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夏快递 : 观影、天灾与名字——艾晓明《我们的娃娃》和《公民社会》观后感

编按：中山大学教授、内地纪录片导演艾晓明，早前获西蒙波娃女权奖。她的维权片子远不止于为妇女权益发声——从纪录太石村民主选举被暴力推倒、湖南爱滋村的实况，以至川震豆腐渣工程下的幼魂——她站在弱势的一边、位处维权运动险要的浪头。去年她终受到当局明恍恍的打压，被禁过境参与香港《我们的娃娃》和《公民社会》放映座谈，也自是不允前赴法国领奖。 香港有社运人士为支持蛰伏的艾晓明，连续举办多场《我》和《公》公开放映。中文大学教授彭丽君写下观后的种种沉思。 2008年5.12四川大地震，一个曾令香港全市悲恸的特大天灾。 回想一下，当天媒体铺天盖地的报道，牵动了差不多每一个中国人的热情和神经，我们甚至可以用聒噪热闹来形容香港人当日的集体悲天悯人。今天我们抚心自问，当天的眼泪确实是真心的，捐出来的金钱甚至是没有铜臭的。可是，一年多而已，为什么这事件对今天的香港而言，竟然是那么遥远，为什么当天由衷的热情会这么容易被耗尽而枯竭？ 自拍的注脚 近日有机会观看由艾晓明导演拍摄的《我们的娃娃》和《公民调查》两部独立电影，我实在无言。在如此大是大非前，个人的理智和感情都变得软弱无助：成千上万孩子枉死的贪腐官员和商家在中央和地方政府的包庇下没有一个要承担责任，而民间自发去调查校舍豆腐渣工程的一介百姓却被控颠覆国家，正面对着一个可能极长的刑期，这是一件无法让任何一种认知和道德观所谅解的事件。 四川大地震除了是一个所谓千年不遇的特大天灾外，也曾经被看成是一个国家开放的契机。像野火般蔓延的大量文字和影像报道，由主流媒体和民间在不同渠道发出，让全世界了解和参与了整个救灾过程。很多论者从中观察到当局对新闻自由的新体会，态度由压制转为包容；《我们的娃娃》就是在这样一个环境下出现，不过反映出来的却完全是开放的相反。 艾晓明在事发后收到和搜集了很多当地居民自拍的影像和故事，内容很多也涉及到校舍豆腐渣工程以及当局的蓄意隐瞒，驱使她把这些影像组成一部完整的电影，以纪念当中死去的无辜学生和孩子们的父母，也为这个介乎于天灾与人祸中的一件悲剧留一个历史注脚。 影片主要分为三段，第一段重现地震发生后的灾情以及父母们的悲痛，重复着我们一年前在媒体中看到的人间惨剧，第二及第三段讲述父母们和各界人士对豆腐渣工程的证据挖掘，以及当局因应的打压和隐瞒。第一段我看得特别辛苦，主要是我再不愿意看到自己消费着别人的伤痛；但之后的另外两段，让我这个观者重新审视第一段影像的意义：我对这个天灾的影像消费以及由过度消费而出现的快速遗忘，是否也包含了自己某种对权力的包庇和对不义的视而无睹？ 以摄影机的摇晃和关闭终结 其中一段影像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几个家长代表到市委办公室与官员会面，听取建筑审核专家的调查报告，这是一个不公开的闭门会议。在会议途中官员发觉有家长在录影，态度因此突然转变，由恐惧而引发横蛮，指令家长必须停止录影，家长不服，宁愿终止会议也不肯屈从，段落最后以摄影机的摇晃和关闭而终结。那段影像非常独特，录影机只是随意放在桌上，没有调校镜头的位置，幽暗的画面的下半部分是冰冷的会议室长桌，构图有点像曾令全世界惊为天人的张艺谋《黄土地》镜头，只是在这段画面的上半部分我们再看不到农民对坚实土地不卑不亢的沉重生活，而是一个一个没有头的官员上半身，侃侃而谈他们的报告，以及最终露出来对老百姓的专横跋扈。这段非常原始质朴的影像纪录，可以成为对今天影像媒体的一段后设评论：在这样一个影像爆棚的世界里，影像的拍摄者和观看者究竟还有什么责任？我们对影像的制作和消费究竟有没有一条最基本的道德底线？ 《公民调查》是《我们的娃娃》的续集，参与拍摄主要只要三人，艾晓明是导演也是摄影，谢贻卉可以说是拍摄队伍中唯一的工作人员，由杂务到制片到资料搜集也是她，谭作人在片中的前半段担任幕前的叙述者和评论人，后半段因为他的被捕成为故事的主角。 影片纪录一个简单的时序过程：地震发生后一年，当局说因为各种困难，无法整理出一份完整的死难者名单；虽然死难人数是工工整整的发布出来，但实际名字就是讲不出，对一个户口监控这样厉害的国家而言，这是匪夷所思的。承担着《我们的娃娃》中死难者父母的心愿，艾、谢、谭三人重到灾难现场，希望能从民间出发，去组成一份死难学生的名单，过程中得到很多有心人帮助，却因为事件的政治影响力，遭到当局阻拦，还逮捕谭作人。谭现正在狱中等候宣判，而继续建立这份名单的工作，则由著名艺术家艾未未及一班志愿者薪火相传。 遇难者父母的愿望看来很卑微，只是想为孩子在世上留个名字而已，但当电影继续发展，观众才逐渐理解名字的重要，以及明白当局对发布一份死难者名单所反射出来的恐惧：当一个一个名字和身分挺拔地在纸上跃起，这些孩子就再不是一个与我无干的他者。当天我们的眼泪和捐献没有把我们带到灾难现场，媒体大量的再现反而为观者筑起一堵安全的围墙，我们可以不断通过自己所谓真实的感情来消费和溶解这些悲剧，而我们和受灾者曾经建立的亲密关系也在捐献后结束。但是，当名字在历史中出现，除了彰显了生命的尊严外，也让当局和观者再一次面对我们对他／她们的责任：我们还是否欠死者和生者一个公道？我们在生命无常前显出的渺小，又有没有让自己回到自己身上，反思自己和旁人的关系？ 都是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 这几个星期扰攘着香港的时事话题，除了法师与嫩模外，就离不开反高铁和公投的相关事件，以及由此而引发的后九七香港身分问题。有趣的是，虽然这两件事也隐约触及中港关系，但对抗者都尽量淡化这方面的含意，把抗争解释成香港的内部问题。大家对菜园村的感情和保护，确实能把香港身分这个较抽象的议题坐落到实在的地方、社群和日常生活的建立上，这有助于我们解开对单一香港主体的迷思。但是，年轻人整体的愤怒和香港政改所面对的困局，无论我们如何回避，最终不依然是一个中国的政治制度问题吗？从汶川到菜园村，中间千里迢迢，甚至互不相干，但中国政治的现实以及这个政权的不稳定性和自我焦虑，是不是都在各「地方」事件中发挥着最终的指导性作用？我最不愿意简化所谓的「中国问题」，一直鞭策自己和学生要用最宽广和多元的角度来看中国，但当我们迫不得已要面对自己的政治无助时，又实在无法不把这最「深层的矛盾」搬出来。这才是最悲哀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