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宪益传（节选二）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１０１．回到了残破的家 　　１９７２年“五一”前夕，杨宪益坐着外文局《中国文学》党支部书记派来接他的汽车离开了半步桥看守所回到了他位于机关大院里的宿舍。这个“家”已经“人去房空”整整四年，杨宪益重新与它见面时，它显得满目疮痍。在英文自传中，杨宪益描写了“回家”的所见所感：他（支部书记）打开了我的房门——这房门仍被两条白色纸条封着。房间被封了四年，一切都是原样。唯一的不同是，他们把所有的家俱和书籍都堆放在一间屋子里，简直是一团糟。我一进屋，几只受惊的耗子从衣柜和书橱里窜了出来。很久以来，它们就把棉衣和地毯咬成小碎片，做成了舒服的窝。我突然回来使它们很愤怒。在监狱时，我已经两年没有收到家里送的换洗衣服，看起来就像个稻草人一样，衣衫褴褛，破败不堪。怪不得这些老鼠被我吓的四处乱窜。我留在家里的大部分衣服都被蛀虫和老鼠咬破了，好不容易才找到一件勉强可以见得了人的夹克衫换上。壁炉架上，那瓶在我被捕之夜喝剩三分之一的白酒依然伫立着。旁边，那个顶部种着仙人掌的死人头盖骨也还在，仙人掌已经死了。我记得，在我进监狱之前，我在机关院子里拣到了这个头盖骨。为了消遣，我在里面种了一棵小仙人掌。仙人掌已经长到一英尺高了，因为长期缺水而死。它一定是为了寻找阳光和水苦苦挣扎了很久。它依然挺立着，当我用手触摸它时，它立刻化为了灰烬。（杨宪益：《白虎星照命》，２４９－２５０页，雷音译） 　　接着，杨宪益写到他在阔别四年之后第一次“自由外出”的观感： 　　我试着把屋子略微搞干净一点，天已渐渐黑下来，我决定出去吃晚饭。党支部书记给我留了点钱，所以我决定先上饭馆吃饭，然后去买些新衣服，使自己看起来像样一些。我拿起一顶帽子扣在头上以遮住我的光头，出门找饭馆。我记得苏联展览馆离的不远，那儿有个饭馆，供应便宜的半西式的饭菜，我去了那儿。我点了一份菜，有一小片牛肉，外加土豆片。只花了一块五角钱，还不到半美元。我还要了一瓶啤酒。在监狱时，我总是想望吃高级的美味佳肴，现在出了监狱，我反倒突然失去了胃口，没有食欲了。我正在吃饭时，一个青年男子走过来，坐在我的桌旁。他是一个维吾尔族人，来自中国的中亚省份新疆。他开始给我讲述他亲眼目睹的在内地的暴行，并诅咒中国共产党。我感到他对一个陌生人讲这些实在是太鲁莽了，我制止了他，给了他一些善意的建议，警告他公开讲话不要太随便。我还脱下帽子，给他看我的光头，告诉他我刚从监狱里放出来。然后我向他告别，回了家。（杨宪益：《白虎星照命》P２５０，雷音译） 　　上述文字非常重要。它不仅从一个侧面反映了当时的民情，还清楚表达了杨宪益内心的变化。他再也不是那个“放言无忌”的杨宪益了！ １０２．劫后重逢 　　第二天，杨宪益去上班。同事们对他表示了欢迎，就像欢迎一个出差四年刚回来的同事。人们闭口不提“坐牢”二字，就像“什么事也没发生一样”。这当然是在文革政治高压下中国人典型的处事方式。但是，此时相当一部分中国人－－在经历了惊心动魄的“９．１３”事件以后－－内心已经有了大变化，他们开始置疑“文革”了。杨宪益的“无罪释放”不仅使很多同事认识到逮捕他的荒谬，更有人进一步开始怀疑文革以来（甚至更长时间内）对他做的一切是否正确。因此，当领导上动员大家帮助杨宪益清扫房间时，不少同事都积极参加，似乎这样做可以减轻他们内心的歉意。杨宪益过去的小组长唐笙在回忆中谈到了她的感受： 　　我一直知道领导上对他（杨宪益）政治上不信任，所以跟他的关系一直就有些距离。……应该说我跟杨宪益戴乃迭有很多共同的东西：我也喜欢文学，我们俩的背景也一样，他是牛津我是剑桥；可是我那时候非常要求进步，这一要求进步就麻烦了，什么都得听领导的话，所以总是跟我自己内心有很大的矛盾。