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4：被全面剥夺的学术自由（第一节）

第一节：江泽民时代的学术自由状况<?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o:p> </o:p> <o:p> </o:p> <o:p> </o:p> 1、江泽民与江泽民时代<o:p></o:p> <o:p> </o:p> <o:p> </o:p> <o:p> </o:p> 江泽民（1926～），江苏扬州人。1946年4月加入中国共产党，1947年7月毕业于上海交通大学。曾长期担任动力技术工程师。“文化革命”中先后担任一机部武汉热工机械研究所所长（代理党委书记），一机部外事局副局长。“文化革命”后继续升迁，1985年调任上海市长，1986年接任上海市委书记。<o:p></o:p> <o:p> </o:p> 1989年，在“六四天安门事件”中，江泽民在上海采取高压手段平息事态，包括强行关闭著名的具有自由倾向的媒体《世界经济导报》。1989年6月，在中共十三届四中全会上，江泽民取代因同情学生而失去自由的赵紫阳，担任中共中央委员会总书记。此后逐步接任国家主席及军委会主席。1992年邓小平“南巡”，发表关于“市场经济”的重要讲话，并进而逐步转化为当局的经济政策。一般认为江泽民并不是从一开始就赞成这一政策的，这也说明江泽民至少在1992年尚未完全掌控中国的党政军权力。此后江泽民更加注重运用传媒和政治手段树立自己的威信和政治地位。20世纪90年代中叶，在邓小平去世前后，中共对中国社会的统治正式进入了江泽民时代。<o:p></o:p> <o:p> </o:p> 综合国内外的种种评论，可以概括出江泽民时代的主要特点，那就是：政治层面的个人迷信、权力高度集中和对腐败行为的纵容；外交层面的收买式交流、欺骗式宣传和幕后交易的实用主义；经济层面的沿海城市重心的倾斜、国有资产的私人瓜分和“权力寻租”式的市场经济的建构；民生层面的两极分化和社会阶层的断裂；生态层面的大规模、毁灭性破坏自然；道德层面的利益取向、低级趣味和精神真空。<o:p></o:p> <o:p> </o:p> <o:p> </o:p> <o:p> </o:p> 2、江泽民思想与江泽民心理<o:p></o:p> <o:p> </o:p> <o:p> </o:p> <o:p> </o:p> 江泽民思想的主要内容是所谓“三个代表”重要思想。“三个代表”的内容是：中国共产党要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始终代表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始终代表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江泽民的三个代表观点被写进《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和《中国共产党党章》，并以舆论轰炸、强制宣传、强迫学习等方式推广，社会影响巨大。“三个代表”的“始终代表”究竟是“要始终代表”还是“是始终代表”？“中国先进社会生产力的发展要求”、“中国先进文化的前进方向”、“中国最广大人民的根本利益”应如何判定？在江泽民时代的政治体制下，这些内容是不容许自由讨论的。因此江泽民“三个代表”思想的精神实质可能仅仅是对执政合法性的自我确认和对执政代表性的自我美化。<o:p></o:p> <o:p> </o:p> 有人认为江的“三代”思想是对革命党在和平时期的转型定位的新构想，这种看法的困难是：客观上，“三代”思想提出后的数年间，“革命党”并未有任何鲜明的、向现代政党转型的新迹象；而且，江的“讲政治”等理论观点不仅未给“革命党”的和平转型提供制度支持，还在制度层面创造了更加严厉的倒退局面。赵紫阳先生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3.75pt; MARGIN: 0in 24.65pt 0pt 23.75pt; mso-para-margin-right: 2.35gd; mso-char-indent-count: 1.98;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江泽民提出“三个代表”的思想，就是要以维护共产党一党专政的地位，来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这就不可能进行政治改革。[1]<o:p></o:p> <P style="TEXT-INDENT: 23.75pt; MARGIN: 0in 24.65pt 0pt 23.75pt; mso-para-margin-right: 2.35gd; mso-char-indent-count: 1.98;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因此，对“三代”思想是政党转型思想的推测如果是真诚的，也只是一种缺乏足够根据的善意解读而已。