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外交部，没个外交政策—读王尔敏著《晚清商约外交》的心得和感想（代序）

唐太宗征高丽，邓小平惩越南     当然，人类既是好战好杀的下等动物，在任何种的制度之下，战争都是无法避免的。中国和四邻少数民族小国，就时常打斗，有时也打得十分激烈。如唐太宗征高丽（公元**五年），邓小平惩越南（一九七九），也都发兵数十万。我的越南学生就告诉我说，在越南的历史上，所有越南的“民族英雄”都是“抗华英雄”。我也告诉他们，历史上在印度支那半岛族群内战中，不知出了多少“民族英雄”，可能百十倍于抗华英雄，但是只有“抗华英雄”，才能名垂青史。其他英雄们的大名，你们都不知道罢了。诸生大笑称是。  　　我们要知道，在汉、唐、元、明、清的强势朝代中，“礼乐征伐自天子出”；为着区域事务，或干脆为着“声威”（aggrandizement），都会发生征东、征西一类的战争的。可是在六朝和南北宋的弱势朝代里，则“礼乐征伐自诸侯出”。一旦诸侯国相互兼并，变得太强大了，它就要入主中原，建立其北魏、辽、金、元、清等大帝国，但其所建立的，宇宙大帝国的外在形式和内部结构，自秦皇汉武建制以后，两千年中却一成不变，这也就是毛泽东所说的“千载犹行秦法政”了。这本是一种东方的“世界秩序”，有它自己的运作程序。与西式世界秩序相比，二者之间只有制度之异同，而无政治是非之可言也。  　　在这一与西方完全不同的宇宙观，和宇宙政府之下运作的外交体制，自然与西方的体制是绝对的南辕北辙。但是它也是个自成体系，有效运作的制度（a functional system），一行两千年，未尝瘫痪也。只是从鸦片战争（一八三九～一八四二）之后，在西方制度的挑战之下，无法继续罢了。但是在行将到来的“后现代时期”（during the Post-Modern Era），它的理论与实践，是否能重发余温？制衡西制，今日似乎还言之过早，然并非绝无可能也。君不见，今日美国在波斯湾，不正在大搞其“挟天子，令诸侯”的勾当？现任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先生，不是华府一手扶植的吗？老美今日偏不许他充分行使职擅。岂不怪哉呢？  　　总之，二次大战后的战争，如韩战、越战（包括邓小平所打的）、波斯湾和波士尼亚之战，其性质与结束方式，与一、二次大战及战前之大小战争，均已大异其趣。近年美国所搞的挟天子令诸侯那一套，已愈来愈像咱们东方老传统，迨地球转入“后现代”或“后西方”（Post-Western Era）时代，政客们纵横之道如何？现在虽言之尚早，然其与现在之决然不同，固不待智者而后明也。  　　现在再回顾一下，看我国外交体制，从近古转近代，是怎样转过来的。  　　有个外交部，没个外交政策  　　鸦片战争后，古老的东方文明被迫作第二次大转型。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建制和操作，也被卷入转型大潮，慢慢转移，从两广总督府，转入中央特设的“总理各国通商事务衙门”（简称“总理衙门”）。到一九〇一年，吃了八国联军的败仗，才又被迫设立了两千年历史上第一个“外务部”。然后重作冯妇，再习外交。百余年来，这项转型学步的经验，是十分艰难和痛苦的。  　　首先是，近百余年来的我国中央政府，虽也有个外交部（Foreign office），却基本上没个“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我们所搞的，几乎全部是被动的应付外交，或挨打外交；在国际间的外交行为，始终就未尝采取过主动。此一劣势的形成，虽亦与国势有关，所谓弱国无外交也。