红太阳的陨落——千秋功罪毛泽东（节选）

………… 林彪出此下策，孰令致之？林立衡说：“真正逼爸爸出逃的是毛泽东。”这话是对的，但不全面。 往大里说，毛泽东、周恩来，往小里说，叶群、林立果，都是影响他思想行为的因素，但决定的因素是他自己。直到爬上飞机，林彪的头脑是清醒的，他是一个特立独行的人，没有人能够强迫他。 林彪读到毛的南巡谈话后作出的决定是南逃广州，另立“中央”，与毛对着干；是周恩来那个256 号专机四个人批准才能放飞的电话，四两拨千斤，打乱了林彪集团南逃广州的计划；后来周恩来又要到北戴河来看望林彪，林彪认为林立果的杀毛行为可能已经暴露，周恩来是来抓捕他的，这成了促成林彪马上出逃的直接动因。 林彪如果不出逃，最坏是刘少奇的结局。但刘少奇临终前有信心地说：“好在历史是人民写的。”历史和人民都没有辜负刘少奇。林彪就没有底气说这句话。他支持极“左”路线，大跃进饿死了3000 多万人，毛泽东本该下台以谢国人，恰在这时林彪鼓吹对毛的个人崇拜，以300 万人民解放军撑住毛泽东的金銮殿没有倒塌，后来又成为毛泽东发动文化大革命的与全党作战的强大后盾。离开毛泽东的极左路线，离开文化大革命，就没有林彪后半生的历史和业绩，就没有他的政治地位。 他想反毛，就像《571 工程纪要》写的那样，做纠正毛泽东极左路线的救世主，这个角色转变是不可能完成的。党和人民对他的后半生，不敢恭维，不会原谅。临到最后，林彪陷入拥毛拥不上，反毛反不了的尴尬境地。他无颜见全党同志和全国父老，只有离开这个国家了。 那时，中苏对立，林彪反对毛泽东与美国和解，借用美国的力量反制苏联。或许能够在苏联反华反毛的舞台上找到自己的位置，这可能是林彪飞往伊尔库茨克时的“活思想”。林彪死后，无端生出许多谣言。海外出了一本书《林彪的阴谋与死亡》（姚明理著），说林彪死在北京西山，是被毛泽东下令处死的，纯属天方夜谭。 据美国《洛杉矶时报》1994 年3 月8 日报道，29 岁的自由撰稿记者彼得•汉纳姆为了解开林彪死亡之迷，从1993 年5 月开始，用了6 个月的时间往返于苏蒙等国，查清了林彪死亡的真相，向世界发表的报告是这样写的： 6 个月过去了，汉纳姆足迹所至6 个国家。最后在莫斯科的一个军事资料室里，他获得了一份克格勃档案。那份档案当时仅有4 个人看过：两位苏联病理学家，以及已故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和安德罗波夫。后者为当时的克格勃头目。据档案记载，前苏联在事发地点秘密进行过仔细的尸体解剖。结果证明：林彪及其夫人和儿子在坠机事件中确死无疑。 新近披露的这一证据，结束了多年来关于林彪神秘死亡的种种虚妄猜想和离奇的分析。 第三十五章尼克松给毛泽东送上一把核保护伞 <div>1971 年9 月13 日上午，毛泽东委托周恩来主持在人民大会堂召开政治局会议，宣布林彪叛逃事件，并作了紧急战备部署，布置保卫北京，防止各种突发事件。周恩来还亲自给全国29 个省市自治区主要负责人打电话，通报林彪叛逃，要求各地采取紧急措施，控制局势。10 月3 日，经周恩来提议，毛泽东同意撤销军委办事组，逮捕了林彪死党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四人。成立军委办公会议，由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主持，成员有谢富治、张春桥、李先念、李德生、纪登奎、汪东兴、陈士矩、张才千、刘贤权共十人组成。毛泽东接见军委办公会议成员时说：“凡讨论重大问题，要请总理参加。”401 10 月25 日，联合国大会以76 票赞成，35 票反对，17 票弃权的压倒多数，通过了阿尔巴尼亚、阿尔及利亚等23 个国家的提案，恢复中华人民共和国在联合国的一切合法权利，立即把台湾代表从联合国一切机构中驱逐出去。26 日下午，周恩来在人民大会堂召集外交部党组及有关人员讨论派不派人出席正在纽约召开的第26 届联大？毛泽东过去说过：中国不怕孤立，不急于进联合国，中国自己就是个“联合国”。这种思想影响着外交部领导人，所以竟然提出回电联合国秘书长吴丹，感谢他的邀请，中国目前不派代表团去参加的意见。正在这时毛泽东给周恩来打来电话，，周恩来汇报了外交部党组的意见，毛泽东明确指示：“要去。为什么不去？马上就组团去。这是非洲黑人兄弟把我们抬进去的，不去就脱离群众了。我国今年有两大胜利，一个是林彪倒台，另一个就是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周恩来说：“我们刚才曾经考虑让熊向辉带人去摸一摸情况。”毛泽东说：“派一个代表团去联大，让乔老爷（注：指外交部副部长乔冠华）做团长，熊向辉可以做代表团副团长。”</div> “913”事件宣告了文化大革命的破产。为了转移人民的视线，毛泽东试图在外交上打开新局面，给人民一些振奋，稳住阵脚。毛泽东决心打开中美关系。 中美改善关系的背景，要从珍宝岛事件说起。 1969 年3 月2 日、15 日、17 日中苏两国军队在乌苏里江主航道中国一侧珍宝岛发生武装冲突。中国军队击毁苏军坦克、装甲车17 辆，击毙苏军58 人，击伤94 人。苏军吃了亏。对此，苏军高层反应强烈。国防部长格列齐科元帅为首的强硬派主张“一劳永逸地消灭中国威胁。” 8 月20 日，苏联驻美大使多勃雷宁紧急约见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向他通报了苏联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打击的意图，并征询美国意见。尼克松总统召开国家安全会议紧急磋商后认为：西方国家的最大威胁来自苏联，一个强大中国的存在符合西方的战略利益。尼克松总统采取两项重大措施帮助中国。一是把这个重要的战略情报即使告诉中国。那时中美没有外交关系，名义上美帝国主义仍是中国的头号敌人，采取什么办法把这个消息告诉中国呢？8 月28 日，《华盛顿明星报》在醒目位置刊登一则消息，题目是《苏联欲对中国做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内容如下： 据可靠消息，苏联欲动用中程弹道导弹，携带几百万吨当量的核弹头，对中国的重要军事基地—酒泉、西昌导弹发射基地、罗布泊核试验基地，以及北京、长春、鞍山等重要工业城市进行外科手术式的核打击。 基辛格在发这条消息时曾说：“但愿中共领导人看到了这则消息，千万不要随手扔掉。”中国没有掉以轻心。毛泽东和周恩来研究后，命令全国“深挖洞，广积粮”进入临战状态。美国的第二项重大措施是：用最明确的信号把美国在苏联对中国发动核战争的情况下将要作出的反应告诉苏联。尼克松亮出了1962 年古巴导弹危机中尚保留未及动用的一张牌—用已被苏联破译的密码向美军发出准备对苏联本土134 个城市、军事要地、交通枢纽、重工业基地进行打击的总统指令。苏联领导人得到这个消息还有些将信将疑，拨通苏联驻美大使馆的电话，多勃雷宁大使告诉勃列日涅夫：尼克松总统认为中国利益同美国利益密切相关。如果中国遭到核打击，他们将认为是第三次世界大战的开始，他402 们将首先参战。基辛格透露，总统已经签署了一份对我国 130 多个城市和军事基地进行核报复的密令。一旦我们的第一颗导弹离开发射架，他们的报复计划便告开始。勃列日涅夫和克里姆林宫的鹰派，听完就泄了气。中国面临的一次最严重的核危机是在美国的帮助下化险为夷的。 尼克松是一位著名的反共分子，他是有是一位最有战略头脑的美国总统。他在中苏交恶时保护中国是从美国的战略利益出发的。他深知毛泽东“打倒美帝！打倒苏修！”的双打方针是不能持久的，他期待着毛泽东的橄榄枝。 1970 年12 月18 日，毛泽东会晤了在保安结识的老朋友，美国作家斯诺，明确表明了对美国和苏联的态度。他是这么说的： 他（注：指尼克松）早就到处写信说要派代表来，我们没发表，保密呀。他对于波兰华沙那个会谈不感兴趣，要当面谈所以我说，如果尼克松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谈得成也行，谈不成也行，吵架也行，不吵架也行，当作旅行来也行，当作总统来也行。总而言之，都行。他如果愿意来，我愿意和他谈。 谈到和苏联共产党的争论，他对斯诺说： 他（按：指苏方）后头又请古巴代表团来讲和，说是要停止公开论战。又请罗马尼亚来讲和，要我们停止公开争论。我说不行，要争论一万年。后头柯西金到北京，我见了他。我说，你说我们教条主义，好。但是这个发明者赫鲁晓夫为什么要把他搞掉，要把他整掉呢？你决议上写了的，说他是“创造性地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义的赫鲁晓夫同志”为什么这样一个发展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人你们又不要了呢？我想不通。你们不要，我们请他来住不行？请他到北京大学当教授，教那个发展了的马克思列宁主义。他又不给。我又说，但是你是总理，你是苏联国家的总理，我们的争论是要进行一万年的，因为看你的面子，我让步。一让一大步，不减少犹可，一减少就是一千年，一让就是一千年啊！毛泽东嬉笑怒骂，关上了与苏联和解的大门。 1971 年7 月9 日至11 日，经过中美都信任的巴基斯坦总统叶海亚•汗的巧妙安排，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秘密访问了北京。7 月15 日，一则公告在北京和华盛顿同时发表，全世界大吃一惊。公告说： 周恩来总理和尼克松总统的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博士，于1971 年7 月9 日至11日在北京进行了会谈。据悉，尼克松总统曾表示希望访问中华人民共和国，周恩来总理代表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邀请尼克松总统于1872 年5 月以前的适当时间访问中国。尼克松总统愉快地接受了这一邀请。 中美两国领导人的会晤，是为了谋求两国关系的正常化，并就双方关心的问题交换意见。 尼克松总统为了这次访问进行了充分的准备。他阅读了大量的中国史料，从政治、经济、军事、正在进行的文化大革命到毛泽东的诗词，他都有所涉猎，并请教了许多中403 国问题专家，包括本国的埃德加•斯诺、罗斯•特里尔、费正清、斯图尔特、施拉姆、法国的安德烈•马尔罗等。 马尔罗是与毛泽东直接交谈过的一个中国通。这年70 岁了。他从29 世纪30 年代以来，断断续续地和毛泽东、周恩来保持着联系，五年前他以法国文化部长的身份访问了中国。马尔罗告诉尼克松： 中苏之间的友谊曾经是晴空万里，但是分裂也是必然的，这就导致中美和解势在必行，总统阁下要访问中国，在我看来并不奇怪。 我还觉得，中国人的行动是他国党内需要的反映。 五年前，我见到毛的时候，毛担心一件事，美国人或者俄国人用10 颗原子弹就可以破坏中国的工业中心，使中国倒退50 年，而在此期间他自己会死去。他对我讲：“当我有6 颗原子弹时，就没有人能够轰炸我的城市了。”我不懂毛这句话的意思。毛又接着讲：“美国人永远也不会对我们扔原子弹。”这话我也不懂，不过我给你复述一遍，因为一个人不懂的话才是最重要的话。 有一次我还问他是不是把自己看作是中国最后几个伟大皇帝的继承人，毛说“当然，我是他们的继承人。”总统阁下，你是做理性范围内行事的，但毛却不是。他脑子里有个幻象。这个幻象迷住了他。 总统先生，你将会晤的是一个命运奇特的人，他相信他正在演出自己一生中的最后一幕。你可能以为他是在对你说话，但实际上他是将是在对死神说话。。。。。总统，你去中国跑一趟是值得的。 1972 年2 月21 日11：27，尼克松总统的专机“空军一号”在北京首都机场徐徐降落。 舱门开启，尼克松总统和穿红外衣的尼克松夫人缓步下机，其他人被命令暂留机上，以突出美国总统和中国总理握手的历史性场面。美国星条旗和中国五星红旗在机场迎风飘扬，太阳冲出云层给机场铺上一片金光。350 人组成的陆海空三军仪仗队整齐列队。周恩来率叶剑英、姬鹏飞、乔冠华等中国官员沉着冷静看着尼克松缓步走下舷梯。当尼克松不下扶梯走完一半的时候，周恩来像个乐队指挥一样开始鼓掌，其他中国官员随着发出一阵掌声。尼克松也已鼓掌答礼。尼克松回忆说：“我知道，1954 年终日内瓦会议时福斯特•杜勒斯拒绝同周握手，使他受了侮辱。因此，我走完舷梯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的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周恩来说：“总统先生，你把手伸过了世界最辽阔的海洋来和我握手。25 年没有交往了啊！”随后下机的是国务卿罗杰斯、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等代表团成员。 乐队奏两国国歌。尼克松总统在周恩来陪同下检阅了仪仗队。 随后周恩来陪同尼克松登上一辆防弹红旗轿车进城。尼克松一行被安排在钓鱼台国宾馆六号楼下榻。这是清朝乾隆皇帝住过的地方。奇花异木，假山怪石，小桥流水，匾404 额对联，集中国园林的精巧构思，尽东方帝都的皇家气派。 午宴是丰盛的。尼克松和夫人帕特熟练地用筷子得到主人的赞许。帕特说：“这是我们半年前着意苦练的结果。” 午宴后休息了片刻，中南海给周恩来打来电话：“主席要会见尼克松总统，请基辛格博士也来。” 一辆高级红旗轿车，由钓鱼台驶过西长安街，从金碧辉煌的新华门驶入中南海。四个门卫行庄严的军礼。这座门具有最高国家权力机关的神圣象征，平时是没有人出入的，在中南海上班或者开会的中国官员走府右街西门。汽车绕过影壁，但见苍松翠柏，宫殿巍峨，汉白玉石栏环绕中南海。尼克松想通过认识毛泽东所生活历史氛围认识毛泽东。汽车在中南海西岸“游泳池”门口停下。这是外表看来很普通的一个院落，里面有个游泳池。因为身体缘故，毛泽东早就不游泳了，池子盖上了木板，又加了个顶棚，成了一个大厅。这个院落是毛泽东最后十年居住的地方，不像丰泽园那样有历史上遗留下来的响亮名字，工作人员习惯地称之为“游泳池”。毛泽东没有迎出院中，并非有意怠慢美国总统，他的腿力不从心了。 细心的基辛格博士是这样描写中国最高统治者会见他们的这间房子的： 这是一个中等大小的房间，四周墙边的书架上摆满了文稿，桌上、地下也堆着书，这房间看上去更像是一位学者的隐居处，而不像是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的全能领导人的会客室。房间的一个角落里摆着一张简易的木床。我们第一眼看见的是一排摆成半圆的沙发，都有棕色的布套，犹如一个节省的中产阶级家庭因为家具太贵，更换不起而着意加以保护一样。每张沙发之间有一张铺着白色桌布的V 字型茶几，正好填补两张沙发扶手之间的三角形空隙、毛泽东身旁的茶几上总堆着书，只剩下一个放茉莉花茶茶杯的地方。沙发后面有两盏落地灯，圆形的灯罩大得出奇。在毛泽东作为的右前方是一个痰盂。来访者一进入房间，毛泽东就从沙发上站起来；在我最后两次见他是，他需要两个护理人员搀扶。但他总是要站起来欢迎客人的。 当尼克松在周恩来陪同下进来时，毛泽东向尼克松伸出手，尼克松上前一步把手伸出来，紧紧地握着。尼克松将左手搭上去，毛泽东也将左手搭上去，两人相视而笑。接着毛泽东又跟基辛格博士以及专门来担任记录的洛德握手。担任翻译的是唐闻生小姐。经过基辛格的亲自面试，她的英语水平是无可挑剔的。在座的另一位女士是王海容，她是毛泽东的姨表兄王季范的孙女，这时的职务是外交部礼宾司司长。周恩来挑选她参与接待尼克松总统，一方面是她可以在毛周之间起一个很好的联络员的作用；另一方面，毛有一个可靠的管道了解中美会谈的一切细节，可以免除误会和猜忌。 分宾主落座后，毛泽东对尼克松说：“我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而你是世界上头号反共分子，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毛在这里自称是“世界上头号共产党人”，这就把苏联勃列日涅夫排在后面去了。中苏论战，引经据典，义正词严，说到底所争的就是这个“头号”、毛此时仍在追求充当世界革命的领袖，可是他比他所批判的苏联修正主义走得远得多。由此可见，毛泽东的反修理论，所谓“九评”等大块文章，是不值得认真对待的。405   在谈到这次会晤的历史背景时，毛泽东说：“是巴基斯坦前总统把您介绍给我们的。当时，我们驻巴基斯坦大使不同意我们同您接触。他说，尼克松总统跟约翰逊总统一样坏。可是，叶海亚•汗总统说，这两个人不能同日而语。他说一个像强盗—他是指的约翰逊，而您不同。我不知道他怎么会有这个印象，不过我们不大喜欢从杜鲁门到约翰逊你的前任几位总统。中间有8 年是共和党任总统，在那段时间，你们大概也没有把问题想通。” “主席先生，”尼克松说：“我知道，多年来我对人民共和国的态度是主席和总理全然不能同意的。把我们带到一起来的，是认识到这个世界上出现了新的形势；在我们这方面还认识到，事关紧要的不是一个国家内部的政治哲学，重要的是它对世界其他部分、对我们的政策。” 尼克松继续说：“例如，我们应该问问自己—当然只是在这间房子里谈谈—为什么苏联人在面对你们的边境上部署的比面对西欧的边境上部署的还要多？我们必须问问自己，日本的前途如何？我们知道我们双方对日本问题是意见不一致的，但是，从中国的观点来看，日本是保持中立并且完全没有国防好呢？还是和美国有某种共同的防御好呢？有一点是肯定的，我们绝不能留下真空，因为真空是会有人来填补的。例如，周总理已经指出，美国在到处伸手，苏联也在到处伸手。问题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面临的危险究竟来自何方？是美国的侵略，还是苏联的侵略？这些问题都不好解答，但是我们必须讨论这些问题。” “这些问题你同周总理去谈，我只谈哲学问题。”毛泽东和任何人谈话都是紧紧掌握主动权的，他决不跟着别人谈话的思路走。 机智的尼克松马上转换话题：“主席先生，我读过你的一些言论，懂得‘只争朝夕’。”当翻译介绍，总统引用了主席的诗词时，毛泽东脸上露出了笑容。在中国，引用毛的话是表示对他的尊重。 尼克松说：“我还想说明一点，就个人来讲—总理先生，我这也是对你说的—你们不了解我。既然不了解我，你们就不信任我。你们会发现，我绝不说我做不到的事。我做的要比我说的多。我要在这个基础上同主席，当然也要同总理，进行坦率的会晤。” 毛泽东说：“‘只争朝夕’，我这个人说话像放空炮。比如这样的话：‘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倒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和各国反动派！’” “像我这种人。”尼克松微笑着引火烧身。 “你，作为个人，也许不在打倒之列。”毛泽东又指指基辛格：“这个人也不属于被打倒之列。如果你们都被打倒了，我们就没有朋友了。” “主席先生，我们大家都熟悉您的生平。你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结果登上了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一个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我也出生于一个很穷的家庭，登上了一406 个很伟大国家的最高地位。历史把我们带到一起来了。我们具有不同的哲学，然而都脚踏实地来自人民，问题是我们能不能实现一个突破，这个突破将不仅有利于中国和美国，而且有利于今后多年的全世界。我们就是为这个而来的。” 在美国总统起身告辞的时候，毛泽东说：“你那本《六次危机》写的不错。” 这次会见，原计划 15 分钟，实际上谈了65 分钟。毛泽东大病未愈，但思想敏捷，谈锋甚健。临别，毛泽东送到书房的门口。他脚擦着地毯慢慢挪动脚步，要是在前几年，他会送客到院子门口目送客人登上汽车的。 尼克松也学了中国式的奉承：“看上去主席先生的气色很好。” “那是骗人的。”毛泽东耸了耸肩膀。 第二天，全中国各大报都在头版上用半个版面，刊登毛泽东会见尼克松的大幅照片，以及周恩来总理在机场迎接尼克松总统，总统面带笑容伸着右手走过来的照片、8 亿中国人民才从林彪叛逃事件的惊诧中镇定下来，一看这天的报纸，有一种天朝大国的自豪感。世界上头号帝国主义强国不承认中国凡25 年，如今它的总统来到北京，像来朝觐一样。中国人民在世界上站立起来了，在这一天老百姓这种感情特别强烈。