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大陆民主运动六十年（上）——《民主运动在中国》导论

本文旨在讨论民主运动的涵义、中国民主运动的源流以及六十年来中国大陆民主运动的基本脉络。 一、民主运动概述 词典上与本文相关的“运动”定义是：政治、文化、生产等方面有组织、有目的而声势较大的群众性活动。民主运动是政治方面的群众性活动，或者说是一种政治运动。 “运动群众”与“群众运动” 群众性活动可以分为两种，一种是掌权者鼓动乃至强迫实施的集体性活动，一种是由民众自己动员、组织起来的集体性活动。我们把前者称为“运动群众”，后者称为“群众运动”。 强迫实施人口迁徙的“知识青年上山下乡运动”，强迫农民和市民吃大锅饭的“公共食堂运动”，从民营资本家口袋里压榨出“抗美援朝”战争经费的“五反运动”，把上千万民众打成专政对象的“清理阶级队伍运动”，都是“运动群众”的例子。毛泽东时代的绝大部分“运动”，都属于“运动群众”。邓小平时代想要开展“反自由化运动”，但是群众不买账，开出高价也搜罗不到几篇批判文章，这就说明“运动群众”已经不大行得通了。 王海光最近撰文揭示的1950年贵州各地的“反征粮”“民变”，（注1）高王凌笔下“大跃进”时期全国许多地方农民的“瞒产私分”等“反行为”，（注2）文革高潮时期临时工与合同工的组织“全国红色劳动者造反总团”争取同工同酬，争取享有与正式工人平等的工资和福利待遇的斗争，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群众运动”。但这些运动还算不上是政治运动。 “群众运动”可以分为社会运动和政治运动。前者以改变已有的社会价值趋向、特定的利益分配格局以及僵化的社会生活习俗为目标，后者则以改变政体即强制性的价值分配系统的模式和程序为目标。或者说，前者涉及谁多分一点，谁退让一点；后者涉及由谁来分配，怎样分配。 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前，许多社会运动都带有政治运动的意味，或者最终会转化为政治运动。例如十九世纪的英国，工人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转化为宪章运动；又如二十世纪八十年代的波兰，工人争取经济权利的斗争转化为“团结工会”运动。在民主政体建立之后，大部分社会运动并不需要对政体作出大的变动，在现有的政治框架下就可以取得成果。例如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以来的一系列“新社会运动”——争取男女平等的女权运动、反对种族歧视的民权运动、环保运动、同性恋权利运动等。 以民主为目标的政治运动 在政治运动的范畴内，既有争取民主的运动，也有反民主的运动。后者的例子有德国的纳粹运动。在希特勒上台以前，纳粹运动是一种在野的群众运动，但它的目标是实行法西斯主义的独裁专制。波普曾经把法西斯主义政党通过选举取得执政地位称为“民主的悖论”。因此，群众运动天然合理论是错误的。 列宁曾说过：“没有革命的理论，就不会有革命的运动。”（注3）从列宁的话中我们想引出两个意思。首先，是关于理论与运动的关系。没有民主的思想、民主的理论，就不会有民主的运动。中国的民主运动，是兴起于民主学说引进中国之后。显然，太平天国不是民主运动，义和团也不是民主运动。 其次，是关于革命与民主的关系。尽管民主运动有时也会呈现为革命的方式，譬如法国大革命，俄国二月革命，晚近苏东国家的“天鹅绒革命”、“橙色革命”，以及中国的辛亥革命；但中国20世纪的大多数“革命运动”与民主运动是两股道上跑的车，根本不是一回事，诸如所谓“新民主革命运动”、“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运动”。李慎之指出，“一二九一代”的中国青年曾有不少人把“革命”认作民主的朋友，却没想到他们是冤家对头。“革命运动”的熊熊烈火，来自对自由民主价值观的焚烧（包括自我焚烧）。李慎之说：“我们那一代人花了一生时间呼喊‘民主与革命’，革命倒是席卷中国大地，而何谓‘民主’，我们这代人终其一生也未弄清其内涵。”（注4）显然，中国民主运动的挫折，与民主理论的欠缺（包括对民主与革命关系的误解）有着直接的关系。 我们所说的民主运动，是在民主思想指引下以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为目标的国民运动。这里包含三层意思：第一，是民主思想指引下的运动，不是其他思想所导致的运动。反满运动、排外运动、非基（督教）运动，都曾经是很有声势的群众运动，但不是民主运动。第二，是以建立和完善民主制度为目标的政治运动，不是以争取特定阶级或阶层的利益为目标的社会运动。要求建立工会的政治性罢工是民主运动，要求增加工资的经济性罢工就不是民主运动。第三，是有群众基础的、有一定规模的活动，不是孤立的、个人的、偶然性的行为。它可以是只有一部分国民参加的运动，如清末民初的绅权运动；也可以是全民或多数市民参与的运动，如八九民主运动。 