但是我国朝野，对此新兴行道之无知，也是个主要的因素啊！清末民初，那段血泪斑斑的挨打外交，不用谈了，纵在二次大战末期，我们已挤入“四强”之列，但是被欺被宰，还是血泪横流啊！那是技术落后、愚昧无知的结果，与“弱国外交”就没有太大的关系了。  　　麻将台上四大赌客  　　在二次大战末期，胜利已成定局之时，全球列强，只剩下中、美、英、苏，一桌麻将。六十年后，细谈牌经，历史家不能不说，这场麻将中的最大赢家和最高牌手，实在是老毛子史达林也。他原是个最危险的德日夹攻、英美暗算的毁灭的对象。但在二次大战前夕，他就能安排中国替他“抗战到底”，而化德日“夹攻”为纳粹“单攻”。何等高明？二次大战末期，他居然又透过雅尔达、波茨坦，不费吹灰之力，不特在欧洲囊括了所谓“苏东波”半边天下，在东亚也掌握了满、蒙、北韩，最后还在满洲暗助一小老弟入主中原。真是锦上添花。苏联后来之解体，实在是天亡老苏，非战之罪了。  　　四方城中，另一麻将客邱吉尔，也技术非凡。邱氏原意，是在欧洲缓开“第二战场”（Second Front），务必等到德、苏两军，皆拚搏至死亡边缘之时，然后来个卞庄刺虎，以英、美主力，从东欧的黑海沿岸，抢滩登陆。如此，则约翰黄牛，不但可尽收战败纳粹之所有，同时也可把“北极熊”，赶回北极，以除后患。这着何等厉害。  　　可惜邱某受制于他的“上家”罗斯福，而不能尽展所长。罗某不但有其美国传统的理想主义，他也以带病之身，受制于满脑军功，而政治木讷的窝囊将领，马歇尔和艾森豪。但是二十世纪毕竟是美国世界。在这场麻将中，也只此一家，能“不按理出牌”。赌本无限故也……朋友，人家输得起嘛！这也就是管仲能搞“九合诸侯”的道理啊！人家本钱无限，你如也想赢点小钱，你就得“摸着石头过河”，在霸主身边，狐假虎威一番。是非云乎哉？这就是罗、邱的关系了。  　　这场伟大的国际牌局中，本钱既小，而牌技奇劣者，就是我们的蒋公介石了。他老人家个性倔强，颇有忠肝义瞻。一介死士也，烈士也。他搞内交，打内战，有时也有些智慧与手腕，可以不战而屈人之兵。然终非大器。搞国际外交，没个智囊班底，他就是个一介武夫了。在二次大战之后，美、苏交恶，中国介于其间，举足轻重。运用得当，他原可“坐收两国之金”。（这是蒋公最爱阅读的《战国策》上的话。）战后毛公虽有土共九十万，声势确实不小，但是在美、苏夹缝中讨生活，仍是小筹码也。其所以能席卷大陆者，蒋氏外交无能，终以一人而与两国一党为敌，麻将技术太鲁，有以致之也。此处篇幅太短，容当另论之。  　　毛比蒋还要土  　　蒋去毛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了，吃一堑长一智，理当深识蒋之覆辙，在两强之间，釜底抽薪，而独享其渔翁之利。孰意毛之山洞外交，尤逊于蒋。他替史达林打了一场韩战，死伤数十万，且几乎吃了原子弹，事后还要向赫秃赔偿“战债”，天下事之荒唐有甚于此者乎？某次愚答大陆学生问：此债应偿否？余冒反革命、反毛泽东思想之大险，自承是资本主义的“徽州朝奉”，曰：“此债誓不偿还也。”数百师生闻言，竟为之鼓掌哄堂，亦可笑矣。  　　其实“扫扫仓角子”（毛公名言）赔点小钱，小事也。何足挂齿？毛公之左右开弓，最后竟变成以两强为敌，几至美、苏合作，联合炸毁罗布泊之结果。毛氏之终能免此屈辱，无他，命大而已矣。真是天下无俊杰，使庶子成名。吾人固知，美方五角大厦之原始计昼，是单独毁减中国之核子设备（与他们今日之对付伊拉克，简直是一模一样），然以未获苏联默许而未果行。迨布里兹涅夫亦有意单独行动时，又为企图联华制苏之尼克森所峻拒，而末达所愿。两强计昼中，偶然之时差，竟免中国于浩劫，而鼓中老毛不知，还自鸣得意，岂非天意哉？余于尼克森访华之后，得机返大陆探母，从南到北之大小干部，无不歌诵“伟大毛主席的革命外交”，闻之实不胜悲楚。