<o:p></o:p> <o:p> </o:p> 江泽民思想的其它内容还包括“讲政治”、“强国论”、“维持稳定”、“以德治国”等。“讲政治”的提出，伴随着对党内和全民的集权控制的加剧，将全社会重新导向“核心领导”的一元化；“强国论”思想的经常性表述“中华民族的伟大复兴”，具体的诉求对象是国内民众（尤其是青年），试图培育他们对自由世界的敌意和狭隘民族主义心理的蔓延；“维持稳定”的政策既是对邓小平时代的“稳定压倒一切”论的继承，又在控制非政府组织、宗教和修炼团体等民间社会成长元素方面有新发展；“以德治国”是一个抵御法治国家建构的动听的理由，但是与之相伴生的自上而下的道德堕落局面使这种说辞显得苍白而怪异。当江泽民试图走出1989的政治阴影，改善经典共产主义的陈腐面貌，确立自己的绝对权威，他及他所领导的党诉诸民族主义说辞；但江对民族利益的机会主义态度，对西方自由世界的恭踞无定的“无立场”策略，对国内“自由—民族主义”者的打压，不惜一切代价“维持稳定”的疯狂，都使得这种“强国”姿态更像是一种表演。有人这样概括江泽民思想：“可以灵活的对待一切理论、道路、原则、价值。”<o:p></o:p> <o:p> </o:p> 江泽民思想与江泽民心理之间的关系是比较清楚的。江泽民在党内并无深厚的政治背景和良好的政治基础，1989年夏季的入京执政对于他更像是一种“救场”和“救火”。但是“位弱民疑”[2]，江泽民面对赵紫阳因正义良知而失去自由的“前车之鉴”，深深感到需要不计代价加强权力控制。来自童年原型经验和畸形政治经历的深重的自卑感、不安全感，使他不仅容易以过度的敏感去对自己和他人的差距进行比较，更容易选择以崇拜权力的方式来安慰自己，以自我表现的方式来证明自己。有时候，这种过度的比较和表现甚至达到神经质的程度。这方面，对江的心理特征，民众有敏锐的直觉，这种直觉贯穿于种种流传大江南北的民谣、笑话等口头材料，本文不拟展开讨论。我们能够从江泽民思想的主要内容中强烈感受到那种崇拜权力、好大喜功、不负责任、偏执多疑的精神气质和自我表白、夸夸其谈、夸大其词、逻辑混乱的心理特征。这种显然有失健康的心理特征外化为江泽民时代的种种具体政策、决策，不仅进一步破坏了中国社会的整体精神生态，改变了中国文化精神的发展方向，而且直接导致高等教育遭遇的严重挫折和高校教师学术自由的全面丧失。<o:p></o:p> <o:p> </o:p> <o:p> </o:p> <o:p> </o:p> 3、被全面剥夺的学术自由<o:p></o:p> <o:p> </o:p> <o:p> </o:p> <o:p> </o:p> 截至1998年，江泽民时代的政治经济政策在高等教育领域的投射，主要体现于政治高压政策的加剧，对自由言论的钳制，以及在权力主导型的市场经济形势之下，混乱而失衡的财富分配体系对高等学校教师群体的冲击。一方面，1989之后，政治领域存在诸多言论禁区，江泽民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当局设置“高压线”，甚至不惜动用刑罚手段对待以言犯禁的高校教师，言论宽容度较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大幅后退；另一方面，经济领域的无序和燥动，疯狂的原始积累，将高校教师群体在经济地位上迅速边缘化，部分高校教师被迫放弃学术岗位，下海经商自救，留守校园的教师也失去发声空间，在新的以收入论英雄的社会氛围中，他们的理性、专业的学术声音被狂躁的社会气氛过滤与隔离掉了。<o:p></o:p> <o:p> </o:p> 1999年以来，江泽民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当局对部分追求自由民主理念的知识分子（包括高校教师）的压制和迫害仍在继续。此外，随着法轮功事件的发生，当局对民间社会的控制迅速升级，对知识分子的自由空间的剥夺进一步加剧。由于法轮功群体、其它气功类群体以及地下天主教会、地下基督教会信仰者群体中，存在着相当数量的高校教师，当局对法轮功群体以及泛法轮功群体（包括其它气功类群体、地下天主教会、地下基督教会信仰者群体）的打压（包括非法关押、“劳动教养”、酷刑虐待、“洗脑班”、强迫表态以及身份歧视），一开始就具有双重性质：既是对信仰自由、身体自由、自由选择生活方式的宪法权利的剥夺，同时又是对这部分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自由的剥夺。但是，长期以来这部分高校教师学术自由的丧失被有意无意地遗忘和忽视了。<o:p></o:p> <o:p> </o:p> 江泽民时代的高等教育管理者：李岚清与陈至立，在高等院校不仅忠实地执行江泽民的政治高压政策，而且将江泽民的好大喜功、不负责任的性格特征落实在高等教育的实践中。