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9～2008：中国大学教师学术自由受限状况研究（第二章之第4-7节）

第四节：个案研究之一：刘利华教授的“被帮助”<?xml:namespace prefix = o ns = "urn:schemas-microsoft-com:office:office" /><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一、刘利华教授的学术经历<o:p></o:p> <o:p> </o:p> <o:p> </o:p> <o:p> </o:p> 刘利华（1957～），女，河北保定人。1975年作为知识青年到河北省无极县七汲公社七汲西大队插队，1978年3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本科），1982年获哲学学士学位。1981年9月考入北京大学哲学系攻读马克思主义哲学硕士学位，1984年获哲学硕士学位。此后任教于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刘利华教授自1985年至2000年之前的学术研究领域主要为中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史。1999年8月出版了第一部个人专着：《两个里程碑――毛泽东邓小平社会主义思想异同论》（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她参与写作的《马克思主义史》（四卷本）与《二十世纪马克思主义史》均获国家或省部级奖。2000年之后，将个人研究领域扩展到以“古今中外为全球用”为视角，以中西哲学的比较为切入点，以人类普遍价值为基础的全球化时代人类新文化及其哲学。译有《全球对话的时代》（斯维德勒，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着有《超越马克思主义》（电子版，征求意见稿）。发表学术论文《必须重新发现的老子》（加拿大《文化中国》，季刊，2005年1期）等。<o:p></o:p> <o:p> </o:p> 刘利华教授始于2000年的学术转折不仅是学术研究领域的转换，而且是学术观点、学术方法、学术视野和价值取向的重大转换。而这一转换的完成与她从1999年开始的一系列人生遭遇直接相关。<o:p></o:p> <o:p> </o:p> <o:p> </o:p> <o:p> </o:p> 二、祸起1999年<o:p></o:p> <o:p> </o:p> <o:p> </o:p> <o:p> </o:p> 在1999年7月20日之前，刘利华教授既是一位学者，一位大学教师，又是一位“法轮功修炼者”。但是，在1999年7月20日及其后，一位“法轮功修炼者”所失去的可能只是从事教学与科研的工作权利，或者远远比这更多。刘利华教授在其后来的《超越马克思》一书中曾这样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人民没有充分的思想自由、信仰自由、结社自由、经营自由。想想看，我们有多少真正的民族精英仅仅因为其思想与他们生活的时代的国家意识形态不符，或与最高领袖的思想不符，就被残忍地剥夺了自由乃至生命？这是一个永远无法统计完全的长长的名单，从胡风、老舍……到刘少奇、彭德怀……；从林昭、张志新到遇罗克、杨小凯……；从1989年的“6．4”受难者到1999年以来的法轮功修炼者。[21]<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借用刘利华教授的表述，在1999年7月之后的中国，“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最高领袖的思想”以制定政策的方式否定了法轮功和其它一些民间气功团体继续存在的权利。这是一场不折不扣的政治运动。关于这场政治运动的动因，刘利华教授在《超越马克思》一书中也有概要的分析：<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科学主义在中国造成的最大损失莫过于1999年之后处理法轮功问题上的失策了。法轮功的出现在中国改革开放时期有其历史必然性。它发展的前提是作为国教的马克思主义思想控制的松弛，整个社会的核心价值由政治定标变为由市场、金钱、利润定标，改革开放本身也带来了民间思想的多元化。更加之人们原有的医疗、教育、住房、就业条件都更加不稳定。它所以成为影响至深的“问题”，其深层原因在于它在马克思主义作为国教或国家意识形态来看是属异教，而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判定“正邪”的标准，就是“科学”还是“不科学”，臣服还是不臣服国教。法轮功是从1999年4月围坐中南海而使江泽民下决心铲除掉它的，而法轮功围坐中南海则是从何祚庥的一篇反对青少年练气功的文章引起的。这原本是一个用科学主义来处理非科学领域问题的错误主张作为导火索引发的问题，政府当时如果能立足于超然持中的姿态，作为一种思想领域的人民内部矛盾来调解，让不知深浅的何祚庥反省一下自己的科学主义误区，注意尊重非唯物主义的信仰，也让法轮功群体今后注意社会稳定的全局，原来是不难了结的事情，事实上，法轮功围坐中南海的解决是相当和平的。之后，事情在法轮功一方面也已经解决。但是，由于多少年来，马克思主义的同时也是何祚庥的“人们对于自然或社会的认识，能达到真理的或科学的认识，并且这种真理的认识或科学的认识，必定是一元化的认识，亦即客观真理只有一个。”反对科学主义，就是“是反对科学社会主义思潮”，“反对用马克思主义来指导社会科学和人文科学的研究，是在那里挑战马克思主义的指导地位。”“马克思主义是博大精深的科学体系”，“价值问题……可以……也必须用科学方法来研究。”这种绝对主义的科学主义立场一直是我们国家由权力支持着的统治的思想和霸权话语。因此，法轮功的群众从中南海散了就散了，而执政党为了保卫马克思主义的国教地位，当然也是为了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决心要彻底消灭它。一声形同与风车作战的战役就此打响，至今无法下台，索性将错就错地硬着头皮错下去。甚至重新招回文革时期实行的思想领域的无产阶级专政和大批判方法来解决思想和信仰问题。这场消灭法轮功的战役给中国执政党和政府所造成的被动，比美国打伊拉克战争给美国带来的被动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国至少还结束了萨达姆的专制统治，使萨达姆最后被送上绞架对于伊拉克人民还算是做出了贡献，而中国消灭法轮的战役却可以说对任何人都几乎没有任何直接的积极意义──这里的意思是说，这个事件还存在间接的积极意义，比如笔者若不是亲历与此有关的被劝退出党，被停止上讲台，被禁止出国等“惩罚”，就不会有今天完成超越马克思主义这项理论工作的可能。可是，从整体看，从整个国家的利益看，这件事不能不说是一个大败笔。至今法轮功仍象是被执政党吃在嘴里的烫土豆，咽不下又吐不出来，甚至竟成了令我们政府首脑出国访问头疼的，很难躲过的在海外被示威，被抗议的尴尬。[22]<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在这里，刘利华教授已经明确表示：“笔者若不是亲历与此有关的被劝退出党，被停止上讲台，被禁止出国等‘惩罚’，就不会有今天完成超越马克思主义这项理论工作的可能。”也就是说，她在今日所完成的理论转换，直接以1999年7月后所遭受的学术自由权利被剥夺的窘境为背景和动因。克服“绝对主义的科学主义立场”作为“霸权话语”对学术自由的伤害，构成了刺激她深入思考的原动力。关于刘利华教授的具体经历，在《超越马克思主义》书中有一些相关的自述，以下分别项目略加整理：<o:p></o:p> <o:p> </o:p> <o:p> </o:p> <o:p> </o:p> 1、被强制剥夺人身自由<o:p></o:p> <o:p> </o:p> <o:p> </o:p> <o:p> </o:p> “我1999年10月27日因去天安门广场抗议把法轮功定性为邪教而被关看守所，一个月后被放出。”“党在法轮功问题上的荒谬做法，这样的荒谬导致了我这样的人住进关押犯罪分子的看守所一个月，而且极有可能被‘依法’判徒刑三年以上。从一个一直受到周围人尊重与认可的‘中青年理论工作者’，一下子成了一个没有人身自由，没有人的尊严的罪犯；从‘人上人’变成了‘人下人’。”“2001年5月，我和中国人民大学当时的几位坚持修炼法轮功的同事被带到北京大兴团河劳教所的‘转化法轮功人员学习班’上。”<o:p></o:p> <o:p> </o:p> <o:p> </o:p> <o:p> </o:p> 2、被强制剥夺思想自由和信仰自由<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为什么党听不进一个我这样的对法轮功有过五年切身体验的党员出于维护党提出的关于处理它的不同意见？反把我作为‘帮助’的对象没完没了地‘帮助’？”“在那个班（大兴团河劳教所‘转化班’）上，……客观上的确有一种‘思想强制’的因素存在。”“考虑到我今后还打算要做的理论工作，如果我坚持法轮功的形式，据说就要被劳教了，那我就什么都做不成了。……我按要求写了‘悔过书’、‘保证书’、‘批判书’等等。”“在从1999年6月至2001年5月这两年当中，由于我处于一种被边缘化状态：被停了课，一周平均两次去学校接受专为我组织的‘帮助会’。”“回到学校后，其它院系一同转化了的教工都恢复了正常工作，我则继续受了近两年的‘帮助’。”“为了重上讲台，我当然不可能把我置疑马克思主义的打算和盘托出，我也按要求写过数篇自我批评的‘认识’。”<o:p></o:p> <o:p> </o:p> <o:p> </o:p> <o:p> </o:p> 3、被强制剥夺结社自由<o:p></o:p> <o:p> </o:p> <o:p> </o:p> <o:p> </o:p> “2000年6月2日我被劝退出中国共产党。”“我是在1975年12月作为下乡知识青年在当时插队的河北无极县农村入的党，到我被劝退，差不多已有16年党龄。……我在那个‘仪式’上宣读了这份事先准备好的发言稿，当时还指望，我的真诚有可能打动支部的同志们，有可能让我仍留党内。”“为什么党听不进一个我这样的对法轮功有过五年切身体验的党员出于维护党提出的关于处理它的不同意见？反把我作为‘帮助’的对象没完没了地‘帮助’？我已经表明我修炼法轮功主要是出于身心健康的考虑，他们为什么不能理解，一定要劝我出党？”“如果我必须说‘法轮功是邪教’才能保住党籍，那么我选择党籍意味着我选择了虚伪，也选择了我今后所有活着的日子里无法摆脱的精神压抑。”“据这位朋友说，所有在那里被转化的原法轮功人员，如果曾因法轮功被劝退或自己要求退了党的，都要重新交过入党申请书才能被放回来。在团河，是曾有帮教的警官跟我谈过要考虑重新入党的问题。……我非常感谢那位警官，他理解了我，没有非要我一定写入党申请书重新要求入党。”<o:p></o:p> <o:p> </o:p> <o:p> </o:p> <o:p> </o:p> 4、被强制剥夺教学和科研自由<o:p></o:p> <o:p> </o:p> <o:p> </o:p> <o:p> </o:p> “院总支书和副支书郑重其事地告诉我：在人民大学，我是不可能被允许讲授马克思主义了，然而哪个院系都不要我，没有办法，只好安排我在马克思主义学院作资料员；直到我每天在那间阴冷的资料室，被看管着不能将门反锁，不能随意用电话，不能同到资料室阅览的教员和研究生谈法轮功。”“我只好认罚。在学院做‘准右派式’的资料员，同时还要接受组织‘帮助’并做检讨。”“到2003年3月，在做过许多次检讨并完成了学院派给我的整理书库的工作后，我终于被允许重返讲台。这个整理书库的工作对于极不擅长，因此也极不喜欢做这种实际动手操作的工作的我来说，可说是又脏又累又麻烦。我能咬着牙完成它，完全是因为我看清了我当时或者重新要求入党、写出有理论深度的批判文章，或者就只好认罚，无他路可逃这种宿命。我现在斗胆说一句我对这件事的真实感受：让我去收拾那个书库，相当于让林黛玉去清猪圈，实在是太用人不当了。对于清猪圈，我下乡时曾有过亲身实践，即把猪圈里沤好的粪肥挖出来，那是非常累非常脏的农活，记的把手磨起了泡。”