盖余深知该次中美关系之回旋，全出于狡猾之尼克森，一手之安排。北京之联合国席次，全系尼大总统之恩赐，毛氏得之而不脸红，还大吹其“不称霸”，亦诚厚颜之甚矣。余嗣读尼氏、季氏之回忆录，见“小媳妇”周恩来，用尽心机，内说昏君，外御强寇，以风烛残年的癌病之躯，折冲其间，“古大臣欤？”真为之拭泪也。（在九一三之前，周致尼克森每一密函，必说经毛主席及林副主席之批准，见其用心之苦也。见尼克森自传，一九七二年各节。）  　　飞弹不如老爸  　　周、毛既逝，尼党亦垮，小蒋短命，闽南帮篡位，中美两岸之交，从头来起。海峡南岸，新官上任，金权务实，忙不开交。而成败仰乎赵孟，民可使由之，不可使知之，政权基础，固未稍变也。北岸受惠开放，科技与经济齐飞，资本与社会一色，毛规邓随，对岸小朝廷不听话，开炮如仪。但是毛的十万大炮，未能打掉金门，江的几颗飞弹，又何能吓坏老爸？头轻脚重，以千斤而拨四两，宜其贻笑方家也。  　　分裂外交与统一武力  　　可是我国的圣贤遗训，所谓“满招损，谦受益”，于近年来海峡两岸对峙之局，真能一语道破。南岸的李老总的毛病，便是由“满”而骄，睥睨当世，而其志只在一岛，他非所知，良可慨也。其实蕞尔小岛，海隅孤悬，要冲出困境，需有不世出之大思想家与大政治家，去领袖群伦，导夫先路，不幸宝岛今日多的是急功近利的政客，共同目标，亦只限于分家独立。这与美国内战中，林肯对手方所搞的分裂外交（Secessionist Diplomacy）相似而规模不如也。林肯之所以不朽者，若辈与有功焉。  　　笔者之对岛兴叹，并非说大陆上，今日已出现了什么“大政治家”也。其实中共政客之困死于一党，亦正如台湾政客之困死于一岛，双方皆无魄力能破茧而出也。只是双方政治资本则有天渊之别罢了。毛泽东政权之最大成就，也可说是唯一的成就吧，厥为对中国大陆的“武力统一”，而“武力统一”却为中国政治运作中之第一条件。民国以来，自袁世凯而后之当权者如段祺瑞、吴佩孚、张作霖、孙中山、蒋介石、毛泽东，无不梦寐求之也，然只毛泽东一人能最后完成之，而还是功亏一篑。  　　朋友，政治是最现实的东西。所以今日的北京政权，如能维持它的“武力统一”于不坠，便是百分之八十的成功。此即邓小平所谓“稳定第一”之真谛所在也。有此武力统一之基础，它和世界任何超级强权，不论为敌为友，皆可平起平坐。无此基础，则既不能为敌，更不能为友，充其量只是一变相附庸而已。为附庸则赵孟能贵之，赵孟亦能贱之也。斯即今日宝岛台湾之实际的国际地位。直言之，知犯众怒，然无人能否认此客观事实也。  　　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  　　大陆便不然了。就近五十年来的中美关系来说，尼克森之前，中、美两国均以对方为天字第一号之世仇（archenemy），尼克森而后，渐次接近，今日两国竟变成莫逆之交，甚至变成了所谓“战略伙伴”（Strategical Partners）。真出人意料。如今蜜月之情，奚待多言？为时不过数月之前，当华府好色之小总统向北京propose（求亲）之时，我辈台下观众，无不大惊失色。不意柯林顿能出此怪棋也。北京显亦为此突来之爱情所惊，最初曾连连否认，说只是“合作伙伴”，而非“战略伙伴”也。吾辈中美外交史课室中之老学究闻之，颇为北京之半推半就而惊奇也。美谚不云乎：“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If you cannot lick him， join him）老江原搞不过小柯嘛，现在小柯要老江入黟，为何不干？  　　读者贤达，您知道啥叫“战略伙伴”吗？那就是：老美今日世界之霸主（hegemonist）也。他老人家现在要搞“九合诸侯，一匡天下”，尤其是要对付伊拉克、伊朗、金正日，这窝小造反派，没个中国作“二把手”为助，则阻力处处，事倍功半。