林彪算什么，叛逃也罢，摔死也罢，无关大局。我们有毛主席，我们有周总理，这两个人在，中国人民就有主心骨。毛泽东巧妙地通过尼克松访华在相当大的程度上恢复了自己的声望。马尔罗等观察是敏锐的：毛泽东邀请尼克松访问北京某“是他国内需要的反映。” 美国人是另一种感情，另一种价值观念。当周恩来总理回拜尼克松总统的时候，尼克松、罗杰斯、基辛格在楼厅门口迎接。握手之后，尼克松满面笑容地走到周恩来身后，很自然地帮助周恩来脱下呢子大衣。周恩来微笑着感谢总统的友好举动。这个场面被随团访问的美国电视记者摄入镜头，霍尔德曼安排通过卫星的电视转播中连续播放好几次。美国人民看了电视很赞赏尼克松的做法。好几家大报在头版刊登这张美国总统为周恩来脱大衣的照片。有家报纸评论说：“在美国人民对周恩来表示极大的好感时，尼克松为周恩来脱大衣，等于发表一篇极为动人的竞选演说。。。。。” 在尼克松游览故宫、长城和杭州的时候，基辛格和乔冠华在宾馆中为中美联合公报字斟句酌，斤斤计较。最难通过的是“台湾海峡”，中美立场尖锐对立。 周恩来定下的基调是：“台湾问题是中美两国之间的老问题了。华沙会谈15 年也一直僵在台湾问题上，我必须申明，中华人民共和国是中国唯一的合法政府；解决台湾问题是中国内政；美国军队必须撤出台湾。这三条立场是不变的。” 基辛格与乔冠华，态度时而严峻，时而和缓，争来争去就卡在这个问题上。基辛格强调：“我们不能在开始我们新关系时背弃我们的老朋友。”这是美国的基本立场。所以，想了多少措辞，都因涉及两个中国，或一中一台，或一个中国两个政府，而为中方所坚决不能同意。最后，基辛格终于在他的助手洛德的帮助下解决了这个难题。基辛格对周恩来和乔冠华说：“我决定换一种方式表达美国的观点”：407   美国方面声明：美国认识到，在台湾海峡两边的所有中国人都认为只有一个中国，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美国政府对这一立场不提出异议。它重申它对中国人自己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的关心。考虑到这一前景，它确认此台湾撤出全部美国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的最终目标。在此期间，它将随着这个地区紧张局势的缓和逐步减少它在台湾的武装力量和军事设施。 周恩来重视、回味着这段话的每一个字，脸上露出了笑容：“博士到底是博士，这可是一项奥秘的发明。”僵局就这样打开了。 2 月27 日，中美双方在上海就联合公报达成了协议。28 日，《中美联合公报》发表，这个公报被称为“上海公报”。 28 日早晨，在上海虹桥机场，周恩来送走了尼克松。 在返回的伊尔-18 总理专机上有位新华社记者问：“总理，有个美国记者报道尼克松访华的结果，用乒乓球比分来比喻，21：2，可以报道吗？” 周恩来哈哈一笑，问：“是哪个记者？” “美联社记者卡洛。” “人家可以那么写；我们不能那么说。公报只是一个起点，我们要学会把眼光看到未来。” 美国总统访华，表面看来，像是番邦国王朝觐天朝大国的皇帝一样，给中国人民的自尊心和虚荣心极大的满足，中国得分多多。实际上，作为美国的全球战略，这一招是美国战胜苏联，瓦解社会主义阵营的阶段性步骤；这也是对中国进行和平演变的开始。尼克松—这位温文尔雅、给中国总理脱大衣的美国总统，影响了20 世纪后期的历史走向：苏联解散，东欧巨变，中国走向改革开放。美国成了领导世界潮流的头羊、如果美国要用军事手段达成这个战略目标，得准备牺牲一百万人，还不一定能够做得到。尼克松对自己谋求的目标是底气十足的，这从他晚年的一部著作《1999 不战而胜》可以看出来。又有记者说：“总理，外电评论，这次是你导演的外交杰作。” 周恩来严肃地说：“不！不能那样说。这是主席的英明，主席的功劳。这次乒乓球外交（注：中美往来是从毛泽东决定邀请美国乒乓球队访华开始的）我就没看准，是主席决定的。打开中美关系还是这些英明决策。到底主席是主席，我们是我们。” <div>功则归君过则归己。这就是周恩来。打开中美关系大门，中方主角是周恩来。但没有毛泽东的首肯，任凭周有多大能耐，这件事也不能办，也办不成；周恩来随时坚持“功则归君”的原则，后来还是差一点被扣上“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 </div> 第三十六章请邓小平当“军师” <div> 1972 年1 月6 日，陈毅元帅患癌症去世。因九大以后，陈毅只是中央委员，没进政治局，追悼会规格低，由李德生主持，叶剑英致悼词。毛泽东和其他政治局委员不参加。因此之故，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想以生前好友的身份参加也奈难同意。1 月10日午饭后，毛泽东不睡午觉，烦躁不安。这天下午要开陈毅的追悼会。他想到了反对“二月逆流”的那一场斗争，为了江青，他与陈毅等元老们几乎全部闹翻了，还说过要和林彪上山打游击等过头的话。如今林彪摔死了，历史已对谁忠谁奸作出了结论，要挽回人心，今天下午是个机会。转念至此，他下令：“调车，我要去参加陈毅同志的追悼会。”</div> 周恩来接到中央办公厅的电话后，立即决定提升规格，通知所有在京的政治局委员、宋庆龄副主席、西哈努克亲王参加陈毅追悼会。 毛泽东这年 79 岁，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了。林彪事件给了他精神上很大的打击。临时要出门，秘书张玉凤、护士长吴旭君帮助他换衣服。他下身穿一件薄毛裤，要给他套上制服裤子，他嫌罗嗦，说：“不要换了，我在睡袍外面套件衣服就行。”结果就在睡袍外面罩了件灰色中山服。张玉凤和吴旭君怎么看也觉得出不了门，这像个什么样子呢！就又给他穿了件大衣，才算把睡袍盖住了。然后，张玉凤搀扶他上了那辆吉斯牌防弹轿车。毛泽东进入八宝山殡仪馆大休息室。周恩来、宋庆龄、叶剑英、李先念、徐向前、聂荣臻等迎上前来向他问候；江青、康生、张春桥等也不得不来参加。西哈努克亲王和夫人受到特别邀请，是唯一的外宾。不一会儿，陈毅夫人张茜率四个子女晋见毛泽东。 毛泽东握住张茜的手。张茜泪如泉涌，努力控制感情，收住泪说：“主席您怎么也来了？”毛泽东的意外出现，当然给死者增加了极大的哀荣，所以张茜有此一说。毛泽东也凄然作哭灵状（据一位细心的目击者说，毛泽东一滴眼泪也没掉下来），让张茜坐在自己身边，说：“我也来悼念陈毅同志嘛！陈毅是个好同志。”张茜说：“陈毅不懂事，过去反对过毛主席。。。。。。”毛泽东不让她继续说下去，接过话茬说：“不能这么说，也不能全怪他，他是个好同志。”“陈毅对中国革命和世界革命是做出贡献，立了大功的，这已经做了结论了。” 毛泽东又与西哈努克亲王交谈。向他通报了林彪去年9 月13 日乘飞机叛国外逃，在蒙古温都尔汗摔死的简要情况。又对着大家说：“林彪是反对我的，陈毅是支持我的。”“二月逆流是陈老总他们反对林彪、陈伯达、王关戚，”又说：“邓小平同志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周恩来是何等的机敏，密嘱张茜和孩子们，把“毛主席说邓小平是人民内部矛盾的话传出去。”他知道，启用邓小平的时间不会很远了。 追悼会仍由政治局候补委员，总政治部主任李德生主持，改由周恩来致悼词。毛泽东与大家一起向陈毅遗像三鞠躬。追悼会结束，周恩来等送，毛泽东上车，张茜搀扶毛泽东走到车前。毛泽东下肢开始萎缩。迈了几下竟上不去车。张玉凤前去扶了一把才上了车。 这时候的周恩来真是中国的擎天一柱。内政外交，还有亟待恢复的国民经济，千钧重担都压在他的身上。他的日益消瘦的身躯支撑着这个国家。送走尼克松回到北京，周恩来又把主要精力转到内政上来。1972 年初。，他在全国计划会议上指出：“职工人数突409 破了 5000 万，工资总额突破了300 个亿，粮食销售量突破了800 亿斤，这三个突破是个警号，不注意解决就会出大问题。”要解决这些问题，管理这么大一个国家，他总要有几个助手啊！然而，副总理们、部长们，几乎都被打倒或半打倒，不能工作了。谁能砥柱中流，帮助他撑起这个局面呢？周恩来想起了邓小平。他根据毛泽东在陈毅追悼会上说过的话，开始为邓小平出来工作创造条件。 邓小平是 1969 年10 月20 日被流放到江西的，作为第二号“走资派”，林彪和江青都想把他置于死地，但毛泽东不松口，连报纸上点名都不行，所以他们谁也动不了邓小平。周恩来对于哪些人不能保，哪些人能保，保到什么分寸，和毛泽东的配合非常默契。1969 年10 月18 日，周恩来亲自给江西省革命委员会核心领导小组打电话，是办公室主任程惠远接的。周恩来要江西安排邓小平夫妇的住处和“锻炼”的地方，并要他们办好了报告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江西报上来的方案是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19 日周恩来又在电话中明确指示：“赣州离南昌较远，交通不便，而且又是山区，条件较差，将邓小平安排在赣州不妥，应在南昌市郊为宜。邓小平的房子应该是一栋两层楼的楼房，楼上他们夫妇住，楼下工作人员住。最好是独门独院，又能散散步，又比较安全。”按照总理指示，江西省革命委员会让邓小平住上南昌市郊望城岗原南昌步校校长的房子，二层楼，独家独院。“锻炼”就在新建县拖拉机修配厂劳动。由省革委会保卫部长陈昌奉（毛泽东长征时期的警卫员）亲自管理，严格保密。看管他的秘书和警卫人员也都对邓保持着一定程度的尊敬。劳动活不重，只干半天，分配他当钳工。年轻时留法勤工俭学，邓小平干过这个话，所以很熟练。工人们称赞：“老邓起码有四五级工的水平。”劳动之余，邓小平可以读读书，散散步，在院子里侍弄蔬菜。夫人卓琳和继母夏培根仍跟邓小平生活在一起，互相有个照应。虽然子女们受牵连跟着吃了不少苦，长子邓朴方摔成残废，但邓小平的流放生活没有造反派的批判揪斗和肉体摧残，比起刘少奇、彭德怀、陶铸来，就有霄壤之别了。 《中共中央关于林彪叛国出逃的通知》，邓小平是在新建拖拉机修配厂和工人们一起听的传达。厂长罗明知道他耳背，叫他坐在前面，和县工业局长坐在一起。邓小平身板挺直，两手扶在大腿上，两眼平视，眼睛会神，给他斟了一杯茶也没顾上喝一口。回到将军楼住所，他对卓琳说了8 个字：“林彪不死，天理难容。” 1972 年8 月3 日，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检讨了自己的错误，对中央关于林彪事件的处理表示拥护。8 月14 日，毛泽东作了批示： 请总理阅后，交汪东兴印发中央各同志。邓小平同志所犯错误是严重的，但他应与刘少奇加以区别。1、他在中央苏区是捱整的，即邓、毛、谢、古四个罪人之一，是所谓毛派的头子。整他的材料将《两条路线》、《六大以来》两书。出面整他的人是张闻天。2、他没历史问题，即没有投降过敌人。3、他协助刘伯承打仗时得力的，有战功。除此之外，进城后，也不是一件好事都没有做的，例如率领代表团到莫斯科谈判，他没有屈服于苏修。这些事我过去也讲过几次，现在再说一遍。 8 月15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传达了毛泽东的批示。12 月18 日，周恩来致信纪登奎、汪东兴，要他们就邓出来工作的问题提出相应的建议。纪、汪向周恩来提议，邓小平仍任国务院副总理。   1973 年3 月10 日，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根据毛泽东的批示，作出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党组织生活和国务院副总理职务的决定》，以中共中央文件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党政军各机关。这是邓小平第二次被打倒后重登政治舞台。 1973 年8 月24 日至28 日，中国共产党第十次全国代表大会提前举行。修改了九大的党章，修改党章的报告是由40 岁的造反派头头王洪文念的。对林彪反党集团作了组织处理。邓小平和其他老干部一起被选进中央委员会。 十大的中央领导机构组成人员如下： 中央委员会主席：毛泽东中央委员会副主席：周恩来、王洪文、康生、叶剑英、李德生中央政治局常委：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朱德、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康生、董必武中央政治局委员：毛泽东、王洪文、韦国清、叶剑英、刘伯承、江青、朱德、许世友、华国锋、纪登奎、吴德、汪东兴、陈永贵、陈锡联、李先念、李德生、张春桥、周恩来、姚文元、康生、董必武政治局候补委员：吴桂贤、苏振华、倪志福、赛福鼎 十大闭幕式上出现了一个尴尬场面。代表们起立鼓掌欢送伟大领袖退场，但毛泽东怎么也站不起来了，叫两个卫士上来架着主席出场，又怕冷了大家的心，造成人心党心的不稳定。面对如潮的掌声，周恩来机警地解围，说“伟大领袖毛主席要目送代表们退场。” 1973 年12 月12 人，毛泽东召开中央政治局会议，提出八大军区司令对调和邓小平参加军委任总参谋长的建议。13、14 和15 日，毛泽东在周恩来、叶剑英、王洪文、张春桥和准备委以重任的邓小平陪同下，同北京、沈阳、济南、武汉军区负责人谈话，批评“政治局不议政，军委不议军、不议政。”他还说：“准备打仗！内战外战都来！我还可以打几仗。”“一打起来就可以分清，谁是真正愿意打的，谁是勾结外国人，希望自己做皇帝的。”继续含沙射影地敲打周恩来，意在告诉大军区司令员们与周恩来保持距离。然后又说：“我给你们请了个军师，此人就是邓小平。发个通知，当政治局委员，军委委员，总参谋长。他呢，有些人怕他，他是办事比较果断。他一生大概是三七开。你们的老上司，我请回来了，不是我一个人请回来来的，是政治局请回来的。”他还谈到：“朱德是红司令，整贺龙、罗瑞卿、杨成武、余立金、付崇碧都是林彪搞的。我是听了林彪一面之词，所以我犯了错误。” 权为己有，恩自上出，雷霆雨露，收纵自如。这是封建帝王的统治术，也是毛泽东的统治术。“刘邓资产阶级司令部”，他把刘少奇置于死地，把邓小平保护下来，在邓被打倒7 年，尝够了无权之苦之后，又破格提升他，让他重新进入权力中心。凭这两条，他认为邓小平这次被起用，应该绝对忠于他，感恩怀德。在这种情况下，他又当面表示对这次政治局工作的周恩来。对主持军委工作的叶剑英不满，把邓小平称为“军师”，“军师”者，诸葛亮也，反衬出对邓小平信任之专，期望之殷。邓小平比周恩来年轻，身体也好。毛泽东企图让周恩来淡出政治舞台，把邓小平改造成为第二个周恩来，能挑起治国安民的担子，又有辫子可抓，甘心永远当第二把手。他希望邓小平能够与江青合作，411 他要依靠邓小平治理这个国家。而把江青摆在邓小平之上监国。换句话说，江青坐天下。邓小平治天下。这是邓第二次复出後毛泽东的交班部署。 目前要整顿林彪统领多年的军队，尤其需要邓小平的魄力和才干。大军区司令，所带的兵。所管的地盘，都是一路诸侯。要有邓小平这样一个政治上和军事上都强的人，才压得住，才统得起来。八大军区中至少有三位（李德生、陈锡联、杨得志）在刘（伯承）邓（小平）指挥下战斗过。万一出现反叛，邓小平在调兵遣将应付危局上是游刃有余的。像王洪文、张春桥是指挥不动军队的。那时身为军委办公会议成员的张春桥分管海军，但海军司令员肖劲光根本不买他的帐，两三个月也不向他汇报。有一次张春桥开会批评海军，批了一个上午，肖劲光一声不吭，叶剑英也不发表意见，到了中午散会，肖劲光径直走到叶剑英面前告别，好像其他人根本不存在，这让一旁的张春桥很是尴尬。叶剑英当了大半辈子总参谋长，在调兵遣将方面也没有邓小平的优势。老谋深算的毛泽东确实是把邓小平当做“秘密武器”，如今用上了，不仅他要代替林彪，而且他要代替周恩来。 1973 年12 月22 日，周恩来起草了中共中央通知：“遵照伟大领袖毛主席的提议，中央决定：邓小平同志任中央政治局委员，参加中央领导工作，待十届二中全会开会时追认；邓小平同志为中央军委委员，参加军委领导工作。”同日，中央军委发布八大军区司令员对调的命令： 任命北京军区司令员李德生为沈阳军区司令员任命沈阳军区司令员陈锡联为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南京军区司令员许世友为广州军区司令员任命广州军区司令员丁盛为南京军区司令员任命济南军区司令员杨得志为武汉军区司令员任命武汉军区司令员曾思玉为济南军区司令员任命兰州军区司令员皮定均为福州军区司令员任命福州军区司令员韩先楚为兰州军区司令员 毛泽东深知周恩来是他完成家天下布局的最大障碍。他要重用的两个人，一个江青，一个张春桥，都是叛徒。这件事情周恩来知道。真要把周恩来逼急了，使出这个杀手锏，可以一举粉碎“四人帮”，将毛置于政治上非常被动尴尬的地位。毛泽东无法向全党交代，搞了8 年文化大革命，害死和打倒那么多干部，他依靠的就是这两个叛徒，最后还要让这两个叛徒来接班，这是为什么？搞得不好，毛泽东要翻车。这就是毛泽东一方面施展阴谋权术整治周恩来，一方面又总是留有转圜的余地，不把事情做绝的原因。毛“拉邓排周”的策略是一厢情愿。早在邓小平出来工作之处，1973 年4 月9 日邓小平夫妇到玉泉山看望周恩来时，周就对工作环境的险恶向邓交了底，并告知邓小平，张春桥是叛徒，但主席不让查。邓小平从一开始就没想和“四人帮”合作。 毛泽东想把邓小平和“四人帮”捏住一起，但合作共事的局面一次又一次地被江青破坏了。 1974 年4 月，联合国将召开第六届特别会议，这是国家元首或政府首脑的聚会，本来应该周恩来出席的。外交部遵照毛泽东“跟线不跟人”的指示，越过周恩来。叫王海412 容、唐闻生直接请示毛泽东。毛点名邓小平出任中国代表团团长，并密嘱王、唐，不要说是他的意见，由外交部提名写个报告送上来。意在观察周恩来的反映。让邓小平去联合国亮相，是毛泽东向国内外发出的用邓小平代替周恩来主政的信号。周恩来主持政治局会议讨论外交部报告时，江青跳出来反对，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附议，其他人保持沉默。当周恩来得知邓小平出席联大会议是毛泽东的意图后，积极在政治局做工作，使外交部的报告中26 日得以通过。3 月27 日，毛泽东给江青写信说：“邓小平同志出国是我的意见，你不要反对为好。”4 月6 日，邓小平率中国代表团启程时，周恩来下令组织盛大的欢送仪式，并抱病到机场为邓小平送行。 反对邓出席联大事件之后，又发生了风庆轮事件。事情的远因要追溯到1964 年，为了尽快发展远洋运输业，周恩来做出造船和买船同时并举的决定，并得到毛泽东的同意。1974 年9 月底，国产万吨级货轮风庆号试航欧洲成功归来，姚文元在宣传上大做文章，并在新华社编的专供中央领导人参阅的《国内动态清样》上发难，把周恩来的主张曲解为“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的“洋奴哲学”。江青写下大段批语不指名批周，说：这篇报道“引起我满腔无产阶级义愤！试问，交通部是不是毛主席、党中央领导的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一个部？国务院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机关。但是交通部确有少数崇洋媚外、买办资产阶级思想的人专了我们的政。”“政治局对这个问题应该有个表态，而且应该采取必要的措施。”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康生都表示“完全同意”江青的批示，邓小平只划了个圈。10 月17 日，在王洪文主持的政治局会议上，江青逼邓小平表态，并提出要揪买办资产阶级的总后台。邓拍案而起，厉声说：“这样政治局还能合作？强加于人，一定要赞成你的意见吗？！”说罢愤然退场。这是邓小平复出后第一次和江青公开冲突、散会后江青等连夜商量，决定派王洪文到长沙去告状。18 月18 日，王洪文晋见在长沙休养的毛泽东，说：“为风庆轮的事江青和邓小平在会上发生争吵，吵得很厉害。看来邓还是搞过去的‘造船不如买船，买船不如租船’那一套。邓带有那样大的情绪，是与最近酝酿总参谋长人选一事有关。北京大有庐山会议的味道。周恩来虽然有病，但昼夜都忙着找人谈话，经常去总理那里的有邓小平、叶剑英、李先念等。他们来往这样频繁，是和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有关。”