<o:p></o:p> <o:p> </o:p> 在1999年7月之后，刘利华教授的经历都与“法轮功被定性为邪教”有关。最为严重的是，在她宣布放弃修炼法轮功之后，仍然持续受到被迫接受“帮助”、被罚做重体力劳动、不准回到讲台恢复授课等迫害。对刘利华教授的迫害，其主体并不仅仅是学院乃至学校的党委，中国人民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对她的迫害是对于“国家意识形态”或者说“最高领袖的思想”的忠诚的贯彻执行。<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三、与刘利华教授处境相似的高校教师们<o:p></o:p> <o:p> </o:p> <o:p> </o:p> <o:p> </o:p> 刘利华教授的处境和遭遇，并不仅仅是她个人的偶然性的经历，1999年7月开始的严酷镇压法轮功的政策，波及了所有修炼法轮功的中国高校教师。学术成就的卓著、教学效果的优良、学术地位的崇高，都无法成为幸免于难的理由。或者“转化”、“揭批”，反戈一击；或者失去教职，身陷囹圄，甚至失去生命，这样概括修炼法轮功的中国高校教师们的命运并不夸张。限于篇幅，此处无法尽数罗列这一受迫害的群体的名单，只能略举数例加以说明。<o:p></o:p> <o:p> </o:p>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科学资深教授、著名哲学家高清海教授（1930～2004），1992年开始修炼法轮功，1999年7月之后，据上级指示，由于他的特殊地位，必须“肃清影响”。时任吉林省委副书记的苏荣每天都要到高清海教授家中威逼“转化”、“表态”。时任吉林大学党委副书记的邴正也频繁登门施加压力。在这种沉重压力之下，古稀之年的高清海教授完全无法进行正常的教学和科研工作。后来，在持续半年的高压之下，高清海教授被迫在“表态”文章《坚持科学精神，反对现代迷信》上面签下自己的名字。《人民日报》在这篇文章之前加了“编者按语”，其中以肆意羞辱的语气说：“作为从事多年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和教学的教授，曾被‘法轮功’邪教组织所利用，说明坚持马克思主义科学世界观一时一刻也不能有丝毫放松。”[23]这篇文章立即被新华社转发，《中国青年报》等国家级报纸均奉旨刊载。其实，熟悉高清海先生的学术观点的人都知道，所谓的“坚持科学精神”与其素来坚持的反对包括“科学主义形而上学”在内的任何形而上学的学术观点根本是背道而驰的。被迫“表态”的苦痛经历使高清海先生旧病复发，又添新病，终于在2004年10月含恨辞世。<o:p></o:p> <o:p> </o:p> 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教授、著名科技哲学专家吴跃平博士（1958～），因拒绝“转化”，不仅失去讲台，而且被判劳动教养两年，关押在长春市朝阳沟劳教所。关押期间，因仍未屈服，在管教人员授意之下，遭到刑事犯的毒打，并在高烧不退的情况下被强制进行重体力劳动。劳教所甚至将其父亲和妹妹从老家叫来，逼迫其放弃信念。吴跃平教授曾三次绝食抗议，后在身体极度虚弱的情况下被释放。吉林大学哲学社会学院领导要求吴跃平教授写《悔过书》，被吴拒绝，因此学院不允许他重返讲台，只发基本工资，其它合法工资部份被剥夺。2005年初，在学校教师职称评聘中，因吴跃平教授拒绝悔过，又将他降格聘为副教授，在全校公示。2005年10月24日公布的教师职称评聘的最终结果，竟将吴跃平教授从教师职称评聘名单中彻底取消，沦为未聘待岗人员。<o:p></o:p> <o:p> </o:p> 值得注意的是，仅就以上所列举的两例而言，高清海教授临终前，以巨大的理论勇气从马克思主义哲学回归东方哲学，提出与“理性”范畴并列的“心性”范畴，并在学术界产生重大影响；吴跃平教授仍在坚持从事科技哲学研究，其撰写的一系列关于“传统技术”和“传统知识”的文章，提出“德性社会”和“文化生命”的概念。作为学者，他们都把自己所遭受的苦难有意识地转化为反思的智慧。<o:p></o:p> <o:p> </o:p> <o:p> </o:p> <o:p> </o:p> 四、从刘利华教授的经历中引申出的思考<o:p></o:p> <o:p> </o:p> <o:p> </o:p> <o:p> </o:p> 1999年江泽民当局对法轮功的镇压，是理解中国社会发展的曲折历程时无法回避的一个重要的标志性事件。这一题目过于重大，非本文所能论及。本文仅就“镇压法轮功”运动对学术自由造成的冲击做一点简单的讨论。首先，对于那些曾经在江泽民当局决定镇压法轮功之前修炼法轮功的高校教师，由于在1999年7月前修炼法轮功是公开的，学校的同事和上级都知道，一旦运动来临，就如同此前任何一场政治运动一样，必不可少地要经历“决裂”、“表态”、“揭批”、“过关”的固定程序。执政当局既已决定采取政治运动的方式来整肃知识分子和普通群众，那么在这一场灾难性的政治倒退面前，是坚持宪法权利，坚持公民自由，还是选择服从命令与精神奴役的生活，就是每一个涉及“法轮功”事件的高校教师必须作出的选择。坚持宪法权利，坚持公民自由，最严重的后果就是失去生命，本章第二节中列举的一些人已经为捍卫自由权利付出了生命的代价；但若选择蒙混过关甚至反戈一击，所丧失的将是一位学者最珍贵的思想品格与学术品格。在这个意义上，江泽民当局发动的“镇压法轮功”运动是一场不折不扣的人权灾难与道德灾难。刘利华教授不愿违心地讲“法轮功是邪教”，不愿违心地撰写用马克思主义批判法轮功的文章，因此必须承受“林黛玉清猪圈”般的重体力劳动的处罚，这本身就说明，在1999年7月以后，中国大学已经彻底沦为可以任意羞辱惩罚内部的思想异端的“宗教裁判所”，在“镇压法轮功”运动中，江泽民当局甚至扯下了关于学术自由的最后几缕遮羞布。<o:p></o:p> <o:p> </o:p> 在这场运动中，最可怕的是，那些本未修炼过法轮功的高校教师也未能幸免于难。例如，从劝退刘利华出党的事件开始，刘利华教授的同事们也不能幸免。刘利华教授在其《超越马克思》书中说：“当时表决劝我出党，只有一个同事──魏小平投了弃权票，我认为她很了不起。她现在中国社会科学院哲学所工作。……他们完全可以了解我当时的思想状态，怎么会对我并没有放弃马克思主义信仰这件事置若罔闻？”“马克思主义，为什么可以成为丑恶灵魂的遮羞布？”那些在“运动”来临时选择与上级保持高度一致，甚至不惜为直接伤害高校教师的学术自由权利的荒谬政策勇当先锋的人，他们的行为另有利益方面的考虑，他们并不是马克思主义或者任何主义的忠实信徒，他们真的具有一个“丑恶灵魂”。那些积极参加学校定期为刘利华举办的“帮教会”的同事们，当他们煞有介事地提出这样的或者那样的问题的时候，他们将如何践行自己的自由，如何对待别人的自由？再退一步说，对于一位到阅览室阅览期刊图书的教师，当他们遇到一位“不能将门反锁，不能随意用电话，不能同到资料室阅览的教员和研究生谈法轮功”的沉默的教师，他们是选择冷漠、逃避或者同情？他们将何以自处？身边同事的可怕遭遇是否会使他们在教学与科研中为自己设立更多的禁区？这些因素都将“镇压法轮功”运动的恶果不断放大，使得中国大学的教研质量和学术道德都进一步萎缩。这是一场悲剧，但决不仅仅是刘利华教授本人的悲剧。<o:p></o:p> <o:p> </o:p><SPAN style="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serif\’; FONT-SIZE: 10.5pt; mso-bidi-font-size: 12.0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第五节：袁红冰教授的悄然出走<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一．袁红冰教授的学术经历 <o:p></o:p> 二．<o:p> </o:p> 袁红冰（1953～），原名袁红兵，内蒙古呼和浩特人。自由派法学家、作家、持不同政见者。1979年考入北京大学法律系，后任教于北京大学法学系，并担任法律系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在“六四”事件期间，袁红冰建立“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支持学生运动，此后受到严厉的政治审查。此后，袁通过着书以及组织或参加各种民主活动等方式，积极努力试图为民族寻找打破政治专制的突围之路。在袁红冰的第一部长篇小说《自由在日落中》刚刚完成，并正在筹备组建自由式工会——“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之时，1994年3月2日，袁突然被中国共产党秘密逮捕，并被押至远离北京的贵州审讯。审讯的罪名为涉嫌“企图颠覆社会主义制度”，并列出18项罪行。从公民权利以及学者的学术自由权利的角度来考虑这18项罪行，那么它们不仅算不上罪，反而是袁先生一贯勇于践行公民基本权利和学术自由权利的证明，有鉴于此，将这18项“罪名”列录于下：<o:p></o:p> <o:p> </o:p> <o:p> </o:p> <o:p> </o:p> 1、以竞选人身份参加1980年北京大学人民代表的竞选活动； 2、八九“六四”事件中，发起组建全国高等院校唯一一个教师组织“北京大学教师后援团”，发起召开全校教工大会、全校党员大会，撰写《致中国共产党所有基层支部的公开信》，支持学生运动； 3、1990年出版的《荒原风》，系统否定官方哲学辩证唯物主义，并以该书中的“余韵”一篇，为“六四”学生运动致哀； 4、1990年、1993年两次积极竞选北京大学人民代表； 5、1991年，抗议日本天皇访华； 6、1992年，主编、出版《历史的潮流》，有分裂共产党中央的“企图”； 7、1992年，向北京市法院提起诉讼，指控中国人民大学党委和国家新闻出版署查禁《历史的潮流》为非法； 8、1992年6月14日，发起并主持有百名持不同政见知识份子参加的“奥林匹克饭店会议”； 9、1992年11月，发起召开由国家官员和自由知识份子参加的“大钟寺饭店聚餐会”，讨论为“六四”平反话题； 10、1993年秋，为抗议北京大学校长吴树青以政治压抑学术自由，进行个人静坐示威； 11、1994年初，就警察对自由画家严正学施暴事件，发起三百人签名抗议活动； 12、发起组建涉及十余个省区的自由工会性组织“中国劳动者权益保障同盟”； 13、试图组建包括魏京生、闵奇等人在内的民运领袖集团； 14、1994年2月，愿以律师身份帮助山东某县农民基督徒通过合法方式维护其宗教自由； 15、与柴治国等持不同政见共产党员一起，组建组织； 16、长期以来，通过组建公司、举办和参予各种讨论会等方式，向党政军各要害部门渗透，为邓小平之后，发起民主运动与专制政治的决战，进行政治、经济、社会力量等方面的全面准备； 17、撰写了作为民主运动理论纲领的著作《民主与共和》； 18、为发起“中国文化复兴运动”，撰写揭露共产党在文化大革命期间，对内蒙古人民犯下的种族灭绝罪行的小说《自由在落日中》和哲学著作《刻在落日上的箴言》。[24]<o:p></o:p> <o:p> </o:p> <o:p> </o:p> <o:p> </o:p> 作为释放的前提，当局威逼袁红冰答应了三项条件：终生流放贵州，永远不许回北京；不发行《自由在日落中》；再也不写《自由在日落中》这类小说。在袁红冰同意以上三个条件后，1994年9月获得释放，随后他被安置在贵州师范大学任教，后被聘为教授，并获得如下荣誉与社会头衔：贵州师范大学法学院院长、贵州省教学名师、贵州省省管专家、贵州省诉讼法学研究会会长、贵州省行政复议委员会委员、贵州省劳动者人事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州师范大学校学术委员会委员、贵阳市仲裁委员会仲裁员、贵州省警官职业学院客座教授。这样看来，至少社会层面对袁先生的学识与能力表达了充分的认可和赏识，但袁先生却依然在内心坚守自己建设自由民主社会的理想，他把所有的荣誉都理解为一种收买，抱着“富贵不能淫”的君子之志，忍辱负重，为真正获得自由和实现理想的那一天而默默蓄积着力量。<o:p></o:p> <o:p> </o:p> <o:p> </o:p> <o:p> </o:p> 二．袁红冰教授的出走<o:p></o:p> <o:p> </o:p> 从1994年到2004年的十年时间里，袁红冰教授在工作之余秘密完成了四部小说的创作。