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素、爱因斯坦、萨哈罗夫的科学与道义遗产——评价钱学森之国际参照系

一、狭义物理学家与行品        钱学森（1911－2009）被称为中国的“航天之父”。他在中年时期，曾申请美国国籍而被拒，一九五五年被美国驱逐，回到中国，转而对毛泽东治下的中国的火箭导弹航天技术等武器方面的技术和事业，做出很大贡献，为毛泽东准备打一场世界性核大战的叫嚣和中国准备死几亿人口的“壮志”提供技术和武器方面的资本。他为毛泽东“大跃进”之吹牛撒谎、劳民伤财运动提供亩产天文数字的理论依据和设想，也做出贡献。无论是毛泽东意图在先、需要一个科学家为他提供“科学依据”，还是他主动为毛泽东提供“科学依据”，这都无关紧要。事实是，他发表了这种荒谬观点，支持和助长毛泽东狂妄的反科学行为及其伤害整个民族生命的“大跃进”运动，最终造成三千万至四千万中国人民的死亡和“大饥饿”惨剧。         在一九八九年春天北京全民民主运动以及全国各大城市民众参与的全国性民主运动－－不仅仅是学生运动（那只是初始阶段），而是整个知识界、整个社会、全部北京民众共同参与的一场全民反对社会腐败、反对新闻管制、反对特权阶层、要求言论自由、要求社会民主、要求政治现代化运动－－被邓小平等人用机枪和坦克残酷镇压。物理学家钱学森表态支持邓小平势力这种令全世界人民震惊和愤慨的、残忍屠杀中国人民的血腥行为，而当时中国许多科学家在专制高压下拒绝支持、保持沉默，坚守一种远离丑恶、爱惜自身的人格态度。                                二、广义物理学家思维与品格        作为一门科学，物理学是一个范围十分广阔的领域，天地万物现象、道理和规律皆在它的研究范围。如果我们广义地理解物理学，把人类现象和道理也视为天地万物中的一个重要范畴、分支或领域，那么它应当成为一个在更高意义或至高意义上的物理学家的思考对象和研究范围。换句话说，一位精神广阔、思想深刻的物理学家，会在他们的广义物理学研究中，把对外物的现象和道理之研究与对人类本身的现象和道理之研究整合为一体，以一种对于物理与人理、外物与人伦相互关系之反思精神，更深刻地理解人的社会伦理学和物的本体物理学之不可分割的有机关系或互相依存的整体生态物理关系。         这就是说，在传统的普通物理学领域之上，实际存在着更高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即整合物理学和人理学两种思考和关切的、在崇高的物理和人伦意义上的物理学研究，我称之为现代广义物理学。这种广义物理学的崇高境界，应当是一位伟大物理学家的精神特点，这把他们与普通物理学家和技术型知识者鲜明地划分开来。那正是泰山与土丘之不同。         正是由于这一点，伟大物理学家的思考，立足于本学科的物理学研究的扎实基础上，同时又超越物质之外，超越一己之上，超越权力之上；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心灵充盈着深刻的人文思维、人道关怀和人权思想的灿烂光辉；正是由于这一点，他们的研究和观点，在俗世和强权构成的庸俗社会，显示崇高的人格勇气和道义力量。他们不能不发出自己的良知之声，表达自己的学术观点，因为这是他们的完整研究所构成的学术真诚之必然，因为这是他们的学术真知和道义良知所构成的一种强大的科学与道义力量之必然。他们在代表物和人构成的完整世界－－物的世界与人的社会，物的生态与人的生态－－发言。         随着人类对物质世界的认识愈来愈深入，物理学的分支也愈来愈细致、愈来愈微小。一个物理学家，往往毕其一生只能在物理学这棵参天大树的某一个细小枝杈上对某个微小枝叶做出独特研究和成果。如今，如果称某个人是物理学家，那只是泛泛而言，应当具体说，他是哪方面、哪个分支的物理学家。学术的极细的分工，有时会使研究者产生极大的、心灵的局限性或眼界的狭隘性。这可能是科学和技术的福音，却是人类和学者本身的不幸。