毛正期待着江青与邓小平联手将周恩来排除出局的局面，这个江青，又一次破坏了他的安排，听了王洪文话十分不悦，当下批评道：“这么搞不好，要跟小平搞好团结。你回去要多找总理、剑英同志谈，不要跟江青搞在一起，你要注意她。” 经过两天的考虑，毛泽东决定让步，叫陪外宾来长沙的王海容、康生回京向周恩来、王洪文传达他的意见： 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如果他身体可以，由他和洪文同志一起跟各方面商量，提出一个人事安排的名单。邓做第一副总理兼总长，这是叶的意见，我赞成照他的意见办。委员长一、二（注：指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和第一副委员长）再考虑。总之，方针要团结，要安定。 在筹组四届人大之初，关于人事安排毛泽东交代王洪文负责，出任组织工作小组长，没有明确周恩来继续担任总理，只是叫张玉凤直接通知王洪文，邓小平出任第一副总理。王洪文告周恩来插手四届人大的人事安排后，毛不仅没有追究，反而亲切地说“总理还是我们的总理”，而且叫周名正言顺地过问人事安排，这是一个策略上的退却。 另一方面，毛泽东又有意压一压江青。1974 年11 月12 日，江青给毛写信，推荐谢静宜任全国人大副委员长，乔冠华当副总理，迟群当教育部长，毛在信上批示：“不要多露面，不要批文件；不要由你组阁（当后台老板），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你积怨甚多，要团结多数。至嘱。人贵有自知之明。又及。” 不久，江青又叫王海容向毛泽东转达她的意见，让王洪文当全国人大副委员长，排在朱德、董必武后面，一旦两位元老谢世，王洪文就可以出任委员长。毛对王海容说：“江青有野心，她想让王洪文但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这句话后来成为粉碎“四人帮”的理论依据。 在官方发表的文本中，“要做老夫人，不要做红娘。”10 个字被删去了。这句话毛泽东讲过两次。第一次是1956 年在最高国务会议上发表《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讲话》，他说：“现在唱红娘的是周总理，我好比那个老夫人，必要时出来扭一扭，扭多了观众就烦了。”这个话正式发表时也被删掉了。毛和周恩来的关系，是唱了大半辈子《拷红》。 现在告诉江青，就是要江青善养人望，团结多数，少露面，不要争国务院和人大的位子，你的位子是老夫人—在幕后大权在握的中共主席。毛泽东的传位计划实在说不出口，因为这和他标榜的马克思主义、为人民服务、解放全人类等等相差太远。于是只好正话反说，“江青有野心，她想叫王洪文当委员长，她自己做党的主席。”叫王海容去散布，叫大员们去领悟。发现野心家而不除掉，就是要人们反话正听。对内告诉江青，“要做老夫人”，对外告诉追随者们，江青“做党的主席”。 1974 年12 月23 日，周恩来、王洪文到长沙向吗的报告四届人大筹备工作情况。23、24、25 和27 日，汇报了四次，毛泽东有许多重要指示。26 日周恩来与毛泽东单独谈话。这是周毛之间一次重要摊牌、周谈到江青、张春桥历史上都是叛徒，毛表示已经知道了。周恩来不掌握确凿的证据，是不敢碰江青、张春桥的，特别是毛泽东已经表露要让江青做党的主席的时候。这个重大历史关节点，官方公布的唯一史料是《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88 页：“毛泽东还表示，他已经知道有关江青、张春桥有严重政治历史问题的情况。”这次摊牌，达成了一种妥协：毛满足了周的要求，保证四届人大国务院领导权没有落入“四人帮”手中；周满足了毛的要求，对江青、张春桥的历史问题保持缄默。 1975 年1 月5 日，中共中央发出一号文件，任命邓小平为中央军委副主席兼任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任命张春桥为中国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毛泽东知道张春桥是叛徒还作此任命，说明他要捂盖子。如果江青、张春桥一倒，文化大革命所依靠的几乎都是坏蛋，文化大革命的正确性和必要性就更加令人生疑了。 1 月8 日至10 日，毛泽东托周恩来主持中共十届二中全会，根据毛泽东的提议，选举邓小平为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同时批准李德生关于免去他所担任的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央政治局常委的要求。李德生在一次介绍领导人时把江青放在了老帅的后面，被江青大骂一顿，受到免职处分。这是警告朝野，一个党中央的副主席对江青稍有不敬就得免职，谁若敢提她的历史问题小心脑袋！   1 月13 日至18 日，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四届第一次会议在人民大会堂举行。周恩来抱病作了最后一次《政府工作报告》，重申“在本世纪内，全面实现工业、农业、国防和科学技术的现代化，使我国国民经济走在世界前列”的宏伟目标，会议选举朱德继续担任全国人大常务委员会委员长，选举董必武、宋庆龄、康生、刘伯承、吴德、韦国清、赛福鼎、郭沫若、徐向前、聂荣臻、陈云、谭震林、李井泉、张鼎臣、蔡畅、乌兰夫、阿沛•阿旺晋美、周建人、许德珩、胡厥文、李素文、姚连蔚为副委员长；任命周恩来继续担任国务院总理，任命邓小平、张春桥、李先念、陈锡联、纪登奎、华国锋、陈永贵、吴桂贤、王震、余秋里、谷牧、孙健为国务院副总理。 邓小平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第一副总理、中央军委副主席兼总参谋长。在党政军满朝文武中，毛泽东把邓摆在了一人之下，万人之上的地位。 1975 年2 月1 日，周恩来在医院主持了国务院常务会议，除12 位副总理外，还请中央军委副主席叶剑英、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列席。明确了副总理的分工。然后，扩大国务院各部委负责人参加，传达毛泽东对邓小平“人才难得，政治思想强”的评语，并宣布：“将来这样的会，请小平同志主持。” 2 月2 日，周恩来写信给毛泽东，报告了副总理的分工，其中说道：“邓小平：主管外事，在周恩来总理治病疗养期间，代理总理主持会议和呈批主要文件。”毛泽东圈阅了这封信。 邓小平受命于危难之际，九年文化大革命，又把国民经济推到了崩溃的边缘。1975年3 月5 日，邓小平在省市自治区党委主管工业的书记会议上讲话： 现在有一个大局，全党要多讲。大局是什么？三届人大和四届人大是政府工作报告，都讲了发展我国国民经济的两步设想：第一步到1980 年，建成一个独立的比较完整工业体系和国民经济体系；第二步到20 世纪末，也就是说从现在算起还有25 年时间，把我国建设成为具有现代农业、现代工业、现代国防和现代科学技术的社会主义强国。全党全国都要为这个伟大的目标而奋斗，这就是大局。 邓小平复出以后。他举什么旗？走什么路？全党全军全国人民都在翘首以待。毛泽东在观察他，周恩来也在观察他；“四人帮”和造反派在观察他，老干部和党内的民主派也在观察他。。以上这段话是邓小平的施政纲领。请读者注意，邓小平的大局不是“反修防修”，也不是“批林批孔”；既不是“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又不是“坚持法家路线”，他的大局是发展生产力。实现四化。他所根据的不是“最高指示”，而是周恩来的政府工作报告。自从刘少奇被打倒以后，周恩来就是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如今周恩来病重不起了，邓小平接过了接力棒，成为坚持八大路线的代表人物。邓小平在会上一讲，在座的领导干部听了耳顺心服，觉得国家有救了，不抓生产，成天研究儒家法家，全国人民非喝西北风不可！经过九年折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认识到：只有周恩来、邓小平所坚持、所代表的务实的社会主义建设路线才能救中国；毛泽东所坚持、所代表的空想社会主义路线，误国误民，害国害民，所谓“反修防修”，所谓“防止资本主义复辟”，都是挂羊头卖狗肉，为后党篡党夺权制造舆论。这是后来一举粉碎“四人帮”的思想基础。   当时的国民经济，百业待理，百废待兴。邓小平说：“毛主席要求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分析的结果，当前国民经济的薄弱环节是铁路。铁路运输问题不解决，生产部署统统打乱，整个计划就会落空。所以中央下决心要解决这个问题。今天就要发出《中共中央关于加强铁路工作的决定》。”这个决定就是1975 年3 月5 日发出的中共中央九号文件。周恩来、邓小平选任万里为铁道部长。万里所面对的铁路形势是严峻的。造反派拦截火车，中断运输，制造事故，哄抢物资，挑起武斗，停工停产，猖狂极了。1974 年至1975 年度发生重大交通事故750 多起，比文革前增加了8.5 倍。全国20 个路局都不能完成运输计划。非遇盘根错节无以别利器。万里是不是“利器”，这次整顿铁路是一个严峻的考验。他率领工作组先到了徐州。徐州造反派不是那么好惹的，用停工停产迎接他。刷出大标语：“万里不倒，火车不跑！”有邓小平撑腰，万里豁出去了。在做了大量说服教育工作仍不奏效时，他下令抓了挑动武斗、煽动停工停产的造反派头头，召开10 万人大会公审。结果，万里没有倒，徐州这个联结东西南北的交通枢纽被打通了，火车跑起来了。然后他又到太原、郑州、长沙等路局，反复宣传中央九号文件，批判派性，解放干部，号召广大职工讲大局，讲团结，讲纪律，对坏头头坚决打击，逮捕法办。经过两个月的整顿，全国铁路形势改观，严重堵塞地段全部疏通，全国20 个路局除南昌路局外，都超额完成了国家运输计划，列车正点率大大提高。 邓小平上台，第一板斧劈到铁路上，铁路通了。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无比振奋。“这个老邓，听说他有本事，以前没看出来，这下看出来了。整顿这个乱局，非他莫属。”这是笔者当时听到的街谈巷议。 1975 年1 月第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后，由邓小平代行总理职权，对铁路的整顿初见成效，人民进一步看清了谁是治世之能臣，谁是乱世之奸贼，邓小平一出场就压住了中央文革的风头，使江青后党感到嫉妒、恼怒甚至恐惧。经过一阵密谋策划，他们举起了反对经验主义的旗帜，开始反攻了。 3 月1 日，张春桥在全军各大单位政治部主任座谈会上提出现在的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的问题。他说：“很多问题理论上不搞清楚。政策上就要发生错误，思想上的错误就会变成政治上的错误，使资本主义大泛滥。”同日，姚文元的文章《论林彪反党集团的社会基础》在《红旗》第三期发表，借批林彪影射现实，说“主要危险是经验主义”。4月1 日，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在《红旗》第四期发表，江青在4月5 日的讲话中点明：“春桥同志的文章还有一个重点，党内现在的最大的危险不是教条主义而是经验主义。”从延安整风以来，周恩来成为经验主义的代表，中层以上的干部都知道，批经验主义，就是要批周恩来。上海《解放日报》扩大了批判对象，著文说：“他们轻视理论学习。醉心于无原则的实际主义，满足没有远见的事务主义，以自己的局部经验，指挥一切。”这就把邓小平领导广大务实派对国民经济的治理整顿全批在里面了。江青后党批判经验主义，矛头所向主要是反对邓小平的整顿。 4 月18 日毛泽东会见金日成，邓小平陪同在座。毛泽东是这样介绍邓小平的：我不谈政治，由他来跟你谈，此人叫邓小平。他会打仗，还会反修正主义，红卫兵整他，现在无事了，我们要他。 会见过后，邓小平利用向毛泽东汇报工作的机会谈到，自3 月以来，江青等同志大反“经验主义”，直率地表示不同意关于“经验主义”是当前主要危险的提法。毛泽东表示，同意邓小平的意见。 1975 年5 月3 日深夜，毛泽东在他的书房召开政治局会议，进一步抬邓贬周；兼有批评江青的内容，给足了邓小平面子，要江青团结邓小平。 他指着周恩来的鼻子说： 你一个，朱德一个，还有别人，主要是林彪、彭德怀。我讲恩来、朱德不够，没有林彪、彭德怀没有力量。林彪写了短促突击，称赞华夫（注：即李德）文章，反对邓、毛、谢、古。 他又指着邓小平说： 邓是你，毛是毛泽东，谢是谢唯俊，古是古柏。其他的人都牺牲了。我只见过你一面，你就是毛派的代表。 毛接着说： 要安定，要团结。无论什么问题，无论经验主义也好，教条主义也好，都是修正马列主义，都要用教育的方法。 不要分裂，要团结，要搞马列主义，不要搞修正主义；要团结，不要分裂；要光明正大，不要搞阴谋诡计。不要搞“四人帮”，你们不要搞了，为什么搞呀？为什么不和200多个中央委员搞团结？搞少数人不好，历来不好。这次犯错误，还是自我批评。 我看问题不大，不要小题大做，但有问题要讲明白。上半年解决不了，下半年解决；今年解决不了，明年解决；明年解决不了，后年解决。我看批经验主义的人，自己就是经验主义。我看江青是一个小小的经验主义者。 毛泽东指示政治局对犯错误者进行批评，因为涉及到江青，主持中央工作的王洪文拖着不办。直至5 月27 日，毛泽东指示邓小平主持召开了政治局会议，批评以江青为首的“四人帮”。从此王洪文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改由邓小平主持。 毛泽东给足了邓小平面子，很有点“托孤”的意思。他期待着“我敬你一尺，你敬我一仗”的回报，期待着邓小平与江青联手接管这个党、这支军队、这个国家，期待邓小平永远甘当第二把手，把江青扶上主席的宝座。他让江青以“吕后”之尊到宽街邓府谈心认错，就是要请邓小平做当代的“蕭何”。江青屈尊造访没有达到预期的目的。邓小平没有迎客，也没有送客，拒绝做江青的“蕭何”。 1975 年5 月8 日至29 日，邓小平主持召开了十七省市自治区和十一个大钢铁厂及国务院有关部门负责人参加的钢铁座谈会、邓小平在李先念陪同下一进会场，与会者都站起来，在前排的负责人都准备和昔日的总书记握手，只见邓小平严肃地说：“不拉手了，等钢铁生产搞上去再拉手。”大家一看这架势，这回是真要抓生产了。万里在会上介绍了整顿铁路的经验。邓小平两次发表讲话。在29 日的计划中，邓小平提出了与“四人帮”作斗争的著名口号“三项指示为纲”。他说：“毛泽东最近三条重要指示，一条是关于理论问题的指示，要反修防修，再一条是关于安定团结的指示，还有一条把国民经济搞上去，这就是我们今后一个时期各项工作的纲。这三条重要的指示，是互相联系，不能分割的，一条都不能忘记。”这当然是所谓“打着红旗反红旗”，科学的说法应该是在毛泽东坚持错误主张的情况下，有选择地执行毛的错误主张中的正确部分。在当时“四人帮”正在大批“唯生产力论”，提出以生产建设为中心是不可能的。“三项指示为纲”，在邓小平心目中，把国民经济搞上去才是纲，其余都是目；后来毛泽东号召批邓，提出“什么三项指示为纲，阶级斗争是纲，其余都是目。”恰恰说明邓和毛是两条路线，互不能容，调和是不行的，掩盖也是不行的。 6 月24 日至7 月15 日，叶剑英和邓小平主持召开中央军委扩大会议。7 月14 日，邓小平在会上讲话，提出军队要整顿要抓五个字：肿、散、骄、奢、惰。所谓“肿”是臃肿、庞大要减人；“散”是不统一，派性，有山头主义；“骄”是骄傲；“奢”是奢侈；“惰”是懒惰，军队领导班子，要解决“软班子、懒班子、散班子的问题。”邓小平抓工作像个高明的针灸大夫，每一针都点在了穴位上。会后把各大单位领导班子作了调整，把一些追随“四人帮”闹派性的人调开。叶剑英还和各大单位的一、二把手谈话，据一些当事人回忆：“叶帅说，毛主席说现在有个四人帮，你们要注意警惕，稳定部队，把部队掌握好。”他还说：“你们要注意，现在有人到处送书、送材料、写信，把部队思想搞乱了，你们要抵制。”毛去世后，军队不分裂，同仇敌忾对付“四人帮”，这次会议打下了思想基础和组织基础。 <div>经过邓小平大刀阔斧几个月的整顿，1975 年上半年经济形势明显好转。10 月17 日中央转发国务院《关于今年上半年工业生产情况的报告》指出：“三个月来，工业生产和交通运输一个月比一个月好。原油、原煤、发电量、化肥、水泥、内燃机、纸及纸板、铁路货运量等，五、六月份创造了历史上月产的最高水平。军工生产情况也比较好。”“全国工业总产值，上半年完成全年计划的47.4%。”“上半年，全国财政收入完成全年计划的43%，收支平衡，略有结余。”邓小平治国安邦的魄力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所信服。 </div> 第三十七章周恩来—江青临朝不可逾越的障碍 <div> 1972 年2 月12 日凌晨，由于肺心病在心律失常的情况下严重缺氧，毛泽东休克了。护士长吴旭君立即请来心脏病专家胡旭东抢救。毛泽东侧身躺在床上，面色青紫，已完全昏迷。经过20 分钟紧张的抢救，毛泽东又苏醒过来。这次重病之后，毛泽东的健康状况再也没有得到恢复。政治局决定，由周恩来、王洪文、张春桥、汪东兴领导一个一流专家组成的医疗组，日以继夜。关注毛泽东的病情。</div> 当毛泽东转危为安的时候，他表演了一出病中交权的戏，为周恩来设置陷阱。418   据在场的保健医生李志绥记述，当时的场景如下：毛将头转向周恩来说：“我不行了，全靠你了。。。。。。”周立即插话说：“主席的身体没有大问题，还是要靠主席。”毛摇摇头说：“不行了，我不行了。我死了以后，事情全由你办。”我看江青双眼圆睁，两手握着拳，全身好像要爆炸了。周恩来则小腿收回，两手撑在膝盖上，上身挺直，微微前倾，好像凝固起来。毛的这些话，明明是将国家的党、政、军大权交给了周恩来，而且是当着江青的面讲出来的。我那时余悸未定，全身大汗，没有体会毛那时话中的意思。今日走笔，我想这是毛泽东第一次面对自己的死亡。 毛又说：“就这样定了，你们去办吧。” 以周恩来政治上的炉火纯青，自然不会像林彪那样轻信毛泽东交权的许诺，若真交权应召开中央委员会，起码是政治局会议，当众宣布，并由中央作出相应的决议才能算数。病榻之前，当着江青的面做戏，老谋深算的毛是什么意思？周知道毛最想得到的回答是： “我建议在毛主席生病期间，由江青同志代主席，主持中央工作，我将像辅佐主席一样，辅佐江青同志。” 走如果这样说，是得满分的答卷。毛还得再谦让一下：“就让江青同志当个上传下达的联络员吧。”然后，把周的建议作为中央文件印发全党。是周恩来推荐江青接班，不是毛泽东要搞家天下。周这样做，可换取全身而退。 周如果真的接了权，很快就会被打倒。以周的明达，岂能跳这个陷阱？他选择了第三个答案：拖。过了几天，毛的身体稳定下来，周恩来郑重其事地对张耀祠说：“请你向主席报告，我们还是在主席领导下工作。”把毛抛过来的探球又扔给了毛。 尼克松访华后，外国媒体大捧周恩来、在中美首脑会谈期间，对周恩来的一颦一笑，举手投足，都有生动的描绘，好评如潮，称之为“周恩来外交”。这把毛泽东气了个倒仰。 毛泽东因眼疾每天听人读新华社编的《参考资料》，对周恩来自处理林彪事件到接待尼克松总统，在国内国际上的威望已超过自己大为不安，加上上次交权一幕周没有交出满意的答卷，决心要整治周恩来，把周的风头压下去。 自“913”事件以来，周恩来协同毛泽东挽救了中共政权最大的一次政治危机。接着又打开了中美关系的新局面，为共和国未来的发展拨正了航向，建立了旷世之功。毛泽东为未来家天下的布局迷住了心窍，视周恩来为建立毛氏王朝的最大障碍，大功不赏反而加害。 1972 年5 月18 日周恩来确诊为“膀胱移行上皮细胞癌”。医疗小组与上海、天津的专家共同认为，患者病变尚在早期，如及早进行治疗。有80-90%的治愈率，如错过时机，419 发展成为晚期膀胱癌，后果将是非常严重的。医疗小组给中央写了报告，制定了早期治疗方案，上报给中央办公厅。等了几天，中央办公厅主任汪东兴向医疗小组的专家们传达了中央的（实际是毛泽东的）四条指示： 第一、要保密，不要告诉总理和邓大姐；第二、不要检查；第三、不要开刀；第四、要加强护理和营养。（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378 页） 医疗专家们知道错过早期治疗的时机。