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读《两地书》（三）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鲁许厦门－广州通信时期，鲁迅背后挑剔和辱骂朋友及其性格刻薄、猜忌一面，得到充分表现。         孙伏园是鲁迅的青年朋友，也是绍兴人，做《晨报副刊》编辑时，为鲁迅发表大量文章，后来因发排鲁迅打油诗《我的失恋》被代理总编辑刘勉己撤下，愤而辞职。鲁迅《我和〈语丝〉的始终》说：“我很抱歉伏园为了我的稿子而辞职，心上似乎压了一块沉重的石头。”可是，鲁迅却在致许广平信中，数次叮嘱，对要去和已去广州办报的孙伏园语颇轻蔑、深怀戒心。         一九二六年九月二十日鲁迅致许广平，说可与孙伏园交谈：“一到这里，孙伏园便要算可以谈谈的了。”此时鲁迅与顾颉刚等多人闹气，非常孤立。九月三十日鲁迅信却轻蔑道：“正如伏园之人，不足多论也。”（原信无此语，系后加）十月十五日鲁迅信：“伏园不远要到广州去看一看，但我的事绝不想他留心”云云。这是要许对孙保密，不要透露鲁迅的事，显见鲁对孙心怀提防。此信发表前，鲁迅把这整整一段删去。         许氏十月十八日信说，她可以“毛遂作向导”，为来到广州的孙伏园等人作翻译；鲁迅在十月廿三日信中阻挠：“我以为你殊不必为他出力，他总善于给别人一点长远的小麻烦。…”此信发表前，鲁迅删去“你殊不必为他出力”八字，增添一些模棱两可理由加以讥贬：“他是用不着翻译的，他似认真非认真，似油滑非油滑，模模胡胡的走来走去，永远不会遇到所谓‘为难’，然而行旌所过…”下面原信文字出现“那该死的伏园”，出版前改为“那该打的伏园”。         这种恶语诅咒、恨欲其死的待友心肠，颇见一个人为人为友之心，而且是向情人讥骂关系依然很好的朋友。这里似含潜在情敌心态。他似乎很怕许帮助孙，很怕这位仪表堂堂的青年在广州与许广平行迹密切、节外生枝。鲁迅曾说，他向来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中国人。         背后以情敌式恶意向许广平讥骂孙伏园，抹黑这位年轻朋友，这种行为透露某种自卑和戒心，某种忧虑和恐慌。他是有妻之夫，肺病缠身，年近五旬，情趣寡少，心灵虚无，怎能和浓眉大眼的后生相比？自己虽有名声，却已江郎才尽。何况孙许同龄，许又是热心、外向女性。鲁迅对孙伏园、高长虹等青年的讥刺和诋毁，透露危机感和戒备心。这些事联系起来看，透露鲁迅心性为人之阴暗和猜忌。         鲁迅阻止许广平在广州帮助不懂粤语的孙伏园。于是许十月廿七日信说，伏园到粤，“我一方是客气应酬，但我也不敢极力招呼他。”这是表示保持距离。她十月三十日信又说：“我不便向他多讲话，或多探问，我想给他探听也无谓，索性若无其事者然。”这是生怕与孙多讲话而暴露鲁迅意向。此信发表前，这些话皆被删，这些心理痕迹被抹去。         十一月七日鲁迅信，说孙伏园办副刊，“我一定也就是被用的器具之一”。此信出版前，鲁迅把这话改为“就非投稿不可”。编辑和作者关系，被他说成是人家利用他（对照他说高长虹利用他）。毫无得罪，莫名其妙，一个年轻朋友就这样被恶言恶语泼了一身污水。         十二月廿七日许广平信，大段描述她去找孙、孙如何送她礼物、邀她出去玩：“伏园又送我一双拖鞋”“他又带我到海珠公园（就在他住的前面不远），后来他想同我到沙面玩，我想入城去，……我就约他同行，到城内一间西菜馆食简便的餐，……”（删节号系引者加）这大段文字，发表前全被删去。         如果读者记得前面鲁迅信中对孙伏园的戒心，几乎凡提到孙伏园，态度皆含恶意讥刺或挑剔，并且向许传播厌烦和疏远之言，那麽对许广平此信描述她和孙在广州的交往，鲁迅会有何种心态，不言而喻。他读此信，如坐针毡，生怕前门去狼、后门进虎，一刻也不能在厦门呆了。一月十六日，他风风火火离开厦门，乘船直奔广州去也。             齐寿山（宗颐）是鲁迅在教育部同事和老朋友。周作人谈到，一九一七年张勋辫子军拥宣统复辟时，战声甚烈，觅食甚难，他和鲁迅等人去找齐寿山，在齐家觅得一餐。一九二三年十月，鲁迅以八百元买西三条宅院，向齐借四百元。一九二五年八月十四日鲁迅被章士钊开除，齐和几个同事八月廿五日在《京报》发表《反章士钊宣言》，反对这一决定，表示章不去职，就不到部上班。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五日，鲁迅在齐寿山帮助下由山本医院转移到东交民巷德国医院以躲避所谓迫害。这样勇于助人、仗义直言的朋友，实属难得的患难之交。离京前，鲁迅和他合译童话《小约翰》。         一九二六年许广平离京赴粤前，曾受齐嘱托，为他买《说文解字注》。