2004年6月，他的这些作品已经在一些朋友中间传播开来，据袁红冰先生的记述，7月的时候，有朋友向他透露，他的作品已引起了当局秘密警察的注意，已有指示：“严密侦查，在有完全把握收缴全部手稿的情况下，再次对袁红兵实行秘密逮捕。”［25］为了保证自己的安全和作品最终能得以公开于世，袁先生决定借最近的一次出国考查访学机会逃离大陆。<o:p></o:p> <o:p> </o:p> 2004年7月21日，袁红冰随国内考察团抵达澳大利亚后，随即公开提出到美国寻求政治避难的申请。2004年8月，袁红冰按照国际法、联合国宪章和澳大利亚所签署的相关的国际条约，寻求澳大利亚政府的政治庇护，同时他的作品也迅速地付诸出版。<o:p></o:p> <o:p> </o:p> 袁教授的高调出走，无疑给中国当局制造了很大的麻烦。虽然中国政府通过外交部发言和一些媒体报道试图重新解释袁的出走是别有用心，但在袁红冰的作品、个人经历以及他毫不保留地阐述出来的鲜明而又深刻的思想面前，他们的说辞显得软弱无力。同时，袁先生还通过媒体表示自己曾不间断地受到软硬兼施的威胁，但这些都并没有使他退缩，他表示自己“出来并不是为了搞难民，而是为了通过我的小说，把中国的苦难告诉世界，并把我今后的全部生命献给中国的自由民主事业。不管来自何方的压力，不管压力有多大，都不能阻碍我寻求正义和真理。”［26］<o:p></o:p> <o:p> </o:p> 离开了被限制、被监视的中国大陆，袁红冰教授的理想有了自由的实践空间，他积极地推广自己的著作，接受各地的演讲邀请，为中国的民主事业奔走呼吁，成为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一份重要的力量。<o:p></o:p> <o:p> </o:p> 比如2006年3月5日，袁先生与蒋品超、盛雪、魏京生、徐文立等人发起全球万人同步绝食，声援中国维权人士抗议中国政府的迫害。这一活动给中国政府造成了很大的国际压力。［27］<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三．袁红冰教授在澳洲出版的四部小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1．《自由在落日中》<o:p></o:p> <o:p> </o:p> 《自由在落日中》是袁教授的第一部长篇小说，作品已由博大出版社于2004年11月出版，这是一部创作动机和主题都非常明确的作品，作者要把自己青少年时代在内蒙古的所见所闻呈现给世人，让世人了解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曾经在蒙古大草原上发生的鲜为人知的种族灭绝性的惨烈历史，以及由此造成的蒙古族自由而高傲的民族精神的幻灭。《自由在落日中》有A稿与B稿之分，所谓A稿，是袁红冰先生从19岁开始，经过二十年的锤炼，于1994年完成的。但完成不久，手稿及副本就以反动之名被当局收缴；所谓B稿，则是袁红冰在屈辱地答应了当局提出的条件换得了名义上的自由后，在极秘密的状态下用一年的时间再度完成的同名小说。在凄美悲壮的现实世界以外，小说还设置了另一个线索——一个老活佛苦苦追寻蒙古英雄人格之魂的历程。通过这一线索，袁红冰将深邃的佛学哲理、迷人的佛教文化，以及作者创立的英雄人格哲学等思想表达出来，这一线索使作品在现实批判之上更有着出世的张力。<o:p></o:p> <o:p> </o:p> <o:p> </o:p> <o:p> </o:p> 2．《文殇》<o:p></o:p> <o:p> </o:p> 《文殇》是一部自传体小说。作品由博大出版社出版，与《自由在落日中》同时发行。<o:p></o:p> <o:p> </o:p> 以袁红冰的生命活动为线索，《文殇》立体性地刻画了袁红冰丰饶的生命经历中接触到的中国各阶层的人物，这些人物包括农民、工人、乞丐、知识青年，八十年代活跃在北京大学的中青年教师，中国最著名的知识分子，中国高层领导人，以及监狱里的犯人、看守等，共数百名人物之多。这些人物的言行，对于全面了解从“文化大革命”到九十年代中期中国真实的社会状况，有着重要的社会学价值。<o:p></o:p> <o:p> </o:p> 《文殇》同时客观地记录了上半个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弥补了一九八四至一九九四年之间中国民主运动的历史空白，因而具有宝贵的史料价值。<o:p></o:p> <o:p> </o:p> 全书的另一特点在于对中国共产党政权五十年的统治从本质上进行了全面而深刻的分析与批判。袁红冰对中国法律、政治的深刻理解使得本书成为对研究中国政治极具参考价值的政治学著作。［28］<o:p></o:p> <o:p> </o:p> <o:p> </o:p> <o:p> </o:p> 3．《金色的圣山》<o:p></o:p> <o:p> </o:p> 《金色的圣山》是一部以西藏为背景的小说。小说有两条线索交错并行，一条线索的主人公是藏族僧侣贝吉多杰，他的出生是“文革”时摧毁藏传佛教的结果，他生命存在的意义则是成为一个藏族宗教信仰与民族精神的坚强的守卫者；第二条线索围绕一个去西藏寻找生命真谛的汉人的经历展开。通过这两条线，西藏被从广度和深度两个维度上展现给了读者。有评论者认为：<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金色的圣山》是迄今为止，唯一一部可以称为藏人命运史诗的小说，通过艺术的形式，藏人的美丽、高贵，与真诚的民族风格得以体现与保存。书中对西藏的命运的思考及藏传佛教的描述，使《金色的圣山》意蕴深沉。《金色的圣山》就是藏人美丽的生命中升腾起的金色的圣火，记录着藏人真实的心灵历程。［29］<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4．《回归荒凉》<o:p></o:p> <o:p> </o:p> 有论者这样评价这部更象是一部巨篇散文诗式的小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回归荒凉》不同于袁红冰的其它著作，文风飘逸灵秀，整部作品如同一首散文诗，字字珠玑，是中文艺术可以达到的一个巅峰；深刻刻画出中国当代知识分子的在民族的普遍堕落之时，对爱情、对真理、对自由、对极致之美的追求。［30］<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在这部小说中，作者淋漓尽致地抒发了内心的诗性，那一份浓烈的悲剧意识，那对美与爱的执着，对生命终极意义的渴望，都是作者最本真的心灵状态的喷发，气势磅礴，令人震撼。此部作品与《金色的圣山》同为博大出版社于2005年3月出版面世。<o:p></o:p> <o:p> </o:p> <o:p> </o:p> <o:p> </o:p> 四．袁红冰出走事件引申出的思考<o:p></o:p> <o:p> </o:p> <o:p> </o:p> <o:p> </o:p> 性格决定命运，袁红冰教授个性炽烈、侠义、自由喷礴，骨子里有着渴望在绝望处浴火重生的英雄气质，这种个性注定了袁教授的生命必然充满了种种传奇、诗性、壮烈和高贵的体验。有着学者和作家双重身份的袁红冰先生，无论是诗情，还是理性思维，都有着出众超凡的能力。在他的性格中，诗情的比重或许还要更大于理性一些，是他生命的浓重的底色。这种诗情，因为以自由和正义作支撑，所以这种情就注定是博大的，是黑白分明的，是鄙视媚俗的，是对抗丑恶的。笔者妄揣袁先生的意愿，相信他正是抱着这样的诗情步入了法学的思想殿堂。<o:p></o:p> <o:p> </o:p> 学术研究是理性思考为主的工作，但完全与基本人文理念隔绝的学术思考却是错误和危险的。中立与客观的学术立场并不等于背弃人文关怀。其实，思想的诞生正是为了让人能获得超越于动物之上的更有意义的生活，如果失去了“人”的意义维度，“中立”与“客观”就成了没有依托的理论。袁红冰教授的学术成就就是源于他热烈的追求自由与正义的理想。在网上查看袁教授从1994－2004年在大陆发表的学术论文，数量虽然不多，但绝无应付空洞之作，都是针对中国法学与司法现状提出的重要理论见解，比如他在2004年4月《政法论坛》上发表的论文《质疑不可质疑者——对“以事实为根据”原则的否定性讨论》，就明确了传统的“以事实为根据”的法理谬误，强调司法实践中实行的是“以证据为根据”的原则，证据同“事实”本体有原则的区别。而“以事实为依据”的原则是阻碍中国证据规则研究深入发展的重要因素之一。像这样有价值的观点，在当下中国大陆的法学论文中可算是凤毛麟角，因此袁教授的出走对于中国大陆法学界来说，是个不小的损失。<o:p></o:p> <o:p> </o:p> 但袁红冰教授最终毕竟是无法在大陆法学界容身的。中国的社会现实并不会提供袁教授一个基本的学术研究的环境。无论是参与社会活动，创作文学作品还是学术论文，中国政府虽没有对一个教授的这些正当的学术自由本有范畴内的行为作原则上的否定，但实质上，政府却常常从执政党集团利益的角度出发，对这些行为进行严厉的限制。因此，袁教授的出走，是中国学术界的损失，却是袁教授个人追求人性自由和学术自由权利的胜利。而作为当代中国学术自由史中一个重要的案例，袁教授在国内的种种磨难以及成功抵达自由的土地后的活跃姿态，为中国学人争取学术自由的努力开启了新的一页，那曾经似乎只能是永不见天日的四部作品，现在正在华语世界里被争相传阅，这样的事实必将带给人们更多的勇气和希望。<o:p></o:p> <o:p> </o:p><SPAN style="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serif\’; FONT-SIZE: 12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第六节：陈丹青教授的愤然离职<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一、陈丹青教授的学术经历 <o:p></o:p> 二、<o:p> </o:p> 陈丹青，男，上海人。1953年生于上海。1970年至1978年辗转赣南、苏北农村插队落户，其间自习绘画。1978年，陈丹青以同等学力考入中央美术学院油画系研究生班，1980年毕业后，留在中央美院油画系第一工作室任教。1982年，陈丹青移居纽约，成为自由画家。2000年应聘清华大学美术学院，任绘画系第四研究室责任教授、博士生导师，同时主持“陈丹青工作室”的工作。陈丹青的作品多次参加海外重要展览。多幅作品为美术馆、美国艺术机构及私人收藏。<o:p></o:p> <o:p> </o:p> 陈丹青于上世纪80年代初曾被认为是当时最具才华的油画家，在画坛产生较大影响。《西藏组画》被公认为划时代的现实主义经典油画作品，在美术界及文艺界引起很大轰动，持续获得广泛的关注、评论、研究与影响。《西藏组画》冲击了当时长期盛行并严重教条化的主题性创作模式，被认为是中国写实油画从接受前苏联影响转向溯源欧洲传统的转折点。“1980年他创作的《西藏组画》较早开始摆脱俄罗斯—苏联油画对中国油画展的影响，追求用传统西欧油画的写实手法来表达对现代生活、特别是边疆少数民族的真实感受。陈丹青具有较强的造型能力，画风细腻，感情真挚，思维敏锐，有着一种稳定和深沉的力量。”[31]另有评论认为：“人道情感和人格力量是陈丹青艺术中主要的艺术底蕴，这是他本人情感品格的自然体现，侵透了他的自身经历，包含着他对底层人民的深切理解、怜悯和尊重。这种人道情感个人格力量赋予他的作品以辉煌和崇高的意义。”[32]<o:p></o:p> <o:p> </o:p> 陈丹青是“文革”结束后较早赴美的艺术家。他身处西方当代艺术中心的纽约，对中西艺术进行有价值的比较思考，并出版了《纽约琐记》（吉林美术出版社2000年版）等著作。近年来，他的具象绘画创作，以及画中画、写生"静物"等，在图像泛滥的现时代，思考当代架上绘画艺术家存在的意义，呈现出新的独立价值观。<o:p></o:p> <o:p> </o:p> 陈丹青初回国，就遭遇了一次事关“出版自由”的小小插曲（陈称为“事故”）。2000年夏天，陈丹青拟在江苏美术出版社出版的随笔集《多余的素材》已印好10000册“书芯”，数册加了封面的样书也已经到手。秋初，忽然接到责任编辑顾华明的电话，该书不能出版了。书芯均捣作纸浆。“理由呢，好像是写了个别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吧？