印度的民主和腐敗 – 纵览中国-China In Perspective

<div style="border-bottom: rgb(0,0,0) 0px solid; border-left: rgb(0,0,0) 0px solid; padding-bottom: 0px; line-height: 140%; margin: 0px; padding-left: 0px; width: 28px; padding-right: 0px; float: left; color: rgb(199,75,21); font-size: 28px; border-top: rgb(0,0,0) 0px solid; font-weight: bolder; border-right: rgb(0,0,0) 0px solid; padding-top: 0px">郎</div>咸平先生最近談論印度腐敗問題的文章引起許多爭議。先不論郎先生對印度的具體認識頗有問題，文中的許多基本觀念與論証就很值得商榷。 首先，郎先生批評印度民主的成本太高。他說了兩點，一是，“想修一條高速公路，投下100塊，前95塊被各級官僚侵佔，最後剩下5塊，拿這5塊錢，透過‘民主’的程序，把項目給搞‘黃’了，最後什麼都沒有了”；二是，“印度不是搞全民選舉嗎？印度議會選舉的規模之大，延續5個階段，耗時4周，動用650萬名工作人員，代表300個政黨的4617位候選人，競爭7.14億有資格選民的選票，在全國82.88萬個投票站，使用136.84萬個防作弊欺詐的電子表決器，多麼龐大的一個民主”。 」 用這兩點來批評印度民主是可笑的。第一點，所謂的官僚分贓體制，在當代中國或許多威權國家也出現，並非印度特色；第二點以選舉的成本來說民主成本高，更讓人匪夷所思。如果民主更能提高人民福祉，那麼這個民主競爭過程所花費的成本顯然不是一種“浪費”。更不要說，在一個社會主義國家，龐大的國家機器、官僚體系不是更巨大的成本嗎？ 郎先生不能理解民主的意義還是其次，畢竟他真正想談的問題是印度的腐敗，但他在這一點的理解上亦差矣。他說：“談到印度，我覺得我當中國人是非常幸運的事，我們的腐敗跟它比起來，是非常非常輕微的。我們跟印度比，不叫腐敗，只是花點零用錢而已。” 中國的腐敗是不是只是花點零用錢可以留給讀者自行判斷，無須討論。 接著他又說：“告訴各位一個郎教授的全新理論。我們的腐敗叫什麼？叫做產業鏈整合式的腐敗，印度的腐敗叫做完全多元化的腐敗。這是什麼意思呢？比如說你要批一個電廠，要蓋100個章的話，在中國，基本上你找對領導的話，腐敗腐敗以後，全部都搞定了，產業鏈整合式的腐敗，非常有效率。但是你到了印度去的話呢，哇，100個章，你得找100個人，每一個都是獨立的個體，你得把每一個人給他說服了，給他搞定。” 這是一個值得認真討論的理論，但這兩種腐敗的區別不是他發明的，而是關於腐敗的理論中早就被提出的(例如研究此問題的權威，耶魯大學教授Susan Rose-Ackerman)。這個理論確實如他所說，對投資者來說，集中式的腐敗是只要賄賂一個官員，確實可能比多元分散的腐敗體制（亦即投資者需要買通許多官員）來得有效率。 但是這個差異是否真的能體現印度與中國的差別是非常有疑問的。此外，這更不是民主與威權的差異。上述兩種腐敗制度的差別其實來自於國家能力的不同。在有的體制中（如許多非洲國家），由於國家能力（state capacity）幾近瓦解，官僚體系非常沒有效率，所以投資者必須進行多重賄賂，因此交易成本比較高。這種“失敗的國家體制”(failed state)口及其所導致的多元腐敗體制，在民主與威權制度都可能出現，並非民主之特產。 民主確實可能淪為一種利益分贓政治。但正如郭宇寬先生所說，印度的分贓體系是草根式的分沾機制，中國則是精英式的侵佔機制。而我要進一步指出，這個差別正是來自於印度的民主，所以政客需要給予人民物質利益來交換政治支持，這在政治學理論上稱為侍從主義（clientelism）。 當然，不論是對經濟發展還是對民眾的利益而言，任何形式的腐敗都是不好的，所以去比較中國和印度誰更腐敗並無太大意義。重要的是如何降低腐敗，如何讓政客與官僚可以更為公共利益服務，讓司法機構可以獨立調查並審判各種腐敗行為，讓公民社會可以自我組織來監督政治權力。這些，顯然必須以民主為前提。 （本文作者張鐵志，台灣政治與文化評論人，美國哥倫比亞大學政治學博士候選人。曾任台灣中國時報集團旺報文化副刊主任，著有《聲音與憤怒：搖滾樂可以改變世界嗎？》一書，並擔任多個NGO的理事與董事。文中所述僅代表他的個人觀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