我们把世界上的民主运动分为两类：前一类的目标是建立民主政体，因此可以称为民主化运动；后一类的目标是完善民主制度，因此可以称为民主改良运动。美国1960年代的“民权运动”，就属于民主改良运动。而中国的民主运动，至今还没有超出民主化运动的阶段。 中国的民主化运动（以下一般简称为民主运动），又可以分为前后两截。前面的半个多世纪是在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运动；后面的六十年是在极权体制下的民主运动。从世界范围来看，极权体制下的民主运动比专制体制下的民主运动要更加困难，因为极权体制是专制体制登峰造极之作，它对民主运动的镇压要比其前辈更加严密和残酷。 民主运动的样式包括：广泛的舆论宣传和社会动员，群众性的游行、集会、示威、罢工活动，结社与组党，竞选活动，以及在特殊条件下的起义和革命。按照西塔尼?塔罗的说法，民主运动是一种“以潜在的社会网络和使人产生共鸣的集体行动框架为基础，能发展出对强大对手保持持续挑战力的斗争政治事件”。“斗争性集体行动形式之所以不同于市场关系、游说或代议制政治，就在于它们使普通民众与对立者、社会精英或当局发生对抗。它们之所以有力量，是因为它们挑战掌权者，制造团结，在特定的人群、条件和民族文化背景下具有重大意义。”这种运动“包含根据经验得出的四个特性：集体挑战、共同目标、社会团结和持续互动。”（注5） 中国民主运动的源流 中国民主思想与民主运动的先行者梁启超说：“（康）有为当中日战役后，纠集青年学子数千人上书言时事，所谓‘公车上书’者是也。中国之有‘群众的政治运动’实自此始。”（注6）从“公车上书”到中华民国宪法颁布，我们把这五十多年的中国民主运动分为四个台阶：绅权运动，国民运动，人权运动，宪政运动。 中国民主运动刚刚起步时，是以新旧绅士为参与的主体。用梁启超的话来说：“今之策中国者，必曰兴民权。兴民权斯固然矣，然民权非可以旦夕而成也。……欲兴民权，宜先兴绅权。”（注7）绅权运动的根本目的，是以时人心目中的绅权自治和参政为手段，达到国家现代化即“富国强兵”的目的，而其在政制上的具体目标，则经历了由变法到立宪的两个阶段。在第一阶段，变法维新派希望在保存王权的情况下，容纳主张变法的绅士阶层参政，形成一种王权与绅权的共治。第二阶段肇始于日俄战争，君主立宪的日本战胜了沙皇专制的俄国，《东方杂志》欢呼道：“大哉日俄之战，岂非天意示其趋向而启中国宪政之萌芽乎？”（注8）梁启超在《立宪法议》中说：“世界之政体有三种：一曰君主专制政体，二曰君主立宪政体，三曰民主立宪政体。”他在民国建立前后的言论一再表明，君主立宪也好，民主立宪也罢，关键是要在中国实行立宪政体。 绅权运动尝试了民主运动的各种方式，从最传统的公车上书，到最激烈的武装起义。在早期阶段，运动的方式主要是宣传、教育、启蒙性质的，例如办报纸，开学堂，组织学会等；在后期阶段，运动的方式转向政治参与，直接向政府施压，带有更多的制度建设的意味。可以说，绅权运动开启了此后一个世纪中国民主运动几乎所有的样式。由于反满民族主义者与立宪民主主义者的协同动作，推翻了满清统治，建立了亚洲第一个共和国——中华民国。由于民国初年难以避免的政坛乱象，袁世凯等保守派企图向君主专制政体开倒车，袁世凯死后则进入了军阀擅权时期。 当中国的绅权运动蓬勃开展之际，世界的民主化潮流已经从绅权民主转向大众民主。十九世纪后半期，欧美国家的选举权从富人逐渐扩展到全体成年男子，第一次世界大战前后，妇女也获得了选举权。这个潮流随即影响到中国。以五四运动为标志，青年运动、妇女运动、工人运动、农民运动渐次展开。梁启超在《欧游心影录》中检讨说：从前有两派爱国人士，各走了一条错路。甲派（指梁自己的一派）想靠国中固有的势力，在较有秩序的现状之下，渐行改革。谁想这主意完全错了，结局不过被人利用，何尝看见什么改革来。乙派（指孙中山一派）要打破固有的势力，拿什么来打呢？却是拿和他同性质的势力，说是打军阀，打军阀的还不是个军阀吗？说是排官僚，排官僚的人还不是个官僚吗？两派有个共同谬见，都是受了旧社会思想的锢蔽，像杜工部诗说的：“二三豪杰为时出，整顿乾坤济时了。”哪里知道民主主义的国家，彻头彻尾都是靠大多数国民，不是靠几个豪杰。（注9）梁启超指出：“政治轨道是要把政治建设在国民意识之上。想引他上轨道，除了市民的群众运动外没有别条路。”（注10） “政治运动者，国民中一部分，为保存国家及发展国家起见，怀抱一种理想，对于政治现象或全体或局部的感觉不满足，乃用公开的形式，联合多数人继续协同动作，从事于宣传与实行，以求贯彻政治改革或政治革命之公共目的，所采之一种手段也。”（注11） 可惜的是，梁启超倡导的国民运动，很快就被由共产国际输入的国民革命运动所取代。受最新世界潮流的影响，五四以后的梁启超、孙中山都向往直接民主，而对代议制民主采取否定态度。这就导致中国更年轻的一代（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倒向列宁所号称的“新式民主”——“无产阶级民主比任何资产阶级民主要民主百万倍；苏维埃政权比最民主的资产阶级共和国要民主百万倍。”（注12）这种“新式民主”实际上是“新式专制”，斯大林实行计划经济和克格勃专政后，更沦为“极权专制”。 