没错。”[33]其实书中所涉的“不宜谈论的历史人物”似乎只有江青（《红色娘子》中谈及）与汉奸胡兰成（数篇中谈及）。事情的起因是“社里另有同志觉悟高，报上去，社领导遂决定不出版。”此后，该书在上海文艺出版社被要求删去几篇再出版，遭到陈丹青的拒绝；在三联书店被以“不好卖”为由婉拒；两年后，该书终得在山东画报出版社面世。<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三、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的一段经历<o:p></o:p> 四、<o:p> </o:p> <o:p> </o:p> <o:p> </o:p> 陈丹青从纽约回北京，加盟清华美院（原中央工艺美术学院），从自由画家变成美术学教授，其具体的过程如他在《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一文的《缘起》中所说： <o:p></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1999年岁阑，袁运甫老师、刘巨德老师给我越洋电话，告知工艺美院与清华大学合并，并代表院领导热诚邀请我回国加盟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同时转致老前辈张仃先生与吴冠中先生的欢迎之意。2000年2月正式报到，清华园陈书记、美院王院长、张书记，及诸位副院长热情接待，清华外办陈红老师，院外办张主任、苗老师一周内携我办妥外籍人员驻京手续。此后人事关系归属外办与人事处，年薪五万，教学启动费三十万。同时，学院在外事办公室与我签署了2000至2002年两年任期的合约。2002年春合同到期，续签2002至2005年合约三年。[34]<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在从2000年到2004年的数年中，清华大学美术学院给予陈丹青教授的所有正面的印象，在陈丹青的《招生与教学感想》一文中有完整的表述： <o:p></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清华“长江计划”，是新世纪中国教育改革的措施之一，魄力大，投入重，期望高。特聘教授多数是外籍华裔，属改革开放后出国的中壮年专业人员，眼界开阔，知识结构大幅度更新，又大致是“文革”一代，兼具使命感、责任感、历史感，及民族情怀，归国投效，远溯二十年前留学大潮，近收改革开放之效，今推想此举，此其时也。清华与工美合并，则体现国家在高等院校扶助拓展人文艺术、瞻望国际文化大势的良苦用心。就我个例而言，去国近二十载，国中文化形势与文化环境，诚与过去不可同日而语。在艺术创作及学术研究中，过去的政治钳制、狭隘的美学观、单元的创作格局，大幅度改变。院方对我的教学不予干涉，并在可能的情况下，及时支持。而同事、同行与不同专业间的充分尊重，彼此宽容，以至对新学院教学规划的共同热情，都使我切实感受到改革开放在文艺领域及艺术学院内的深刻变化。<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从陈丹青的以上陈述可以看出，清华美院方面对陈丹青的态度是比较尊敬的。对陈丹青的教学设计，不仅并未有任何干涉，而且“在可能的情况下”都采取了尽量支持的态度。了解中国高校现状的人都知道，院方确实已经释岀足够充分的善意，但是，陈丹青已经在艺术与人文的自由世界里无拘无束地生活了十八年，对于“国中文化形势和文化环境”，他当然极擅比较，不仅仅是与“过去”的古今比较，而且还有着与他国的中西比较，也深知那“大幅度改变”固然十分不易，但那些始终难以逾越的重重障碍对一个自由的艺术灵魂究竟意味着什么。<o:p></o:p> <o:p> </o:p> 因此，在同一篇文章中，陈丹青也简单谈到了一些负面的印象，为表示对院方的善意的肯定，他特别指出：“在教学实践中，我的困扰与无奈，来自国家现行教育体制及种种教条。”按他自己的话说：“我至今没有学会在表格上，或按照教条指定的方式，陈述‘成绩’：那是对体制的确认，而不是对学术道德及其规律的确认。”填表格大概是陈丹青在21世纪初的中国大学痛感压抑与烦扰的种种不愉快的经验之一。陈丹青是敏感而敏锐的，在教授们必须填写无穷无尽的各式表格的世纪奇观的背后，确实是“体制”在炫耀其“权力”，所谓“学术道德及其规律”，那只是权力借以论证自身的合法性的借口。陈丹青说：“我今服务于这所学院的价值，以及我微乎其微的服务本身，远不如这所学院选择我的价值：这选择证实了国家的良性变化，在这变化的戏剧性环节中，我愿意充任一件可被暂时利用的小小的标本。”对于“国家的良性变化”的“证实”，是陈丹青教授受聘回国的真实原因。“被暂时利用”，远不是那样轻松而容易；“小小的标本”不仅的确在无限扩张的巨大权力面前是“小小的”，而且被钉在“体制”打造的十字架上，被迫像“标本”那样存在：疼痛，无法动弹，失去了生命。也正因为如此，对一个自由灵魂来说，“愿意充任”一枚“标本”的时间不会很长。<o:p></o:p> <o:p> </o:p> <o:p> </o:p> <o:p> </o:p> 五、陈丹青愤而辞职<o:p></o:p> 六、<o:p> </o:p> <o:p> </o:p> <o:p> </o:p> 2004年10月15日，在其续签合同即将到期之前不久，陈丹青教授向清华美院的院领导正式递交了《辞职报告》。该报告全文如下： <o:p></o:p> <o:p> </o:p> 诸位院领导大鉴：<o:p></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我在学校任教的续签合同（2002年—2005年），到明年元月15日将届期终。据合同规定，如一方有变动意向，应在到期前九十天知会对方。经过慎重考虑，我决定在合同到期之日，结束我在本院的教学。<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以下是对此决定的说明：<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我之请辞，非关待遇问题，亦非人事相处的困扰，而是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五年期间，我的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而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我深知，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我的离去，将中止对教学造成的浪费。<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目前，第四研究室两位2001届博士生刚毕业，尚有2002届与2003届在读博士生各一名，2005年、2006年毕业。另外，今年招进本研究室第一批研究生共四名，2007年毕业。我的请辞，与这六名学生的学业有所冲突，如何解决，愿在我退出的前提下，与领导协商可行方式，恪尽己任。<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兹付附件之一，是去年北京外办转请本院外办要我书写的述职报告，经已呈交，因所涉不包括今年，故略作补充。附件之二《教条与功利》，是前年应本院研究所教改会议要求所写，因写在纽约休假期间，回国过了交稿期，迄未呈交，今原稿附上。附件之三《我对本院“学术评价体系报告”的意见》——这三份附件坦率陈述了我对教育体制与本院教学的质疑，谨愿诸位对我请辞的理由有所了解。另有附件之四（近五年来学术活动的粗略报告）及附件之五（关于遗留问题），希请垂顾。<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此报告，将同时呈交清华校方、外办、人事办各一份。我的职衔、工作、居留及医疗等证件，合同到期时将会上交，俾便注销。目前借住的团结湖教工宿舍，其入住性质始终未获解释（参看附件之五），何时搬离，听候指示。<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再次衷心感谢学院对我的重用与信赖。我与自己的职称实难匹配，深感惭愧。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虽以请辞告终，但我对本院与教学的感情，恐怕比诸位所能了解的更深。<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预先感谢院校领导予以批准。 此致 敬礼！ 陈丹青 2004年10月15日<o:p></o:p> <P style="TEXT-INDENT: 25.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7pt; mso-char-indent-count: 2.12;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57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以下参考陈丹青教授公开发表的若干文字，对陈丹青教授在《报告》中谈到的辞职的真实原因略作整理与展开。<o:p></o:p> <o:p> </o:p> <o:p> </o:p> <o:p> </o:p> 1、“至今不能认同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o:p></o:p> <o:p> </o:p> 在《辞职报告》当中，陈丹青说：“当我对体制背后的国情渐有更深的认知，最妥善的办法乃以主动退出为宜。”这是陈丹青回国四年后的深沉慨叹，其“更深的认知”却不仅仅停留在“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上面。陈丹青说：“这一决定出于我对体制的不适应，及不愿适应。国家的进步在于：个人可以在某一事物上抱持不同的立场。”这里的“体制”的含义应该是广义的。<o:p></o:p> <o:p> </o:p> 陈丹青对“现行人文艺术教育体制”的最深切的反感，就是“两课”（政治课、外语课）考试的主导地位以及考试分数作为取舍标准。陈丹青首年招博士生，五名入围者全都因为外语不过关而搁置。次年招收研究生，八人无一通过“两课”考试。第三年招收研究生，业务分数最高者因“两课”各差一分，申请通融未准。第四年同一人仍因“两课”问题未被录取。在这一背景下，陈丹青深有感触地说： <o:p></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考试制度中，尤以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政治考试，严重滞碍并扭曲艺术教育的品质与性质。前者无视人文艺术学科的教育规律与成才规律，既徒具形式，又有效地削弱艺术学生起码的中文水准……后者公然违背马克思主义及邓小平思想，对于清华大学两大传统，即“行胜于言”及陈寅恪提出的“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更是深刻的讽刺。以上意见，我曾数次以书面及口头方式，对院领导和清华书记、校长坦率直陈。以“两课”分数作为首要取舍标准，学术尊严荡然，人文艺术及其教育不可能具备起码的前提，创建世界一流大学，实属妄谈。由于此一政策的长期施行，人文艺术教育表面繁荣而实则退步，“有知识没文化”，“有技能没常识”，“有专业没思想”，是目前艺术学生普遍状况，事实上，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甚至不如“文革”时期。[35]<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陈丹青教授对“新世纪艺术学生”的“整体水准”的估计，可能会让人感到震惊。但是，“没文化”、“没常识”、“没思想”，确实是长期以来严重损害高等院校学术自由的“总报应”（陈丹青语）。陈丹青已经直接点出，“学术尊严荡然”是“两课”考试统治教育生活的直接后果。