等于让总理等死，以为他们的报告没写明白，要直接上书毛主席陈情。汪东兴出面拦回，说中央这样决定“是保护总理的”，“你们要听主席的，要跟主席的思路，主席正在考虑全面问题，可过一段时间再看。”这样，周恩来的病便拖下来了。一拖九个月。1973 年2 月一天早晨，周恩来小解时大量尿血，把整个抽水马桶的水都染红了。当医疗小组向汪东兴反映总理的病不容再拖时。这位大内总管坚决贯彻毛的意图，说什么“七老八十，做什么检查，不要慌嘛。”是叶剑英直接面陈毛泽东，毛才不得不批准治疗。但通过汪东兴继续搞小动作。告诉医疗组，只准做膀胱镜检查，不准电灼。这是很内行的破坏治疗的意见。吴阶平为首的专家组冒着抗命的风险，在检查中悄悄给周恩来做了电灼术，烧掉了他膀胱内的癌症原发病灶。但已过了早期治疗的时机，一切都无可挽回了。1974 年5 月上旬，周恩来体内的癌病灶扩散转移。5月9 日，医疗组组长、泌尿科专家吴阶平向中央陈情，力主马上住院手术。张春桥代表毛泽东表态：“目前手术不能考虑，这一条给你们堵死。”理由是周恩来“是党、政、军、内政的总管，他的工作别人无法代替。”手术问题一拖再拖。直至6 月1 日，周恩来才住进305 医院，做了膀胱癌切除手术。尽管专家们尽心尽力，摘除了所有可疑的地方，术后刀口愈合良好，但两个月后，周恩来又大量尿血，这是癌症进一步转移的信号，8 月10 日又做了第二次手术。毛泽东听了汇报，知道周恩来来日无多了。 毛泽东所考虑的所谓“全面问题”，说穿了就是让周恩来“先走一步”，以便他安排江青后党临朝，如果毛先走了，以周恩来在国内外的巨大影响力和号召力，江青后党不是对手。为了实现家天下的迷梦，毛泽东晚年心理时非常阴暗的，品德是非常卑鄙的。他决不允许周恩来平静地疗养，接连对周进行了三次打击，第一次是1973 底政治局扩大会议批周的“投降主义路线”；第二次是批林批孔批周公；第三次是批《水浒》，又回到了所谓“投降派”问题上来，使周在惶恐不安中加速走向生命的尽头。毛让周“先走一步”的阴谋计划一步一步地实现了。使毛意料不到的是一次次打击无损周恩来的伟大人格和光辉形象，反倒把自己搞得灰头土脸。1974 年6 月1 日至1975 年10 月下旬。这是周恩来事实上担任总理职务的最后一年零五个月。在这个关键时刻期，周恩来最后奋起，与毛泽东和“四人帮”周旋到底，不使政府落入“四人帮”手中，捍卫民主共和国，阻止毛泽东搞变相的封建世袭，实现家天下的阴谋。1975 年“4.5”事件实际上是一次全民投票：要周恩来，不要毛泽东！毛泽东拿石头打了一辈子人，最后结结实实地砸了自己的脚。“4.5”事件预示了毛泽东死后中国的政治走向。 第一次打击： 1973 年2 月15 日至19 日，美国总统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基辛格访华。与中方谈判各420 在对方首都建立联络处的问题、周恩来接见了他。美方强调要中国保证不以武力收复台湾。周恩来指出台湾问题是中国的内政，解决台湾问题有和平和非和平两种可能性。当然我们愿意和平解决台湾问题，但不能对美国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这本是无懈可击的外交辞令，既有原则性，又有灵活性，至今仍是我们解决台湾问题的方针。毛泽东根据王海容的汇报，说：“讲台湾问题有两种可能性是错误的，要打。在陕北时连那个土匪子，不打他就不投降。”政策基点放在“打”字上当然是对的，周恩来拒绝对美作出不用非和平方式的保证就包含着这样的意思，毛泽东对此不是不知道，是故意找茬。 1973 年6 月，外交部内部刊物《新情况》第153 期发一篇评论文章，就美苏达成防止核战争协议一事，认为“美苏主宰世界的气氛更浓”，毛泽东阅后认为这等于说他与尼克松和解后没有达到“联美反苏”的目的，说这篇文章是“放屁一通。”7 月4 日，他召见王洪文和张春桥，点名批评外交部，借题发挥，矛头直指周恩来： 都说此文（注：指《新情况》第153 期）不错。我一看呢，也许我是错的。你们贵部（注：指外交部）是正确的吧！不过与中央历来的、至少几年来的的意见不相联系。 你们年纪还不大，最好学点外文，免得上那些老爷们的当，受他们的骗，以至于上乔老爷（注：乔冠华）、姬老爷（注：姬鹏飞）的贼船。 凡是这类狗屁文件，我就照例不看。总理讲话也在内，因为不胜其看。结论是四句话：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将来搞修正主义，莫说我事先没讲。 王海容、唐闻生两位通天的小姐在11 月政治局扩大会议上解释贼船的含义，说主席当时用乔老爷、姬老爷的说法，指的就是周恩来。因为外交部是周恩来直接领导的单位。 7 月4 日当晚，张春桥在政治局会议上传达了毛泽东“7.4 谈话”的内容。周恩来赶紧写检讨，姬鹏飞也以外交部党组的名义向中央送了检讨报告。根据毛泽东的指示，张春桥把批周的经典性语言“大事不讨论，小事天天送。此调不改正，势必出修正”写进了十大的政治报告，但他绝成不了毛的接班人，在讨论中央领导班子时，毛泽东引用汉高祖刘邦的话：“非刘氏而王，天下共击之。”宣示了自己家天下的意图。与会者联系现实一想就明白，毛的意思是“非毛氏而王，天下共击之。”为了不留下话柄，毛又接着说：“我们是无产阶级专政的国家，为什么不找一个姓‘工’的？”把王洪文这个小混混抬出来，彻底堵死周恩来继任主席的可能。 毛泽东把王洪文作为接班人来培养，是希望在他百年之后，由这个造反派领袖代表中央文革中兴起的“新生力量”，把江青捧上主席的宝座。但德高望重的周恩来名列第一副主席，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惧怕毛，爱戴周，希望在毛谢世后由周出来领导。十大选举副主席时。许世友提出只设一个副主席，就是名列第一的副主席候选人名单上的周恩来、九大后毛泽东考虑的是如何整治林彪的问题；十大以后，如何整治周恩来又成了毛泽东昼夜萦怀的心事。 1973 年11 月中旬，基辛格（当时已当了国务卿）第六次访华。11 日周恩来与基辛格举行了第一轮会谈。周言语谨慎，没说什么有分量的话。12 日毛泽东接见基辛格，给基辛格留下的印象是：   这一次，他不想让周恩来为他转弯抹角的话补充实质性内容；他要代替周恩来担任明确阐明政策的角色。他并不满足于指明总的方向；他打算把路线图也画出来。（基辛格：《动乱年代》第一册，世界知识出版社） 周恩来低首下心，像个秘书一样重复毛泽东的话，让毛充分表现他才是中国外交政策的制定者。 11 月13 日周恩来举行晚宴为基辛格送行，晚宴结束后，基辛格临时动议再与周恩来举行一次单独会谈，讨论中美双方的军事合作问题。只是交换意见，没有达成什么协议，决定什么问题，周恩来说的都是活话，“我们还要考虑”，“要报告毛主席，一切由毛主席定”等，这都有会议记录可查的。最后的结果是：双方今后各指定一个人继续交换意见。这本是一个外交部副部长职权范围之内的事情，一心想抓辫子整人的毛泽东，把这上纲为“右倾投降主义”，说是不向他请示擅自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本来是毛泽东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在前，邀请尼克松访华在后，如今核危机过去了，他又出来逞英豪，说周恩来就军事合作问题与每个人交换意见是“右倾投降主义”。根据毛的提议，政治家连日开会对周恩来展开批判斗争。 11 月17 日，毛泽东召集周恩来和外交部有关人员开会，大唱高调： 有人要借我们一把伞，我们就是不要这把伞，这是一把核保护伞。当着你们的面讲，政治局开会，你们（注：指王海容、唐闻生等人）可以来，在后面摆一排椅子。谁要搞修正主义那就要批呢！你们要有勇气，无非是取消你们的职务。在18 日的会议上，江青调子最高。她一方面说周恩来“左了”，是“霍查”，没有执行好联美整苏的方针。“主张两个拳头打人”；一方面，又说周恩来是“右倾投降主义”，“丧权辱国，给美国人下跪”，“蒙骗主席”。 周恩来忍无可忍，对江青拍了桌子，说：“我周恩来一辈子犯过很多错误，可是右倾机会主义的帽子扣不到我头上。” 毛泽东正在树立江青的权威，对此岂能容忍！下令批周的会议扩大规模，由原来的政治局会议改为政治局扩大会议，并亲自拟定了列席人员名单，除外交部的“四老四少”姬鹏飞、乔冠华、黄镇、仲曦东、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罗旭以及中联部部长耿飙外，还点名让邓小平列席。会议由王洪文主持，指定王洪文、唐闻生作他的联络员，对会议进行遥控。 从 11 月25 日到12 月5 日，政治局扩大会议对周恩来进行了无情打击和残酷斗争。 这时周恩来的膀胱癌已经转移，出现血尿。带着重病来接受批判。毛泽东就是这样一个无情无义的政治动物。大跃进他搞砸了，周恩来任劳任怨地给他收拾局面；文化大革命他搞乱了全国，周恩来几乎是独木支撑使国家没有跨；他把林彪逼反了，周恩来帮他稳住了局面，维系了党心军心和民心，使他安然渡过了最困难的日子；他要争当国际共运的领袖，与苏联彻底闹翻，差点儿招来一场核战争，美国向中国示好，他接受了美国的422 核保护伞，邀请尼克松访华，周恩来在他的“联美整苏”的方针下，出色的完成了中国的战略转变，打开了与美国的关系。如今他又反咬一口，说周恩来接受美国的核保护伞，他自己才是天不怕地不怕，顶天立地的大英雄。 会议的开法就不寻常。首先让唐闻生做了 8 个钟头的报告。细说毛泽东一年多以来对外交部和周恩来的批评，说外交部是周恩来的独立王国，“针插不进，水泼不进”。没有执行伟大领袖的“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的外交方针。她传达毛的话说：“周恩来对苏联怕得不得了，如果他们打进来了，他要当苏联人的儿皇帝。”（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66 页）简直是要把周恩来置于死地。 “山雨欲来风满楼”、“无可奈何花落去”，借用这两首唐诗谈玄可以，作为外交方针，具体怎么操作，怎么执行？这两句诗作为外交方针提出来就是荒谬的，怎么做都可以说你不对，只有具有最终解释权的毛泽东永远是对的。 江青提议病情毛泽东批准，成立了一个批周的所谓“帮助小组”，由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汪东兴、华国锋六人组成。开过几次会议，汪、华退出，剩下王张江姚四人，自此形成“四人帮”。 江青说这次批周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又抖出1972 年毛泽东病中交权之事，歪曲成为周“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与会者一片哗然，周恩来有口难辩。跟着起哄的有王海容、唐闻生、章含之以及章含之的新任丈夫乔冠华。乔是周一手提拔培养起来的外交人才，从此上了江青的贼船，为外交部正直人士所不齿。 毛泽东每天听联络员的汇报，知道与会者都不敢跟周恩来打招呼了，在高层搞臭周恩来的目的已经达到，对周的身体和精神的压力已达极限。他也不想在制造了一个“卖国贼”林彪之后，再制造一个“儿皇帝”周恩来，真这样干，自己也会翻车。于是，叫联络员传话：“要开成一个团结的会。”他还制止了大字报上街的做法。他对会议的总结是： 这次会议开得很好。就是有人讲错了两句话，一个是讲第十一次路线斗争，不应该那么讲，实际也不是；一个是讲总理“迫不及待”。总理不是迫不及待，江青自己才是迫不及待。（《周恩来年谱》下卷第635 页） 这几句批评江青的话，要正话反听才能搞懂。毛澄清了周恩来不是“迫不及待地要取代主席”。真要“迫不及待”那就是第十一次路线斗争，是要全党共诛之的。是江青“才是迫不及待”。江青迫不及待的表现是提名自己和姚文元为政治局常委，毛泽东没有批准。这就是说，江青有资格当主席，只是“迫不及待”不对。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这种“推背图”式的语言向党的高层宣示，他的接班人是江青。 毛没有说透的话让邓小平来说，邓在会议最后对周恩来提出忠告： 你现在的位置离主席只有一步之遥，别人都是可望而不可及。而你却是可望而可及，希望你能十分警惕这一点。 （高文谦：《晚年周恩来》香港明镜出版社第472 页） 这是十天批周会议的点睛之笔，批周的原因和要达到的目的都在这几句话里边。 周恩来理解毛的用心，要求见毛泽东当面检讨，却被毛一口回绝，坚持要周在会上检讨。江青为首的“帮助小组”，责令周恩来必须自己动手写这份检讨，不许用秘书帮忙。 这时的形势比大跃进前那次挨整还要严峻，那时还允许范若愚帮忙。周曾向王海容、唐闻生提出，自己年岁大了，眼花，写字手发抖，记不下会上别人批他的发言，想请她们帮助一下。结果遭到训斥，说周企图通过联络员摸主席的底、连王、唐两位小姐在总理面前都敢如此飞扬跋扈，可见周恩来政治上的处境是多么困难。12 月4 日周恩来在政治局扩大会议上作了一个上纲很高的检讨，检讨末尾提出自己只能做助手，政治局的工作应交别人主持、这才过了关。毛泽东下令。要在外交部和军委传达批周会议的情况，使大家明白要“跟线不跟人”。所谓“跟线”就是紧跟毛主席定革命路线，“不跟人”就是不能听周恩来的。 12 月9 日，毛泽东会见尼泊尔国王比兰德拉，谈笑风生地对周恩来说：“总理呀，你挨整啦，听说她们整得你不亦乐乎。”又拉着王海容、唐闻生说：“她们整我，整总理，在我头上拉屎拉尿，将来就是要说她们整总理。”会见以后，两位小姐发牢骚：“他做脸，我们做屁股。他要我们批总理，批完了，他给总理台阶下。” 第二次打击： 1973 年7 月4 日，毛泽东同王洪文、张春桥谈话。他说：“郭老（注：郭沫若）在《十批判书》里头自称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孔夫子也是人本主义，跟他一样。郭老不仅是尊孔，而且是反法。尊孔反法，国民党也是一样啊！林彪也是一样啊！我赞成郭老的历史分期，奴隶制以春秋战国之间为界，但是不能大骂秦始皇。”毛泽东公开反对孔夫子的人本主义，即人民本位主义，赞成秦始皇的君本主义，即君主本位主义。 9 月23 日，毛泽东会见埃及副总统沙菲时说：“秦始皇是中国封建社会第一个有名的皇帝，我也是秦始皇。林彪骂我是秦始皇。中国历来分两派，一派讲秦始皇好，一派讲秦始皇坏。我赞成秦始皇，不赞成孔夫子。” 根据毛泽东的战略部署。1974 年1 月18 日发下江青主持起草的1974 年第一号《中共中央文件》。置百乱待理的国家大事于不顾，转发迟群、谢静宜组织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编写的《林彪与孔孟之道》，中央通知说：“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两面派、叛徒、卖国贼林彪，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孔老二的信徒。他和历史上行将灭亡的的反动派一样，尊孔反法，攻击秦始皇，把孔孟之道作为阴谋篡党夺权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思想武器。”叫全党全军全国人民学习批判。从此拉开了“批林批孔运动”的帷幕。以后又转为颂扬法家，颂扬秦始皇、汉高祖刘邦等“法家皇帝”和吕后、武则天等“法家皇后”。慷慨的言辞，大块的文章，如沸如羹。毛泽东要借用古人的服装，演出中国历史的新场面，为建立毛氏王朝，为传位于当今的吕后—江青，大造“革命”舆论。 1 月25 日，江青下令中共中央、国务院直属机关在北京工人体育馆召开上万人参加的批林批孔动员大会。会前竟没有给周恩来打个招呼。会上，江青以中央主要负责人的姿态，操纵会议，周恩来被置于受江青领导和指责的屈辱地位。江青端坐在主席台上，迟群（中央警卫团的科长）、谢静宜（江青的机要秘书）两个小人物在大会上含沙射影地攻击一国总理周恩来，她要用这个办法表明自己将代替毛泽东君临天下。 迟群说：“这个材料是在我们主席、江青同志直接关怀下编写的，是在江青同志直接地、具体地指导下编写的。” 谢静宜说：“这个过程是这样的，就是当我们向毛主席汇报林彪也有孔孟之道言论的时候，主席说，凡是反动的阶级，主张历史倒退的，都是尊孔反法的，都是反秦始皇的。问道林彪有哪些孔孟的言论或者类似的语言，主席让我们，就是让我和迟群同志搞一个材料送给主席看看。。。。。。后来，就编了一本，送给主席和江青同志，主席、江青看得非常仔细，连封皮标题，就是封面那个标题，前言，内容，一字一句地、不漏地看完，特别是在内容方面。” 迟群还谈到了奉江青之命到驻浙江的二十军防化连送信送材料的事，他说：“我们当天到达了以后，军的领导同志，就是军长、政委，一起商量，当天晚上就和部队见了面，读了信（注：江青致二十军防化连的信），并且把材料发给了大家。他们认为，江青同志那封信，绝不是单独的一个批孔的问题，而是关系到上层建筑领域里一场革命的问题，是贯彻十大，执行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的问题；而且认为，也不是单单是写给一个连队的，因为既然是一个整个上层建筑领域，就是包括文化领域和各个领域的阶级斗争，那么它就是一个全局性的问题，那就是一个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的事情。” 谢静宜还嫌不够，又补充说：“江青同志写的信，送的材料，我们认为，这本身就是贯彻主席关于抓大事、抓路线、抓政治思想工作，把军队的政治思想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把全党的政治工作提上纲来的大事。” 迟群说：“还有些问题要不要联系实际呢？有的人成天在那儿讲批林批孔怎么联系实际呀？其实有的实际就在他的身上，就在他那个单位，那个地区，就在他的脑子里。举一个例子，我们有一个片子，是意大利人拍的一部纪录片，叫做《中国》。。。。。我们有很好的一些个建筑，一些场面，一些面貌吧，他不拍，专门突然地给你出来一个镜头，个别的我们有一个女同志拉了一个车子，在那个胡同里头，他专门给你放大，一个特写镜头，他给你搞这个形象，所以这样的片子，实际上就是一个间谍加汉奸搞出来的，难道不需要联系实际吗？！”这个片子是意大利人安东尼奥尼拍摄的，安是意共党员，与中国友好，是周恩来批准他来华拍摄这部影片的。周恩来一番苦心，想借一个外国人的手说明文化大革命没有毁灭中国文化，给毛泽东粉饰一下，结果呢。照迟群信口雌黄，安东尼奥尼成了“间谍”，周恩来成了“汉奸”，批林批孔联系实际，要清算周恩来。 迟群接着说：“教育战线出现的那些复辟的现象，譬如说这次江青同志叫我们出去，同时叫我们顺路完成一个任务，就是河南的南阳地区唐河县马振抚公社一个中学发生的事情，逼死了一个小女孩，15 岁，完全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逼死的。每天几乎是一次考试，考的那个学生简直是是昏头昏脑。”这是怎么一回事呢？死者是该校初二（一）班学生张玉勤。1973 年7 月10 日下午，马振抚公社中学初二（一）班进行英文考试，张玉勤交了白卷，在试卷后面写打油诗一首：“我是中国人，何必学外文。不学ABC，也当接班人。接好革命班，埋葬帝修反。”为此，张玉勤受到班主任杨天成的批评，并要她作出检查。校长罗天奇12 日在初中班学生大会上也批评了张玉勤。张当日离校，14 日在水库中发现了张玉勤的尸体。究竟这个女学生是自杀，是他杀，是事故死亡，并没有搞清楚，就一口咬定是修正主义教育路线给逼死的。这个学生如此富有“造反精神”，她可以罢课，退学，斗老师，受点批评就投河自杀，十分不近情理。江青抓住这件事大做文章。罗天奇、杨天成被批斗，关押判刑二年，唐河县大抓“罗杨式的人物”，共批斗了280 余人。在全国掀起“揭露修正主义教育路线回潮”的斗争，一批忠于职守，热心教育工作的教师被打成“复辟”的典型，下放、撤职甚至判刑。造成学校不敢管学生，不敢抓文化课，不敢进行考试，学生纪律废弛，旷课、斗殴、破坏公物、打骂老师，教学质量严重下降。笔者是会议的参加者。江青在大会上颐指气使，叫80 高龄的中国科学院院长郭沫若站起来三次，就像慈禧太后对清廷的“大学士”那种派头。她说：“郭老对待秦始皇，对待孔子那种态度，和林彪一样。”她像口宣圣旨一样：“我们主席说秦始皇是一个厚今薄古的专家，厚今薄古的专家。