“扩招”与“合校”的风潮席卷神州，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大跃进成为举世奇观。1999年中国高等院校扩大招生，提出“发展教育产业”[3]的发展思路，由于忽视了财政投入的严重不足，家庭支付能力的困难，以及高校本身经济效益、基本建设状况与教学研究水平的矛盾纠结，这一思路的实践严重地伤害了中国大学的内部生态，也以教育质量严重滑坡的方式伤害了整个社会。对中国大学内部生态更严重的破坏是江泽民时代的教育部在各地进行的，指鹿为马、乱点鸳鸯的“合校”。贪大求全，意欲以简单的加法（教授数字增加，学生数字增加，实验室、博硕士点……数字增加）瞬间打造亚洲乃至世界级名校，声称“合校”整合各个高校的优势学科和资源，以得到最大效率的运用，结果却创造了更为臃肿的组织机构，更为复杂的内耗内斗，更为沉重的债务危机。对学生和社会来说，就是更为混乱和难以把握的教育质量，以及更为昂贵的学费。有新浪网友“臭美妞儿”戏拟：“阿Q道：合并？有趣!来了一群教育部的鬼佬，叫道合并合并，于是合并了。”这里面没有对于学术规律与学术生态的尊重，只有绝对权力的无所不在与任性放纵。<o:p></o:p> <o:p> </o:p> 美国马里兰大学校长丹·莫特在2000年10月30日访问中国科技大学时说，知识的传播和创造、教学和科研是研究型大学密不可分的两个方面。在研究型大学就读的学生，其与众不同之处在于，他们在一种研究性的文化中成长，完全被浸润包容在这种文化之中，有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究精神。可是，在1999年以后的中国大学中，在“扩招”与“合校”的浪潮中，最直接地受到损失的就是“研究性的文化”和“强烈的求知愿望和探究精神”。此外，类似“211工程”等项目，将高校教师置于成年累月的填表、申报、准备材料的繁琐流程中，将各高校置于彼此激烈竞争、甚至不惜手段买通官府、打点官僚的境地之中，透过权力的干预和利益的分配，不仅创造出新的“权力设租”，而且对各高校和广大教师群体构成了严重的消磨、牵制与掌控权的巩固。在绝对权力的肆虐和当局教育政绩的堆砌彼此相交织的“新世纪”中，高校教师的教学和研究自由被进一步地剥夺和压抑了。<o:p></o:p> <o:p> </o:p> <o:p> </o:p> <o:p> </o:p> 4、来自大学教师群体的初步反弹<o:p></o:p> <o:p> </o:p> <o:p> </o:p> <o:p> </o:p> 1989年以来，随着当局对高校教师学术自由的剥夺的持续和加剧，知识分子对这种高压政治的反弹也持续存在。1999年后，除部分追求自由民主的知识分子坚持其初衷外，具有基督教信仰背景的高校教师，具有法轮功练习背景的高校教师，均有坚持其内心自由，拒不接受当局的强制表态效忠等非法要求者。但这部分人已被当局的媒体妖魔化，同时被当局的社会控制网络边缘化，能够正常发出声音的可能性几近于无。<o:p></o:p> <o:p> </o:p> 大学教师群体在后1989时代的立场分化与利益分化之后，不仅社会评价普遍降低，而且自身坚持捍卫学术自由的努力也更加微弱。2003年的两个突发事件，为这一群体中部分精英分子寻求承担公共责任提供了某种具有不确定性和不稳定性的可能性，在突发事件的震荡之中，言论自由的新通路在一定程度上得到开辟。<o:p></o:p> <o:p> </o:p> <o:p> </o:p> <o:p> </o:p> 4、1SARS事件中大学教师的反应<o:p></o:p> <o:p> </o:p> <o:p> </o:p> <o:p> </o:p> 2002年底至2003年初，SARS病毒爆发。在SARS事件中，由于当局卫生主管部门刻意隐瞒信息，导致大量无辜生命在毫无防备的情形之下感染病毒，甚至不治身亡，并引起社会恐慌。由于蒋彦永医生向国际媒体勇敢披露真实疫情，政府不得不被动地开始公开发布疫情信息，并与国际社会合作，卫生部长张文康和北京市市长孟学农被迫引咎辞职。<o:p></o:p> <o:p> </o:p> 这一事件在大学教师中间也引起激烈争论。后1989时代的立场分化与利益分化在这场争论中得到充分体现。对于数十年来难能一见的媒体真实报道，某些学者称之为“媒体反应过度”。他们并将所谓“社会恐慌”归咎于媒体的自由报道。在一个健康的文明社会中，这种严重罔顾实际的论调是可以存在的，但是由于有基本的事实可供了解，有不同的乃至对立的声音可供人辨别与判断，真相不致于被完全蒙蔽。在21世纪初的中国社会，根本不存在公共意见的健康制衡，这些学者的所谓“独立见解”实际上已成为帮助执政当局强化社会控制的工具。<o:p></o:p> <o:p> </o:p> 中国青年政治学院新闻系主任展江、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中国人民大学公共管理学院教授毛寿龙、国家行政学院教授杜钢建等人公开表达不同见解，共同提出“只有一个开放社会，一个有活力的民间社会，才是具有真正免疫力的社会”的见解。