他若能拉中国“入伙”，做个“助霸”（assistant hegemonist），则一匡天下，便易如反掌矣。而今日中国这位老太太，对霸主既无篡位之心，更无篡位之力。自己如能和平稳定，于愿已足，台湾之外，又别无所求，霸主老爷，如能说服北京当“助霸”，对老美的世界霸权，实有百利无一害也。所以这位好色的小总统，就要苦苦向北京追求和亲了。北京最初的反应虽然有点脸红心眺，不知如何是好，所幸今日主持大陆外交的“江钱配”，原也是洋场出身，非老毛的山洞外交所可比。因此不出数日，他们对美国式的快速拍拖，也能快速适应，终于一拍即合了。  　　朋友，同老美合伙，有啥好处呢？啊，那好处才说不完也。须知，美国老牧童（cowboy）这个腰缠万贯的大老粗，莽小子，鲁提辖，“He Man”，做了世界的霸主了。问良心，他倒真的没有小心眼、黑良心，像英国保守党，彭肥那样，笑里藏刀，诡计多端。牧童哥直来直去，也见义勇为，惯打不平。这是他的好处，但也是他的弱点。他对比他更有钱，也有更高度文明的人，像犹太人，就很有自卑感，因此他的犹太情结极重，美国也就变成世界犹裔唯一的天堂，华府也就变成以色列的殖民地。而以色列这个国家，原是老谋深算的英国宋江，二次大战后被迫退出中东时，特意制造出来的（其手法和它被迫退出香港时，筒直一模一样）。英国这一手法的后遗症，便是把中东弄得永无安宁之日。因此中东这个大火药库，就变成美国永远甩不掉的大包袱。把老提辖变成个背了一辈子包袱的布袋和尚。可是这个包袱的轻重，就有赖于我们“江伙伴”的举足之劳了。  　　枕畔之言重于“否决”  　　君不见，周前美驻联合国大使李嘉森（Bill Richardson），为着要向伊拉克动武，曾以“伙伴”身分专访北京乎？只要“江伙伴”一点头，则伊拉克之毒气工厂，就摇摇欲坠矣。“战略伙伴”就有这么“灵”也。钱其琛外长封“柯伙伴”之动机与目的，万般同情与支持，只觉突然动武，更会引起区域不安，恐贻后患，因以殷勤软语，劝“柯伙伴”再思之，或有和平方法，能达相同之目的也。（见一九九八年二月十五日《纽约时报》Erik Eckholm的北京专访。）  　　朋友，这是性爱伴侣的枕畔良言。其实际效果则远超过安理会中之正式VET0也。阿钱此一低姿态，不特李嘉森大使衷心折服，西方媒体舆政论家也一致颂扬。伊拉克的海珊大总统，对钱外长之感激涕零，岂在话下？老美这个牧童，如今除了英国之外，已变为举世所不直的“战魔”（warmonger），而在联合国犯有好战前科，并经安理会正式通缉，迄末平反的“侵略者”（aggressor），中华人民共和国，居然变成了和平女神。中、美两国今后在竞逐诺贝尔和平奖之间的距离，也就够大了吧！这一来，以后李嘉森大使还会拿台湾问题，来向阿钱要胁吗？亚、非、拉小邦更何能与北京为敌，要把“中国台北”拉入联合国呢？片语而安天下，一言而有十利，又何必千斤拨四两去搞啥飞弹呢？孟子曰：“有智不如乘势。”牧童哥曰：“搞不过他，就同他合伙。”语有雅俗，而智慧无殊也。台湾今后要在国际关系中，“造势”反击，在牧童移情别恋之后，实甚艰难，无他，本钱不足故也。与北岸竞争，应另辟蹊径才好。  　　中国外交史上新的里程碑  　　其实，北京在外交上之突破，不只以中美关系为然也。其收回与掌握香港之方式，已发其端。香港回收之匕鬯不惊，已属不易；回归后，对港政不染一指之表现，尤属难能。今日港、中之异议媒体，仍是读者如云，清望照旧，此种容忍雅量，余深恐民运诸子，如一旦当权，或且有所不能也。但这一治港政策，又何伤于大陆之和平稳定？何必那么瞻小如鼠呢？  　　西哲有言：“制度者，机运与智慧之产儿也。”（System is the child of wisdom and chance.）