虽然《青年杂志》创刊号发表的陈独秀《法兰西人与近世文明》一文把“人权说”列为“近世文明之特征”之一，但是在五四时期，“人权”并没有与“德赛二先生”获得同样的声誉。时人把民主与科学视为争“国权”的利器，而把争“人权”视为第二位阶的目标。国民党实行“党在国上”的“训政”之后，践踏人权问题日益凸显出来。正如胡适所说：“无论什么人，只须贴‘反动分子’‘土豪劣绅’‘反革命’‘共党嫌疑’等等招牌，便都没有人权的保障。身体可以受侮辱，自由可以完全被剥夺，财产可以任意宰割，都不是‘非法行为’了。无论什么书报，只须贴上‘反动刊物’的字样，都在禁止之列，都不算侵害自由了。无论什么学校，外国人办的只须贴上‘文化侵略’字样，中国人办的只须贴上‘学阀’‘反动势力’等等字样，也就都可以封禁没收，都不算非法侵害了。”（注13）胡适、梁实秋等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发表文章抨击“训政”、“党治”，罗隆基提出了三十五条“目前所必争的人权”。（注14）这些文章先是发表在《新月》月刊上，后来编为《人权论集》出版。罗隆基当时就预言，“目前留心国事的人，大概把视线都集中在”“自相残杀的内战”；“百年后读史者，翻到民国十八年这几页史的时候”，“一定重视”“胡适其人”推动人权运动“这样一段故事。”（注15） 中国民权保障同盟的成立，可以认为是人权运动的一个小高潮。1932年12月18日，上海《申报》刊出了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黎照寰、林语堂等人以筹备委员会名义发表的《发起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宣言》，声明同盟的目的：(1)为国内政治犯之释放与非法的拘禁，酷刑及杀戮之废除而奋斗；(2)予国内政治犯以法律及其他之援助，并调查监狱状况，刊布关于政府压迫民权之事实，以唤起社会之公意；(3)协助为结社集会自由、言论自由、出版自由诸民权努力之一切奋斗。12月29日，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上海华安大厦召开成立大会。临时执行委员会由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四人组成。宋庆龄任主席，蔡元培任副主席，杨杏佛任总干事，林语堂任宣传主任。次年1月17日，上海分会成立，宋庆龄、蔡元培、杨杏佛、林语堂、伊罗生、邹韬奋、陈彬和、胡愈之、鲁迅九人任执行委员。1月31日，北平分会成立，胡适、成舍我、陈博生、徐旭生、许德珩、任叔永、蒋梦麟、李济之、马幼渔九人为执行委员，胡适任分会会长。该同盟是一个统一战线组织，参与者既有国民党开明人士如蔡元培，又有自由派知识分子如胡适、林语堂，还有第三党的杨杏佛，以及中共地下党员及同情分子宋庆龄、胡愈之、鲁迅等人。由于内部的政治分歧导致胡适被开除，更由于外部的压迫（总干事杨杏佛被暗杀），中国民权保障同盟在半年后即告解体。 根据孙中山一手制定的《国民政府建国大纲》，“建设之程序分为三期：一曰军政时期，二曰训政时期，三曰宪政时期”。（注16）因此，国民党内的一些派系如孙科的“太子派”，在“九一八事变”后，即要求速开党禁，结束训政，筹备宪政。“七七事变”后，国家处于危难之际，国民政府放开了一些政治空间，国社党、青年党、第三党、民主政团同盟等陆续登上政治舞台，这些国共两党之外的“第三势力”成为推动宪政运动的主要力量。黄炎培、张君劢、左舜生、梁漱溟、章伯钧等人领导的民主政团同盟在其政治纲领中提出了“政治民主化，军队国家化”。这个口号被1946年1月的政治协商会议一致通过的《和平建国纲领》所采纳，成为宪政运动达到顶点的标志。 中共作为在野党，也曾经是宪政运动的参与者。1945年9月，毛泽东在重庆对外国记者说：“‘自由民主的中国’将是这样一个国家，它的各级政府直至中央政府都由普通平等无记名的选举所产生，并向选举它们的人民负责。它将实现孙中山先生的三民主义，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的原则与罗斯福的四大自由。它将保证国家的独立、团结、统一及与各民主强国的合作。”（注17）不论说者是否出于真心，在当时确实颇得人气。但是，中共作为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一员，它不能不服从斯大林的指挥棒，当苏联与西方国家进入冷战之后，中共随即从“和平民主新阶段”转向全面内战。宪政运动促成了《中华民国宪法》的诞生，却没有迎来中国的宪政民主。不仅中共不承认这部宪法，国民党撤退到台湾后，也长期实行戒严状态。 1949年以后，中国民主运动分化为大陆民主运动与台湾民主运动两支，本文仅涉及大陆民主运动这一支。在过去的六十年里，大陆民主运动经历了四次高潮：五一九运动，四五运动，北京之春运动，八九民主运动，下面将分节加以介绍。本文最后一节，拟对“六四”之后的大陆民主运动，做一个简略的梳理。 （未完待续） 作者注： 1.