展江认为：目前中国大多数媒体报道框架仍然是“政治正确”。近年来，媒体在重大问题上依然主要执行“规定动作”。国际通行的报道模式是“这就是新闻—基本上是坏消息”，而我国的新闻方针是“正面宣传为主”，两者经常是冲突的。媒体价值取向与大多数公众是一致的：对于各种危机宁信其有，不信其无，宁信其重，不信其轻。杜钢建认为：执政党执政能力建设问题、政府能力建设问题、加快行政体制改革和政治体制改革等问题，都需要创造良好的舆论宽松环境。不能再搞封锁打压，在宣传上应该改变过去极左意识形态的影响。中国在国际社会要发挥重要作用，就必须按照国际准则来行为。毛寿龙乐观断言，“一个自由交流信息和探论的公共空间正在形成。”[4]这些见解的公开表达和广泛传播在SARS危机到来之前几乎是不可想象的。政府在SARS事件中的重大过失和慌张举措给媒体和学人开辟言论空间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空场”。<o:p></o:p> <o:p> </o:p> 在SARS事件中，有一个人物值得注意，就是中国疾病预防控制中心主任李立明教授。李是北京大学公共卫生学院教授，中国预防医学科学院院长。2003年4月4日，张文康公开称SARS病情得到控制。李立明立即挺身而出，首次使用“疫情”二字反驳张的虚伪说辞，举国震动。在当时的紧张情势下，李的做法表现出一位学者应有的学术良知和公共道德。这是一位身兼主管部门官员和大学教师双重身分的学者的选择，他必须为自己的选择承担后果：2004年7月，他被要求引咎辞职，为京徽SARS疫情的扩散承担责任。报道称：“据熟悉他的一位朋友说，李立明心态平稳，今天公布的处理决定他早已知晓。”[5]在脱缰的行政权力面前行使学术自由，捍卫学术尊严，所需要的正是这种“心态平稳”的坚定从容。<o:p></o:p> <o:p> </o:p> <o:p> </o:p> <o:p> </o:p> 4、2孙志刚事件中大学教师的反应<o:p></o:p> <o:p> </o:p> <o:p> </o:p> <o:p> </o:p> 2003年3月，孙志刚事件发生。孙志刚（1976～2003），湖北黄冈人。2001年毕业于武汉科技学院染美专业。广州某公司美术平面设计师。2003年3月17日，因无“暂住证”被非法收容。3月20日，孙志刚被发现在一家收治收容人员的医院死亡。4月25日，《南方都市报》发表文章《被收容者孙志刚之死》，引起强烈的社会反响。<o:p></o:p> <o:p> </o:p> 5月16日，许志永、俞江、滕彪等3位青年法学博士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提交了建议书，要求对1982年出台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有关条款进行审查。在这份建议书中，许志永（北京邮电大学文法学院教师）等3位博士提出，国务院1982年5月12日颁布的《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与我国宪法相抵触，建议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对这项法规进行违宪审查。许志永一再强调，他们的这份建议书并不是一份传统意义上的上书。他们是在行使法律赋予公民的法定权利。<o:p></o:p> <o:p> </o:p> 5月23日，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贺卫方、沈岿等5位法律学者，以中国公民的名义，联名致信全国人大常委会，建议就孙志刚案成立特别调查组，同时对收容遣送制度提请启动特别调查程序。<o:p></o:p> <o:p> </o:p> 在建议书和公开信的浪潮之后不久的6月30日，上海交通大学法学院和华东政法学院《法学》月刊社又联合主办了“孙志刚案与违宪审查”学术研讨会。“推动建立我国违宪审查机制，提升人身自由的保护水平，深入剖析孙志刚案件的社会意义和制度建设意义”是这次研讨会的主题。在研讨会上，中山大学法学院教师李累提出：<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我们不能把一些宪法权利仅仅是看作改革的一些阶段性的目标，特别不能将其局限于经济基础方面。一切人权是普遍的、相互联系的、不可分割的、相互依存的。在经济发展这个过程当中，如果人没有自由，生命不受保障，经济发展肯定要出问题。孙志刚这个问题不是一个个别的事件。……在市场经济体制建立后，有大量的权力异化的现象，有大量侵犯人权的行为。<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他还提出具体建议：<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人的地位还没有得到充分的确认，国家的权力体系不够科学。