他说，秦始皇算什么？他只坑了460 个儒，就是儒生啊！儒家，我们坑的比他多。我们在镇反运动中镇压了几十万反革命，我看有4 万6 千个反革命的知识分子就坑掉了。我跟民主人士辩论过，你骂我们是秦始皇，是独裁者，我们一概承认，可惜的是他们说得不够，往往还要我们加以补充。”江青念的是一张纸，看来她有准备，把毛泽东这段话抄来宣讲，以壮声势。 25 日晚上，周恩来派秘书到郭宅安慰郭沫若。秘书说：“总理说了，要保护好郭老，要保证郭老的安全。”郭沫若和于立群十分感激，连说：“谢谢总理！谢谢总理！”过了几天，张春桥造访郭沫若。认为郭沫若在抗日战争时期所写的剧本和论著，是王明路线的产物，是反对毛主席的。谁都知道，郭沫若在大后方从事的史剧和史学活动，是反对内战、反对独裁的，周恩来曾以朋友身份进行支持和鼓励，与王明毫不相干。郭沫若据理反驳后，张春桥又提出要郭沫若写一篇文章，“骂秦始皇那个丞相”，拉郭加入反周恩来总理的行列，郭断然拒绝、郭沫若一辈子拥共拥毛，与毛泽东诗文唱和友谊甚笃。今至耄耋之年，无权无势，只因写了《十批判书》，揭露了以韩非子为代表的法家学说中的机巧权术和残忍阴谋。戳穿了“帝王面南之术”中最诡秘的东西，而这些正被毛泽东暗中信奉和创造性地加以运用，所以为毛泽东所不容。毛泽东通过江青传出一首诗： 读《封建论》—呈郭老 劝君少骂秦始皇，焚坑事业要商量。祖龙虽死秦犹在，孔子名高实秕糠.百代都行秦政法，十批不是好文章。熟读唐人封建论，莫从子厚返文王。 毛泽东的身体一年不如一年，一月不如一月，甚至一天不如一天了。发起批林批孔运动不久，他的表亲王海容去看望他，他说：“离马克思那里报到的日子，是一天比一天接近了；没有死，哪有生呀！人更是这样，长江后浪推前浪，世上新人换故人。这是不可抗拒的大自然规律。” 两人讲了一阵闲话，又回到批林批孔上来。王海容说：“我总感到周总理，虽然他很有才华，给党和人民做了不少好事，但他对文化大革命，却是貌合神离。造反派在哪里点火，他总到哪里去灭火；造反派要打倒哪些人，他也总要去保那些人。他嘴里也拥护文化大革命。但他在行动上总是同文化大革命分庭抗礼的。”   毛泽东静静地听着，不停地吸烟，看着烟圈在空中消失，突然，说出了一句石破天惊的话：“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 王海容兜里装着个袖珍录音机。只有她敢这么干，换个别人要杀头的。她带着毛泽东的秘密口喻回到外交部，组织一帮人大反周总理，她由司长升到副部长。渐渐地，外交部大权被她控制了。“四人帮”垮台后，王海容成了过街老鼠。外交部群众坚决追她的根子；奉了谁的指示大反周总理？群众要把她往江青身上挂。一挂上就是敌我矛盾。在这种情况下，王海容急了，无可奈何地拿出了一盘录音带。一放，是毛泽东的声音：“现在是到了批周公的时候了。”外交部一位领导说：“不要再追了，事情就是那个样子。”所以，把批林批孔批周公，说成是“四人帮”歪曲毛泽东的指示。是不对的、他（她）们没有歪曲，分寸适当地，松一阵紧一阵地执行力毛的指示。毛泽东知道周恩来得了不治之症，自己也将极尽天年，但他担心如果自己先死，树大根深，在党政军民中极孚众望的周恩来，只消一句话，就能把加强、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推倒，把十年文化大革命所造成的江青接班的格局推翻，怎么办？既不能公开打倒周恩来，就不便像对待彭德怀那样发动造反派摧毁他的身体。于是，不断地在精神上给他增加压力，折磨他，消耗他，加重他的病情，让他先走一步，就成了毛泽东的又一个“战略部署”。 1974 年发起批林批孔运动，是有计划地对周恩来进行政治迫害的继续。在这种思想指导下，江青提出批“宰相儒”。于是各报刊连续发表含沙射影批宰相的文章。使病中的周恩来产生揪出刘少奇之前成天批“赫鲁晓夫式的人物”那样一种政治危机感。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大批判组，八易其稿，炮制一篇《孔丘其人》，在1974 年第四期《红旗》杂志发表。在这篇文章中，孔子被描绘成“71 岁，重病在床”，“还拼命挣扎着爬起来摇摇晃晃地去朝见鲁君”；并用“开历史倒车的复辟狂”、“虚伪狡猾的政治骗子”、“不学无术的寄生虫”、“到处碰壁的丧家犬”这些最污秽的语言影射攻击周恩来、署名“柏青”的文章《从“乡党”篇看孔老二》一文，发表在1974 年5 月17 日《北京日报》上，文章用画像的手法，有意在孔子的形象上加上“端起胳膊”（1939 年夏，周恩来在延安党校作报告，骑马返回杨家岭时，江青作为毛的新夫人为了显示自己的尊贵，策马和周恩来并肩而行，她突然扬鞭疾驰，使周的坐骑受惊，周恩来坠马摔伤右臂。治好后落下终身残疾。周习惯性地端着右臂，别具风采）四个字，说此人极端虚伪奸诈，是一个可恶的政治骗子。。。。。“你看他为了骗取到正人君子的名声，在大庭广众之中，是如何装模作样的吧”，“他一听国君召唤，急得不等驾好车，动身就走。。。。。。在国君面前，则小心翼翼，局促不安，举止恭顺。”“四人帮”给周恩来画的像，不仅中国人看懂了，连法国人都看懂了。法共《人道报》撰文评论说：中国现代大儒是指周恩来。 毛泽东患老年白内障不能阅读，请北京大学的一位女教授给他读《水浒》。突然于1975年8 月14 日发表谈话说：“《水浒》这部书，好就好在投降。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宋江投降，搞修正主义，把晁盖的聚义厅改为忠义堂，让人招安了。”姚文元当天就给毛泽东写信提出贯彻执行意见，毛批准这些意见，并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毛泽东评《水浒》的谈话发到全国县团级以上单位。8 月28 日，《红旗》杂志第九期发表《重视对<水浒>的评论》。一场评《水浒》的飓风又吹遍神州大地。8 月下旬，江青召集人开会说：“主席对《水浒》的指示有现实意义。评论《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政治局有些人要架空主席。”毛深恨邓小平没有成为他的家臣而倒向了周恩来、所谓宋江让人招安，是影射这件事情，说邓被周恩来“招安”了。在毛泽东的心目中，周恩来是否定文化大革命的主帅，邓小平是披挂上阵的急先锋。评《水浒》的谈话，一箭双雕。 9 月7 日，周恩来强撑病体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他对罗马尼亚党政代表团说：“我已经收到马克思的‘请帖’，邓小平副总理已经全面接替我的工作。”把邓小平继任总理，作为一个既成事实通过外宾向全世界宣布。他还亲自写信给毛泽东，推荐邓小平出任总理。毛泽东后来要改变总理人选付出了重大的代价—引发了“四五运动”，自己差点翻车。躺在医院里的周恩来敏锐地感到“架空晁盖”、“投降派”的暗箭是冲他射来的。这使他非常伤心。为了表示对毛的忠诚，7 月6 日，20 日。他强撑着病体主持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研究毛泽东眼疾治疗方案、在治疗过程中，为了给毛使用一种新眼药水。他甚至拿自己的眼睛做实验，在确信没有副作用的情况下才给毛使用。23 日为毛实施白内障治疗手术时，一直守侯在旁。这些表现居然一丝一毫没有感动毛，在周恩来走向黄泉的途中，毛泽东又捅来一刀。8 月下旬，周恩来病情急剧恶化。 9 月20 日，周恩来在进行第四次大手术之前，将自己关在卫生间里，审阅修改1972年他在批林整风汇报会上所作的关于“伍豪启示”的专题说明的记录稿，并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请求把这份毛曾经批准印发省部级而又没有印发的文件。印发全国各省市自治区第一、二、三把手，以杜绝有人在他死后往他身上泼污水。毛扣下这份文件始终没有印发；但他做了一件相反的事：1974 年6 月，毛泽东把他在延安整风时期所写的九篇文章找出来重新加以修改。这是他批教条主义和经验主义的激愤之作，是对30 年代在苏区周恩来支持王明、博古排斥毛泽东的历史老账的总清算。他把这些文章印成大字本，给亲信们传阅。并允许毛远新吧其中涉及批周的两篇文章录下音来，带回辽宁，作为秘密武器收藏着。（根据陈锡联1980 年8 月6 日的揭发材料）准备在他死后继续批判经验主义。 在周恩来被推进手术室之前，他特意把邓小平叫到跟前，用力握住邓小平的手。他异常激动，尽管声音嘶哑而颤抖，但他用最大的音量当着许多人的面喊道：“小平同志，你这一年多的工作证明，你比我强得多，！”在平车靠近手术室大门的一刹那，他用尽平生力气发出最强烈的抗议：“我是忠于党，忠于人民的！我不是投降派！” 毛泽东自以为聪明，他借古讽今，搞影射史学，以为周恩来会像以前那样逆来顺受，没想到周恩来反应如此强烈，那天手术室外面的走廊里集聚了许多高级干部和医务人员，周恩来以鞠躬尽瘁之身，满腔悲愤的抗议，使在场的人无不动容。历史上的任何暴君，对辅佐自己一辈子的宰相临终时都是优渥有加的毛泽东此举比暴君还要无道，使自己失尽人心。 守在周恩来身旁的邓颖超平静地向在场的汪东兴说：“将恩来的话报告给主席。”   <div align="center">第三十八章 “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 </div> 1976 年1 月8 日9：57，人民的好总理周恩来同志逝世。官方宣布成立毛泽东、王洪文、叶剑英、邓小平、朱德等107 人组成的治丧委员会。9 日首都天安门、新华门、劳动人民文化宫、外交部下半旗志哀。10 日和11 日，党和国家领导人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一万多人前往北京医院向周恩来的遗体告别。 要求向总理遗体告别的北京市民有几十万。本来可以在中山公园、劳动人民文化宫或人民大会堂举行告别仪式。满足人民的要求。当局有意要降低规格缩小影响。选在位于东单的北京医院告别厅一个狭小的场地。周恩来并不是在北京医院去世的，安排在这里举行告别仪式毫无道理。11 日下午，周恩来的遗体由王洪文、汪东兴、邓颖超护送到八宝山革命公墓火花时，从北京医院到八宝山东西数十里的长安街上，出现了百万群众哭灵送殡的场面。 要用一句话概括一下周恩来去世在中国党政军各级干部和亿万百姓心灵中引起的重大震撼，笔者的答卷是：恩来去世，神州陆沉。笔者当时在京汉路火车的软席包厢里。那时乘车讲级别，这个车厢都是地师级以上干部。9 日凌晨火车上的早间新闻一播放哀乐，大家心头一沉。周恩来逝世的消息一播出，整个车厢哭声一片。那绝对是真情实感的自然流露。总理走了，小平靠边站了，国家怎么办？人民怎么办？这是大家的共同心声。车到汉口，在我出站坐上汽车前往军区招待所的大街上，行人表情肃穆，有的流着泪，或戴白花，或戴黑纱。一队队群众，捧着周恩来画像，捧着花圈，去参加追悼会。机关、工厂、学校遍设灵堂。一家新华书店门口出示告白“总理画像售完，请到别处购买。” 预告 15 日下午党和国家领导人以及首都各界群众代表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追悼会。 毛泽东是否出席周恩来的追悼会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瞩目的焦点。 周恩来去世后，有 40 名军队高级将领给毛泽东写信，要求和盼望主席出席追悼会，哪怕到场一下。毛泽东看了信说： 老帅、老将军对总理爱得很深，是为总理委屈、抱不平，是在借题促我反思文化大革命。（据张玉凤提供的资料） 后来政治局讨论毛是否出席的问题，叶剑英、邓小平、李先念、朱德表态，请主席出席；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王洪文、姚文元表态，请主席酌情；江青、张春桥、汪东兴表态，反对主席出席。毛泽东最后拍板时圈了华国锋等人的意见。对由谁主持追悼会的争论，毛说：“争什么？还是由总理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主持好。”据这次会议的参加者姚文元解释，“亲密战友加同志”指的是邓小平、毛“抬邓压周”，封邓小平为毛派的代表，一路提拔。就是想把邓小平争取过来，为己所用，辅佐江青坐天下、由于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不认同，坚持为百姓不为君王。反对毛泽东搞家天下。还是成了周恩来的“亲密战友加同志”，从此不再是“毛派的代表”。这是毛泽东政治生涯中的一大败笔。他只好用自己不出席追悼会的办法表示他对周恩来的嫉恨，并为日后批周埋下伏笔。   1 月12 日，毛泽东说： 为什么要我参加总理的追悼会？我还有不参加的权力嘛！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谁送给总理的？我和这个马克思主义的总理，就斗争了不少于十次，不要勉强，建议其他政治局同志都参加。总理是反对我搞文化大革命的；有一批，不是小批，还是老的，都听他的；拥护我，高呼我万岁，是无奈的、这点我和总理的鸿沟是没法弥补的。（根据张玉凤提供的材料） 在邓小平致的悼词中，对周恩来盖棺定论的评价是：“中国共产党的优秀党员、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杰出的共产主义战士、中国人民久经考验的卓越的党和国家领导人”。悼词中原来有“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被毛泽东勾掉了。在共产主义的神庙里，“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是最高规格的谥号，只有没有犯过路线错误、一贯正确如毛泽东者才能当此殊荣。对此群众硬是不服，因为毛泽东犯的错误比谁都大。后来在清明节悼念总理时，群众对周恩来的第一个谥号就是“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 谷牧在一篇怀念周恩来的文章中对周公的历史贡献有公正的评价，是悼词之外的悼词：在向四化进军的征途上，党和人民不会忘记周总理，不会忘记这位为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出生入死、履建丰功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三年困难时期指挥若定、力挽狂澜的人，不会忘记这位在“文革”动乱极其复杂的历史情况下，竭尽全部精力，发挥高超才智。力使新中国航船免遭沉没的人，不会忘记这位把整个身心都献给共产主义事业，与人民群众甘苦与共，心心相印的好总理。 周恩来死后声誉鹊起，成为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抵制毛泽东家天下的阴谋，反对江青后党接班，坚持民主共和的斗争旗帜。 就在周恩来追悼会的前一天，“四人帮”不顾全党全军全国人民痛悼周总理的感情，在《人民日报》头版头条通栏发表《大批判带来大变化》的文章，强奸民意，硬说全国人民最关心的是“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给教育战线带来的大变化。长期以来，宣传报道的主旋律是和民心对着干。1 月13 日一天之内，姚文元三次给新华社下达指示：“不要因为刊登悼念总理的活动把日常抓革命促生产的报道挤掉了”，还指示说“这几天报纸登唁电数量太多，太集中”，并具体指示以后唁电版面往后放。人们对压低总理丧事的宣传规格不满。心中的怒火淤积着。 3 月5 日，上海《文汇报》在刊载新华社一篇通稿时，删掉了周恩来关于学习雷锋的题词；在3 月25 日自编的一篇新闻稿中说：“党内那个走资派要把被打倒的至今不肯悔改的走资派扶上台。”人们一看，一箭双雕，要把死去的周恩来和活着的邓小平都打成“走资派”，人民的愤怒像火山一样爆发了。《文汇报》数日之内接到抗议电话1000 多次。抗议信件、电报421 件。这一事件成了“反昏君，颂贤相”的“四五”运动的导火线。为捍卫周恩来的一世英名，全国各大城市陆续发生群众自发地抬着周恩来巨幅画像的示威游行。   在北京由于不许各单位设灵堂祭奠。人民群众发现天安门广场人民英雄纪念碑是最好的祭奠场所。3 月19 日，朝阳区牛坊小学的学生在纪念碑前献上了第一个悼念周总理的花圈，随着越聚越多，铺天盖地，成了花圈山，还出现各种各样的诗文悼词，贴在纪念碑上。执勤人员奉命每天清理撤走花圈，引起群众不满，轮流派人看守自己的花圈。4月2 日，北京重型机械厂工人们做了一个搬不动、撕不坏的钢花圈。用起重机送到天安门广场、中国科学院109 工厂职工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南面竖起四块钢铁做的巨大诗牌：“红心已结胜利果”、“碧血再开革命花”、“倘有妖魔喷毒火”、“自有擒魔打鬼人”。矛头直指“四人帮”。 4 月4 日是清明节。市政府当局宣布要移风易俗，不许纪念，等于是火上浇油、这一天到天安门广场的人数达到二百万人次。上午7 点。青云仪器厂职工分四路纵队，共一千多人。抬着34 个花圈，从西单来到天安门广场，绕场一周，举行隆重的悼念仪式。曙光电机厂 300 多名工人，浩浩荡荡地开过来了。 北大、清华、人大的学生队伍开过来了。中国科学院的队伍开过来了。国家机关干部队伍开过来了。人民解放军第二炮兵后勤部也送来了花圈。 朋友，如果您对“历史潮流”、“人心向背”这些抽象的政治概念缺少具体的、感性的认识，就请看看这堵不住、截不断的人流吧！这就是“历史潮流”！这就是“民心向背”！ 人民的抗议使毛泽东认识到“反周国必乱！”打消了批周恩来的念头。据公安局统计，那天在纪念碑前献花圈2073 个，单位1400 多个、诗词、悼词、小字报不计其数，有48 起是“恶毒攻击主席、中央的。” 诗词中的上乘之作以陈明远的作品为代表。陈明远幼时学诗，得到郭沫若、田汉的指点，有诗坛神童的美誉。其作品19 首，因气派宏大，格调卓绝，文革初期被误认为是毛主席未发表的诗词在群众中辗转传抄。被打成“伪造”毛主席诗词的现行反革命分子。天安门传抄张贴他的诗词几十首（当然未署名），现录其《沁园春》、《总理魂》以饗读者。 沁园春清明祭总理一首 春涌回声。三虎总理，万泪纵横。集岗兰庐菊，斑斑带雨；1 银花铁蕊，耿耿含晶。2 海角天涯，朝思暮悼，亿众凝目望碑亭。灰云漫，亦难遮伟迹，正大光明。惊涛直上黄庭，3 君可见，江山意不平？任四凶苟活，民祈速死；伍豪壮逝，民祝永生。民望崇山，民心洪水，谁敢欺凌谁敢轻？传花信，指殷红遍野，堪慰英灵！ 原注释：1“岗兰庐菊”，指井冈山之兰，庐山之菊。“岗兰”高洁清香，是朱德和周总理共同喜爱的花；“庐菊”傲霜耐寒，象征彭德怀的高尚品格。2“银花铁蕊”，当时群众献的花圈，多为纸花或绢花，也有工人们用金属做的花圈。3“黄庭”，《云笈七签》云：“黄者中央之色也，庭者四方之中也。” 这首词的后半阙，是给毛泽东下的战书。译成白话文就是：坐在黄庭上的人，你是否知道天下人义愤难平？你所保护信任的四人帮，人民咒他（她）们早死；你所嫉恨迫害的周恩来，在老百姓心中永生。民心如载舟覆舟的洪水，谁敢冒天下之大不韪玷污总理的英名，将被席卷以去。看来是“惊涛直上黄庭”，天安门二百万群众的呼声毛泽东听到了，所以才有“反周国必乱”的指示，使四人帮策划的批周阴谋胎死腹中。 陈明远有律诗八首，在群众中传抄，引起强烈共鸣，成为“四五”运动的先声。 总理魂（八首）一天下安危系此身，伍豪海量敌千人。一生吐哺归完璧，九死回旗阻逆轮。1墓表山川谁敢诋？碑文星月莫能焚。从今更爱在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二临没难忘地母恩，里程终始天安门。弱冠去国惟怀夏，引剑横眉誓护春。黄埔乱云杨浦夏，梅园骤雨枣园晨。血花尽洒天涯路，处处皆存总理魂！三遍野哀鸿微夜闻，倩谁拂晓净烟尘。长沙火海泪焦迹，重庆刀山血透痕。心展虹桥严铁石，目随云席扫妖气。群情满仰春归日，处处皆存总理魂！四铁斧丛林开混沌，纺车窑洞纺经纶。拼将赤县天将亮，定使黄河浪不混。手执钢铁铜粹美，汗挥水库水甘醇，山川锦绣谁描绘？处处皆存总理魂！五革命前驱昼夜奔，笑赢敌手誉如神。御仇争寸干喉舌，援友传戈卫当唇。名共国名扬宇宙，志同众志劈乾坤。环球仰慕真君子，处处皆存总理魂！六手植青苗深扎根，足追红迹勉儿孙。惯教孺子开门笑，频对奸人怒眉嗔。未现宏图三代恨，无名金字亿民尊。