王海光：《民变与“匪乱”：以中共接管贵州暨西南时的征粮为例》，载《领导者》，总第28期。 2.高王凌：《“大跃进”时期的农民行为》，载《当代中国研究》，2006年第2期。 3.列宁：《怎么办？》，载《列宁选集》，第一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311页。 4.李慎之：《革命压倒民主》，<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77097">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77097</A>。 5.西塔尼?塔罗：《运动中的力量：社会运动与斗争政治》，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年版，3-6页。 6.梁启超：《清代学术概论》，载《饮冰室合集》，8，专集之三十四，60页。 7.梁启超：《论湖南应办之事》，载《饮冰室合集》，1，文集之三，41、43页。 8.《以立宪为万事根本》，《东方杂志》第二年，第12期“社说”，转引自韦庆远等著《清末宪政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3年版，100页。 9.载《饮冰室合集》，7，专集之二十三，22-23页。 10.《对于北京国民裁兵运动大会的感想》，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22-23页。 11.《政治运动之意义及价值》，载《饮冰室合集》，文集之三十六，12-13页。 12.列宁：《无产阶级革命和叛徒考茨基》，载《列宁选集》，第三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606页。 13.胡适：《人权与约法》，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年版，525页。 14.罗隆基：《论人权》，载欧阳哲生编：《胡适文集》，540-556页。 15.罗隆基：《告压迫言论自由者》，谢泳编：《罗隆基：我的被捕的经过与反感》，中国青年出版社，1999年版，79页。 16.载《孙中山全集》，第9卷，北京：中华书局，1986年版，126页。 17.《答路透社记者甘贝尔问》，载《毛泽东文集》，第四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27页。   二、“五一九运动” 运动诱因 “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阵营”国家第一次改革运动的一个组成部分。1953年3月，斯大林去世，苏联随即出现思想文化与政治的“解冻”。几个月后，东德爆发了有上百万人参加的抗议浪潮和罢工运动。1956年2月，赫鲁晓夫在苏共二十大作《关于斯大林个人崇拜及其后果》的秘密报告，震惊世界。在苏共二十大的影响下，相继发生了波兰事件和匈牙利事件，苏维埃模式（或曰斯大林模式）的全球吸引力降至谷底，欧美国家的左派纷纷改弦易辙。“五一九”运动的参加者也受到了这股改革浪潮的影响。谢泳指出：“由于特殊的经历（林希翎曾和当时团中央书记胡耀邦的秘书谈恋爱），她有机会读到赫鲁晓夫批判斯大林的秘密报告，这个报告改变了她的许多看法。她曾说：‘我看到这个秘密报告以后，才看穿了斯大林。’”（注18）林希翎还在北京大学的辩论会上说：“匈牙利人民的血没有白流，我们今天争取到小小民主是和他们分不开的。”（注19） 毛泽东本人也受到改革浪潮的影响。他一方面看到了执政党基层干部中普遍存在官僚主义和特权现象，一方面不满意多数党内高层干部抵制他的“大跃进”路线，因此他在1957年发动了“整风运动”，企图以“运动群众”的方式来贯彻自己的思想政治路线。但是，运动的展开过程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他不得不两次扭转方向。 毛泽东请民主党派帮助共产党整风，是要他们帮助整顿基层党组织，克服党内的官僚主义和保守主义，没想到民主党派的头面人物把批评矛头直接指向了共产党的体制和作为最高领导者的他本人。他恼羞成怒地改变了运动的目标，从党内转向党外，并采用了“引蛇出洞”的卑劣手段。 “小知识分子”毛泽东“引蛇出洞”的对象是“大知识分子”，他要把他们玩弄于股掌之间，以解积压在心头多年的怨恨。但是后者已经有了很多挨整的经验教训，不是那么容易出洞的，因此毛泽东一再下令放开媒体的言论尺度。这时，再次出现了出乎毛泽东意料的事态发展。5月19日，北京大学的大学生们率先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把毛泽东的“运动群众”一举扭转为真正的“群众运动”。“五一九运动”席卷了首都各高校，并迅速地向全国各地的大专院校蔓延。一时间，学生运动汹涌澎湃，并有联络工人的架势。