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今天中国仍然实行科举制度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这是陈列在上海嘉定科举博物馆里的光绪三十年（公元１９０４年）金榜，上面由满汉两种文字制成最后一科殿试考生名单和成绩排列。在时间和落款处郑重押上“皇帝之宝”的印签。） 　　前不久，在新近产生的“茶叶党”运动田纳西集会上，前副总统候选人佩林被人发现在手掌中写了几个字作为回答问题的提示，一时成了媒体和晚间清谈节目调笑的热点。表面上，这有点像学生考试作弊，偷看答案。但如果往深里想，这后面其实包含的是一种想要掩盖短处，修饰不足的心态。 　　一年多之前，当佩林被提名作为总统竞选搭档时，她对国内，国际事务所知甚少，以致竞选顾问团要为她恶补国际政治关系知识，要为她写竞选讲演稿子和辩论发言等。这也是为什么她无法告诉人们她平时都看了些什么报纸，因为她肚子里东西确实不多。其实，西方民选官员在公开演讲时使用讲稿或者看投影提示是很正常的事情。而培林不大大方方地拿份讲稿，却偏偏要去装出一副什么都在自己脑袋里了的样子，可是又不得不悄悄地“偷看”，这才真正丢了面子失了分。一个人个子长得矮没有关系，有关系的是这个矮人偏偏在人前人后硬要踮起脚后跟装高。这让我想到如今中国政府各级官员拼命去弄个高级文凭的事情了，比如那个习近平，等等。 　　共产党从来不是以人文化程度的高低，是否有真才实学来提拔官员的。既然如此，这些坐到不同位置上的官员何以忽然一个个都要去“仕而优则学”了呢？你没有一个像样的学历，就跟一个人长得矮一样可以理解。而你要去利用职权优势，耍花拳绣腿去弄顶博士硕士帽子混在年轻学子中间，那同踮起脚跟走路不是一样了吗？如果共产党真的那么在乎学历文凭，我以为中国今天应该恢复科举取仕制度。 　　１９０４年７月，中国历史上最后一次科举考试在故宫太和殿举行。在经过秀才，举人，贡士三级考试后，那由礼部筛选出来的２７３名考生最后参加名义上由光绪皇帝主持的殿试。这科举到了殿试时已经是等额制了，殿试的目的只是以考分名次把这些贡士分为三等，由皇帝授予“进士”功名。前三名称为一甲：分别冠以状元、榜眼、探花头衔，赐进士及第；从第四名至１２０名称为二甲，赐进士出身；剩下的统统称为三甲，赐同进士出身。 　　同历届进士一样，这最后一届进士也是人才济济。状元刘春霖，从翰林院学士做起，民国后袁世凯，徐世昌、曹锟当大总统期间委任内史，秘书帮办等职。榜眼朱汝珍授三品俸、题奏翰林院编修，民国后出任香港大学教授；探花商衍鎏初入翰林院，后任侍讲衔撰文、国史馆协修、实录馆总校官、帮提调等职，１９１２年应聘赴德国教授汉语。回国后任北京副总统府顾问、江苏督军署内秘书、大总统府谘议、江西省财政特派员。１９２７年任国民政府财政部秘书。在这科进士里官做得最大的是第３８名潭延闿。武昌起义后，谭被推举为湖南都督，次年担任孙中山大元帅府的内政部长，１９２８年１月担任了民国政府主席，是蒋介石身旁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还有像辛亥革命后湖北省的议长汤化龙；“七君子”之一，４９年后担任了中共最高法院院长的沈钧儒。 　　自实行科举考试以来，读书是中国封建社会普通平民能够实现“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儒家理想的唯一途径。虽然不是所有考上功名的人后来一生都事业有成，但是，那些名垂青史的几乎都是经过科举试途出来的，其中李鸿章就是一个杰出的例子。 　　１８４７年，李鸿章２４岁时考上进士，后一直在北京担任翰林编修。