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的“边缘奋争”与策略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贵州民运人士所进行的“人权研讨”已经坚持了五年，五年来，我们的奋斗之路是何等的艰险啊！从室内到室外、从街头到公园、从几个人的文化讨论扩大到广大市民的参与，这是一段多么惊心动魄、多么险恶坎坷的心路历程啊！五年来，当局的恐吓围堵、分化瓦解从来就没有中断过。但是，坚毅睿智的贵州人权捍卫者们依然昂着头、挺着胸一路走了过来。   在“人民广场”（人权广场）的河边及“河滨公园”（贵阳海德公园）常年进行人权研讨的图腾前，每天一大早就有人聚集在那里：这里有白发苍苍打太极拳的老者、有年过半百早锻炼的壮年人、有意气风发的男女大学生和一脸稚气的小孩子。不容置疑，越来越多的市民都在大声地谈论着人权；越来越多正义、有良知的热血青年对人权的进步寄以了希望；越来越多的民众也把“人权研讨”视为同自己切身利益有密切关联的事情来谈论着。这里每天、每星期都会自发聚集起几十上百人，有的兴致勃勃地谈论着国内所发生的一切；有的传播着世界各国所发生的事件和变动；有的人唱起了原生态的山歌；有的人打起扑克……。   今年12月10日（世界人权日），很多市民、维权人士、外省朋友静静地来到人权广场和河滨公园。当演讲、诗歌朗诵的时间到了，但熟悉的、著名的人权捍卫者们一个也没有出现在会场，而四周却停满了各式各样小车，三、五成群的便衣警察虎视眈眈地注视着每一个停留在这里的人和过路的人！？市民、维权人士、慕名而来的外省朋友虽然没有看见主持人出现，但还是相互点头微笑，以游客的身份围绕在那里。此时，他们无畏无惧地在那里走动着（静走）、走累了就悠闲自在地静坐在那里，而那些监视的人却神情紧张地张望着（便衣警察），生怕在这一天出什么大事情（世界人权日）。   如临大敌的现场情境使人们明白，人权捍卫者已不可能再出现在演讲台上发表演讲了，已不可能与他们亲切交流了。当大多数人得知“人权研讨会”的主持人（十多人）已被国保警察非法软禁和强行限制人身自由（堵在家里）后，人们的嘴上不禁发出哀叹声！一些人更是发出了愤懑的声音，痛斥着公安警察无视联合国宪章并在神圣的“世界人权日”公然把人抓走和软禁。实际上，人群中无论是男是女，无论是老是少，无论是熟悉的还是素不相识的人，都对“被抓走的人”表示出由衷的敬佩和同情。这时，人们用无声无息的静默抗议着当局卑鄙无耻的软禁和公安警察的监视，大家一下子团结得如同一个整体，久久不肯离去。虽然人们表示出对当局无比的愤慨，但保持着理性，没有采取任何过激的行为。而且，这种正义和良知神情深深地感染了围观和过路的民众，使得更多的市民加入到人权讨论之中。下午六点钟，各界民众和慕名而来的外省朋友悄然无声地离开了人权广场和河滨公园，人们就在国保警察的监视和注目下渡过了一个中国特色的“世界人权日。”   有人说，民主运动离不开理论指导，我们却认为，中国当今的民主运动更需要直接指导实践斗争的操作经验。这种操作经验先贤仁人没有明确论述过，中西方历史上也没有现成模式可以借鉴。毫不夸张地说：贵州民运人士的“人权研讨”形式不仅很有创意，而且也有实际上的“可操作空间”值得各省、市、地区的朋友们借鉴。我们大概总结了一下，把这种可操作的空间称做“边缘奋争”，即“当局退半步，我们就进一步，当局进一步，我们就退半步。”一句话，我们是在与执政党打一场道义上、道德上、智识上、人格力量上的“贴身近战”。   总体来说，我们既要与执政党有正面的零距离奋争，也要与它们有良性互动的妥协退步；既要避免盲目踏进“顽固派”们所布置的雷区，也要机智地避免民运有生力量遭受不必要的摧残和被借故逮捕监禁。当然，当历史选择我们必须作出个人牺牲的紧要关头，就算面对各种各样的威胁、利诱、打压、坐牢，我们也要有所作为。也就是说，与权柄掌握者的“零距离”接触必须有一种勇敢无畏、不怕坐牢、不怕打压、不间断的勇敢精神。