林希翎说：“我们不要以为共产党用整风的办法，采取改良主义的办法，向人民让点步就够了……共产党的民主也有局限性，在革命大风暴中和人民在一起，当革命胜利了就要镇压人民，采取愚民的政策……人民群众不是阿斗，真正要解决问题只有靠历史创造者人民群众行动起来。”（注20）“引蛇出洞”引出了“五一九”群众运动的“洪水猛兽”，毛泽东慌了手脚，立即部署展开镇压行动。 运动性质 我在《1957年“主动右派”的三种类型》一文中把“主动右派”分为：“右翼知识分子”、修正主义者、维权者。尽管他们的政治主张和具体要求不尽相同，但有一点是相同的，就是不满现状，要求变革。1957年的时候，中国政治、经济、社会领域中已经积累了大量的严峻问题，在工人、农民、知识分子中存在着相当普遍的不满情绪。北京大学“民主墙”的一篇大字报写道：“种田人吃不饱，有饿肚的，吃泥土的，吃蕨包的，耕田插秧站不稳，跌倒在地里的也不少，割去青苗的也不少。为什么？可食之物，逼上交（政府购买）”；“养猪人，无肉吃……区里干部碗上肉块满桌面”；“农民比历史上任何年代都要辛苦，但是有些汗是白流的”。（注21）一位理科学生的大字报写道：“我出身贫农之家，深恶痛绝阶级压迫，要求平等民主自由的热望，犹如大火在心中燃烧……然而七年的经历证明了不是那么美丽的，新的阶级压迫，正在开始形成，惨状目不忍睹”。他大声疾呼：“反对新的变相的阶级压迫，人们要用自己的眼睛观察现实世界，要用自己的耳朵去听听人民群众的欢悲哭泣”。（注22）林希翎说：“对现实不满，我认为是一个好现象，应该鼓励人们对现实不满。”“要把真实情况告诉人民，要彻底改革”。（注23） “五一九运动”的参加者包括了上面所说的三种人，但以第二种人——修正主义者为主体。本文所说的修正主义，指对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修正主义，按照一般的政治思想分类，仍然属于左翼的范畴，即比中左翼的社会民主主义还要偏左一点。郭罗基指出了学生运动中的修正主义者与民主党派中的“右翼知识分子”的“不同”，“有两个明显的特点：一是思想性、理论性十分突出……二是企图将‘大鸣大放’扩展为一场民主运动”。（注24）前者是言论层面上的差异，后者是行为方式上的区别。 林希翎说：“我有很多问题同意南斯拉夫的看法，铁托演说中很多是好的……斯大林问题绝不是斯大林个人的问题，斯大林问题只会发生在苏联这种国家，因苏联过去是封建的帝国主义国家，中国也是一样，没有资产阶级的民主传统……我认为我们现在的社会主义不是真正的社会主义，如果是的话，也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真正的社会主义应该是很民主的，但我们这里是不民主的，我管这个社会叫做在封建基础上产生的社会主义，是非典型的社会主义，我们要为一个真正的社会主义而斗争！”（注25） “五一九”学生运动的另一位标志性人物谭天荣的思想状况，与林希翎大致相同。他说：“社会主义这是我们自己的理想。完全不需要从外面输入进来。可是现在这些现象，我们反对的那些东西，不是社会主义本身，而是对社会主义的歪曲。用哥穆尔卡的话来说，我们要反对的是那种把威信建立在血、牢狱与欺骗的基础之上的本国版的贝利亚主义。”（注26）对于谭天荣来说，“五一九运动”是社会主义的“复归”运动——“私有制向公有制的复归，教条主义向马克思主义的复归，‘三害’向民主复归”。（注27）他在运动中倡议建立“黑格尔——恩格斯学派”，他说：“对于我，只有恩格斯才是绝对权威……正是恩格斯教会了我怎样生活、工作和战斗……我要把自己培养成恩格斯那样柔韧坚定而又深远的人。”（注28）进入21世纪后，古稀之年的谭天荣分析了“自己成为右派的三个原因：中学时期形成的‘保尔情结’；未名湖畔北大人的对我的潜移默化；以及自学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著作的心得体会”。（注29） 中国人民大学英语教授许孟雄当时就说：“共产党所希望的人民大学，是要一窝蜂一般。那些学生经过党的指导，马列主义的教育成功以后……能飞往各地去螫人。”“但这群蜂在蜂窝里看到不妥，变了质，不愿螫人，反要咬制造蜂窝的主人。那是共产党没有想到的。”（注30）这就是说，当局的马克思主义教育，却培养出一批修正主义者。谢泳指出：“1957年，学生右派很引人注目，原因是他们以结社、演讲、创办刊物等方式参与政治活动。这些人当时大多是二十几岁，正值思想活跃时期。与其他右派言论相比，当时大学生右派的言论较少情感色彩，他们直接从自己的生活处境判断社会现状，这一特点决定了学生右派言论的纯洁性和超功利色彩。”（注31） 运动结局 “五一九运动”与后来的民主运动有一点不同。当时毛泽东和中共还有一定的威信，可以调动一部分群众的力量，以“运动群众”的方式来对付“群众运动”；当然，这后面也需要有专政力量的支撑，需要出动公安机关来逮捕一批学生运动的领袖。到了四五运动与八九民运，当局已经无法调动群众，“挑动群众斗群众”了，连警察力量也不够用了，必须依靠民兵的大棒和军队的坦克来进行赤裸裸的镇压了。 对于毛泽东来说，开展党内运动还是开展党外运动，是无所谓的，目的都是一个，就是要造成基于恐怖的威慑。