关于修改宪法，我们应该有一个以宪法改革为中心的法律改革纲领，具体包括：人权体系、生命权等宪法权利应当增补；限制宪法权利的规定不应该写得过于笼统；删除宪法62条第15项全国人大有无限的权力的规定；规定一个经常性的违宪审查的机制；规定司法独立等。<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华东政法学院教授顾功耘说：“违宪审查涉及到政党关系的问题。从宪法本身的原则性的规定来看，也是明确规定执政党应该是在宪法和法律规定范围里面开展工作的。”[6]由于长期难以找到恰当的突破口，一些积蓄已久的问题（如执政党与宪法和法律的关系问题）在孙志刚事件中找到了表达的契机。大学学者对公共议题理性发声，有效地引导了公众情绪在健康、平和、自尊和开放的前提下获得疏导和表达。鉴于社会舆论的压力巨大，6月20日，国务院总理温家宝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该办法的公布标志着《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的废止。<o:p></o:p> <o:p> </o:p> 学术自由VS权力控制，孙志刚事件的结果显示出一个暂时性的、但有启示意义的力量消长。在蛮横与文明之间，在暴力与人道之间，在控制与宽容之间，大学教师们以及全社会的所有负责任的成员，还需要做太多的努力。著名宪法学者季卫东教授在其《宪政的复权》中写道：<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8pt; MARGIN: 0in 22.55pt 0pt 0.35in; mso-para-margin-right: 2.15gd; mso-char-indent-count: 2.15; mso-para-margin-left: 2.4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要在中国树立法律信仰，毫无疑问是及其艰难的作业。它既是对“有治人无治法”的历史传统的挑战，也是对“权大于法”的政治现实的挑战。……也许它是一场没有胜算的格斗。但是，中国的知识分子和职业法律家以及推动社会变革的一切人们，都不应回避这场竞技的格斗。或许可以说，无论胜负的结果如何都要毅然决然的与法律虚无主义进行格斗，这种抉择本身就是对法律信仰的一种实现方式。如果在法律界没有这种为了信仰而进行的真诚的近乎犯傻的格斗，在日常生活中没有耶林所主张的那种“为权利而斗争”的真实的个人利益行为，所谓“宪政”所谓“依法治国”就势必堕落成彻头彻尾的假象。[7]<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8pt; MARGIN: 0in 22.55pt 0pt 0.35in; mso-para-margin-right: 2.15gd; mso-char-indent-count: 2.15; mso-para-margin-left: 2.4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为了信仰而进行的真诚的近乎犯傻的格斗”，似乎是中国大学教师群体争取学术自由的唯一出路。<o:p></o:p> <o:p> </o:p> <o:p> </o:p> <o:p> </o:p> 4、3取缔法轮功事件与丁石孙教授的提案<o:p></o:p> <o:p> </o:p> <o:p> </o:p> <o:p> </o:p> 1999年7月开始的取缔法轮功事件，直接缘自江泽民及其领导下的中共当局对当时的中国形势的判断：<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3.0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4.45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1.92; mso-para-margin-left: 2.33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影响政治稳定的不利因素不仅依然存在，而且还将比往年更为明显、更为激烈地表现出来。如西方敌对势力对我推行“西化”、“分化”战略幷未改变；境内外敌对分子将利用1989年“六四”政治风波10年之机加紧进行破坏活动，侍机制造和挑起事端；境内外敌对势力、民族分裂势力和非法宗教势力还在加紧向高校进行思想文化渗透及煽动、破坏活动等。随着我国改革进入攻坚阶段，一些潜在的社会矛盾可能进一步显露，一些困难可能还会加剧。