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公司的“白人戰略”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border-bottom: rgb(0,0,0) 0px solid; border-left: rgb(0,0,0) 0px solid; padding-bottom: 0px; line-height: 140%;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width: 28px; padding-right: 0px; float: left; color: rgb(199,75,21); font-size: 28px; border-top: rgb(0,0,0) 0px solid; font-weight: bolder; border-right: rgb(0,0,0) 0px solid; padding-top: 0px">2</div>006年，卡蘿琳﹒斯瓦茲(Caroline Swartz)受雇成為北京一家中資公關公司的項目經理。她在那兒幹了一年，但大部分時間沒有任何具體工作任務，只需要安靜地坐在會議室裡列席會議就行了。 她常常根本不知道會議內容是什麼、甚至不知道客戶是什麼人，就被叫去開會。開完會以後，又會被告知回到自己的座位上。 現在在紐約上學的斯瓦茲說：“我被擺在那裡，很顯眼，但沒有任何職責。” 她說，自己之所以什麼都不用做就能拿工資，只在於她是白人。那家公司的客戶有中國的也有外國的，她這個白人的出現可以讓公司顯得更國際化一些。 這樣的商業策略或許不能算“政治正確”，卻反映出中西方之間的新態勢：西方人，尤其是白種人，目前在中國的一些工作機會是因為某些中國公司想利用他們來彰顯一種高級別、高層次的形象。 自 19世紀中葉兩次鴉片戰爭以來，中西方之間的關系就一直模糊不清，甚至自相矛盾。鴉片戰爭引發了中國人的復雜情緒，既有反帝國主義的民族主義情懷，也有厭憎本國落後、盲目崇拜西方的心理。20世紀早期，隨著清王朝的垮台，一些中國文人認為中國因軍事、經濟和文化方面的疲弱而成了外國列強蠶食鯨吞的對象。對此，他們提出的解決方法卻是：只有“全盤西化”才能救中國，擯棄儒學等傳統觀念，接受西方的體制和價值觀──也就是所謂的“德先生”（民主）和“賽先生” （科學）。 中國人這種自大又自卑的復雜心理即便在1949年毛澤東宣布“中國人民從此站起來了”，也未徹底消解。過去30多年，中國迅速成為了經濟大國，但這種心理也依然縈繞不去。這表現為：中國在國際舞台上要求西方給予自身更多尊重，但一些中國人內心卻仍認為西方人高人一等。 不過，我認為這樣的態度在中國年輕一代中已經有所轉變，尤其是在大城市。 二三十年前，西方人可以去專門為他們服務的酒店、餐館和百貨商店，並以名為“外匯券”的特殊貨幣付款。現在，在餐館和商場出手闊綽、享用香檳、名牌服裝和豪華汽車的往往是中國人。 但是，即便在北京和上海，與西方人共事或交往的中國人在服務人員那裡遭到冷遇也並不鮮見。一些餐館會把好位置留給西方人，並優先為他們提供服務。我的一位朋友嫁了個歐洲人，住在北京一幢公寓樓裡，她忘記帶門卡時會被保安盤詰，而保安卻從未要求她先生出示門卡。事實上，我這位朋友才是業主。 一些中國人甚至利用這種崇洋心理。 中國一家跨國制造企業的高管（中國籍，持美國綠卡）就有一套“白人戰略”：當他去小城市談生意時，一定會帶一位白人下屬。 他說，如果有白人同行，當地人一定會給他們更好的待遇。同行的白人下屬通常是工程師，開會時無需張口發言。但由於他的在場，無形之中辦事就順利多了，至少氣氛會更友好一些。 即便是這個“白人戰略”也有個小缺陷：地方上的人第一次與他們見面時，一開始總是以為那位白人是老板，這位高管是翻譯。但這名高管說，只要生意能成，他就不介意。 對於一些被雇傭來實施“白人戰略”的白人來說，這種情況下的感受並不好。斯瓦茲就覺得自己在公司裡被人當成小孩子，甚至是動物園裡供人參觀的動物。但她當時非常需要這份工作來撫養自己出生不久的孩子。 直到公司裡的一位經理偶然聽到她說普通話之後，她才開始承擔諸如負責客戶關系等職責。斯瓦茲說，顯然，他們雇她之前連簡歷都沒看過。要知道，她在移居中國之前學習了八年的普通話。 不過她也認為，白人感受一下種族歧視是好事，因為世界上大多數人都會面臨這一問題，而且那種“感覺不好受”。 我那位朋友的歐洲丈夫看待這一問題的角度有所不同。我問他對於保安對他的態度比對他妻子好有何看法，他說這沒什麼。他覺得保安應當像對他一樣對待所有人，不過，除非中國人學會更尊敬農民工和窮人，否則這種情況不會改變。 我覺得他說的有一些道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