我跟杨宪益的关系一直到什么时候才好起来呢？他们两个人给抓起来关了四年，我觉得他们很委屈。可是我自己到了文化大革命后也不受信任了，成了被“招降纳叛”的头一个。到了那时，我就跟他一样，也变成挨打的了。跟他站在一块儿了。到他放出来的时候，领导上又说话了“你们去帮他收拾屋子”，因为觉得错了，做错了。我很高兴。杨宪益这个人态度非常好。我们去帮他，他已经坐了四年牢，还挺不好意思的“哎呀唐笙你怎么也来帮忙啊！你不要擦了，那么多人，你就别干了。”……从那以后，我跟杨宪益的关系就很好了。我就甩掉了好几个包袱，甩掉了组长的包袱。……可是（过去）作为他的行政领导，作为他的组长，我们的关系并不好。（唐笙访谈，１９９９年１１月２９日） 　　唐笙的话，代表了许多同事对杨宪益的认识过程。 　　出狱后，杨宪益到妹妹杨敏如家去看望母亲。徐燕若见到阔别四年的儿子，不禁老泪纵横，妹妹也陪着掉泪；杨宪益却“笑嘻嘻的”，尽量做出轻松的样子来安慰老母。他绝口不提在监狱里的事，“一切向前看”，似乎新生活就要开始了。 　　但是，事情远非如此。杨宪益虽然是活着出狱了，但是他还留了个“尾巴”。四年的监狱，除了搞清他不是“英国间谍”以外，其他的“问题”一律照旧。“反动权威”、“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反三面红旗”等等帽子还戴在他头上；何况戴乃迭这个“英国人”永远也变不了“中国人”。只要戴乃迭的黄头发蓝眼睛变不成黑头发黑眼睛，戴乃迭就永远是“外人”，她的丈夫杨宪益也就永远不可能是“自己人”。这一点，连杨宪益的老母亲徐燕若心里都清楚。杨敏如在回忆中提到一件事：杨宪益戴乃迭被释放之前，公安部的“专案组”找家属谈话，特地向杨宪益的老母关照提防家中的“外国人”的问题： 　　专案组的人来跟我母亲说：“他们不久就没问题，就要出来了。不过老太太你懂不懂什么叫‘中外有别’呀？你儿媳妇是外国人，你就不能什么话都跟她说呀。”我母亲说“我懂我懂”。连我母亲都接受这个教训。（杨敏如访谈，１９９４年６月２１日） 　　心有余悸的亲戚们下意识地与杨宪益“保持一定距离”。杨敏如谈到了一件事：由于害怕，她当时都“没敢”去帮助杨宪益收拾“堆积如山”的家具和满屋子的灰尘。 　　几天后，戴乃迭出狱。杨宪益遵照领导的吩咐，专门买了鲜花、巧克力迎接她。他还给自己买了香烟和中国白兰地，庆祝他们的出狱。关于他和戴乃迭久别重逢的细节，杨宪益在各种回忆中都没有详谈，倒是戴乃迭在一篇回忆中写道： 　　１９７２年５月，我知道宪益已经被释放，一周之后，两个同事来带我回家。宪益已经整理好了房间。在我的桌子上，我看到一瓶白兰地。我说：“好久不见，没想到你还没有改变过去的颓废毛病。”宪益说：“支部书记指示这样做的。”（摘自李辉：《杨宪益与戴乃迭：一同走过》，大象出版社） 　　戴乃迭出狱后，第一件事就是打听三个孩子的下落。在妹妹杨敏如家，戴乃迭惊讶地得知，她和丈夫的被捕使她在中国的所有亲人都遭到了牵连和厄运。尽管戴乃迭在中国已经居住了三十多年（从１９４０年算起），但她对“一人获罪，株连九族”的有中国特色的深厚传统仍然所知甚少。在她这个英格兰人的头脑里，怎么也想象不出她的被捕会使身为共产党员的大妹夫一家子也成了“准囚犯”，她七十多岁的婆母立即被罚每天去扫大街；更想不到她和宪益的入狱使她的孩子们顿时失去了任何生活来源，靠变卖家什过活（外文局在他们入狱的四年间没有给她的孩子一分钱生活费）。她十分相信监狱长向她保证过的话：她的孩子“有人照顾”，当她得知情况并非如此时，她哭了。她说要是在监狱中就知道这些，她肯定是活不下去的，她撑不到今天。所幸的是，她了解到，孩子们虽然吃了苦，但还安然无恙。她和杨宪益还来得及用日后的努力来弥补过去“欠”孩子们的一切。 　　他们的新生活就要开始了。