百年所树待林立，处处皆存总理魂！2七五岳巍峨烈士坟，一声总理泪纷纷。血溶国脉连心跳，灵入民身暖体温。广场披襟何坦荡，丰碑挺骨益坚贞。熏风化雨颂无尽，处处皆存总理魂！八衣未戎装真赤军，笔无遗嘱壮诗文。毕生风韵注川海，终古征程耀火云。曾唤小名公笑永，常怀巨影我心沉。此生誓献中华土，处处皆存总理魂！3 1 “九死回旗”：《三国演义》载：诸葛亮死后，蜀军秘不发丧，撤回川中时仍高举诸葛旗号，吓退司马懿大军。今民众高举周恩来旗帜，成功地阻止了江青后党临朝。2“无名金字”，人民英雄纪念碑主文为周恩来书写。3 周总理生前见过陈明远，亲切地叫他“小远子”。 广大群众的诗文，直白犀利，直刺四人帮。432 其中有一首《向总理请示》：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江桥摇（暗指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眼看要垮掉。请示总理，是拆还是烧？ 有题名《赠某女士》的新诗，直诗，直指江青：某女士真猖狂，妄想当女皇，给你镜子照一照，看你是个啥模样！纠集一小撮，兴奋又作浪；欺上瞒下跳得欢，好景终不长。 也有直批毛泽东的诗词：中国已不是过去的中国，人民也不是愚不可及；秦始皇的封建社会已一去不复返了，我们要的是真正的社会主义！ 毛泽东自诩为中国唯一的马克思主义者，刘少奇被打倒了，邓小平是正在走的“走资派”，朱德是“老机”，陈云“一贯右倾”。林彪成了“叛徒、卖国贼”，连周恩来都不是，七个常委六个被他打倒或半打倒，剩下自己唯我独左，可人民群众不认同，认为他搞的是“秦始皇的封建社会”，是假社会主义。在毛泽东家天下的布局日益明显的时候，人们终于明白，成天叫嚷“防止资本主义复辟”，原来他要搞封建主义复辟！ 首钢工人李铁华在天安门广场发表演说，歌颂周总理，批判“四人帮”。北京铁路分局工人王海力在人民英雄纪念碑前展示血书：“誓死保卫周总理的英名不受玷污！”群众中还传唱一首歌曲：“人民的总理人民爱；人民的总理爱人民；总理和人民同甘苦，人民和总理心连心。” 悼念周总理，声讨“四人帮”的斗争是全国性的。南京、武汉、杭州、太原、西安、郑州、洛阳、天津、合肥、成都、广州、兰州、银川、昆明、贵阳、抚顺、上海以及青海、西藏都出现了群众性的自发斗争。 3 月28 日深夜，安徽师范大学一位学生，芜湖一中的一位教师和芜湖缝纫机厂的一位工人，用“党的儿女”署名，在芜湖市安徽师大附中墙壁上刷出三条大标语： 周总理革命精神万岁！ 砍头不要紧，只要主义真。今日思总理，热血更沸腾！小平小平，为党为民。何罪之有？遭此不幸！还有三条没贴完，就被当做罪证把他们抓起来了。后三条更厉害：   全党全军团结起来，保住邓小平同志，挽救我们伟大的党，挽救我们伟大的中华民族！ 春桥春桥，放屁造谣，诬陷总理，罪责难逃！ 江青！江青！毒蛇妖精，残害忠良，祸国殃民！ 4 月4 日晚，王洪文主持中央政治局开会，讨论天安门广场群众悼念治理活动是什么性质的问题？认定：“性质是清楚的，就是反革命搞的事件。”决定“在全国揭露敌人的阴谋，发动群众追查政治谣言，立即清理天安门广场的花圈和标语，抓反革命。”“四人帮”认定“邓小平是右倾翻案风的总后台。”在讨论撤销邓小平一切职务时，叶剑英不表态，朱德离开了会场。在讨论开除邓小平党籍时，叶剑英起身说：“开除？把我也一起开除吧！”说罢就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陈锡联、吴德、纪登奎提出：“要请示毛主席。”毛远新向毛泽东汇报了天安门情况和政治局的处理意见。张玉凤在场。据张披露，毛说： 是炮打我，是对总理的缅怀，是对江、张的声讨，是对翻案主帅下台抱不平，总之要推翻文化大革命。 据张玉凤回忆： 主席常在会议战争年代的生活已逝、牺牲的战友时，感到凄凉。主席常把毛远新、我叫到身边，说：“小毛（远新）、小张（玉凤），我能交得了心。我死后，可能不出一年，长了不出三、四年，会有翻天覆地。民心、军心，我看不在（我们）这边。你们要信！”对此，毛远新也有记录资料。反周批邓，毛泽东万万没有想到会是这样的后果。他太迷信自己权威了，太迷信自己的威信了。“913”事件后，是因为他倚周用邓，全党继续拥护他，全军继续拥护他，人民继续拥护他。当他抛弃这两个人要把班交给江青的时候，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跟他翻了脸。毛泽东决心一意孤行到底，批准镇压在天安门前表达民意的群众。 4 月5 日下午6 点25 分，天安门广场高音喇叭反复播送北京市革命委员会主任吴德的讲话，宣布：“在天安门广场有坏人进行破坏捣乱，进行反革命破坏活动。”动员群众离开，“不要上当。”晚9：35，卫戍部队五个营、公安干警3000 人、民兵10000 人，对尚未撤离的群众大打出手，当场逮捕38 人，“四五”前后共逮捕388 人，收走花圈，刷掉了大小字报。 4 月7 日上午8:05-9:15，毛泽东躺在病榻上听取民意在汇报。根据毛远新的手记，毛泽东指示：“开除邓的一切职务，保留党籍，以观后效。”“华国锋任总理。”后又补充说：“兼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毛的这些指示，需要政治局在形式上通过一下才合乎组织原则。他特别叮嘱，不叫邓小平、叶剑英、苏振华参加会议，以保证决议一致通过。由此可见，毛虽沉疴在身，但头脑清醒，大事绝不含糊。有人说对天安门事件的处理，是“中央作出的一系列错误决定”，让重病的毛“负责显然是不合适的。”这是为尊者帏过。4 月7 日晚上，中央政治局开会“一致”通过了《关于华国锋任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434 会第一副主席、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总理的决议》和《关于撤销邓小平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议》。 《决议》在 4 月8 日《人民日报》上公布。人心硬是不服。12 日报社收到署名“一个现场工人民兵”的群众来信，寄回8 日的《人民日报》，在决议和社论旁批着：“令人震惊！党报堕落了！成为一小撮法西斯野心家的传声筒！”并建议：“从今日起改为：法西斯机关党报！打倒野心家、阴谋家江、张、姚！”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工人辛辛写信给《人民日报》：“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打倒姚文元！打倒江青！”北京部队某部副营长王勤，听完广播写了一张小字报，贴在营房附近十字路口一颗白杨树上：“邓副主席是我们的贴心人！向天安门广场的英雄们学习！” 当局为了壮胆，下令北京和各省省会，组织大规模游行，表示拥护两个决议。6 月15 日，毛泽东在病情加重的情况下，召见江青、华国锋、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汪东兴、王海容等人，说了如下一番话： 人生70 古来稀，我80 多了，人老总想后事，中国有句古话叫盖棺定论，我虽未盖棺也快了吧，总可以定论了吧？我一生干了两件事，一是与蒋介石斗了那么几十年，把他赶到那么几个海岛上去了，抗战八年，把日本人请回老家去了。打进北京，总算进了紫禁城，的这些事持异议的人不多，只有那么几个人，在我耳边叽叽喳喳。无非是让我及早收回那几个海岛罢了。另一件事你们都知道，就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事拥护的人不多，反对的人不少。这两件事没有完，这笔遗产得交给下一代，怎么交？和平不成就动荡中交，搞不好就血雨腥风了，你们怎么办？只有天知道。 毛泽东说这话的时候，头脑非常清醒。他回顾、总结了自己的一生，说干了两件事，一件是打败蒋介石，赶走日本；一件是发动文化大革命。这就是说，从1949 年到1965年，17 年建国他没有插手，什么事也没管，什么事也没干。从“三大改造”到大跃进，饿死3755 万人，损失1200 个亿，把17 年代一切错误、责任全部推给刘少奇。这个大的历史框架，文革之初他就想好了，一以贯之，一直坚持到最后。他希望后人这样写他的历史。 <div>实事求是地说，在 1953 年以后，毛泽东推行了一条以空想社会主义为特征的“左”倾错误路线。这条错误路线比历史上的“立三”路线、“王明路线”危害大得多，那只是局部的革命失败，丢掉几个县的革命根据地，损失了几万部队，而毛的错误路线的后果是3755 万人被饿死。一个将解放人民、服务人民、造福人民挂在嘴边的党的领袖，犯下如此罪行，拒不认错，拒不引咎辞职，反而发动文化大革命，将不同意他胡来，抵制过他，对他提过不同意见，约占80%以上的正直的共产党员撤职、打倒甚至斗死、害死，这与王明路线的“残酷斗争，无情打击”比较起来，要残酷多少倍，无情多少倍！如果没有毛泽东的“左”倾错误路线的干扰乃至取得主导地位，他真的退居二线，垂拱而治，没有1953 年对刘少奇“确立新民主主义社会秩序”的批判，没有1955 年批邓子恢的“小脚女人”，没有1958 年反周恩来的右倾，没有公社化和三年大跃进，没有庐山会议反对彭德怀右倾机会主义的斗争，决不会造成饿死3755 万人的空前绝后的大惨案。毛泽东驱使中国共产党人和中国人民跟着他胡折腾四分之一世纪。到1978 年又回到新民主主义，中国的社会主义建设这才走上了民主社会主义的轨道。建设时期党的正确路线的代表应该是坚持党的“八大”路线的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陈云，心中的改革开放是这条正确路线的继承和发展。 </div> 第三十九章毛泽东让江青“挑大旗” <div> 毛泽东很看重自己的身后名。他的“武功”是没有人能否定的，他是胜利者，这一点他有充分地自信。他的“文治”却一塌糊涂。他破坏了一个旧世界，但没有能够建设一个新世界。他想把人民送入天堂，却把人民送入了地狱。1955 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占世界的4.7%，到1980 年跌落到2.5%。1955 年中国国民生产总值是日本的2 倍，1960年与日本相当，到1980 年只相当于日本的四分之一。1955 年中国人均总产值是日本的二分之一，1980 年不到二十分之一。1960 呢美国国民生产总值超出中国4600 亿美元，到1980 年这个数字变成了36800 亿美元。1949 年以前的上海是世界知名的国际大都市，远东地区的国际金融贸易中心。被誉为“东方巴黎”。上海的工业化水平远远高于香港，在亚洲属于领先地位。时候人民的生活水平比香港人民的生活水平要好许多。但是到1976年，上海人均GDP 只有400 美元，而香港的人均GDP 达到7000 美元。上海已完全沦为亚洲二、三流的城市。1979 年中国大陆人均GDP416 元（人民币），同期台湾人均GDP1895元（美元），按当时汇率，台湾GDP 比大陆高6.8 倍。1978 年世界银行年底的报告中，中国的人均国民生产总值与索马里、坦桑尼亚为伍排在倒数第20 位。誇下海口赶英超美，落后的却越来越远，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不能造成高于资本主义的劳动生产率，比如要被历史所淘汰。</div> 特别令他午夜心惊的是三年大跃进饿死了 3755 万人。刘少奇跟他说：“人吃人，你我要上书的。”他太怕这件事上书了。有学者统计，毛时代饿死人的数目超过中国历史上任何一个朝代，比各朝各代2000 多年饿死人的总数还多。这个数字若上了书，毛泽东还是人民的大救星吗》他还是人们心目中永远不落的红太阳吗？他还是人民的伟大领袖吗？他还是20 世纪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吗？他挥斤运斧创立的新制度，开辟的新道路，还具有相对于资本主义制度的优越性吗？还代表着人类的未来吗？3755 万人被活活饿死，以无可辩驳的事实证明，他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和实践，是人类历史上最反动、最残暴的假社会主义。每念至此，毛泽东不寒而栗。 他发动文化大革命，就是要刘少奇和省、地、县、社各级“走资派”替他背这个黑锅，当他的替罪羊。这些人是毛的极左路线的忠实执行者（不忠实早就被打倒了），是大跃进的具体组织者和领导者，是饿死人的直接责任者和见证者，是老百姓最恨的人。七千人大会上，这些县以上干部不愿当替罪羊，要跟他论论责任，分分是非，逼着他作了检讨。散了会他就高扬阶级斗争的旗帜，制造党变修、国变色的舆论。当他占领政治上和道德上的制高点以后，登高一呼发动文化大革命，从上到下打倒各级走资派。连连得手，几年之间，他把从中央到公社的各级领导干部都换掉了。他年复一年地宣传，是刘少奇的资产阶级路线和资本主义道路，误了中国，害了百姓；是那些走资派制造了大饥荒，让老百姓手二遍苦，遭二茬罪，妻离子散，家破人亡。 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的防波堤。有这道防波堤在，毛泽东就在一个安全的制高点上，他不仅推掉了饿死人的责任，而且继续是正确路线的代表，是拯救人民于水火，打倒那些“走资派”的大救星。谁要否定文化大革命，就是拆毁他的防波堤，就是拉他下水承担饿死3755 万人的责任，所以他对保卫文化大革命的成果有特殊的敏感。在毛泽东这种复杂的心理背景下，他选择接班人首要条件，就是能忠实守住文化大革命这道防波堤，至于有没有治国能力、能不能得到人民拥护，都在其次；而生产能不能上去，经济能不能发展，人民的生活能不能改善，那更是个无关宏旨的“目”，他认为只有自己的夫人江青能担当这个历史重任，会抓阶级斗争，会整治那些抓生产的干部，不计个人毁誉，誓死捍卫他的一世英名。只要家天下能够建立、只要两代人的时间—由江青传位给毛远新—就能涂掉了3755 万人留在神州大地的血泪，从根本上改写中国现代史。 毛泽东传位的计划早就定了，这就是江青。他打接班人这张牌，是掩人耳目的的幌子，他真正要找的是能够“托孤”辅政大臣，即毛泽东说的“军师”或“好参谋”。毛泽东说过许多批评江青的话。为了与“四人帮”斗争的需要，为了把粉碎“四人帮”与高举毛泽东的旗帜统一起来，大陆在宣传中过多渲染毛泽东对江青的批评。其实，毛泽东真正的“亲密战友”是江青。在批《水浒》运动中，“毛泽东亮出了对江青的真实看法，当着政治局成员的面表扬她，在政治上给予充分肯定，说，江青斗争性强，阶级立场坚定，这点我俩是一致的。她不会搞两面派，但不懂策略，不懂团结人，所以吃了亏。她身边如果有个好参谋，她是可以挑大旗的。还说，我清楚，顽固派是反对她的，是反对我启用江青的，说违反党的决议。难道决议就不能改正吗？决议也是有错误的。毛这里说的所谓‘顽固派’指的是周恩来、叶剑英、邓小平一干人。”（高文谦：《晚年周恩来》第579 页）毛泽东在上边一讲，姚文元控制的报刊紧跟，采取一家发表多家转载的办法登出《法家人物介绍：吕后》、《古代杰出的女政治家武则天》等文章。说什么“刘邦死后，吕后掌权。”“她为人刚毅，曾佐高祖定天下，当政时继续执行法家路线”，是“中国历史上著名的女政治家。”在介绍武则天时，吹捧“武则天是一个敢作敢为的革新政治家”。“武则天做皇帝上表拥戴的就有60000 多人”，“武则天政治统治的的社会基础比唐太宗时期更宽了”。江青要做女皇已是路人皆知了。以至毛泽东死后粉碎“四人帮”之前，出现了各省纷纷写信拥戴江青为党的主席的事，中国差一点又退回到封建社会去。 1974 年第十期《红旗》杂志，发表了姚文元亲自修改定稿的重头文章《研究儒法斗争的历史经验》，把江青后党比作是“法家领导集体”。文章说：“西汉王朝的前期和中期所以能在反复辟斗争中取得胜利”，就是因为汉高祖死后，“法家路线却经历了吕后、文、景、武、昭、宣六代基本上得到了坚持。”“由于在中央有了这样比较连贯的法家领导集团，才保证了法家路线得到坚持。”于是，当今的吕后—江青，和上海帮的几个哥们儿—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成了中华人民共和国20 世纪70 年代中央政权内部的“法家领导集团”。而毛泽东的“革命路线”只有让“中央法家领导集团”主政才能坚持。这样一来，接班虽比较顺，但把毛泽东的真面目给暴露了：蜕变成为20 世纪的刘邦，一个建立家天下的封建君王。 毛泽东晚年患有多种疾病：下肢萎缩，双脚浮肿，行走困难；心脏病日益严重；眼睛患白内障，近乎失明。但他紧紧抓住权力不放，党国大事最后都得他最后拍板定案。他不相信外人了，只信得过家里人，把侄子毛远新调到身边。毛远新进中南海之前是中共辽宁省委书记、省革委会副主任、沈阳军区政委。毛远新是以准太子的身份出现的，使人们进一步看清了毛泽东对身后事的布局。从1975 年10 月10 日起，让毛远新当“主席联络员”。政治局开会，毛远新坐在主席的位置上，传达“主席口喻”。小毛曾说：“我随便说几句，就够他们学几个月的”。对待政治局成员好像对待下级，王洪文十分不服气，说“我到底是党的副主席”。 1975 年11 月2 日，毛远新向毛泽东分析形势，他说： 今年以来，在省里工作，感觉一股风，主要是对文化大革命。一、文化大革命怎么看？主流，支流，三七开还是倒三七，肯定还是否定，成绩是七个指头还是错误是七个指头，有分歧；二、批林批孔运动怎么看，主流，主流。似乎迟群、小谢讲了批走后门的错话干扰，就不讲批林批孔的成绩了。口头上也说两句，但阴暗面讲一大堆；三、刘少奇、林彪的路线还需不需要继续批，刘少奇的路线似乎也不大提了。对文化大革命，有一股风，似乎比72 年批极左还凶些。 1975 年整顿，路线有问题，工业现代化主要强调加强企业管理、规章制度，但工交战线主要矛盾是什么？农业、财贸战线也有类似问题。教育革命主流、成绩是什么？文艺革命主流、支流怎么看等等。 总之，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刘少奇、林彪的路线，批判了17 年中各条战线上的修正主义路线，还应该不应该坚持下去？ 我很注意小平同志的讲话，我感到有一个问题，他很少讲文化大革命的成绩，很少提批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今年以来，没有听他讲过怎样学习理论，怎样批《水浒》，怎样批修正主义。《三项指示为纲》，其实只剩下一项指示，即生产搞上去。邓小平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很成问题。邓小平1975 年主持中央工作所执行的路线、方针同主席关于文化大革命的路线、方针是完全对立的，根本的分歧是：肯定还是否定文化大革命？工作重点是搞阶级斗争、路线斗争，还是把国民经济搞上去？外面担心中央，怕出反复。毛远新这一番话触动了毛泽东最敏感的神经。如果要邓小平主政，将来他会不会翻文化大革命的案？虽然他说对自己被打倒受批判的事情“永不翻案”，但如果把整个文化大革命的案给翻了，他自己不就翻案了吗？毛泽东决定，一定要摸清邓小平对待文化大革命到底是什么态度？他叫毛远新把汪东兴、陈锡联找上，三个人一起同邓小平谈一次话，嘱咐毛远新：“把你的意见全讲，开门见山，不要吞吞吐吐。看他怎么说。” 毛远新当天就照办了。邓小平果然提出异议，他对自己不批17 年各条战线的修正主义路线的解释是：“说毛主席为首的中央搞了修正主义路线，这话不好说。”对于自己二次上台以来的工作，他说：“从九号文件以后全国的形势是好一点，还是坏一点，这可以想想嘛。对九号文件以后的评论，远新同志的看法是不同的，是好是坏实践可以证明。”整个否定文革前的 17 年，把各条战线都说成是刘少奇的修正主义路线，虽说可能否定一些不该否定的成绩，但最重要的是把三年大跃进，饿死3755 万人，损失1200 个亿这笔历史大帐转到刘少奇头上，我老毛兴师动众发动文化大革命，绕了那么大的弯子，花样翻新的大批判搞了九年，就是要做这个文章。这个邓小平是真不开窍呢，还是硬要跟我对着干呢？毛泽东作如是想。   11 月20 日，毛泽东指示由王洪文主持召开政治局会议，讨论对文化大革命的评价问题。这时毛对邓仍采取“拉”的政策，他提出：由邓小平主持作一个肯定文化大革命的决议，总的评价是三七开，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只要答应这一条，邓小平就有了和江青混蛋合作的政治基础。