“两课”考试之弊，陈丹青曾再三陈述，包括向学校领导当面提出，希望有关部门能够对这种错误甚至荒谬的做法有所纠正：<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清华前书记贺女士恳切听取人文艺术学院意见陈述。我仅提一条：“两课”考试制伤害人文艺术教育甚巨，不废不改，“人文艺术”一词，形同虚设。我对贺书记说：清华的传统与精神，一则，是中央草坪“行胜于言”碑，一则，乃王国维自沉纪念碑后陈寅恪所撰“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是也。今全国大学生必须人人过关的所谓“政治考试”，是对清华历史的莫大讽刺与背逆。“政治考试”置人格品德于不顾，其后果，仅述极端个案，即发生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此案虽属例外，然为清华九十年所无有。该生学业优良，必通过“政治考试”，但不知怎样“做人”—“教育”而一至于此，尚复何言。据《北京青年报》载，国家决定以西城区小学做试点，废除“政治”课（据此而知，连小学生也要学“政治”），改以“品德”取试见教，此正本清源之举，善莫大矣。大学考试怎么办？具体意见，我已在本院“教学前瞻”会议发言稿有所阐述。要之，大学是葆蓄人文传统，承续文化命脉的场所，此乃常识。故政治考试不废，中国人文艺术教育无非摆设，休想跻身世界一流大学。<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再就是人文艺术学科的外语考试制。去年我已在上海《艺术世界》为文细数其谬，痛陈其弊，若学院同意，愿再发表。要言之：一、艺术学生掌握外语有益国际交流者，纯属神话。二、今日大学生国文水准每况愈下，思之令人惊心，今欲起救，追之晚矣。盖国文者，国之文化命脉所系，国文不通，学生知识水准、文化修养、人格品质必混沌衰蔽，国文不良，则外语也必不良，此亦常识而已，我考试政策而竟公然罔顾之。<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但我深知“国情”渊源，非如此，难以维持局面，故“两课”紧箍咒的实质，乃是“权力”，不是“知识”，更不是“教育”。[36]<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从这段话里，可以窥测到：在陈丹青教授主张废“两课”考试背后，有着重人格品德、倡自由思想、兴国文水准的系统完整的教育主张。“清华高才生以化学药水攻击动物园狗熊奇案”虽属极端个例，但事情既发生在新世纪的中国大学，事件的主人公成长在“置人格品德于不顾”的大教育背景下，“两课”考试所代表的教育价值（人格不顾，国文不通）当然难以逃脱谴责。更重要的是，陈丹青教授点出了“两课”紧箍咒的实质：“权力”。绝对权力企图长久地控制一切，这就是“体制背后的国情”。<o:p></o:p> <o:p> </o:p> <o:p> </o:p> <o:p> </o:p> 2、"教学处处被动而勉强"<o:p></o:p> <o:p> </o:p> 陈丹青的《辞职报告》中也特别强调了在清华美院“五年期间”的“处处被动而勉强”的教学经历。他说，“五年教学是我弥足珍贵的人生经验”，这种“弥足珍贵”，其实是指在“五年教学”当中对于现行人文艺术教育的真实面目与自己的精神边界的清醒了解。对于教学自由的最主要的威胁，来自政府“学术行政化”的高等教育政策。“人文艺术教育的量化管理，集中反映出学术行政化带来的后患。此亦北大近期决意实施改革的总背景，然而治标不治本：不施行，现状难以突破，施行，则势必重复历次治标不治本的改革，形成更为盘根错节的畸形教育结构。本人不是教育学专家，以上感触，来自教学第一线的实践，而院中同事，俱抱同感。”[37]也就是说，虽然陈丹青辞职的孤绝之举并非人人能作得出，但陈丹青在教学实践中的不自由之感却是“院中同事，俱抱同感”的。<o:p></o:p> <o:p> </o:p> 在陈丹青的心目中，什么是人文艺术教育的正常状态？“释放个性，回到直觉，摒斥教条，遵循艺术规律，曾经是民国、"文革"前、改革开放初期等阶段艺术教育取得显着成果的历史经验。然而有目共睹：这些传统与经验在今日艺术教学中已经全面丧失。”[38]陈丹青教授对于人文艺术教育的理解是完整、精当和深刻的。他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艺术教学是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是具体而微、随时随地在每位学生、每个阶段，甚至每件作品中寻求当下的沟通、指涉、领悟。这一随机的过程——而不是预定的程序——重视体验与经验，问题与可能性，激发好奇心与热情，并以此检验学生的智能与品性：它开放给未知，落实为个人。学院教育不是向上负责，而是对艺术、对学生个人负责。不幸的是，当今学院教育的通则与本质，是向上负责。严格地说，我与每位学生不是师生关系，不是上下级关系，不是有知与无知的关系，而是尽可能真实面对艺术的双方。这“双方”以无休止的追问精神，探讨画布上、观念上、感觉上，以至心理上的种种问题。那是一种共同实践，彼此辩难的互动过程，它体现为不断的交谈，寻求启示，提出问题，不求定论，有如禅家的公案，修行的细节。它绝对不是量化的。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不是它的目的。它因人、因事、因问题而异。它追求教学的真实性，而不是程序化，它落实为个人品质的提升，而不是考试分数。因此，它在当前的教学体制中是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无法被教条证实，难以体现为可比的成果。[39]<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学院教育的“向上负责”，以“分数、奖项、规章、表格”为目的的“量化”管理，教学的“程序化”，对“考试分数”的强调，都使得陈丹青教授在教学实践中所坚持的“非功利的，非程序性的”自由沟通、活泼辩难与深刻领悟，陷入“困难的，孤立的，不讨好的”境地。用陈丹青教授的话说，“这样的教学难以体现在教案文本上，难以在工作总结中表述，在我奉命填写的所有表格中，完全无法体现我的教学思想与教学后果。”也就是说，“不愿混饭吃，也不知道怎样违背自己的性格”的陈丹青必须面对“在教学工作中，则恪尽己能，维持现状而已”的悲哀与失败。陈丹青教授说：“学院教育应该，也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起码的要求，即确立一位艺术学生葆蓄终生的品格，这品格，就是前清华大学国学研究院大师陈寅恪写在七十年前的名句：独立之人格，自由之思想。”无法实现这一基本的教学理念，是陈丹青教授最终决定结束其教学的根本原因。<o:p></o:p> <o:p> </o:p> <o:p> </o:p> <o:p> </o:p> 3、“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o:p></o:p> <o:p> </o:p> 在《辞职报告》中，陈丹青说：“光阴无情，业务荒废，我亟盼回到画架前独自工作，继续做个体艺术家。”这是五年教学给他的深刻教训。辞职后，在《钱江晚报》“人文大讲堂”，陈丹青以《师生关系没有了》为题发表了演讲。他开宗明义地说：“刚才介绍说我是自由职业画家，这是不准确的。我现在还是清华大学的教师。我在2004年10月递辞职书，但当时班上有研究生还没有带完，虽然已停止招生，但还要带他们到明年1月毕业，到那时候，我就有自由没职业了。”[40]至少在清华美院的教学，让陈丹青深感这一份“职业”与“自由画家”的存在状态是彼此冲突的。陈丹青表示赞同李敖在北京大学演讲中提出的“反求诸己”的自由观。自由不是社会给予的，不是学校给予的，更不是体制给予的。他问道：“你自己自由不自由？你的内心自由不自由？你的本事、学识能不能让你自由？”[41]陈丹青的选择当然不是唯一正确和明智的选择，但是绝对是一个自由的选择。他发现在教育体制当中变通与周旋就意味着一种让步，而有一天这种让步已经悄悄吞噬了底线。陈丹青说：“我顶喜欢尼采一句话。他说：服从？No！领导？No！Never！”[42]拒绝毫无意义甚至随波逐流的“服从”，正是一个“独自工作”、独自创造的自由心灵的基本特质。<o:p></o:p> <o:p> </o:p> <o:p> </o:p> <o:p> </o:p> 四、“陈丹青愤怒”的巨大回响<o:p></o:p> <o:p> </o:p> <o:p> </o:p> <o:p> </o:p> 陈丹青辞职风波的结果是，由于考虑到陈丹青还带着的两名博士生和4名硕士生都要到2007年才毕业，经过与校方交涉，陈丹青又与清华美院续签了两年“善后”性质的合约，但不再承担新课，也不再招收新生。至2007年，陈丹青才算完全卸掉清华教职。<o:p></o:p> <o:p> </o:p> 2005年3月，陈丹青公开辞职的事件被媒体（《中国青年报》）披露后，迅速在社会上引起强烈回响。2005年4月，央视《新闻调查》栏目的记者柴静专门采访了陈丹青。《南方周末》也以《一格一格降人才》为题刊发了对陈丹青的专访。《南方人物周刊》记者刘天时的专访题为《严重的是教育问题》。上海《文汇报》致电清华大学美术学院办公室，向工作人员询问陈丹青辞职事，因工作人员并不知情，该报竟然刊登文章否认此事。各报发表了一系列专门针对此事的评论文章，如《新京报》发表的社科院哲学所徐友渔研究员的《“陈丹青愤怒”拷问研究生招生体制》，复旦大学葛剑雄教授的《陈丹青与清华都有教训吸取》，社科院博士后李隼的《从陈丹青的愤懑期待教育自主权存在的空间》；《南方都市报》发表的徐友的《陈丹青离校出走我们都有责任》；《南方人物周刊》发表的鄢烈山的《论陈丹青的“出走”》；《中华读书报》发表的缪哲的《论陈丹青教授辞职事》；以及杨东平教授的《丹青之思》，昝爱宗的《中国知识分子的“痛经”》等。评论者的观点立场不尽相同，但对此事件的热烈关注是共同的。<o:p></o:p> <o:p> </o:p> 此后的数年中，陈丹青辞职事件的后续效应始终以缓释的方式渐渐释放着。据陈的《退步集续编》，“舆论竞相转载，就此闹开。早先我觉得咱们有报纸，有电台，但能算媒体么？这回发现有了，有那么点媒体的意思了。”[43]这就是说，在陈丹青教授看来，陈丹青辞职事件的后续效应中，首先包括他的“金刚怒目”、“拍案而起”的狷介行为对媒体的报道题材、报道思路和报道风格的积极影响。陈丹青以及特殊身份、特殊角度和出人意料的“出招”，在一定意义上激活了思想自由的氛围，拓宽了言论自由的尺度。<o:p></o:p> <o:p> </o:p> 陈丹青在给央视《新闻调查》的一篇文章中说：“据本人观察，《新闻调查》播出迄今，教育现状没有本质改变。以上几位落榜考生的境遇改变均与学院无涉。在过去一年内，唯一的改变可能是：批评质疑现行教育体制的公开度与频繁度，略有改观，略见增加。”[44]其实，陈丹青本人可能也并不认为在体制环境未发生整体性改变的情形之下，“教育现状”会发生“本质改变”。但是，对于这种长久不变的荒谬现状的公开抗议和“批评质疑”，其“公开度与频繁度”的“改观”与“增加”，本身就是这一事件对社会进步的最大促进与贡献。陈丹青自己在此后的数年里，一直坚持在各种场合大声疾呼，呼吁人们对中国高等教育的戕害精神自由的可怕现状给予关注。各种与此相关的种种公共讨论也都无法绕开陈丹青“金刚怒目”的那一页。2007年7月号的上海《科学》杂志发表了时东陆的《什么是博士学位：与陈丹青商榷》，对于“一些值得商榷的问题。比如博士学位的概念，学术研究与艺术创作的区别，大学课时与考试的意义等等”提出了不同看法。这表明陈丹青的《辞职信》本身所具有的学术意义仍然在随着时间的推移而逐渐彰显。也就是说，要彻底总结这一事件的后续效应，还需要更充分的时间来进行观察。<o:p></o:p> <o:p> </o:p> <o:p> </o:p> <o:p> </o:p> 五、“陈丹青愤怒”引申岀的思考<o:p></o:p> <o:p> </o:p> <o:p> </o:p> <o:p> </o:p> 陈丹青辞职事件中，值得思考的内容有很多。但是，首先需要思考的恐怕就是：假如陈丹青所说的这些荒谬现象，我们很多人长期以来都深有同感；那么，第一个戳破这层窗户纸的为什么是陈丹青？