但是，他们没有想到，“出狱”并不意味着苦难的结束。他们将要面临另一种苦难。而且，这苦难将伴随他们整个的后半生。 １０３．杨宪益的变化 　　从外表上看，狱中出来的杨宪益除了脸庞有些苍白虚胖以外，没有什么大的变化。但是，朋友和同事却观察到，他变了。整整一千四百六十天身心失去自由的关押和每天２４小时全天候的监视（更不用说逼供、恐吓和死亡的威胁），在他心里印下了深深的烙印。过去那个放言无忌毫不在乎的杨宪益不见了，他成了一个“顺从听话”的“良民”。细心的友人甚至注意到他的眼神、举止的变化。在杨宪益出狱第二天就去看他的邹霆描述了刚出狱的杨宪益给他的印象： 　　出来开门的杨宪益着实让我吃了一惊。这还不是因为杨宪益在狱中被推光的“秃头”，而是他的脸色、皮肤和尚未恢复正常的眼神。这一年，杨宪益还只有５７岁，但一千五百多个日日夜夜是在铁窗大墙之内度过的，粗劣的囚粮牢饭以及不见阳光的日常生活，加之一度存在着“逼、供、信”以及死亡的威胁，对于妻儿的刻骨思念，使一个一向乐观、一贯以“老庄之道”的眼光看待事务的杨宪益，蒙上了一层厚厚的晦气和霉气。（邹霆：《永远的求索》，３２５页，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 　　身体出了监狱，但是精神仍然被禁锢，这就是当时杨宪益的状况。他甚至在相当一段时间内，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他的同事熊振儒提起一件事，令人震惊和深思： 　　四年牢坐了以后，对他（杨宪益）影响很深很大的。杨宪益出来以后，一听到说“杨宪益”，他就“是”——蹦地就跳起来了。在牢里的那一套啊！就是管教人说“杨宪益”，他“是！”就站起来了，就发颤。监牢那一套有四年时间，习惯了那一套。一提杨宪益，跟他一说话，“蹦”就站起来了。就跟牢里犯人一样。我们看了以后很难受，一个老知识分子怎么这个样子了？……过了很长一段时间，半年多才（恢复）过来。…那时，他人好像有种发呆的样子。坐牢时间长，有点发呆了。（熊振儒访谈，１９９９年１２月２６日） 　　其实，杨宪益的变化，不自坐牢起。自从１９６６年７月他被“揪”出来以后；自从他被“揭发”有“反对毛主席”的“反革命言论”和其他“三反言行”，被打成“牛鬼蛇神”后，他就开始变了。读者当还记得，这个过去从不言怕的人在自传中第一次公开承认：在“红八月”里他“真的害怕”了。他怕什么？笔者在前面分析过，他是害怕“被开除出革命队伍”，害怕成为“革命熔炉的弃儿”。正因为他当时认可文化大革命，拥护毛泽东和中国共产党，所以他内心深处会有撕裂，会有大的矛盾冲突，他才会一度精神分裂。后来，是深厚的中国文化传统的修养和他幽默达观的性格帮他渡过了精神危机。然而，此时的杨宪益已经变了，他渐渐地习惯了他的“新身份”：作为一个“牛鬼蛇神”，他成了一个“非人”；每一个“革命造反派”都可以命令他，侮辱他，对他呼来喝去。 　　１９６８年４月下旬，他被“当众逮捕”，进一步标志着他已被公开“清除”出“群众队伍”；随之四年的牢狱之灾，他面临随时会被“拖出去枪毙”的命运，他的生命早已毫无尊严可言。正如他在自传中所写： 　　上头的人告诉看守：所有这些犯人都是地球上的渣滓；看守们对我们极度蔑视，好像我们都是些低等动物。（杨宪益：《白虎星照命》２４１页） 　　毫不奇怪，杨宪益从这样的境地猛然重新回到“人间”，一下子会改变不了囚徒的习惯。然而，难以改变的，不仅是囚徒的习惯，更是囚徒的心理。 　　杨宪益在口述历史时，曾经提到他蹲过的监狱。那座楼被称为“八卦楼”（也有犯人叫它“八角楼”、“王八楼”），这座楼酷似法国思想家福柯在《规训与惩罚》中提到的“全景敞视圆形监狱”： 　　陶然亭白纸坊旁边的监狱从前叫第一模范监狱。很坚固。里面有一个八角楼。说是八个角的。特别建筑的一个楼。楼里头分着很多牢房。