这种情形往往常见：科学家们取得了精深，却失去了博大；科学家们精于细观，却不会远瞻；科学家们见于局部，却不见整体；科学家们见于物自体，却不见人自体；科学家们见于物的世界，却无视人的世界。他们研究物，却把自己等同于物，把自己定位于物。于是，这种自我贬低式的自我定位就成了他们对人的世界和人的生态保持沉默的理由，成为他们泯灭道义良知的理由。                               三、现代科学家和学者的人格精神遗产       近三千年来，人的一切学问之研究和探讨，首先挑战和打破的，面临和经历的，往往不是外物本身的难题，恰恰是人类自身的各种恐惧、偏见、谬误和迫害。阻挠人类科学认识进步、法律公正实施、社会健康发展、人类健全成长的，恰恰是人类各种邪恶势力本身，而不是什么外物。古代科学家和学者中的天体物理学家伽利略支持哥白尼的日心说，这看似与人类关系甚远，然而这种学说及其支持者首先遭到的就是教会势力的迫害。这是许多令人类耻辱的悲剧事例中的一例。现代科学家和学者因为自己的学说、观点、道义和人权立场构成的对社会黑暗势力的直接挑战和批判而遭到的禁毁和迫害，丝毫不亚于伽利略时代。这毫无疑问是现代人的耻辱。         在电脑时代的今天，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用于人类监控、人权侵犯、人身迫害乃至大规模屠杀，造成一系列人类罪恶和悲剧的，也是人类邪恶势力本身，而非外物。         以上这两点事实（即科学和学术理论观点本身遭到排斥和迫害，或科学技术发明被邪恶势力运用而反过来虐杀人类、阻挠社会进步），应当足以促使真正有高级人文智慧的科学家和学者的沉思，应当促使他们摆脱传统的狭义物理学思维，上升到我所说的广义物理学的、物与人的整体思维，从更高文化层次和广阔人文关怀这种新视野，重新思考和拓展自己的物理学研究课题。         从上个世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科学界、哲学界以及其它学术领域里已经出现崭新的一代科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他们是人类的命世之才，身负科学和道义双重使命，突破传统物理学思维和研究之局限，把科学研究、技术发明、人文关怀和道义立场结合在一起。他们关怀人类的处境和社会的进步，他们坚持人权的维护和道义的承担。那种把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视为与道义立场或人文关怀无关的观点，乃是当代科学家自身的耻辱，自我卑贱的遁词。         以三卷集《数学原理》（与怀特海A.Whitehead合著）一鸣惊人的英国大哲学家罗素（B.Russell,1872－1970），不仅是著名的数学家、哲学家，而且是著名的社会改革家、国际社会活动家。他的数学和哲学研究，为逻辑实证论哲学（Logical positivism）奠定基础。他还撰写了大量的著作，广泛地研究和探讨人类的各种问题，诸如幸福问题、自由问题、女性问题、权力问题、社会重建问题、战争伦理问题、善与恶问题、婚姻与道德问题、宗教与科学问题、世界和平问题、东西方文明问题，等等。他扎扎实实、生龙活虎、充满激情和道义良知地生活了九十八岁，他始终深切关注人类的困境、痛苦以及核战争对人类的巨大威胁。         一九五四年十二月，罗素以“氢弹”为题发表广播演说，这是他最感人的演说之一。在结束时，他说：“我以人类的一份子的身份向全人类发出呼吁：把你们的人性牢记心中，把其余的一切统统忘怀吧。如果你们能够做到这一点，那么通向一个新的天堂的道路就展示在你们面前；如果你们做不到这一点，那么横在你们面前的就只能是全球性的死亡。”他撰写并发起由世界知名科学家和学者共同参与和签署的联合宣言，呼吁世界和平、反对使用氢弹。爱因斯坦逝世前签署了这份宣言，诺贝尔化学奖获得者乔里奥居里（Joliot Curie）亦签署了这份宣言。这些卓越的科学家和学者以崇高的道义精神，当仁不让地站在世界最前列。         