中国近代社会文化之转型，已臻最后阶段之机运，正迫人而来，两岸当政者，若有适当智慧（appropriate wisdom）以配合之，我民族翻身，此其时矣。大陆今日已位跻“助霸”，一国之下，万国之上，若能乘势积德行仁，拿出更大气魄，民胞物与，有教无类，台独民运，一体通吃，主持正义于列国，作第一二世界之发言人，传口碑于世界，这点是霸主老美所永远无法取代者也。对内更应广开政权，以最谦冲怀抱，容异议于两岸。中国历史发展至此，已是乔治？华盛顿呼之欲出之时，识时务者为俊杰。领导天下一家，促成华族一统，在将来“霸主”气运不继而交庄之时，我民族起而代之，亦是天降大任也。有眼光、有气魄的大政治家，盍兴乎来。  　　朋友，读圣贤书，所为何事？我国古史上，五霸、七雄的次第交班，世界近代史上，法、英、美三强之相继崛起，不都是这样的吗？在科技发展一日千变的“现代后期”（Late Modern）与“后现代”（Post-Modern）的世界里，三百年洋东转洋西，后现代应是季候柬风倒吹之时。对此排山倒海而来之历史任务，我民族文化，亦有当仁不让之实也。笔者今日发此狂言缪论，吾知嗤之以鼻者，正所在多有也。回忆抗战初期，笔者斯时一赤足少年也，曾亲闻冯玉祥大炮之狂言，曰：“打到日本无条件投降为止。”其时虽小难童亦笑其狂也，谁知八年之后，竟成事实哉？天下事有非常理可以预测者。悬的以赴，有为者亦若是，有什么不可能的呢？但愿，阿弥陀佛，一帆风顺，今后两岸对立，其争也君子，不再节外生枝，功亏一篑才好。  　　王尔敏式的基本功  　　拙篇是应老友王尔敏教授之嘱，为他的大著《晚清商约外交》所写的序文。然在拜读王子大著之后，不禁百感潮涌。因为像他这样的专著，在欧美的已发展国家里，真触手即是，无虑数百种也，而且多是现抄现实，无待于百年之后也。回看国、共易手之初，“谁丢掉中国？”（Who lose China？）会变成华府政客的口头禅，杜鲁门政府随即抛出“白皮书”（White Paper），向国内外解释：谁丢掉中国？中国自丢之也。何等快捷有力。当时也有策士，劝复职了的蒋总统，针锋相对，也发表个黑皮书以自白。但是只习惯于江湖外交和忍辱外交的蒋大总统不干也。最后他老人家决定在台北来修炼“罗斯福路”，以扬罗贬杜，亦可叹之甚矣。【其实那时蒋如真要发表一个Black Paper，恐亦编不出来。第一，咱中国搞外交无此传统；第二，中国学术现代化，当时还未化到这个化境。官僚体制（bureaucracy）与象牙之塔（academics）还是个老王家的吹鼓手，你吹你的，我打我的，各不相涉。在此之前，蒋公曾出了一本《中国之命运》。据已故史家萧作梁教授生前告诉我，此书几个关键章节，是抄自美国作家Robert C．Norths的Chinese Communism。余复查之果然。这就是中国近代外交学的研究，与政府的外交运作无法配合，很可悲的实际事例了。】  　　前节已言之，笔者本人，为着糊口，也曾在海内外学府，教过不少堂东亚和中国外交史一类的课程，每苦于无中文参考书，以为点缀。八〇年代之初，我又为纽约市大所指派，住中国大陆作交换教授，授美国史及国际关系史诸课程，并曾得机参观大陆各地诸大学有关外交学科的教研情况和图书收藏。斯时开放未几，国内对与外交有关的出版与收藏，可说是一片沙漠，班上纵有极优秀，和肯下苦功的青年师生（我班上即有很多优秀的青年大学教师），而苦于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回忆笔者于六〇年代之初，服务哥大期间，曾由联合国文教机构及美国国务院之特颁执照，与北京有关机关，作大量图书交换。经我个人手选，由联合国负卖运输之交换图书，即包括美国国务院所出版，凡七十年末断之全套《外交档案汇编》（Foreign Relations）。