他的收获。”妻子当年也读那些书，劝我将这层意思向老先生点破，也好让他有个安慰。不料他听了以后无所动，似乎无啥稀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