徐友在《陈丹青离校出走，我们都有责任》一文中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他痛切指出的弊病并不是要有多高明的洞察力才能发现，要有多大的胆量才能说出的，他的同事在私下里同意他的意见。不过，每当他在会议上发言完毕，周围便一片沉默，或者话题随即转换。没有一位领导对他的直言予以制止和批评，个别领导还会鼓励他把想法讲出来。但显而易见，不会有领导和他站在一起，为改变现存的不合理状况而据理力争。这实在是我们面临的悲剧。我们和陈丹青一样，不会轻易去责怪同事和顶头上司，我们和他一样，知道人们的难处，更是深知体制的惯性和力量。陈丹青可以和体制告别，但大多数人做不到，除了勇气、魄力，还要有本钱。但是，谁能说陈丹青就一点风险不冒，他心中没有丝毫的留恋和遗憾？难道这纯属陈丹青个人的私事？我在各种会议上、饭局上见到过各种专业的知识分子，其中包括担任学院院长、系主任职务的学者，他们谈到导致陈丹青出走的种种类似弊端，无不感同身受。对问题的分析也可以说是鞭辟入里。但我同样知道，在慷慨激昂的谈话之后，他们没有采取任何行动。相反，大多数人实际上还是照样开会、布置、填表、争经费、争项目，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我们也许不可能像陈丹青那么坚决和彻底，难道不可以多多少少为改变不合理的体制尽力，而不是一面批评，一面却支持和巩固，以至于使人真的认为，不合理的东西是根本不可动摇的。[45]<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在个人和“不合理的体制”之间，究竟是什么关系？徐友先生说得很对，我们很多人虽然在私下里不乏“慷慨激昂”，但是我们“做一切自己表示不屑的事”。所以我们事实上是在“支持和巩固”着这个荒谬的体制。这就是“不合理的东西”貌似“根本不可动摇”的真正原因。个人和“不合理的体制”之间的恶性循环就是这样形成的。而陈丹青勇敢地与“体制的惯性和力量”战斗，不仅在现实中为“体制迷墙”撕开了一个缺口，而且为人们心中的迷信“体制不可战胜”的强大心理定势撕开了一个缺口。这是对个人放弃良知与担当的随波逐流的一个最尖锐的批判，更是对个人自由选择、自由行动的一个最精彩的示范。<o:p></o:p> <o:p> </o:p> 其次，需要进一步思考的可能就是：当体制短时间内仍无比强大，我们能否从其中出走，自创一片自由天地？中国社科院博士后李隼先生在文中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即便陈教授有一天真的离开了，他仍然可以做些什么，比如自己办学吧，没有学位的陈教授带出来的没有学位的弟子，不见得就比有学位的清华美术学博士、硕士们更难有出息。或许，终有一天，我们的研究生招生体制，已经可以有陈教授注重的“爱好学术自由，并尊重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规律”的教育自主权存在的空间？[46] <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自己办学”，这是许多评论者对陈丹青教授的建议和期待。也许那些“没有学位的弟子”对体制的挑战和对“爱好学术自由，并尊重人文社会艺术科学规律”的空间的刺激才是最有效的。杨东平教授在《丹青之思》一文中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我们也许仍需要在拓展体制外的教育空间上有所作为。近年来，已有一些志士仁人在走自己的路，恢复私塾和创办书院。如果在一些有条件、有实力的民办高校，开办不需国家颁发学历、书院式的“大师班”，如“陈丹青工作室”，象当年章太炎、李叔同、齐白石授徒那样，难道会没人来学？难道社会和市场会不认可其“文凭”的含金量？在人文社会科学界，多有赋闲的大师，而真正追求学术、思想和艺术的青年更是大有人在。通过艺术家、学者和民办教育家的共同努力，打造一片不受体制束缚的文化、艺术新天地，真的只是奇思异想或奇谈怪论吗？<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我们相信就像杨东平教授所说的，“打造一片不受体制束缚的文化、艺术新天地”是最有意义的，只有这片天地成为真实的存在，旧的荒谬体制才能在两种力量的比较与消长中渐渐瓦解，最终成为尘灰。只是，对于“新天地”而言，陈丹青的出走仅仅是个洒脱的开始。<o:p></o:p> <o:p> </o:p><SPAN style="FONT-FAMILY: \’Times New Roman\’, \’serif\’; FONT-SIZE: 12pt; mso-fareast-font-family: 宋体; mso-font-kerning: 1.0pt; mso-ansi-language: EN-US; mso-fareast-language: ZH-CN; mso-bidi-language: AR-SA"> 第七节：焦国标博士的《讨伐中宣部》<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一、焦国标博士的学术经历<o:p></o:p> 二、<o:p> </o:p> <o:p> </o:p> <o:p> </o:p> 焦国标（1963～），河南省杞县人。在河南大学中文系中国文学专业获得文学学士学位。1989年在河南大学中文系古代汉语专业研究生毕业，获得文学硕士学位。1993年考入中国人民大学研究生院，攻读新闻学专业博士课程。1996年获新闻学专业博士学位。1996年起，任《中国文化报》编辑、记者。2001年12月，焦国标博士进入北京大学，开始在新闻与传播学院任教。<o:p></o:p> <o:p> </o:p> 焦国标博士在担任北京大学教师之前，就已经是国内颇具影响的杂文家了。1998年，中国华侨出版社出版了焦国标的杂文集《奉献与义务的边际》；1999年，福建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学术专着《文化名流的报刊生涯》；2000年，中国发展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新闻之外的敏感》；2001年，新疆人民出版社出版了他的杂文集《独立的悲伤》。<o:p></o:p> <o:p> </o:p> 在到北大报到的当日，焦国标写了一篇杂文《写着杂文进北大》，他在文章中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我的人生经历并不顺畅，仅升学一项即可谓“蹭蹬”无比：初中升高中我考了两年，高中升大学我考了三年才走人，读博士也是考了两次。硕士毕业分配和博士毕业分配，也皆不如意。不过我从自己的经历中提炼出一句格言：“每一个挫折都是成全”。今后我将努力实现“每一个非挫折更是成全”。曹操说：“设若天下不有孤，正不知有几人称帝几人称王”。胡适说：“设若没有蔡先生，正不知我胡某人会沦落到哪个三流小报做编辑”。焦国标说：“设若没有北大新闻传播学院龚文庠院长，也许我再写两辈子杂文也写不进北大”。<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这时候的焦国标是乐观的。他可能并未料到，他的北大执教生涯只有短暂的三年，这既是由于他具有“五四那一代人的气质”，也是因为北大在1949年之后的政治高压之下已经完全丧失了“五四”那一年代的气度与风骨。这些都事关重大，并非担任新闻与传播学院院长的龚文庠教授所能左右。<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三、震惊世界的《讨伐中宣部》<o:p></o:p> 四、<o:p> </o:p> <o:p> </o:p> <o:p> </o:p> 2003年底，焦国标参加了一次新闻舆论监督研讨会。会上很多人在发言中抱怨中宣部和地方党委宣传部统辖得太死。焦国标在会上做了五分钟的发言，题为《拯救中宣部》。此后，焦国标以此次发言内容为主线，费时四个月，撰写长文《讨伐中宣部》，终于在2004年3月完稿。文章完稿后，发给一些朋友传阅。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的浦志强律师将此文登陆在独立作家王力雄的《递进式民主》网站上。文章上网后，迅速传遍中文世界，香港《开放》杂志和《亚洲周刊》都做了节选转载。《讨伐中宣部》被迅速翻译成22种语言，《纽约时报》等知名国际媒体都做了报道。<o:p></o:p> <o:p> </o:p> 《讨伐中宣部》一文长达一万四千字，全文分五个部分。文章开宗明义，“当下中国社会文明发展的瓶颈是什么？是中宣部（及整个宣传部系统）。当下中国文明发展的绊脚石是什么？是中宣部。当下中国为邪恶势力和腐败分子撑起最大最有力的保护伞的是谁？是中宣部。”以简洁明快的口吻说明了“讨伐”中宣部的理由。以下五个部分的标题分别是：一、中宣部怎么了？中宣部害了十四种大病；二、怎样拯救中宣部？上下二策拯救中宣部；三、中宣部挟王明、康生、张春桥极左历史的余威才这么凶顽，它的极左根子从未被清算；四、我敢喊出“讨伐中宣部”的十四个理由；五、戳穿中宣部愚昧、冷血、贪贿的“稳定观”，确立科学的稳定观。全文的文风泼辣生动，说理明白晓畅，极富感染力。焦国标博士在文章中将“中宣部”置于历史脉络中进行诊断，并在全球化的语境中对其进行考察，格局纵横开合，气魄刚毅宏大。文中说：“这是我的一种文风自觉。……我也希望把这种不忌生冷的文风发展之极致，为汉语文和汉民族的发展略尽绵薄。书生报国无长物，惟有手中笔如刀。”<o:p></o:p> <o:p> </o:p> 焦国标博士的《讨伐中宣部》中，有许多段落是直接涉及学术自由的，语气之直接、定位之精准均令人叹服。这表明他对于“中宣部”这一机构对于人文学术的限制与伤害已经有长期的观察与思考，并对其专横跋扈的种种行径达到了忍无可忍、不吐不快的程度。他在文中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日本文部省屡屡修改学校教材，篡改侵华历史，把“侵入”改成“进入”。中宣部有过之而无不及，凡历史上的罪错皆不许提，反右、文革、饿死几千万农民、六四、哈尔滨的宝马案等等，皆成禁忌字眼。这一切已经令所有媒介和学术中人忍无可忍。……众所周知的荒谬，而威力却如此之大，如此“神圣不可侵犯”，如此“不可向迩”，几十万新闻人，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没有人正面抗争哪怕半句话，实在是中国道德人格的耻辱！……他们不许媒体用“公民”一词，要用“老百姓”，不许“民主”、“自由”的字眼随意上媒体，宪法上可以用，十六大报告可以用，普通人不能随便用，这分明是把“民主”、“自由”当摆设。这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这是人类之敌、文明之敌、民主之敌、自由之敌！这是“敌我矛盾”！这是对60万中国新闻人最起码的职业理念的践踏，是对几百万人文知识分子最起码的人文情操的蔑视和挫伤。<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焦国标博士立志做一个“好的知识者”，做中国的弥尔顿，并有意识地将此文与《论出版自由》媲美。文章的历史意义需要经过时间的检验方能断定，但是“不想当弥尔顿的知识者不是好知识者”，在中国知识界“万马齐喑”的局面之下，这样说是完全正确的。<o:p></o:p> <o:p> </o:p> 在《讨伐中宣部》一文所引起的反响当中，有两位老者的评价与回应最值得注意。曾任毛泽东秘书的前中组部部长李锐先生在评论此文时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他大体很厉害，很刻薄，但是基本道理我是赞成的，我是根本赞成，这个中宣部要不得，不应该要有个中宣部。……你共产党就管党员。你把你的党员管好，其它的事情按宪法办，共产党必须服从宪法。[47]<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另一位曾任新华社副社长的李普先生在评论此文时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本来，这中宣部啊，它从来就居高临下，从来只会“我领导你，我指挥你，我教育你”。