她九月廿三日信问鲁迅“究竟是什么名字，出版处可知到？我有薪水领，可以替他寄去，你记得书名，务希告我一声。”鲁迅知道书名，却在九月三十日信中阻止她为齐买这套书：“我却未闻广东有这样的板。我想是不必给他买的，他说了大约已忘记了。他现在不在家，大概是上天津了，问何时回来，他家里的人答道不一定。”         鲁迅阻许为齐买书的理由显系托辞。所谓未闻广东有这板，许就在广东，可去书肆询问；所谓说了大约忘记、现在不在家云云，显系拉扯；鲁迅真意说得明白：“不必给他买”。鲁迅为人待友，这又是一例。书信出版前，鲁迅把信中谈买书事全部删去。他自知这类心思、文字见不得朋友，会透露他为人做事阴阳两面。         对顾颉刚、林语堂（玉堂）、沈兼士等朋友和同事的痛诋恶骂，在他四个月两地书（一九二六年九月－翌年一月）里，亦比比皆是。一九二六年九月三十日鲁迅信，对顾、林、沈等人恶毒讥骂。他讥贬顾颉刚“此人颇阴险”，痛骂“玉堂与兼士，真可谓胡涂之至”“玉堂们真是呆得可怜”。此信发表前，他删去这些恶骂字眼。朋友们被他骂得简直无一好人，不是极为阴险，就是愚蠢之至，似乎就他不阴、不蠢。林推荐他来，被他骂成蠢货，颇具反讽。无论林是否蠢货，鲁迅脸上皆丑。         此信还有两处文字修改，值得注意。一处原文“他所荐引之人”，被改为“他所安排的羽翼”，一处原文“他颇注意我”，改为“他已在开始排斥我”。“荐引”和“安排羽翼”，“注意我”和“排斥我”，性质迥异。这是他不尊重事实、“欲加之罪”而做的小手脚。         十月十日鲁迅信又骂林语堂：“玉堂信用此人，可谓昏极。”此人，指黄坚。出版前，他改“昏极”为“胡涂”，掩饰自己连骂人或诅咒人都走极端、要骂就骂到绝顶。可见他恨起人来有多酷烈，无论朋友还是陌生人。         十月十六日鲁迅信又骂沈讥林：“坚士至于如此胡涂，他请了一个顾颉刚”“顾颉刚之流”“玉堂之流”。所谈皆人事琐事。写信给情人，充斥这多讥骂、诋毁朋友之言。在女性面前痛讥自己的众多男友，于己何荣？出版前，他改“胡涂”为“模胡”，改“之流”为“他们”。这一骂、一改，正见一阴一阳，一真一假。鲁迅行为之不厚道，性格之缺乏光明磊落而多阴险躲闪，相当明显。         需要注意，十月廿八日鲁迅信，对许廿二日信谈亲属要她给以经济帮助一事，鲁迅不以博爱亲情、同舟共济道理开导，却教她一套黑色处世经和冷酷世故谈，主张“须斩钉截铁地将他们撇开”。鲁迅说，“即使竭力地帮了”，“将来如果偶需他们帮助时，便都退开，因为他们没有得到过你的帮助”“还要下石”，可以知道“所谓亲戚本家是怎么一回事”。出版前，鲁迅把这些文字全部删去，他怕暴露内心自私、黑暗和冷酷。此信发表前，他加上一句弯曲话：“其实呢，就是你现在见得可怜的所谓‘妇孺’，恐怕也不在这例外。”         鲁迅这番话有人道主义光亮麽？有亲情、悲悯和良知麽？他用黑暗心理看人间，看朋友，看亲戚，看一切相识和不相识者。对照他两年前写的《求乞者》对乞儿的憎恶和决不施舍的冷酷态度，可识其心。此信可见，他的所谓施舍，是考虑到将来的回报。这是商人式投资取利回报，不是出于非功利的人类悲悯心和道义感。这种人能为人类事业而流血牺牲自己麽？他之拒绝执行光复会派给他的任务，殆与此心相关。         《两地书》是鲁许情书。然而，情书而不敢披露情爱，发表前做过种种删改和修饰，抹去情爱痕迹，阉割情欲真性，成为老僧女尼式谈经说道，成为假道学或新道学标本，这是五四新文化时期的一种病态性格。如果一个人的情书不敢光明正大告诉天下人“我爱她”，却不阴不阳躲闪，那就不大正常了。         《两地书》是鲁许情书。然而，情书而向情人散播对共同朋友和众多友人的恶语中伤，乃至诅咒友人该死，对他们做种种人身攻击和谤毁。情书而没有美好圣洁心态，使这情书成为仇恨书、诽谤书。这种心态和处世待人行为，是中国世俗文化中阴暗和丑恶一面之遗留。         鲁迅对这些书信作的修改，既装成无情无欲貌，又掩饰对友人的刻薄、猜忌心。他不敢面对自己的真情，也不敢面对友人的目光。他的删改和修饰，不是技术性质的文字润色，而是心性的卑怯、虚伪和掩饰。凡此种种，皆见性格。       这些信件还显示，鲁迅常在闹人事矛盾，飞短流长，传播恶语，抱怨和诅咒朋友，这种心性行为不断孳生与高长虹等朋友的矛盾，使人对他产生恶感。谁愿与这种嘁嘁嚓嚓喋喋向女友讥骂朋友、传播偏见与仇恨的人为伍？高长虹等人批评他，左联人士也批评他，老朋友批评他，新朋友也抛弃他，这难道是偶然的麽？             自我遮羞、自我伪饰和指摘友人、诟骂他人、传播恶语恶语，是同一性格两个侧面。这种仇恨心理和狭隘心性，使一个人不能有博大之爱、圣洁情感和高远视野。人的高低，不在职业、地位或名气，而在道德、人格和文化教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