八角楼中间有个楼梯可以上到顶上，可以站在上面放哨。如果有犯人逃跑的话，上面可以用机关枪扫射。是防备非常之牢固的一个地方。（杨宪益访谈，１９９４年５月１６日） 　　这种极为严厉的囚禁和监视，不仅禁锢了人的身体，也囚禁了人的心灵。正如福柯所说，在这样的居高临下无所不在的“监视目光”的压力下，久而久之，“每一个同志都变成了监视者”。再进一步，每一个人都会逐渐地自觉变成自己的监视者，“自己变成了自己的狱卒”，实行“自我监禁”。这种自我监禁正是权力统治的“最高级表现”。 　　杨宪益在相当一段时间内，自觉或不自觉地处于这样的“自我监禁”的状况下。这是杨宪益最大的变化。 　　“圆形敞视监狱”是英国思想家边沁（１７４８－１８３２）在１８世纪末发明的。几个世纪以来，在西方各国，不仅所有的监狱改造计划都以“圆形监狱”为蓝图，而且，这种圆形监狱的概念后来广泛推广到了学校、兵营、医院和工厂，统治者建立了人事档案，建立了奖惩制度，监禁逐渐趋于普遍化和日常化。因此，福柯称它的发明者边沁为“警察社会的猎犬”，把他的发明称为“人类心灵史的重大事件”。 　　中国的文化大革命，是“每一个同志都变成监视者”的最极端、最疯狂的时期。杨宪益在这个时期的心理变化和他的“自我监禁”，可以在他的英文《自传》中找到例子。当时，林彪虽然倒台了，但江青和党羽依然大权在握。他们发起了“批林批孔批周公”、批黑画、批邓等一系列运动。对于他们的倒行逆施，杨宪益再也没有公开表示过反对，他对这一切抱“冷眼旁观、玩世不恭”的态度；甚至还参加了批邓的“大游行”： 　　江青倒台以前，她和党羽发起了批邓运动。他们要求所有的政府机关工作人员都上街举行反邓示威游行。他们要我也去。我没有拒绝。那个时候我早已变得相当虚伪，不再发表任何不受欢迎的评论了。那次的所谓“群众游行”完全是一场惨败。街上的群众明显地没有任何热情，文化革命初期的那种疯狂的歇斯底里已经消失殆尽了。 　　江青还策划举行了一个黑画展，批判某些中国画家的画。她认为这些作品颓废和反共。一个老画家画了一个太阳，太阳的颜色有点粉红，被认为是攻击了毛主席。另一个青年画家黄永玉——我五十年代就熟识的朋友，我们翻译民间长诗《阿诗玛》时他为该书画了几幅美丽的插图——画了一幅猫头鹰，猫头鹰的一只眼睛是闭着的。这被指控是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有偏见，因此也是反共的。每个像我这样的政府工作人员都要去参观“黑画展”，接受“再教育”。……当然，所有这一切都是莫名其妙的胡说八道，但我还是很顺从地去看了画展。我已经学乖了，知道任何异议都是毫无用处的。（杨宪益：《白虎星照命》２５４页，雷音译） 　　２００１年１１月，文革中曾参加四人帮的御用写作班“梁效”的北大教授周一良逝世以后，他的儿子写文章追忆父亲的一生，沉痛地揭露了一个基本事实：１９４９年以后，知识分子要想在中国大陆坚持独立人格是“无异求死”，这真是一语中的！ 　　其实，聪明的人很早就看破了这一点。先知先觉如储安平者更是早在１９４９年以前就预言：在国民党统治之下，“自由”是个多与少的问题，而在共产党统治下，“自由”将是有和无的问题。几十年来，“胡风分子”、“右派分子”、“右倾机会主义分子”、和各种各样的“反动知识分子们”都以他们的命运一而再、再而三地证实了这一点。因此在中国，“说真话”是最稀有的社会现象。一般人说起话来总是“唯上唯官”，就连普通老百姓都懂得“关键时刻不能说真话”；而杨宪益在过去却往往不明白这个道理，他在这个问题上长期以来显得十分愚钝。 　　可如今，“不谙世事”的杨宪益也终于在“批斗、监狱、死刑的威胁和无处不在的监视”的“威力”下明白了这一点。他也开始说违心的话，办违心的事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