毛泽东对邓还没死心，还想把他（她）们捏合在一起，江青监国，邓小平执政。 这对邓小平确是一次重大考验。只要他答应毛泽东的条件，一人之下，万人之上，他可以高官厚禄，安富尊荣，终此一生。想想江西流放的日子，用汽油去洗那些锈迹斑斑的零件，照顾年迈的继母，给高位截瘫的儿子翻身擦澡，经纶满腹，报国无门。重返政坛，不易啊！一般政治家都会屈从的，但邓小平属于大政治家，他看得更远些，想得更深些。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他不否定，别人会否定的，子孙后代会否定的；三年大跃进，饿死几千万人，这笔历史大帐终究要向人民作出交代的。想一人掩天下人耳目是不可能的。违背人民利益的路线和政策在历史上是站不住的。他下了决心，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毛泽东的条件。话说得还是很婉转的：“由我主持写这样的决议不适宜。我是桃花源中人，不知有汉，何论晋魏？”意思是我在文化大革命中是被打倒的人，你那些“战略部署”，我一概没有参加，一概不知道，我不能稀里糊涂出来给文革唱这个赞歌。 毛泽东听了毛远新的汇报，对邓小平深深地失望，乃决心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 11 月15 日，邓小平写信给毛泽东提出：“七月份洪文同志到外地时，经主席批准，由我暂时代替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现洪文同志已回，按例，从即日起，中央日常工作仍请洪文同志主持。”毛这时对邓有一种用之不放心，弃之不甘心的矛盾心理，环顾朝野上下，再也找不出一个“萧何”来了。对邓的请辞报告批示：“暂时仍由小平同志主持，过一会儿再说。” 11 月24 日，召开136 人参加的“打招呼”会议，仍由邓小平主持，并宣读经毛泽东批示的《打招呼讲话要点》。要点共三条： 毛泽东指出：“清华大学刘冰等人来信告迟群和小谢。我看信的动机不纯，想打倒迟群和小谢。他们信中的矛头是对着我的。”中央认为，毛泽东的指示非常重要。清华大学出现的问题绝不是孤立的，是当前两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斗争的反映，这是一股右倾翻案风。尽管党的九大、十大对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已经做了总结，有些人总是对这次文化大革命不满意，总是要算文化大革命的账，总是要翻案。根据惩前毖后、治病救人的方针，通过辩论，弄清思想，团结同志，是完全必要的。 26 日，以中共中央文件的形式将这个《打招呼讲话要点》发到全国。从此，持续了九个月的对文革乱局的整顿中断，反击右倾翻案风在全国开始。 躺在医院的周恩来焦虑地注视着政局的发展。12 月28 日，邓小平来医院看望周恩来。据毛毛记述： 周恩来看到批判的烈火越烧越旺，他为他的老战友担心。他担心邓小平能否顶住这一次批判狂潮，特地把邓小平找来。关切而郑重地问邓小平：“态度会不会变？”邓小平明确回答周恩来“永远不会！”周恩来听了以后，从内心感到高兴。他说：“那我就放心了！”这一次交流，是这两位心灵相通的老战友的一次心神的交流，是他们置一切个人荣辱乃至生命于不顾的一次政治盟誓。（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30-431 页） 周恩来的问题很含蓄，没有说出来的潜台词是：你会不会改变态度，接受毛的条件，去做“辅政大臣”？邓小平心领神会，说“永远不会！”就是庄严表态，宁可第二次被打倒，也不会辅佐江青坐天下。 12 月下旬，叶剑英来到305 医院，周恩来紧紧握着他的手密嘱：要注意斗争方法，无论如何不能把权落到“四人帮”手里。 1975 年12 月26 日，康生病死。康生死前有一个大动作，他向毛泽东揭发了江青、张春桥是叛徒的问题。章含之于1976 年4 月25 日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概述了此事的经过： 去年（注：1975 年）夏天，大约8 月，一天晚上，海容、小唐两位同志来找我说有件事要了解，她们说她们去看了康生同志。是邓小平带话给她们说康老想见她们，后来康老的秘书直接打电话与她们联系的时间。小唐说她们请示了主席，主席同意后她们才去的。接着，她们说康老病很重，恐不久于人世了，因此有件心事要托他们转报毛主席。康老说，江青、春桥两同志历史上都是叛徒，他曾经看过春桥同志的档案，是江青同志给他看的，康生要海容、小唐找两个人去了解情况，一个叫王观澜，一个叫吴仲超。康老说这两个人可以证实江青、春桥是叛徒。 康生老奸巨猾，两面投机。1975 年夏天他看邓小平主政风头正劲，估计最后收拾文革局面的是邓小平。乃向邓揭了江青、张春桥的底，以求将来写历史时把他列入反后党的行列。邓小平要避嫌，说江、张的事情他不便向毛进言，要康生另觅上达途径。这才找了王海容、唐闻生。康生揭发的事情是真的。王观澜和吴仲超当时都还健在，随时可以调查取证。 毛泽东要决心处理江青、张春桥的问题，这是一个机会。但他没有这样做。他所谓“在原则问题上从不让步”云云，纯属欺世盗名。他借重叛徒江青把不是叛徒的刘少奇打成叛徒，而把真正的叛徒保护下来，做自己的接班人，他保护叛徒张春桥，把“亲密战友”林彪逼上绝路。毛泽东晚年的错误，不是受蒙蔽，不是失察，是不可原谅的。应该打破“奸臣祸国，皇上圣明”的神话，还历史以本来面目。 毛泽东启用邓小平是为了给江青找一个辅政大臣，当邓小平拒绝扮演这个角色时，他发起反击右倾翻案风，但继续让邓小平主持中央工作，是为了逐步加压，逼邓就范。1975 年12 月份，中央政治局连续开会，在邓小平主持下批判邓小平。“四人帮”气焰嚣张，措辞激烈，全面否定了九个月来的整顿工作。其他人跟着帮腔。邓小平静静地听，大家说完了他就宣布散会。 12 月20 日，邓小平在政治局会议上做检讨。他说：   首先感谢主席的教导，感谢同志们的帮助，特别是青年同志的帮助。 我自己对这些错误的认识也是逐步的。先谈我的思想状态。九号文件以前一段时间看到相当部分工业生产上不去，事故比较多，不少地方派性比较严重，确实很着急。二三月间铁路运输问题较多，影响到各方面的生产，所以我提出首先从铁路着手解决问题。在这个问题上，除了在管理体制上提出强调集中统一外，特别强调了放手发动群众，批判资产阶级派性，强调了抢时间，企图迅速解决问题。因此，在方法上强调对少数打派仗头头，采取坚决调离的方法。徐州问题的解决，铁路上的面貌很快地改观，当时我觉得，用这种方法的结果，打击面极小，教育面极大，见效也最快。同时我还觉得江苏运用铁路的经验解决了全省其他问题，也得到较快较显著的效果，所以我认为这个方法可以用于其他方面，紧接着，把这样的方法用之于钢铁、用之于七机部，用之于某些地区、某些省，用之于整顿科学院工作。在这次会议之前，我还自认为这些方法是对头的，所以，当着有些同志对这些方针和方法提出批评的时候，我还觉得有些突然，有些抵触情绪。 这个检讨，实际上是对整顿工作的辩护。会后，他给毛泽东写了封信，并附上他的“检讨”记录稿。“四人帮”说整顿工作是“翻案”，是“资本主义复辟”。广大干部和全国人民不这样看。整顿工作的成绩他们都看到了，都感觉到了。这是文革九年来国民经济发展最好的一年，工农业总产值比上年增长 11.9%，其中农业总产值增长4.6%，工业总产值增长15.1%，粮食、钢、原煤、电、财政收入比上年都有较大增长。经过全面整顿，重建规章制度，生产迅速恢复，派性受到抑制，干部群众信心大增，形势十分喜人。一场“反击右倾翻案风”，整顿带来的成果被彻底否定，刚刚看到希望的中国人民，再次陷入了不安和迷茫，突变的政治形势和新一轮的批判运动，广大干部和人民群众不能理解，不能接受，更不能紧跟。 1976 年1 月20 日夜，邓小平给毛泽东写了一封信： 主席：我12 月20 日和1 月3 日两次检讨，主席批示政治局讨论。上次会上同志们要求我在讨论之先要我讲讲要面见主席说些什么。所以，我在今（20 日）晚点会议上做了一个简短的发言。现送上请审阅。 我两次要求面见主席，除了讲自己的错误和主席的教导外，实在想说说我的工作问题。批判时提我的工作问题是否妥当我十分犹豫。提，怕觉得我受不得批评。不提，也有什么恋权之嫌。再三考虑，还是想当面谈这些问题好些。再不提会影响中央的工作，增加自己过失。因此，我首先向主席提出解除我担负的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责任。请予以批准。我是一个不适应于担负重要工作的人、自己不再提出，实在是于心有愧。至于我自己，一切听主席和中央的决定。 （毛毛著：《我的父亲邓小平的文革岁月》第448-449 页） 第二天，毛泽东听取毛远新汇报 20 日政治局会议的情况。毛泽东说：(邓小平)还是人民内部问题，引导得好，可以不走到对抗方面去，如刘少奇、林彪那样，邓与刘、林还是有一些区别的，邓愿意做自我批评，而刘、林根本不愿。 毛远新汇报说：“邓小平要求向主席当面陈述自己的错误，听取教诲外，还想讲他自己的工作问题。” 毛泽东说：小平工作问题以后再议。我意可以减少工作，但不脱离工作，即不应一棍子打死。 毛远新试探性地问毛泽东：“还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 毛泽东肯定地说：“对。” 1976 年一月底毛泽东钦点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准太子毛远新激烈反对，认为华国锋能力太低，主持个会连话都说不清楚。毛把手臂往下一压，说：“我就是要用这个没能力的。”毛再也找不到“萧何”了。他看中华国锋无能力、无班底、无野心，有这“三无”，毛死后，他只能把政权交给江青。这是毛泽东心中的如意算盘。 他又强迫叶剑英“生病休息”，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日常工作。政治局早已是毛泽东的军机处，遵旨于1976 年2 月2 日发出中央一号文件，正式通知全党、全军、全国县级以上单位从此，邓小平不再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但毛泽东让他“专管外事”。 毛泽东对邓小平一再挽留，总是留有余地。总是手下留情，这使“四人帮”大惑不解。 个中原因是毛泽东直到最后也没有放弃争取邓小平站过来的打算。作为大政治家的毛泽东，他深知在他身后只有邓小平才能“镇国家，抚百姓”，保证天下不乱。后来的事实证明确实是如此。但邓小平只能当“军师”不能当“主公”，他必须接受当今吕后—江青，作为后毛泽东时代的“主公”。邓小平宁可第三次被打倒也不接受这样的条件，“扣”就结在这里。 周恩来去世后，毛泽东让政治局讨论总理人选。政治局提了三个人“华国锋、李先念、张春桥”。这次中央政治局会议上还有一个重要的议题：增补江青为中共中央副主席。这是汪东兴提议的，附议的人有张春桥、姚文元和吴桂贤。讨论此议题时，叶剑英、朱德离开了会场，李先念不表态，华国锋、王洪文、陈锡联吴德、纪登奎表示要请示毛主席。江青“谦让”了一下，表示坚决拥护华国锋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自己不当什么副主席，继续当批邓的“过河卒子”。主持会议的华国锋认真地记下了江青的话，并要列席会议的毛远新把整个会议情况完整地汇报给毛主席。 毛泽东圈了华国锋为总理，并加上“副主席”，圈掉李、张和江青。据姚文元回忆：毛泽东还召见汪东兴、江青、张春桥、王洪文和我，说：“谁提江青为党的副主席？我看不是真诚，是江还是张提的？谁提是谁在害她，逼我早死，你们要拥江，应该等我死后。”   2 月25 日，华国锋代表党中央在各省市自治区和各大军区领导人会议上讲话，号召大家在“批邓”问题上转弯子，“深入批判邓小平同志的修正主义路线错误。”“对邓小平同志的问题，可以点名批判。”从此，批邓公开化。 3 月2 日，江青擅自召集12 个省、市自治区领导人会议，发表长篇讲话，说“邓小平是个谣言公司总经理”是“反革命老帅”，“是个大汉奸”，“是买办资产阶级，代表买办、地主资产阶级，中国有国际资本家的代理人，就是邓小平”，“要共同对敌，就是对着邓小平”。毛泽东既然说了江青可以“挑大旗”，她也就肆无忌惮地说：“有人给林彪写信说我是武则天，有人又说我是吕后。我也不胜荣幸之至。吕后是没有戴帽子的皇帝，实际上政权掌握在她手里。诽谤吕后，诽谤我，目的是诽谤主席嘛！” 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的冲击下，1975 年以来经过全面整顿刚刚出现的社会稳定和经济上升的局面遭到了破坏，全面整顿中提出并实行的许多正确的政策和措施被取消和批判，在整顿中被撤职和调离的一些造反派头头和武斗骨干分子重新杀回，各地的派性和武斗战火重燃，许多地方社会再次陷入混乱，工业企业完不成任务，工厂停工，甚至连工人的工资都发不出了。一些铁路干线重新瘫痪，交通堵塞，列车晚点，物资积压，全国再度陷入大动乱的局面。 天安门事件后，一些坚决执行全面整顿方针的领导人万里、胡耀邦等被罢官批斗，教育部长周荣鑫连日遭到残酷批斗，在4 月12 日的批斗会上，被迫害致死。按江青对邓小平仇恨的程度，那是远远超过对陶铸仇恨的程度的。为防止“四人帮”唆使造反派冲击邓小平。4 月7 日，毛泽东指示汪东兴把邓小平秘密保护起来。汪东兴立即布置，让警卫局马上准备东交民巷老8 号的房子，并要参谋滕和松作一安全转移邓小平的警卫方案。派警卫局处长东方安排一辆不起眼的汽车把邓小平夫妇从宽街家里秘密转移到东交民巷老8 号，孩子们继续住在宽街。 毛泽东如此关怀邓小平。并不是这位大独裁者心地善良起来，如果邓小平能够稳住局势，让江青继承大统，他完全可以借助造反派害死邓小平。看看他害死刘少奇时那份得意，那份伪善，就可知道。四五运动是全国性的，，毛泽东不知道驱散天安门的抗议群众后，局势会怎样发展？他自己已经是风烛残年，再没有动辄“重上井冈山”的那种豪情。真要全国大乱，“四人帮”压不住阵脚，还得请邓小平出来收拾残局。邓小平的威望，经过两次复出后毛的鼓吹和整顿文革的乱局，已经是威震华夏。他在军队有深厚的基础、抗战时期是129 师政委，而129 师的前身是红四方面军；解放战争时期是第二野战军政委，淮海战役二、三、野战军并肩作战，他是总前委书记。毛泽东打倒彭德怀、贺龙，伤了和一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驱走林彪，伤了和四野广大指战员的感情。如果再害死邓小平。会和二野、三野广大指战员闹翻。毛的权力基础在军队。和四大野战军都闹翻，他怕不得善终，据姚文元回忆： 76 年清明的天安门事件，毛泽东看了简报，派了秘书到天安门了解情况后，说：“悼念总理，歌颂永不翻案的人，剩下的我就是现代秦始皇了”；“不要瞒我，矛头是对着我的，在清算我27 年的债！谁说没有政治后台？这个政治后台，你们都怕他嘛！他有社会基础，有军方保护。” 这就是毛泽东不敢害死邓小平的原因。   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精神上受到很大的打击，身体一天不如一天，来日无多了。 他不再绕山绕水，顾左右而言他，不得不把身后事明白交代。 据姚文元在回忆录里披露，天安门事件后，毛泽东曾多次提及身后班子的名单： 党主席：江青；总理：华国锋；人大委员长：王洪文或毛远新；军委主席：陈锡联。 毛还将之一名单询问了政治局委员们的意见。 另据张玉凤回忆：主席从（1976 年）4 月至7 月中旬，思维还正常时，多次就身后党政军领导班子圈画，但未有定论，忧虑政局会有剧变。主席是圈了，提了五个人名：毛远新、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对此，毛远新和张玉凤都有记录资料。 主席在1976 年7 月15 日曾召见毛远新、华国锋、江青汪东兴和我本人，提出毛后政治局常委名单，有毛远新、汪东兴、张玉凤做记录。名单顺序为：毛远新、华国锋、江青、陈锡联、纪登奎、汪东兴及张玉凤。 江青听后，要主席再重复一次，并问：洪文、春桥呢？ 主席当即指着江青说：“你好幼稚。”举手向左右方各砍一刀，说：“老帅、王（洪文）、张（春桥）都不进！” 毛泽东最后提出的这个名单，不让王洪文、张春桥进常委，明显是要拆散“四人帮”。削弱江青的势力，让江青老老实实辅佐准太子毛远新“即位”。江青有野心，有主见，不停毛泽东的，坚持要自己当“女皇”。 在 1976 年8 月1 日，全国计划工作会议闭幕式上，江青要求讲话。本来，江青没有任何政府部门职务，华国锋是可以拒绝江青到场讲话的，但华国锋把最后的“压轴戏”还是让给了江青。没想到江青在讲话中大放厥词，胡乱点名。不仅大骂万里（时任铁道部长），而且指责李先念是邓小平的“黑干将”。最令人震惊的是，江青竟然公开点名批评起华国锋来，说华国锋也跟邓跑。这就给与会者也给全党一个信息，她的地位在华国锋以上。 “四人帮”被捕后查获一份江青内定的中央领导人名单： 中央委员会主席：江青副主席：华国锋、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国务院总理：张春桥中央军委主席：江青副主席：张春桥、王洪文、陈锡联、丁盛 江青内定的名单值得评点的有三：一是根本没有准太子毛远新的位置，连政治局委员、候补委员中都没有毛远新，这是违背“先帝”遗嘱的；二是把华国锋架空了，只保留一个副主席的虚名，国务院和军委，他没有任何发言权；三是张春桥担任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总理，军委第一副主席三个职务，掌控党政军实权。这个名单在后党内部就摆不平，蕴藏着极大的政治危机。 第四十章毛死江囚 1976 年9 月9 日0：10，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解放军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主要缔造者，伟大的革命家，人类历史上最大的空想社会主义者毛泽东逝世。 丧仪是超级隆重的。11 日至17 日在人民大会堂举行了7 天隆重的吊唁，30 万群众瞻仰了毛泽东的遗容。18 日，首都百万群众在天安门广场举行极其隆重的追悼大会。大会由王洪文主持，华国锋致悼词。广大人民群众行礼如仪，感情是复杂的。有一部分人对毛迷信很深，他们接受了“奸臣祸国，皇上英名”的公式，许多人拭泪的场面是真实的。就人民群众中的大多数来说，对毛的敬畏多于爱戴但敬畏不是为了祈福，而是为了免祸。文革初期最崇拜毛泽东的那些青年学生，那些红卫兵小将们，南抄北打，东砸西杀，为毛泽东打倒了一大批政敌—各级走资派，当年许诺他们当革命接班人，后来才知道这个革命接班人的当法，不是到政府去做官，而是与那些成分不好的“狗崽子”一起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的再教育。这些青年人的心中充满了被利用、被愚弄、被欺骗的愤慨，“四五”运动（天安门事件）是他们觉醒的证明。天安门追悼会一结束，在返回的路上，大多数人有一种轻松之感，好像参加完“十一”游行一样，那感情同周恩来逝世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民心的向背由此可见。   追随了毛泽东一辈子的广大中高级干部开始觉醒。军事学院院务部政委（正军级）董铁城是“三八式”老干部，笔者的老上级，彼此能说过心话而不必担心被出卖。他对“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怎么也转不过弯子来，亲口对我说：“党内同志希望毛主席早点走，他不死，国家没有希望。‘四人帮’要上了台，我们”就准备上山打游击。“他说这话时时严肃而沉重的。他说联系的更高级的军队将领对”四人帮“上台应变计划没有问。我隐约感觉到”四人帮“真的上台会有一场血战。 那时军队中还流传一首“枪杆诗”： 娘们秀才太猖狂，三起三落不应当。谁敢杀我诸葛亮，老子打他三百枪。   “三起三落”、“诸葛亮”指的邓小平、这首诗说是出自许世友将军，我看是假托他的名义。不管版权是否属于他，这反映了军队的一种情绪—要跟“四人帮”动武的情绪。一位网友在网上发表文章，讲了亲历的一件事： 1976 年，我在合江县城当工人，妻子在农村当中学教师。9 月10 日下午。