铁流写道：“五一九运动”被镇压后，“中国名校北京大学抓了八百多名学生右派，‘庚子赔款’开办的清华大学，抓出五百多个有才华的学生右派；北工、北地、北航也为数不少。笔者所在地的川大、川医、川师、川农四校多达数千人。北师大雷一宁难友所在的中文系，240多人就有50多人被划为右派分子，占了五分之一强。按此推断，当时全国有80余万大学生，沦为‘贱民’的不少于十万人，这是多么一个庞大数字？”（注32）如此大规模的残酷打击，使中国知识分子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无法再发出自己的声音，使毛泽东得以畅行无阻地推行“三面红旗”运动，导致了数以千万计的中国老百姓死于人为造成的“大饥荒”。 “五一九运动”虽然被镇压了，但是它所开创的一系列运动方式则流传了下来。王书瑶说：“从1957年开始，中国的重大政治运动，就一直同大字报结下了不解之缘，其源盖出于北大之第一张大字报，北大这第一次大字报运动。”（注33）“五一九运动”还广泛采用了讨论会、演讲会、辩论会等“大鸣大放”的形式。运动的骨干们还进行了“组织化”的尝试，组织了民间社团，出版发行了民办刊物。北京大学的“运动开始之后，除了大小字报，同学们还编写和油印‘出版’各种小报，最初就有前面提到的‘新闻公报’，以后又出了《自由论坛》和《百花坛》，此外，还有《浪淘沙》等等刊物……据说，到了二十几号，就有刊物八种之多”。（注34）大字报、大鸣大放、校际串联、民间社团、民办报刊，所有这些活动方式，都被后来的历次民主运动所继承并发扬光大。 三、四五运动 从1957年到1966年，是中国政治压迫最严厉也最有效的时期，因此，即使是发生了饿殍遍野的惨剧，也没有发生大规模的反抗运动。毛泽东为了打倒 “刘邓司令部”（即中共中央委员会和政治局的多数派）而发动文革，却无意中为民主运动的发生准备了条件。 从“异端思潮”到民主运动 王希哲说：毛泽东为了“实现他个人专制不得不鼓动起人民群众，向着他和他的小集团之外的整个官僚层发起了冲击，这样就带来了两种结果：一个是毛泽东实现了他个人专制的目的，一个却是人民群众特别是青年们与中国数千年畏官的传统决裂了，他们在官僚面前再也不感到自卑了，而这正是实行民主改革的精神前提，甚至他们还敢于从制度上考察中国社会的各种问题了，文化大革命似乎是造成了一代敢于独立思考关心国家大事，勇于承担社会责任的青年。”（注35） 宋永毅指出：“一九六六年在中国爆发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似乎是十七年长夜茫茫万马齐喑局面的终止和一个新的万象杂陈，异端初露局面的开始。仅就被毛泽东及其追随者中央文革及各级革委会公开批判过的文革中‘左’的或‘右’的反动思潮就有数十种之多；‘血统论’，‘出身论’，‘怀疑一切论’，‘四三思潮’，‘五•一六思潮’，‘经济主义思潮’，‘省无联思潮’，‘四一四思潮’，‘李一哲思潮’……作为社会性的异端，这些思潮不仅在政治上表现为矛头直指或公开炮打中央文革、林彪、周恩来乃至毛泽东等中共最主要领导人和整个社会体制，在其流行程度上更有极大的广泛性与群众性。”（注36） 凡是与毛泽东的“无产阶级司令部”不同调的社会思潮，都可以纳入宋永毅所说的“异端思潮”，因此其中既有鼓吹人权启蒙的“出身论”，又有鼓吹封建特权的“血统论”。总体来说，文革初期的“异端思潮”还不能算是民主思潮，即使其中提到“民主”、“大民主”，也不是宪政民主意义上的民主，而是列宁所说的“新式民主”即“新式专制”。我曾经说过，正像马克思本人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毛本人也不是毛主义者。他是毛主义和斯大林主义的居间牵线人。 毛泽东在逝世前说他一生做了两件事，就其实质而言，第一件事是“以俄为师”、“全盘苏化”，在中国大陆上建立了斯大林模式的社会制度；第二件事是试图“青出于蓝而胜于蓝”，在解构斯大林模式的基础上建立毛泽东模式的社会制度。事实上，毛泽东很难对他一生的两大业绩以及两大主义做出决断，毕竟手心手背都是自己的肉。即使文革期间，毛泽东自始至终都在“旧政府”与“新文革”之间搞折衷、搞平衡。纯正的毛主义者是在民间而不在庙堂之上。许多最真诚、最富创造性的毛主义者，在“文革”高潮中便被镇压甚至被枪毙。（注37）譬如说，1968年的杨曦光（杨小凯），就是一个真诚的毛主义者。他在《中国向何处去》中所推崇的，是毛泽东1966年5月的《五七指示》，6月的“北京人民公社”，1967年1月的“中华人民公社”；而实现这一目标的手段，“是以暴力推翻新官僚资产阶级的统治，解决政权问题”。他在该文结尾处的口号是：“试看明日之中国，必然是‘公社’的天下。毛泽东思想万岁！”（注38）而毛泽东本人，在1967年2月就已经否定了自下而上选举的“公社”（以巴黎公社为样板），而代之以自上而下任命的“革命委员会”。 到文革中后期，“异端思潮”已经具有越来越多的民主意味。尽管王希哲自己后来说：“李一哲们并没有突破共产党领导的社会主义制度这个框架，相反他们仍然忠于这个框架并竭力企图表现对它的忠诚。”