我觉得我们党开口闭口就教育老百姓——（老百姓要说）为什么你要教育我啊？你有什么资格教育我啊？……我觉得它这个题目啊，先不讲它的内容，这个题目就很好。……我觉得中宣部应该有这种气魄，你骂我，我可以跟你反驳，公开地辩论嘛，不是“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嘛，我跟你争鸣不可以吗？问题是它中宣部一跟你争鸣，就跟你平等了，所以它就不争鸣了。……启蒙嘛，是需要启蒙，他们也需要启蒙，但是哪怕他自己认识到这是错了，他还是不改，因为我有权，我有权就不管是非。[48]<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这些热烈的回应本身也表明，“不应该要有个中宣部”不仅仅是焦国标个人的观点，而且代表了中国的“好知识者”们对及早推进政治体制改革、清除阻碍社会发展的制约因素的共同关切。<o:p></o:p> <o:p> </o:p> <o:p> </o:p> <o:p> </o:p> 三、从《讨伐中宣部》到《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o:p></o:p> <o:p> </o:p> <o:p> </o:p> <o:p> </o:p> 《讨伐中宣部》公开发表之后，焦国标开始昼夜接到骚扰电话，在他给学生上课时就曾连续接到18个骚扰电话。焦国标在接受美国之音记者歌篮采访时说：“我就把它写到黑板上，学生现场就打，打了以后有一个人说他是刷小广告的，他说不是他。就现场嘛，怎么不是他呢！我的想法是他受委托的，或受人雇用的。”[49]此外，焦国标博士的新着、杂文集《良知龙骧》，以及另一部学术专着《回望农民》，本来已经进入出版程序，但在《讨伐中宣部》一文引起国内外议论和关注后，出版社忽然决定停止出版他的这两部书。<o:p></o:p> <o:p> </o:p> 学校方面也给焦国标博士施加了巨大的压力。据焦国标自己的回忆：<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这篇文章发表的时候是八月份，八月底的时候，我带学生在北京郊区的延庆县军训。我在那儿军训的时候，院长给我打电话让我回来我觉得挺紧张，非常紧张，甚至想死的念头都有。我想起了免除恐惧的自由，那时如果不恐惧我会感到挺幸福，那个时候确实挺恐惧的。第二天学校花了六百块钱打计程车把我从那接了回来。回来后，我们的院长、副院长、书记、副书记找我开会，院里的头都在。会议的两点中心意思是：一、别写时政类——时评或重大题材类的文章；二、还是不见外国记者。当天，也就八月二十六日让我再写一篇保证书——形诸文字，将来如果我言而无信翻了供，有文字作证明。第二天二十七日，我的确写了一个东西，但是我把逻辑的范围缩小了，不写时政——我说再也不写与中宣部过不去的文章，中宣部哪怕再撑个十年八年五年或三天五天，或像秦始皇那样希望他的子孙千世万世而为君，都与贫道无关。第二是我也不见外国记者了。……这个东西二十七日我交给他们。到九月二日，院长给我打电话，说：“你的课，上面说要停。”……九月十七日的时候另一院长通知我说，指导研究生的教师名册里也没有我的名字了。其实就是指导研究生的资格也被取缔了。停课那天，我还想停就停吧，但九月十七日那天对我打击挺大，我骑着自行车绕着未名湖，我正好到北大三年，我是2001年九月初来北大任教的，心想与北大就三年缘分，感到很难过。但过了两三天后我又想明白了，如果北大停了我的课，或者以后开除我的公职，我还可以想别的办法，可以去非政府组织找个什么事做，或者做个写作者自己养活自己，再不济就回家去种地养活我妈。想了一想，觉得路还很多嘛，就这样把灰暗期转过去了。实际上在我对媒体说之前，中宣部就已经对外说北大已停了焦国标的课，听说是副部长开了一个小范围的挺高规格的会。香港《成报》就报导了我停课的消息，自由亚洲电台的记者给我打电话印证，我说我没对别人说过这事，他说《成报》已经报导了，我说是被停课了。[50]<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焦国标博士被停课，其硕士生导师资格也被强行中止，其原因只是他的一篇文章。而且作为教授新闻传播学课程的副教授，《讨伐中宣部》一文所讨论的问题本来就在他的研究范围之内。更令人感到无法接受的是，整个处理过程没有任何遵循程序的表示，随意性的处理透出大学本身作为权力附庸的霸气与专横。这件事充分表达了中国大学并无真正意义上的学术自由可言，也很难称得上真正意义上的现代大学。不过焦国标对此是有思想准备的。他在《讨伐中宣部》一文中已经提到：<o:p></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大不了一死，我还正不想活了。每听说中宣部又出台新“不许”了，我就恨不得一口气把自己憋死算了。或者离圆明园、颐和园都很近，那里到处是荒林子，足以把人吊死的树枝有一千万个不止，找个僻静之地，“自挂东南枝”算了，不看这个世界了。这都是什么混帐“不许”啊！实在没什么法子让中宣部醒来呀！人固有一死，或重于泰山，或轻于鸿毛。<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也就是说，至少在理论上，焦国标已经想到了写这篇文章可能遭致的最坏的后果：失去生命。此后，学校方面又提出，将焦国标从北大新闻与传播学院调到北大古代文献研究中心，或者建议他自动辞职，否则不排除将其强行除名。这些莫名其妙的要求都被焦国标拒绝了。在压力之下，焦国标多次上书北大校长，均无回音。2005年3月，焦国标发表了著名的《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信中说：<o:p></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一则我并不想离开北大，二则我也不认为只有零度情感的人才配做大学教授，古今教授的风度并无同一的款式，所以我决定不再作辞职之想。如果学校或上面一定要去我而后快，我等着被“踢出”北大，并等待着“平反昭雪”恢复名誉那一天。当年我在洛阳师专工作时，校长不让考博士，我说：“校长，你看着，我不会在咱洛阳师专退休。”<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现在我要说：我一定要在北京大学退休，除非上帝另有任用。我发誓做北大的终身教授，做北大的百代教授，我誓将以北大最名誉的教授光荣退休。马寅初先生蒙冤受屈二十多年，直到百岁上才得到一句公正的评价。前贤在此，我不着急。我有一个提法，叫做“人格基因”。一切特立独行的人，无论世人怎么看不惯他，他的存在都一个重要意义，那就是人格基因意义。因而，凡是人格上有常人达不到之处的人，杀人犯除外，从屈原到文天祥，从为袁崇焕守墓几百年的家族到前不久背着同伴尸体爬火车从福建回湖南的那位先生，都受到我的尊重。基因单一的物种要灭亡，基因单一的人种也要灭亡。为什么几个日本人就能占领一个中国的县城许多年？为什么几千日军就能杀害南京的三十万人？为什么一千多远征英军就能拿下鸦片战争？因为中国人的人格基因太单一了。基于此，我认为，北大几千教授只有我一个人“不听规劝”，“一意孤行”，只说明我的行为具有人格基因意义，而不是我必须改变我自己的理由。……人类每一个进步，都有其标志性事件，那标志性事件就是所谓的里程碑。邓小平宣布知识分子是工人阶级的一部分，那是一个拐点。实际上此后这二十来年，在意识形态方面收拾知识分子的路数并没有大变，无非是修理动物的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我要做对待知识分子政策前进道路上的一个新的里程碑。这个里程碑不同于邓小平那一个，那一个是施与，我这一个是争取，争取知识分子的本职权利，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我对宪法负责，我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负责，不需要对任何别的负责，就像前面路德说的，已经认识到上帝的意思，就无须再问别人。我想好了，如果我们北大对我不再客气，一定要将我“踢出去”；我不去美国谋生，也不去欧洲、澳洲，也不去韩国、日本，我要去台湾，去台湾大学。一是台大有北大血脉，二是那里是中国人，三是那里是开放言禁的地方。在大陆全力打压台湾、诋毁台湾民主政治的时候，我将以微不足道的我，去为民主自由的台湾捧个人场。当今仍然森严的大陆意识形态已经给我办了许多难看，我也要给它办难看。如果我被北大“踢出来”，我还准备向全球各大学的校长们呼救，牛津剑桥哈佛耶鲁之类。闵书记是斯坦福的博士，我将特别向斯坦福的校长求救。我这不是给我们北大摸黑找麻烦，而是为北大解围减压。怎么讲？北大不能只把来自上面的意识形态压力当成得罪不起的主子，北大也应该把自己的国际形象当成一个不可怠慢的对象！北大上面不仅有教育部、中宣部和中央政治局，北大外面还有国际社会，还有国际上的大学邻居和大学校长“同僚”们。我将游说那些大学校长们，推行自由、民主、人权不只是伟大的美国政府的使命，文明国家的大学校长们也应该负起相应的责任。对东方国家大学里发生的那些摧残学朮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现象，你们不能袖手旁观！全球大学要建立联合会，在全世界的大学里推进思想自由、言论自由和学朮自由。当然，我还会在全校四千教授和两万学生中间为我自己发起签名活动。此外，我还可能到中纪委和全国政协去上访。总之我将不顾自己的大学教师身份，用一些“下三烂”的臭招，去改变延续几十年对待知识分子一打二圈、不听话者不得食的落后、僵化、刻薄、残酷的手段。……当初我来北京大学，三位先生都是首肯的人；如果有一位说不，我就不可能进来。常说“疾风知劲草”，又说“试玉要烧三日满，辨材须待七年期”，再给我去美国这半年时间，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块可造就之材吧。如果不是个材料，那时再“收拾”我不迟。“兼容并包，思想自由”的北大好比一大块林地，里面繁育着许许多多种生物，借给我这只顽劣的鸟儿一枝栖居，坏不了北大的生意。前几天，一位美国记者告诉我，说四川已经恢复了王怡上课的权利。我认为这很好，是双赢。别再把知识分子当动物管、当贼防，对谁都好。目前我的感受是，没有谁想篡党夺权，大家希望的只是我们的国家更民主、人民更幸福、社会更和谐。从地下党闹革命而来，看谁都像地下党，这个眼光很过时。我正式提出，希望下学期能恢复我上课的权利，停课一年，够一壶了，否则就更加不符合中央建设和谐社会的精神了。司马迁说：“西伯拘而演周易，仲尼厄而做春秋。”再“拘”我一学期不让上课，不知道又要“厄”出什么大逆不道的东西来呢。现在我想，既然我已惹上中宣部这一身臊，就不劳驾更多人惹上这臊气了，一不做二不休，干脆我一人包圆儿算了，把当今中国陈旧、落后、貌似莫予毒也的意识形态纸老虎一个个给它捅个稀巴烂。[51]<o:p></o:p> <P style="TEXT-INDENT: 20.5pt; MARGIN: 0in 19.2pt 0pt 17.95pt; mso-char-indent-count: 1.71;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1.83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1.71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焦国标博士在信中明确提出，对他的处理是一种“摧残学术自由和言论自由的现象”，而他本人的态度则是“争取知识分子的本职权利，那就是言论自由的权利。我对我自己的良心负责，我对宪法负责，我对公民的权利和义务负责，不需要对任何别的负责”。他也提出了“恢复上课权利”的具体要求。在信中焦国标说：“我正面临能不能在北大继续呆下去的危机”，但是他又怎能预料到，这一时刻旋即匆匆来临了。<o:p></o:p> <o:p> </o:p> <o:p> </o:p> <o:p> </o:p> 四、被北大除名之后<o:p></o:p> <o:p> </o:p> <o:p> </o:p> <o:p> </o:p> 2005年春，焦国标受到美国国家民主基金会的邀请，赴美国担任访问学者，为期半年。但是虽然学校已经将其讲授的课程全部停掉，却不准许他赴美。