[8]<o:p></o:p> <P style="TEXT-INDENT: 23.0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4.45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1.92; mso-para-margin-left: 2.33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也就是说，取缔法轮功是对1999年的特殊的国内外形势的一种回应。当然这是一种建立在具有典型的妄想狂风格的判断基础之上的、以“你死我活”的“斗争”哲学为指针的暴力回应。江泽民取缔法轮功的行动预先未经合法的授权程序，事后又临时立《反邪教法》“溯及既往”，而且自始至终贯穿着“揭批”、“表态”、批斗认罪和洗脑过关等“文革”式的政治运动策略，无疑是中国艰难的政治文明与法治进程所遭遇的一次最严重的倒退。但是，在世纪之交，这一新的政治运动由于具有了最强大的传媒工具、最先进的技术手段和最发达的暴力机器的联合运作，其对民间社会、普通公民和文明价值的伤害力都将远甚于上世纪60、70年代。江对法轮功的镇压手法更隐蔽，信息封锁也更严密。数以千万计的民间法轮功人士和类法轮功、泛法轮功人士（如习练其它气功或信仰其它非官方教派者）的信仰自由权、表达自由权、和人身权、生命权陷入没有任何保护机制的“合法伤害”的危险之下。<o:p></o:p> <o:p> </o:p> 但是，在江所营造的新的恐怖氛围之下，知识分子集体噤声。甚至有相当多的知识分子出于自身利益等考虑而加入这一场权力主导的“揭批”闹剧。公开对此事件发出反对声音的主流知识界有影响力的学者只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教授、原副院长李慎之（1923～2003）。在其名文《风雨苍黄五十年》中，李慎之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3.7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2.35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1.98; mso-para-margin-left: 2.13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今年上半年发生的“法轮功事件”既说明了科学精神在中国还远未养成，也说明了民主也没有在中国出现。处理法轮功的手段用的完全是毛主义的老一套。我完全不信法轮功的那一套，但是我坚决反对对法轮功的镇压。我知道同我想法一样的人是很多的。然而在各种各样的舆论工具中都听不到他们的声音。仅这一点，就可以说明民主和法治在中国是怎么一回事了。[9]<o:p></o:p> <P style="TEXT-INDENT: 23.7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2.35pt;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char-indent-count: 1.98; mso-para-margin-left: 2.13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在国内知识界，与李慎之先生的孤独声音相回应的，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只有许志永先生深刻的法理分析。2001年1月，时为北京大学法学院在读博士的许志永先生，在《胡万林：中国法治悲剧命运的象征》一文中，为胡万林医生在取缔法轮功运动中第三次被枉判而感到悲哀。他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5.4pt 0pt 23.1pt; mso-para-margin-right: 2.42gd;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left: 2.2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1999年，最终，大写的科学取得了全面的胜利，把一切的伪科学打翻在地。胡万林也因此遭殃。……中国任何人都逃不开政治运动，作为专政工具的司法机关更是如此。……案件的背景远不是商丘市的激烈争吵,而是整个社会无处不在的运动气息。庭是开过了，但判决迟迟下不来。这一拖又是十个月，早已超过了法律的期限。这期间，法轮功活动不断，中国的反邪教运动也从没间断。终于，在2000年的国庆节前夕，作为一份献礼，胡万林被判有期徒刑15年，这是非法行医罪的最高刑期。