（注39）但他们毕竟已经背离“阶级斗争”与“继续革命”的理论框架，提出了“民主与法制”的课题，具有了社会民主主义的倾向性。到“四五运动”爆发时，运动参与者中不仅有社会民主主义者，还有一部分人已经受到自由民主主义的影响。（注40） “祭周”与“反毛” 在极权主义的高压统治下，民主运动是很难发生的，只有当统治机器本身出现了裂痕，民主运动才有机会爆发出来。因此，中国大陆历次民主运动的高潮，都是与中共党内的路线斗争纠结在一起的。“五一九运动”得以破土而出，与中共基层党组织不理解毛泽东“整风”运动的用意与策略有很大的关系。体制外的“民主墙运动”，与中共高层改革派和凡是派的权力斗争起着一种内外呼应的作用。八九民运的启动与结局，则与中共两任总书记胡耀邦、赵紫阳的政治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 1976年的四五运动，是在毛泽东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运动期间，以“悼念周恩来”为旗帜把社会力量集结起来的。如果没有这个合情合理合法的名目，就不可能在1月8日至4月5日这两三个月的时间里，完成酝酿、动员、组织、发动的全过程。但是，“祭周”不等于“拥周”。我在1975年7月第一次被捕时，审判员让我交代与友人通信中所说的“党内派系斗争”，我当时指出：毛泽东、江青是左派，周恩来、李先念是中派，邓小平、叶剑英是右派；我们哪一派都不支持，我们的理想目标已经超越了党内路线斗争的范畴，但是我们乐于见到这种斗争。由于我对上述三派都持否定态度，所以在“四人帮”倒台后，公安局继续坚持不给我平反。4月5日当天，我参加了天安门广场上临时成立的“首都人民悼念周总理委员会”，成为该组织推举的“群众谈判代表”，并带头呼喊“谁反对周总理就打倒谁！”的口号；然而这并不意味着我就是周恩来路线的拥护者。同样，当时许多打着周恩来旗号的人，与其说是支持以周为首的党内中派，不如说更支持以邓小平为首的党内右派，只不过在“批邓”的形势下，不好公开表达而已。 根据我的观察，四五运动期间到天安门广场参加悼念周恩来活动的数百万群众中，至少有一半人是把矛头指向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4月4日晚，当我在人民英雄纪念碑率先领读点名批判江青的小字报《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大事记》时，有十几个人组成了“人体扩音器”，有几千人鼓掌喝彩。这个活动一直持续到最后一名领读者被便衣警察逮捕。反对江、张、姚的人，必然会联系到他们的政治后台江青的丈夫毛泽东，保守估计，这些人中有半数的人具有 “非毛”、“反毛”意识。四五运动最著名的代表作——署名“黄隼”的自由体诗——道出了这些人的心声：让“秦皇的封建社会一去不复返”。（注41）毛泽东本人对“四五运动”的性质看得很清楚，他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二十七年的债！”（注42） 面对警察的镇压，“反毛”的思想意识激化为“反毛”的示威抗议行动。毛泽东指出：“一首都，二天安门，三烧、打，性质变了。”（注43）对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祭奠悼念活动变成了对另一个共产党领导人的政治反对运动。正是天安门广场上的熊熊烈火以及受伤群众的斑斑血迹，在政治上宣判了毛泽东主义的死刑。 历史性的转折 如果说最近一百多年来的中国历史主要是现代化的历史，那么以“五四”和“四五”为两个转折点，可以将其分为三个阶段：从自强运动至五四运动是第一阶段，从五四运动至四五运动是第二阶段，从四五运动以来是第三阶段。第一阶段是浑浑噩噩的现代化；从五四运动开始了对现代化模式的自觉选择，但是却走上一条疏离世界现代化主流的歧途；以四五运动为起点，逐渐放弃了以毛泽东为典型的错误路线，开始向世界现代化主流回归。 中国现代化追随苏俄模式步入歧途的过程，可以分为三个阶段：列宁化、斯大林化和毛泽东化。列宁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革命论、党国制、党内集权制、恐怖政治。斯大林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两个阵营论、计划经济、领袖独裁制、克格勃与古拉格。毛泽东化阶段的主要特征是：世界农村包围世界城市论、战争经济、人身依附制、群众专政。（注44） 到文革后期，中国已经沿着这条错误道路走到了极致，其弊端被越来越多的人感受和认识到。政治上专制到了极点，残酷到了极点。在文革中，打击对象转了一个圈子，几乎是人人有份，累计起来，直接受迫害者及受牵累者人数过亿。经济结构大幅度地偏离世界一般模式。私人消费比率畸低，工资水平在1957至1977年间没有任何增长；积累率畸高，但是有三分之一到一半的投资是半途而废和没有回报的。经济发展水平与发达国家的差距越来越大。社会道德日益败坏，普遍性地撒谎，制度化地隐瞒真相；不仅不能讲真话，而且不能不讲假话，不表态被认为是一种不满和反抗，就会遭受打击。