罗素自传扉页以这一精彩题词揭示自己作为一位科学家、哲学家和学者一生的炽烈激情和精神特点：“简单而又无比强烈的三种激情主宰了我的一生：爱的渴望，知识的追求，以及对人类苦难的极度同情。”（Three passions, simple but overwhelmingly strong, have governed my life: the longing for love, the search for knowledge, and unbearable pity for the suffering of mankind.）         爱因斯坦（A.Einstein，1879－1955），二十世纪最著名的理论物理学家，创立了著名的相对论理论。他在书斋沉思物理学领域的一系列问题，同时关心科学研究和技术发明中的道义问题，他从来没有忘却对人类苦难、社会问题以及世界和平的关切。他在一九五零年二月十二日发表题为《原子时代的和平》的电视演说，一针见血地指出，美苏之间展开的军备竞赛“最初作为一种防卫手段，而现在已经带有歇斯底里性质，双方都在秘密地以狂热的速度把大规模毁灭性手段发展到极致。氢弹很可能不久就会研制出来。一旦氢弹出现，从技术方面说，大气层的放射性污染以及由此而毁灭地球上的一切生命，那是完全可能的。”这种军备竞赛的结果，“最终会使一切生命遭到毁灭。”他发出这样的质疑：“人类使自身陷入这条死路，还有出路吗？”（Is there any way out of this impasse created by man himself?）一九五五年临终，他与罗素、居里等世界著名科学家、哲学家、学者共同发表和平宣言。和罗素一样，他是具有人类良知、独立人格和道义立场的物理学家。         萨哈罗夫（A.Sakharov,1921-1989），被誉为苏联的“氢弹之父”，苏联的首席科学家。三十二岁风华正茂的萨哈罗夫被视为奇才而跻身苏联科学院院士行列。然而，他不是一个心灵平庸、贪恋荣华的技术型物理学家。他勇敢地发出良知之声，批评苏共政府违反“禁止核试验条约”，批评苏共政府迫害国内民主人士和持不同政见者；他主张削减核武器，主张政治和社会民主。因此，他被苏共政府逮捕、迫害和流放。作为一位前途无量、位居首席的物理学家，萨哈罗夫具有超越他人的、不同凡响的精神素质，他经历内心的一系列强烈质疑和深刻思考，例如这样的问题：这个政权是否值得为之效力，这种大规模毁灭性武器是否应当让这种政权掌握。这种出自道义的质疑和思考，出自良知的批评和主张，显示他在物理学专业研究中自觉地将之置于道义原则的基础上。这是一位具有人类良知、人格伟大的广义物理学家，即最高境界的物理学家，而不是一个卑躬屈膝地可以为任何人服务的工具或人尽可用的器具。中国古代哲人孔子曰“君子不器”，诚哉斯言！         萨哈罗夫毅然抛弃自己的特权地位和俗世的各种“荣誉”“名衔”、待遇，成为苏共政权下最著名的持不同政见者和批评者，世界著名的人权活动家。他批评苏共政权各种内外政策，谴责苏军入侵阿富汗，他为一切受到政治迫害的人士伸张正义。作为一位物理学家，他这一系列言行，表现出一个知识分子的正直、道义和人格勇气。他成为苏联时代俄国自由精神的卓越代表，无论生前还是身后，他都受到俄罗斯人民和外部文明世界的崇敬。他被人们视为对苏共专制解体和东欧社会变革产生影响的重要人物。一九七五年，他被授予诺贝尔和平奖，颁奖书称他是“人类的良心”。         反观钱学森，作为一个物理学家，他的学术兴趣本来是在理论物理学领域，不在技术物理或实用技术方面。但是，为了实用的目的，他从理论物理学方向转向实用技术或器物制造方面。他成为一个技术型知识者。他几次在民族历史的悲剧时刻支持强权和暴政，从未对人民的苦难和社会的问题表现出关切态度。         人们对他的评价五彩缤纷，颂扬之辞不绝于耳；或执一端，或搀和两端。如果从广阔的世界人文眼光和深刻的人类道义立场来透视一个人，那么就会穿透虚幻颂词，拂去缤纷花雨，看出一个科学家、一个学者、一个知识分子的长处和短处，从而作出较为恰切的评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