焦国标撰写《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时，已经知道学校对他访美的态度，所以才说：“再给我去美国这半年时间，看看我究竟是不是一块可造就之材。”可是，2005年3月16日，焦国标刚刚踏上美国的土地，仅仅两天之后，校方人事处领导就把解除其职务的书面通知送到他的家中。这种迅速与决绝都是令人难以料到的。校方表示这是作为“自动离职”处理的。私下里，学院方面对焦说，这是“上面的意见”，“不是我们学校的意思”。而在公开场合，北京大学新闻学院院长龚文庠则解释说：“我现在知道的直接的原因是他请假没有准假。根据学校的规章，如果你要请长假，必须得到批准，而谁请假不准假都是这么一个处理方式，他不是第一个。”<o:p></o:p> <o:p> </o:p> 对于焦国标被北大除名，海内外反应强烈。海外多名原北大教师和校友发表公开信声援焦国标博士，谴责北大校方的做法。李普先生在接受朱健国采访时也明确表示：<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他（焦国标）不要说推翻这个政权，大学校长他都不能改掉。他说我来当校长，不可能，他不想当这个校长，他也不可能当这个校长，他不想造反，他要造反也造不成，他焦国标能造反吗？所以要容许人说话，应该有这样的气魄，有一点民主的实质，民主的作风。对焦国标的"除名"处理，我觉得是很丢人，对北大来说是很丢人，如果是中宣部的意见，那么中宣部也是很丢人。你没有道理跟人家说，为什么用权压制呢？这是个社会问题，我跟你讨论，我《讨伐中宣部》这个文章，你说不对，你批评我嘛，大家讨论，平等的态度，（把它）作为一个学术问题来讨论，我讨伐你对不对，你说我错了，我错在哪里，你可以讲道理，有理走遍天下。你不讲道理，这哪有真理呢？因为我没有权，你就不讲道理你可以打，将焦国标开除，可是你输了理啊！你不光彩！中宣部，如果是中宣部这样做的，中宣部不光彩！如果是北京大学这么做，北京大学不光彩！[52]<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直至9月21日，李敖来北京大学演讲，仍有学生提出与焦国标博士被停课乃至除名直接相关的问题。提问的原文是：“非常有幸这次有机会给您提问，在今年的早些时候，闵维方书记曾经提出一个观点，大概意思是说对于有反动言论的老师应该清出课堂，我想您对这样的观点有什么评价？”李敖的回答是：“我觉得作为大学一个特色，什么言论都敢接受，怎么可以叫反动言论呢，怎么可以有言论课堂呢，医学院里不也叫癌症吗，癌症这我们也要上，所以我们把它当成癌症来看，想出招来解决这是很重要的，所以我认为，在大学里面，没有什么说是可以害怕的，不能讲的，是不正确的。”虽然没有直接提到焦国标的名字，但这一问一答也算是对此事件的一个回响吧。<o:p></o:p> <o:p> </o:p> <o:p> </o:p> <o:p> </o:p> 五、焦国标事件引申出的思考<o:p></o:p> <o:p> </o:p> <o:p> </o:p> <o:p> </o:p> 在致北大校长的信中，焦国标博士说：<o:p></o:p> <o:p> </o:p> <o:p> </o:p> <o:p> </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最近我已经看了起码有二十本关于西方大学演进的书。我发现，现在中国，对大学学朮自由的干扰，对教授和学生的“看管“，等等许多方面，比西方落后了从一千五百年到一百年不等。我们管理大学的许多提法和理念，堪与四世纪奥古斯丁或十三世纪托马斯阿奎那教育理念的守旧、落后一比高低。我准备什么时候再点一把火，专烧中国大学的学朮和思想管控问题。现在看来，在学校继续研究对外传播学、向路德学习和火烧中国大学对学朮自由的管控，这三者发生了矛盾，势难并存。[53]<o:p></o:p> <P style="TEXT-INDENT: 24.5pt; MARGIN: 0in 24.05pt 0pt 23.75pt; mso-char-indent-count: 2.04; mso-para-margin-top: 0in; mso-para-margin-right: 2.29gd; mso-para-margin-bottom: .0001pt; mso-para-margin-left: 2.26gd" class=MsoNormal><o:p> </o:p> <o:p> </o:p> <o:p> </o:p> 数日后，被北大除名的焦国标在大洋彼岸接受记者采访时对事件的深层原因略作分析：“我觉得是中国五十年、六十年历史有没有改变的问题。如果中国社会在意识型态方面、在言论自由和人的精神思想自由的层面上、学术自由的层面上，五十年、六十年没有改变，这是不能接受的，我如果接受了，我觉得对我自己当然是一种耻辱吧！我觉得更重要的是中国社会太可耻。……有多少光荣就有多少耻辱，这一点特别对北大包括清华，因为他毕竟在历史上的地位，都被宣传部盯的很紧不敢乱说乱动。作为大学的品格、作为思想的摇篮那这个地位就没有了，那是他的耻辱。”在此事件中，不再是“思想的摇篮”的，不再有“品格”可言的北京大学，由于“对学术自由的管控”，由于其迫害学者的恶行而蒙受耻辱。但是这不仅仅是大学的耻辱，也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耻辱，在五六十年连续的停滞与倒退中，这同样是所有中国人的耻辱。<o:p></o:p> <o:p> </o:p> 在解释为什么撰写《讨伐中宣部》时，焦国标曾说：“新闻自由不应该停留在新闻学课堂上，言论自由不应只是外国人的福利，而是现实的、全人类的权利，我要做新闻自由的行为主义者。”[54]以行动践行自由，甚至不惜为此付出沉痛的代价，这可能是唯一能够实际推进中国社会（包括学术社会）进步的方法。对于那些仅仅让自由权利停留在课堂上的大学教师们，焦国标博士的选择能够成为一种自由的示范吗？能够鼓励他们选择摆脱权势的引领、接受良知的引领吗？   [21]刘利华：《超载马克思·探源篇》，第四章第四节。 <o:p> </o:p> [22]刘利华：《超载马克思·探源篇》，第五章第二节。 <o:p> </o:p> [23]《坚持科学精神，反对现代迷信》，《人民日报》2000年1月13日。 <o:p> </o:p> [24]参见维基百科网，“袁红冰”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2%81%E7%BA%A2%E5%86%B0&variant=zh-cn<o:p></o:p> <o:p> </o:p> [25]《袁红冰：我的自我介绍》，《大纪元》2004年7月29日。<o:p></o:p> <o:p> </o:p> [26]《一华文媒体就袁红冰澳庇护掀风波，袁红冰发表郑重声明驳某中文媒体不实报导》，《大纪元》2005年6月15日。<o:p></o:p> <o:p> </o:p> [27]参见维基百科网，“袁红冰”词条。http://zh.wikipedia.org/w/index.php?title=%E8%A2%81%E7%BA%A2%E5%86%B0&variant=zh-cn<o:p></o:p> <o:p> </o:p> [28]博讯网，2005年02月11日，伊影：《袁红冰<自由在落日中>、<文殇>评介》。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5/02/200502112333.shtml<o:p></o:p> <o:p> </o:p> [29]萧芍：《金色的圣山》评介——藏人美丽生命中升腾起的金色圣火http://news.epochtimes.com/gb/5/3/15/n849695.htm<o:p></o:p> <o:p> </o:p> [30]http://blog.udn.com/mayersu/1766104<o:p></o:p> <o:p> </o:p> [31]《中国油画展280年》画集<o:p></o:p> <o:p> </o:p> [32]邓平祥：《论陈丹青》。<o:p></o:p> <o:p> </o:p> [33]陈丹青：《多余的素材》修订版序，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o:p></o:p> <o:p> </o:p> [34]陈丹青：《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o:p></o:p> <o:p> </o:p> [35]陈丹青：《招生与教学感想》。<o:p></o:p> <o:p> </o:p> [36]陈丹青：《辞职报告之附二：教条与功利》<o:p></o:p> <o:p> </o:p> [37]陈丹青：《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o:p></o:p> <o:p> </o:p> [38]陈丹青：《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o:p></o:p> <o:p> </o:p> [39]陈丹青：《呈本院外办及北京外办述职与感想(2000年-2004年)》。<o:p></o:p> <o:p> </o:p> [40]陈丹青：《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55页。<o:p></o:p> <o:p> </o:p> [41]陈丹青：《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3页。<o:p></o:p> <o:p> </o:p> [42]陈丹青：《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64页。<o:p></o:p> <o:p> </o:p> [43]陈丹青：《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8页。<o:p></o:p> <o:p> </o:p> [44]陈丹青：《退步集续编》，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年版，115页。<o:p></o:p> <o:p> </o:p> [45]徐友：《陈丹青离校出走，我们都有责任》，《南方都市报》2005年3月31日。<o:p></o:p> <o:p> </o:p> [46]李隼：《从陈丹青的愤懑期待教育自主权存在的空间》，《新京报》2005年3月31日。<o:p></o:p> <o:p> </o:p> [47]2005年6月25日10时李锐接受朱健国采访。原载《议报》网站。<o:p></o:p> <o:p> </o:p> [48]2005年6月24日上午李普接受朱健国采访。原载《毒草莓》网站。<o:p></o:p> <o:p> </o:p> [49]《采访笔伐中宣部的北大学者焦国标》，引自博讯网2004年5月25日。http://news.boxun.com/news/gb/china/2004/05/200405250644.shtml<o:p></o:p> <o:p> </o:p> [50]《“讨伐中宣部”的前前后后》，引自博讯网2004年12月7日。http://news.boxun.com/news/gb/pubvp/2004/12/200412070532.shtml<o:p></o:p> <o:p> </o:p> [51]焦国标：《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o:p></o:p> <o:p> </o:p> [52]2005年6月24日上午接受朱健国采访。原载《毒草莓》网站。<o:p></o:p> <o:p> </o:p> [53]焦国标：《读路德传上北大校长万言书》。<o:p></o:p> <o:p> </o:p> [54]焦国标：《我要做新闻自由的行为主义者》。博讯网2004年8月10日。http://www.boxun.com/hero/2006/jgb/6_1.shtml<o:p></o:p> <o:p></o: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