1974年初，毛泽东亲自制止了反对“走后门”的运动，说什么“开后门来的也有好人”。（注45）从此，种种特权现象便一发不可收拾，从“潜规则”变成了“正路子”。民众不满情绪的积累，终于导致了四五运动。 （未完待续） 作者注： 18.谢泳：《林希翎与学生右派》，载香港：《二十一世纪》，1997年4月号，58-62页。 19.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北京：经济日报出版社，1998年版，154页。 20.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54页。 21.罗平汉：《墙上春秋》，福州：福建人民出版社，2001年版，26-27页。 22.周大觉：《论“阶级”的发展》，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67-168页。 23.林希翎：《我的思考》，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62页。 24.郭罗基：《哀沈元》，<A href="http://cqyt.noip.cn/ytls/ShowArticle.asp?ArticleID=655">http://cqyt.noip.cn/ytls/ShowArticle.asp?ArticleID=655</A>。 25.林希翎：《在北大的第一次发言》，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153页。 26.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再致沈泽宜》，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63页。 27.谭天荣：《第二株毒草》，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33页。 28.谭天荣：《救救心灵》，载牛汉等主编：《原上草：记忆中的反右运动》，55-56页。 29.谭天荣：《〈我的回忆与思考〉前言》，载“五柳村”网站。 30.《丁抒作品选编第八章：数弊政举国放言》，<A href="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1/author/D/DingShu/">http://members.lycos.co.uk/sixiang001/author/D/DingShu/</A> DingShu001.htm。 31.谢泳：《林希翎与学生右派》。 32.铁流：《六十年中国为什么没有大师？》，<A href="http://aomanyupianjain.blog.sohu.com/133321123.html">http://aomanyupianjain.blog.sohu.com/133321123.html</A>。 33.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第三章，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7年版。 34.王书瑶：《燕园风雨铸人生》，第一章。 35.王希哲：《毛泽东与文化革命》，香港：《时代》，1981年2月号。 36.宋永毅等：《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总论，香港：田园书屋，1997年版。 37.宋永毅等：《文化大革命和它的异端思潮》，第六章。 38.王思睿：《试析今日中国的左派光谱》，普林斯顿：《当代中国研究》，2001第2期。 39.王希哲：《关于李一哲思潮》，洛杉矶：《中国之春》，1994年12月号。 40.详见拙作：《历史大视野中的四五运动》，第三节第三目。 41.童怀周编：《天安门诗抄》，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78年，281-282页。 42.罗冰：《姚文元写毛泽东内幕》，载香港：《争鸣》，2003年12月号。 43.吴德口述：《十年风雨纪事——我在北京工作的一些经历》，北京：当代中国出版社，2004年版，216页。 44.详见拙作：《五四与四五：中国现代化的两个转折点》，<A href="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0384">http://www.chinaelections.org/NewsInfo.asp?NewsID=100384</A>。 45.王年一：《大动乱的年代》，郑州：河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488-489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