１８５３年，太平天国攻占省城，杀死巡抚，安徽一片混乱。其时李鸿章主动请缨，赶回家乡协办团练，然后在皖中一带与太平军、捻军作战。李本一介书生，毫无军旅知识，何以既能写文章，３０岁时又敢领兵打仗？几年后，李投奔两江总督曾国藩麾下，在那里显示出过人的办事能力，深得曾的赏识。１８６１年，曾派李回安徽募兵以解湘军不足。翌年４月，李鸿章带着刚刚练成的淮军赶到上海，以江淮的税赋来保证湘军有足够的粮饷。三年后，曾打败了太平军，李也就此升任两江总督。这除了曾的直接举荐之外，李个人的能力是关键因素。自那以后，中国进代史里几乎所有的大事都有李鸿章参与的痕迹。 　　李鸿章父亲李文安和曾国藩是同科进士，入仕前一直以课馆为业，李自然从小也就受到了严格的教育。科举考试属于文科性质，儒家的“经时致用”讲究的是社会管理。“百无一用是（文科）书生”。据说李鸿章在接见留美回国学童时就听不懂他们什么是抛物线的解释，直到一个学生打了”站着撒尿”的比方。文科主要靠背，记忆力的好坏对考试的结果有直接的影响。一个人一生看过，读过书无数，记忆力是把书本转化为个人知识前提，是成年后综合能力的基础，所以科举考人的记忆能力在一定的年龄是有它道理的。 　　科举考试之所以在１９０５年被清朝政府废除有两个原因。一是政治上的：１８９８年戊戌变法被镇压下去后，清王朝无法绕开来自朝廷内外对改革和行宪的呼求。张之洞，袁世凯这些命官抱着对自身利益的追求，频频上奏，要求改变教育体制，而取消科举便成了他们提议的首要之义。另外一个是内容上的：鸦片战争以后，西学东渐，各门自然科学如物理、化学等侵淫中华；招商局，电报局，通电话，造铁路这些事情都要用西方的生产技术和管理方法来经营管理，可是清末的读书人对这些知识茫然无知，旧式学堂“子曰诗云”式的教育确实跟不上社会发展的步伐。 　　在科举制的年代，全国各地也都设有学校，因为当时做官是唯一出路，学校实际上都办成科举的预备学校了。可是，如果说古代那时读书的内容死板落伍需要摈弃，那并不意味着以考试成绩优劣来取仕这个形式也是错的，政府完全可以修改考试内容而保留考试形式。当年袁世凯们把科举制的形式和内容混为一谈，统统废掉，无异于把洗澡水和盆里面的活人一起倒掉了。 　　“学而优则仕”的制度本身是一种规则。在一个通往仕途的竞赛中，人为地保证参赛者起点和终点平等都是不可能的，而唯一可能的是在赛前确立一个平等的规则，而且竞赛中既不能修改也不可以更换这个规则。 　　共产党过去多少年一直诋毁“学而优则仕”，共产党让人觉得他们选官不看重“学而优”，他们择仕的标准是听话、顺从、唯上、紧跟。可是现在我们看到，共产党不唯学历只是为了在更大范围里挑选“和谐”的人才。因为一旦进入仕途后，共产党又使用另外一套规则，让仕优者再去“学”了。这样一来中共的官员得到了两个好处：既避开了学优才仕的艰苦，又掩盖了仕优无学的马脚。 　　我们知道，在一场竞赛中，一部分人的得一定是建立在另一部分人的失上的。如果一部分人因为规则有利而赢了两次，那么意味着另外一部分人则输了双份。科举考试本身并不是不合理的制度。如果今天中国仍然通行科举取仕，仍然采用学优则仕的规则，那么中国官场里一定会有相当一部分从北大出来的具有独立人格、见解、思想、秉性的人，而不是像胡锦涛，江泽民那样，做儿皇帝时俯首听命、唯唯诺诺，一旦撤了老佛爷的帘子，马上露出一副凶神恶煞似的嘴脸。中共６０年来小人，庸人当道，同中国没有合理的取仕规则有关。 　　当然，我们也不能过于乐观，那个科举制１００年前没有被取消，也未必就一定能够延续到今天。共产党把所有限制他们上台、掌权的制度、规矩统统改掉了，为什么还会保留这个让人人都有机会的科举制度？这么说来，我们也就怪不得袁世凯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