……胡万林的第三次悲剧，也是中国法治的又一悲剧，是阴险的政客，宗教裁判所的爪牙般的自以为是的所谓科学斗士，长期受到压抑从而对承担道义的渴求达到变态的传媒，以及媚权媚俗的法院联合造成的。1999年，可谓中国的科学年，这一年，大写的科学到处炫耀着他们光辉的胜利。科学就是马克思主义，科学是唯一的，其余的都是伪科学，都要打翻在地，踏上一万只脚。中华民族百年科学梦，到头来还是一枕黄梁。科学精神在哪里？值得一提的还有传媒，长期的压抑已使他们有点精神变态。他们渴望找到敌人以承担起道义的责任。他们如此渴望。但又无法对抗大的敌人，因为他们本来就是最大敌人身上的寄生物。他们终于找到了胡万林，他们给他披上邪恶的外衣，向他猛烈开火。他们就像找到了一个面人，可以毫无顾忌地向他泼脏水。二十世纪的两面大旗，他们不敢碰民主，于是只好在科学的夹缝里寻求自慰。当然，最根本的问题还在于中国的司法体制。传媒媚俗是正常的事情，法院媚俗甚至媚权则是一件可怕的事情了。……中国面临的问题在于，法院是一个政党的附属物。这个政党以运动起家，又以运动治国。法院的正义就是这个党派的正义，法院从来都处在运动的漩涡中。今天头脑发热，丧钟为法轮功和胡万林敲响，明天，丧钟又将为谁而鸣？[10]<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5.4pt 0pt 23.1pt; mso-para-margin-right: 2.42gd;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left: 2.2gd;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许志永先生的文章在当时影响并不大，但意义却十分重要。对于胡万林案的“类法轮功/泛法轮功”的性质，他不仅有敏感的把握，而且有勇敢的表达。中国大学教师群体作为一个有生命的机体，需要不断吐故纳新。此后不久，许志永博士就正式加入到这一群体中来，并成为这一群体积极争取自身言论空间的领军人物之一。<o:p></o:p> <o:p> </o:p> 2004年3月的“两会”期间，北京大学丁石孙教授（1927～）正式向全国人大递交提案，提出对镇压法轮功的异议。丁石孙教授是著名数学家，曾于1984年到1989年担任北京大学校长。1999年到2004年间，丁石孙教授时任中国民主同盟主席，全国人大副委员长。在表达抗议声音的群体中，丁石孙教授是行政级别最高的，学术地位最高的，他的声音不仅未得到任何回应，而且被官方刻意地“消音”，次年他的公职生涯也走到终点。<o:p></o:p> <o:p> </o:p> 丁石孙曾长期担任北京大学校长，他所继承的是北京大学“思想自由、兼容并包”的精神传统。在大学精神式微的二十一世纪中国，丁石孙教授的正直与诚实、勇气与担当都有着特别的示范意义。而且，值得一提的是，作为全国人大代表，丁石孙教授以提案的方式发声，这意味着，当我们信赖一种纸上的权利，并以自己的全部身心来担当这种权利，以自己的切身实践去激活这种权利，它就有可能、有希望真的成为有血有肉的、真实的权利。   注释： <o:p> </o:p> [1]宗凤鸣：《赵紫阳软禁中的谈话》，开放出版社2007年版，314页。<o:p></o:p> <o:p> </o:p> [2]何新：《论江泽民时代》，http://www.xslx.com/htm/szrp/rdtw/2002-11-23-11389.htm<o:p></o:p> <o:p> </o:p> [3]《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深化教育改革、全面推进素质教育的决定》。<o:p></o:p> <o:p> </o:p> [4]刘天时：《当SARS碰撞中国传媒》，《南风窗》2003年6月号。<o:p></o:p> <o:p> </o:p> [5]蓝燕：《中国疾控中心主任李立明：曾挺身而出反驳张文康》，《中国青年报》2004年7月1日。<o:p></o:p> <o:p> </o:p> [6]童之伟、王福华整理：《孙志刚案与违宪审查》，http://www.xianfa.net/act/list.asp?unid=270<o:p></o:p> <o:p> </o:p> [7]季卫东：《宪政的复权》，http://news.163.com/08/0320/11/47FNNAK600012GGD.html<o:p></o:p> <o:p> </o:p> [8]《关于做好1999年高校思想政治工作和稳定工作的通知》（教党[1999]１号）。<o:p></o:p> <o:p> </o:p> [9]李慎之：《风雨苍黄五十年》，摘自《思想评论》网站，现已被关闭。<o:p></o:p> <o:p> </o:p> [10]许志永：《胡万林：中国法治悲剧命运的象征》，摘自许志永“阳光宪道”网站，现已被关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