我们同时也认为，由于各省各地区的情况有所不同，人们可审时度势地作出自己具体判断，掌控好边缘奋争技巧，坚韧而顽强地扩展普世人权价值观。当我们充分掌握并能巧妙运用非暴力“边缘奋争”的武器，“量变”导引“质变”的效应就为期不远了。如果全国各地的人权捍卫者、维权人士、民运人士都能吸取台湾政治转型中的操作经验，公开、理性、勇敢地合法奋争，我们相信在不远的将来，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普世价值观一定会深入人心，《零八宪章》所倡导的政治目标就一定会实现。   贵州人权捍卫通过多年的挫折和探索，所使用的就是以上这么一种“边缘奋争”策略。可以说，经验应该也只能是产生于实际的“践行”中，产生我们的理性认识和行动上。   2009年第五届“贵州人权研讨会”虽然遭到了当局蓄谋已久的破坏，主持人也被非法软禁和强行限制人身自由而无法到达会场。但是，充分的事实证明，贵州人权捍卫者多次举办的“人权研讨会”已在广大市民中扎下了根，并得到了贵阳市民们的支持和响应革命。近期：我们看到了北京、山东、浙江、四川等地人权捍卫者、维权人士、民运同仁们正在展开的各种人权活动；更看到中国江苏南通市召开了中美人士联合举办的首届“法治与人权研讨会”，虽然主办者没有邀请民间人权捍卫者参会，但我们还是热烈祝贺这种半官方性质的“人权研讨”会议的出现。我们乐于看到人权、法治、宪政的研讨会“可喜局面”在各省、市地区不断涌现出来。   2009年12月19日             ★★★★★★★★★★★★★★★★★★★★★★★★★★★★★★★★★★★★★★★★★★ 作者简介：黄燕明，男，1960年5月14日出生于贵州省贵阳市。1967年在贵阳市城西小学读书；1975年在贵阳市第8中学读书；1977年进入贵州胶鞋厂工作；1989年在贵阳职工大学美术专业学习；1994年组建贵阳市云海装钸公司，任（法人）经理。   黄燕明从1986年开始关注中国民主和人权进步，筹组“贵阳市青年联谊会”并任会长；1987年期间与陈友财、杜和平等成立非政府组织“贵阳沙龙联谊会”，任常务理事（该沙龙在1989年“六四”期间因游行、示威被打成“非法组织”）；1989年6月，黄燕明参与贵阳市职工大学、贵州财经学院、贵州教育学院声援北京学生的游行示威；1994年6月，黄燕明与陈西、廖双元、卢勇祥、曾宁等人组建“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   1995年6月4日下午19点45分，黄燕明与卢勇祥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抛撒“中国民主党贵州分部”要求中共中央、人大常委会、政协召开各民主党派参加的“圆桌会议”，提出中国必须进行政治制度改革并为“六四”死难学生、市民平反昭雪的《公开信》时被捕。   在关押期间，黄燕明受到贵阳市公安局第一看守所警察的殴打及脚镣手铐的酷刑虐待，至左眼残疾。1996年，黄燕明被贵阳市中级法院以“反革命宣传煽动罪” 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参与反革命集团罪”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合并执行5年，在贵阳省第一监狱服刑。   2000年6月5日出狱后，黄燕明没有了工作，失去原单位住房，没有了经济来源。在极端困难和政府的强力压制之下，黄燕明与他的朋友们仍然不改追求自由、民主、人权、法治宪政的初衷，矢志不渝地推广普世人权价值观和开展维权活动，先后在“民主论坛”、“观察”、“民主中国”、“议报”“博讯”等网站上发表了近百篇政论、史论和评论文章。后又与地方文化人士举办了几十期“文化讲坛”；与贵州人权捍卫者连续举办几届“贵州人权研讨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