窃思中、美两国不论为敌为友，和有志外交的中国青年，将来不论为学（做教师）或从政（当外交官），这部绝版书，都是不可或缺的ABC教科书，笔者当年所以费尽心血，搜得一套运往中国者，职业知识分子之职业癖，实有以致之，然亦未尝不是为两国百年之计，作“后人乘凉”之想，未尝计及个人及身而用之也。初不意八〇年代自己课室中，求知若渴之青年学者，竟然有此急需也。迨再过北京细询之，始知此部绝版书，在文革期间，竟以七分钱一斤之市价，化为废纸，当年主持交换之负卖人，亦因神经分裂，自裁而逝云。真为之惊心动魄。（关于当年中、美交换图书，笔者曾另有拙文纪其事，见拙著：《知彼知己，认识美国：序王书君着《太平洋海空战》）一文。王书于一九八七年由北京海洋出版社出版。此书在大陆为畅销书。后来亦有台湾版。）  　　于此可知，官僚机构与象牙之塔，各干各的；以致外交学与外交行政，同时落伍的状况，国、共两党和蒋、毛二公，固无轩轾也，而句句发金光的毛公之落伍，且有过之。老蒋只是自作聪明，闭门造车，出门不合辙，而“赔了夫人又折兵”（以外蒙向苏联行贿压毛，以免赔保皇而扶日媚美抗俄，都是屎棋），误国误己。  　　老毛则是昏庸自大，不学有术．为着一己权位，把中国搞回石器时代，则罪无可逭也。所幸老周能忍辱负重，目光深远，而运筹有方，虽经十年浩劫，仍能死而愎苏。今日大陆不特经济成长，领先世界，外交似亦步入正轨，二者皆鸦片战争以后所未尝有，实皆周某之遗泽也。经济非关本题，从近百年外交史，看今日外交，我们也可以说，从香港顺利回归之日起，百余年来的中国政府，实是第一次有了它自己的“外交政策”，而顺利执行之。近时江、钱之配，可圈可点，老朽不禁为之击节也。  　　其唯一可虑者，只是北京今日所搞的，仍是李鸿章、周恩来那一派的，天才外交和常识外交也。可圈可点者，妙手偶得之也。然现代国家的外交，毕竟是一项专业。外行不能领导内行。欧美之培养外交专业人才，亦如今日大陆之培养体育明星与歌舞演员，往往都是从中、小学即已开始的。至于教研师资之培训，研究成果之累积，与夫图书设备之增置（如今日美国长春藤盟校中专设之院系科组），都非一朝一夕之功。因此一旦有国际外交问题发生，觅对策，访人才，都如探囊取物，而不致手忙脚乱也。忆曾有大陆外交系教授告诉我，“我们都是不中用的，才留在国内擦黑板；行的都出去做外交官去了呢！”  　　我告诉教授，这怎么可能？外交是专业，与搞党做官不同，外行不能领导内行。君不闻讼棍如毛的美国法律界，有所谓“出庭律师”（Court Lawyer）与“研究律师”（Research Lawyer）乎？对诉讼案件（litigation）没有彻底“研究”，何能“出庭”？大律师楼，大老板，如尼克森，都不是出庭律师。纵是大出庭律师，其背后亦必有强大的研究集团为其后盾。毛主席说得好：“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外交亦战场也。不知彼知己，怎能乱下雌黄？天才外交，妙手偶得，不足恃也。  　　办外交和研究外交学，必须从根本做起。王尔敏教授这本《晚清商约外交》是一本极其扎实的外交学的基本著作。可惜百余年来，我国研外交学，做外交官的绣花枕头太多了。很少人愿意练这样的基本功。没基本功而奢言外交学，做外交官，就是花拳绣腿了。走上真战场，往往会误国误己的。拜读王兄大著，我希望这是三百篇之首。再有两、三百本类似的大著随之而出，我们的外交学就可以全部现代化了。我国经过严格训练的外交官，也就不会再出洋相了。  　　中国现代文化大转型，已进入最后阶段。一转百转，我们的外交学转型的完成也会随之而来。希望王教授这本大著，便是这一完成的开始（beginning of the end）。  　　一九九八年二月二十五日于美国新泽西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