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哀歌为谁而鸣？——作曲家王西麟的人生与音乐

1、我记得一个白雪皑皑的深夜，一通急促的电话铃声将我从睡梦中惊醒。原来，这是王西麟打来的电话。在话筒的那一端，他的嗓音还是那样地浑厚：“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你要听萧斯塔科维奇！”在漫长的劳改生涯中，他多次受到狠毒的殴打，听力受到严重的伤害。所以，他平常生怕别人听不见他说的话，将嗓门升高到了仿佛是在吵架的地步。为什么那么多优秀的音乐家都在听力上存在着严重的缺陷呢？比如贝多芬，比如王西麟。这或许是上帝奇妙的安排：他们听不见“大珠小珠落玉盘”的各种声音，却有本领让他人听见天籁之音。我听得出来，那天晚上，王西麟喝醉了酒，我知道他心里非常难受——生活在这样的时代、这样的国度，一个稍稍有点良心的中国人，心里难道会“好受”吗？ 然而，我坚信，王西麟被迫忍受的“无声”的状态是暂时的，正如鲁迅所说：“沉默啊，沉默，不在沉默中死亡，就在沉默中爆发。”列宁和斯大林所创立的、不可一世的帝国已经灰飞烟灭，而萧斯塔科维奇的音乐依然响彻俄罗斯辽阔的大地。音乐家终将战胜独裁者，音乐终将战胜谎言，这是一个无需疑问的答案。伟大的音乐，背后是高尚的灵魂。正是那一点灵魂的光，帮助千万双聆听的耳朵打开心灵的窗户。 2、王西麟的多部宏大的交响曲，呼应着世界交响曲的伟大传统，昭示着艺术家用音乐、美、爱和信仰来拯救人类的雄心。他的音乐既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一切对人类的苦难有痛彻心肺的悲悯的听众都会对其产生长久的共鸣。一九九四年，在访问美国之行中，王西麟的《第三交响曲》引发了强烈的反响。在耶鲁音乐学院，听众在听完第一乐章后爆发出热烈的掌声，之后每听完一个乐章都如此。直到听完全曲后，他们全体站立并拥向前来向作曲家表示祝贺——尽管美国人并未经历过如此深重的苦难，但人类的心灵是相通的。 二零零二年四月十三日，德国科隆首演了王西麟的“四重奏”。在这部作品中，作曲家大量发挥了地方戏曲音乐中的散板等戏剧性的表现力。科隆乐团团长奥利弗致函王西麟说：“你的音乐对这场音乐会十分重要，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它的控诉，它的哀悼，它的悲伤，它的充满希望和爱：开始是恶魔之舞而最后却是和平的结尾。不仅如此！你的音乐还表达了：看！在悲伤和痛苦后面还有一个更好的世界——人要强有力地信任自己的人格，相信能击败邪恶，并最终将感到和平、自由和神圣、纯净的爱！”可见，音乐优于语言文字的地方在于：它具有一种超越种族、国家和地域的魅力，它能够瞬间唤醒人类残存的神性及良知。 3、王西麟的命运和音乐，与俄罗斯音乐大师萧斯塔科维奇有着惊人的相似性。一九九五年五月，彼得格勒交响乐团首席指挥雷洛夫听完录音后说：“如果百年前有外星人来到地球用一小时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贝九’；如果现在又有外星人来到地球要了解人类历史，请他们听你的《第三交响曲》。”莫斯科音乐学院教授、萧斯塔科维奇的好友瓦．尼．赫洛波娃，听到这首悲壮的交响曲后激动地说：“这位中国作曲家继承了不屈不挠的‘战鼓似的’萧斯塔科维奇的路线，……音乐如此辉煌，我想，萧斯塔科维奇会因之而欣喜不已。”她描述说，这首曲子仿佛让她看到柴科夫斯基以来的俄罗斯悠长的、如歌的、优美的旋律流过中国的山脉，两个伟大民族的悲剧命运由此联结在了一起。 王西麟对西方交响乐的历史有这样一番个性化的阐释：“交响曲大约自贝多芬《第三交响曲》以来才具有了深刻的历史的、社会的、人文的宏大的容量；在此以前作为音乐的交响性思维即矛盾冲突、和深刻的悲剧性，这在巴赫的音乐中，在莫扎特的《魔笛》中，早已有了。但只是在贝多芬‘第三’中，交响曲才如此地具有了深刻的社会的历史意义。这个伟大传统和伟大美学观念，以后在勃拉姆斯、西贝柳斯、柴柯夫斯基，马勒尤其在萧斯塔科维奇的交响曲中有了重大的发展。正是萧氏的交响曲把深刻的历史批判精神融入到交响曲这一艺术形式中来。以后在二十世纪后叶，又在潘德列斯基的六七十年代的音乐中做了发展。他的《波兰安魂曲》、《路加灾难曲》都有着上述精神的延续。我的音乐观念也受到这些音乐很深影响，这也正是我自己追求的艺术倾向。”无疑，他本人的作品也可以归入此一序列之中。他的音乐是当代中国罕见的“有思想”的音乐，他的存在使中国当代的交响乐在国际上赢得了尊重。显然，《黄河大合唱》和《茉莉花》不是当代中国音乐的“无法承受之重”。“中国”需要更加优秀的音乐来“穿透”和“代表”，王西麟的作品当之无愧地是其中之一。 4、王西麟的音乐中蕴含了相当丰富的思想内涵，同时也体现了作者对音乐技巧的娴熟的掌握与运用。王西麟是一位饱经风霜的老人，他的身体里却跳动着一颗年轻的心，他没有落伍于国际音乐发展的主潮。当代国际音乐大师潘德列斯基高度评价其《第四交响曲》说：“这是一部伟大的作品，它的基础是欧洲六十至九十年代的先锋派技术。它保持了自己独特的语言和个性，从而截然相反于他的国家中的任何其他音乐。”澳大利亚国立音乐学院教授吉米．柯特也评论说：“这部作品使人震惊！它的音乐语言生动有力，人们在这里可以清晰地听到对不人道的正义的谴责之声，很少有作曲家能够如此清晰地表达这种激情，凭这一点，它的作者就应被列入近五十年来世界作曲家的前列。”由此，王西麟成为千千万万“思想史上的失踪者”的“代言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