我正在乡下家里听广播，突然，半导体收音机里传来中共中央关于毛泽东逝世讣告。消息来的太突然，我吃了一惊。我的邻居，60 多岁的“三代老贫农”叶老太爷正在我家与妻子聊天、我连忙告诉他这个消息。哪知他毫无反应，我以为他没听清楚，又重复一遍。他连脸也不转过来，一字一句地说：“毛泽东早就该死了！” 我吓了一跳。当时我虽然对文革后毛泽东的一套做法相当不满，但尚未达到盼望毛泽东早点死去的地步。叶老太爷这种话，如果在城市，被人告发，会被定为现行反革命，甚至可能被枪毙。我连忙说：“叶老太爷，话不能这么说，不过，毛主席死得太不是时候。” 我的言外之意是，国内这么乱，毛泽东骤然去世，不知中国会发生什么变化。 叶老太爷说：“新社会还不如烂政府（指解放前的国民党政府），烂政府时期，我帮地主当‘秋二’（雇工），遇到农忙季节，犁田耙田。栽秧打谷，东家要把酒肉送到田边，天热了还给我打扇。现在的农业社，我三个儿子是全劳力，一年到头做活路，连苞谷红苕都吃不饱。”我无言以对。 叶老太爷是地地道道的贫农，是共产党在农村中的依靠力量。全家从未受过任何政治运动的迫害。他家的生活在当时合江农村属中等水平。他却盼望毛泽东早死，为什么？以前叶老太爷曾对我讲，“三年困难时期”，邓小平侄子邓自立在宜宾地区当地委书记，大搞刘少奇、邓小平的“三自一包”（自留地、自由市场、自负盈亏、包产到户），合江才少饿死许多人。 叶老太爷代表了当时中国农村的多少农民？我不能回答，因为我没有做过系统调查。不过，据我观察，他对毛泽东的看法至少代表了四川的相当一部分农民。 有一首民谣，入木三分地刻画了毛泽东时代： 毛泽东时代面子好，世界穷国齐来朝。粮食给人做工事，自己百姓饿死了。毛泽东时代工厂好，物资奇缺都要票。产品质次只求量，反正不怕卖不掉。毛泽东时代工人好，饭碗铁做砸不了。干多干少一个样，谁敢动我一毫毛。毛泽东时代农民好，种植计划官管了。大寨工分大锅饭，天天开会好睡觉。毛泽东时代学生好，无法无天把反造。阶级斗争天天讲，国家主席命难保。毛泽东时代媒体好，党的喉舌墙头草。昨日最最敬爱的，今天口诛笔伐讨。毛泽东时代大家好，全国人民一个脑。主席挥手我前进，刀山火海往前跑。 家天下的交班部署是毛泽东露出了长长的封建尾巴。他的那些理论，诸如反修防修、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无产阶级专政下继续革命等等都成了骗人的鬼话。他头上那些耀眼的光环，诸如最红最红的红太阳、最伟大的马克思主义者、人民的大救星、伟大的领袖等等也骤然黯淡下来。“八大”形成的人才济济阵容强大的领导班子忽然全不行了，政治446 局常委全修了，政治局、书记处成员全修了，中央委员会 79%以上被打倒了。这样毛泽东的老婆和侄子才是最纯正的马克思主义者，才是够资格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这就是十年文化大革命斗来斗去所要达到的目的。人们看清这一切之后，深深失望，摇头叹息。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都不能接受这样一个结局。 追悼会一结束，尖锐的争权斗争就开始了。 关于接班的安排，毛泽东先后留下了三个名单，第一个名单明确江青是党的主席，后两个名单又把毛远新排在了第一位，把江青排在了第三位。究竟谁当第一把手，后党内就引起了纷争。这就需要第一副主席华国锋召开政治局会议推举确定，江青还不能在“先王”殡天之后立即就“女皇”位，仍由华国锋主持中央工作。这就留下了变数。毛泽东晚年多疑寡信，刻薄少恩。他没有一个亲密战友，没有一个可以“托孤”的重臣。后党集团内部首先发生了分裂。华国锋、汪东兴站出来在叶剑英为首的元老派的支持下，于1976 年19 月6 日晚上秘密逮捕了江青、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以及毛远新，彻底粉碎了毛泽东复辟封建主义，搞家天下的图谋。“四人帮”的被捕，标志着祸乱全国的文化大革命的彻底失败，标志着毛泽东时代的结束。 1977 年7 月16 日至21 日在北京召开中共十届三中全会。会议公报指出，全会一致通过《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根据党章规定，全会一致决议： 一、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二、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三、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叛徒江青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四、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其党内外一切职务。 1980 年3 月17 日，刚刚担任中共中央总书记的胡耀邦在中南海勤政殿主持召开中央书记处会议，讨论审批林彪、江青集团的问题。最后确定，林彪、江青集团16 名主犯，其中林彪、康生、谢富治、叶群、林立果、周宇驰六名已死，只列入起诉书，不审判。出庭受审的是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十人。会议决定成立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统一领导“两案”的审判工作。确定彭真为中央“两案”审判指导委员会主任，成员有中央书记处书记彭冲、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公安部部长赵苍壁、中纪委书记王鹤寿。 1979 年2 月，彭真获得平反后，担任了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委员会主任，七月又当选为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彭真认为，“文化大革命”的发生，主要是因为没有法制，要防止“文化大革命”的再度发生，就要制定法律。因此，他复出后仅三个月，就主持起草了《刑法》、《刑事诉讼法》、《人民法院组织法》等七部法律，是“；‘案”审判有了447 法律上的依据。 彭真调阅了对林彪、江青集团的起诉书后其他材料后，认识到这个问题的严重性。 经过深思熟虑，他在1980 年3 月底的中央书记处讨论“两案”审判方案的会议上提出：我们是审理罪行的，路线问题我们管不着，公、检、法没有资格审查党的路线问题，也不应过问这件事。他认为林彪、“四人帮”的犯罪和党犯错误，是两个性质不同的事情，罪行和错误要分开，决不能审判党的错误。据原公安部副部长凌云回忆，彭真曾多次找他到家里谈话，强调要把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的罪行同党的路线错误分开。路线错误是党犯的错误，不能审《我的一张大字报》、九大决议等问题。 这就是说，由于政治上的需要，毛泽东的旗帜表面上不能倒，不能丢，但又要让千千万万受害者和中国人民出一出十年的恶气，让毛泽东的威信扫地以尽，从今以后再没有阻止改革开放和左右党的路线政策的影响力。要达到这个目的，审判毛的未亡人江青，让江青代毛受过是最妙的办法。这表现了中国人民的智慧和中国政治的矫情.京剧里有一出戏叫《打龙袍》，是说皇帝犯了错误，但不能责罚皇帝，用打他的衣服来代替。这次审判是演出现代版的《打龙袍》。幕后的中共中央领导人，台前的审判官，台下的阶下囚，旁听席上的文革受害者们，大家心照不宣，都知道是这么回事，但又都激昂慷慨地坚决否认说不是这么回事。 根据彭真提出的指导思想，中华人民共和国全国人民代表大会第五届常务委员会第16 次会议，于1980 年9 月29 日决定： 一、成立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二、成立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任命最高人民法院院长江华兼特别法庭庭长，人民解放军副总参谋长伍修权、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曾汉周、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副主任黄玉昆为副庭长；任命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黄火青兼任特别检察厅厅长，特别检察厅对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等进行检察起诉。 公元1980 年11 月20 日，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历史上，是值得大书一笔，永志史册的日子。这天下午3 时，在北京正义路7 号，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开庭公审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这是九亿人们的审判、历史的审判、正义的审判。 这是全国人民期望已久的一天。善有善报，恶有恶报，不是不报，时辰未到，时辰一到，一定要报。这是中国人笃信的格言。为了等待这一天，中国人民走过了心惊胆战、苦难艰险的十年，付出了沉重而巨大的代价。而这一天终于来到了。 法庭庄严肃穆，审判台灰色幕布中央高悬的特大国徽，天安门上方的五颗金星闪耀着耀眼的光辉，使人感到今天的国徽特别神圣而威严。 来自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和中共中央机关、中央国家机关、人民团体、民主党派和中国人民解放军的880 名旁听代表分别在一楼和二楼的旁听席上就坐，其中有：刘少奇夫人王光美、彭德怀夫人浦安修、贺龙夫人薛明、罗瑞卿夫人郝治平，还有许多遭受448 江青迫害的 30 年代文艺界人士。王光美回忆说，1967 年夏，刘少奇曾说过：“破坏宪法的人，是要受到法律制裁的!”他的这个信念终于实现了；受尽迫害的贺龙多次向薛明说过：“林彪、康生、江青等，不是好人，他们没有好下场。”今天他的预言也应验了。当时传抄一首《好了歌》据说是赵朴初所作，颇能反映人们的心情，今照录如下： 好了歌–《红楼梦旧曲新编》 受审公堂，当年趾气扬；今日惶惶，曾醉歌舞场；横行十年露锋芒，栅栏今却在铁窗上。说什么人正红、屁正香，为何炎日又降霜？昨日四人聚谋藏密室，今朝万民声讨遍城乡，钢满箱，帽满箱，到处扣人人遭殃；整人嫌人命太长，哪知自己归来丧。巧伪装，原是叛徒装贤良。厌膏粱，听不见怨言在城街巷。因嫌纱帽小，致使铁枷扛；能绕三寸舌，却断九廻肠。乱哄哄你吹我捧闹登场，反诬他人野心狼。甚荒唐，撕下来只有一层马列外衣裳。 本书作者释：毛泽东曾批评江青开两个公司，钢铁公司和帽子公司，到处整人。 法庭人员均已入席，最高人民法院院长兼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坐在审判席前排中央，他的右边是副庭长伍修权、曾汉周、黄玉昆，后边是特别法庭全体审判员，他们都身着藏青色毛料制服。坐在左侧的，是出庭支持公审的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喻屏、史进前，后面是特别检察厅的全体检察员，他们均身穿灰色毛料制服。审判席两边分别是法庭书记员席和辩护人席。四名身着蓝色新制服，身材魁梧的法警分列两旁。 今天出庭的辩护律师是：甘雨霖、韩学章、张思之、王舜华、王克昌。 下午 2：56，书记员郭志文向庭长江华报告：“特别检察厅厅长、副厅长、检察员现已到庭支持公诉。本案辩护人已到庭。本案被告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现已传唤到法庭候审室候审。”下午三时整，一阵急促的电铃声响过，法庭强光灯齐放，光明耀眼，法庭一片肃穆。庭长江华威严地宣布：“现在开庭！” 十名主犯被押进被告席上的铁栏里，左起：张春桥、陈伯达、王洪文、姚文元、江青、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江青恰在正中。 下午 3：18，计划庭长宣布宣读起诉书。 法庭上下一片肃静，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兼特别检察厅厅长黄火青，副厅长史进前交替宣读了长达两万多字的起诉书，列举了林彪、江青这两个反革命集团的四大罪状48 条罪行。起诉书宣读完毕，庭长江华宣布：对本案的十名被告人，将由第一审判庭和第二审判庭分别进行审理。第一审判庭在公安部礼堂审判江青反革命集团，包括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陈伯达五名罪犯；第二审判庭在空军俱乐部（现空军学院）审判林彪反革命集团，包括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邱会作、江腾蛟五名罪犯。449 庭长江华在法庭上宣读了《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规则》，告知他们：被告在庭审过程中，必须听取法庭指挥，不得违反法庭规则。被告人有辩护权和最后陈述权。 1980 年12 月23 日，第一审判庭开庭继续审问江青诬陷迫害老干部的罪行。法庭出示江青犯罪的证据，幻灯放映了几张照片：一位老干部头上戴着60 斤重的铁帽子，胸前挂着写有“彭真死党”的牌子，跪在地上，正在任人凌辱殴打—这是在批斗张霖之。 法庭陈述说：张霖之是位红军时期的老革命，1929 年参加中国共产党，原任煤炭工业部部长、中共八届中央候补委员、第一、二、三届全国人大代表。1966 年12 月14 日，江青在人民大会堂接见北京大专院校群众组织代表时，诬陷他是“彭真的死党”。张霖之在被关押的33 天中，据有记录可查的逼供、审问就多达52 次。1967 年1 月21 日，张霖之被迫戴着铁帽子，举着牌子，在北京矿业学院校园内外游斗。晚上又遭刑讯，身上被打伤30 多处，头部被打露出骨头，当夜就含冤惨死。 谁都知道毛刘决裂最后摊牌时的争论，刘少奇问：“谁是走资派？”毛泽东答：“张霖之就是。”是毛泽东“钦点”，使张霖之成为红卫兵第一批冲击对象，最后被活活打死。江青是在忠实执行毛泽东的指示，正如她自己所说：“我是毛泽东的一条狗，他叫我咬谁我咬谁。” 如今只追究走狗的责任，不追究那个发纵指令的人的责任，显然有失公道。 当指控江青有反党夺权的野心，攻击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华国锋时，江青高声叫板，把全场的目光都吸引到自己身上：“我要告诉你们一件事。”她对静下来的法庭宣布：“那天晚上毛主席给华国锋写‘你办事，我放心。’的话，”她环顾四周，她的眼镜成了法庭中照相机的焦点。“这不是毛主席给华国锋写的全部内容，至少还写了六个字：‘有问题，找江青’。”结果，法庭大乱。江青在混乱中冷笑：“我无法无天。”阵阵铃声中，江青再一次被拖出法庭，但旁听席上的人们鼓起掌来。这掌声是真心的喝彩，因为江青揭露了一个最重要的真相：毛泽东指定的接班人是她而不是华国锋，华国锋只是一个有事向女皇请示的办事的大臣。先王对华国锋办事放心，不是华想怎么办就怎么办，是得请示江青，按江青的指示办，他才放心。这时姚文元作为主犯。张玉凤作为证人都在场，如果他（她）们把毛最后拟定的要江青当党主席的政治局常委名单公布出来，就把毛泽东的家天下的身后布局彻底揭穿了。 起诉书中以《林彪同志委托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为罪证，证明林、江勾结，好像毛泽东根本不知道这件事情，是林彪心血来潮委托江青搞了这么个文件。《纪要》的主题是“专政论”说什么“在文化战线上存在着两条路线的尖锐斗争”；“文艺界在建国后。。。。。。被一条与毛主席思想相对立的反党反社会主义的黑线专了我们的政，这条黑线就是资产阶级文艺思想、现代修正主义的文艺思想和所谓三十年代文艺相结合。”1967 年第九期《红旗》杂志发表社论《两个根本对立的文件》，说《纪要》是“无产阶级司令部发出的革命号令，它号召无产阶级革命派和广大群众，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纪要》的贯彻执行祸及整个思想文化领域，造成了灾难性的恶果。林彪、“四人帮”把《纪要》作为他们在文艺界大搞法西斯专政的理论根据，打着所谓批判“文450 艺黑线”的旗号，任意把香花打成毒草，诬陷、迫害、揪斗所谓“黑线人物”。全国文艺界受害的人数无法计算，仅文化部及直属单位就有26000 多人被诬陷；祸及教育界，建国17 年来教育战线的成就也被全盘否定了，仅教育部所属单位和17 个省、市受诬陷、迫害的教师就有142000 多人。 事实真相是：这个文件经过毛泽东审阅三次，亲笔修改11 处，加了“林彪同志委托”六个字，文件的名称原来是《江青同志召集的部队文艺工作座谈会纪要》，这样一改，文件的分量就提上去了。经毛批准认可，作为中发（66）211 号文件，于1966 年4 月10日发至县团级。 起诉书指控江青、康生勾结迫害八届中共中央委员会。说1968 年中共召开八届十二中全会前夕，江青、康生等为了实现篡党夺权的罪恶目的，从组织入手，对中共中央委员、中央监察委员、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全国政协常委会委员的名单逐一进行了审查，把其中许多人诬陷为“叛徒”、“特务”、“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不对！毛泽东在本届十二中全会上给刘少奇做叛徒、内工贼的结论，永远开除出党。如果按照民主程序办事，八届中央委员会肯定通不过，这才需要先对中央委员会动大手术，使其中的多数人不能到会，换上新选的革委会主任和造反派头头滥竽充数，以便毛泽东为所欲为。不是江青和康生，是毛泽东要给八届中央委员会大换血，江康只是执行者。 1968 年7 月21 日，康生亲笔写给江青亲启的信中写道：“送上你要的名单。”江青这时是个普通党员，九级干部（相当于司局级），康生是把她当作皇帝的代表—皇后来伺候的。没有毛泽东的指示。她（他）们俩敢办这种摧毁中国共产党的大事？ 名单中中共八届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有88 名被分别诬陷为“特务”、“叛徒”、“里通外国分子”、“反党分子”。名单中，列入“靠边站的尚未列入专案的”7 名和“有错误的或历史要考查的”29 名，绝大多数也先后受到康生、江青等人的诬陷、迫害，占中央委员、候补中央委员193 名中的70%左右。他们是：刘少奇、朱德、陈云、邓小平、彭真、陈毅、彭德怀、贺龙、李先念、谭震林、李井泉、陶铸、徐向前、聂荣臻、叶剑英、乌兰夫、张闻天、陆定一、薄一波、宋任穷、王稼祥、罗瑞卿、刘宁一、刘澜涛、杨尚昆、胡乔木、王任重、肖劲光、粟裕、萧克、陈少敏、王震、曾山、欧阳钦、王树声、王恩茂、邓华、邓子恢、谭政、刘晓、李维汉、杨秀峰、张际春、程子华、伍修权、钱瑛、王从吾、马明芳、李葆华、许光达、林铁、郑维三、徐海东、萧华、胡耀邦、习仲勋、安子文、吕正操、张经武、廖承志、叶飞、杨献珍、张鼎丞、舒同、潘自立、杨勇、黄火青、陈漫远、苏振华、冯白驹、范文澜、李坚真、高克林、钟期光、江华、李志民、杨成武、章汉夫、帅孟奇、刘仁、万毅、周扬、徐子荣、刘澜波、奎璧、欧梦觉、朱德海、张启龙、马文瑞、王世泰、廖汉生、洪学智、章蕴、徐冰、廖鲁言、宋时轮、周桓、陈丕显、赵建民、钱俊瑞、蒋南翔、韩光、李昌、王鹤寿、赵毅敏、孔原、张苏、杨一辰、赵伯平、张爱萍、姚依林、汪锋、方毅、王尚荣、刘震、张劲夫、李詰伯、廖志高、谭启龙、张仲良、张平化，共123 名。 打倒 123 名中央委员，居然说是背着毛泽东干的，这可能吗？ 毛泽东晚年心地阴暗，虚伪狡诈，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既要把坏事做绝，又希望万古流芳。封建王朝老皇帝要传位，废立之争往往引起流血冲突，但这局限在宫廷范围内，与百姓无干。毛泽东要废刘少奇，立江青或毛远新，这么简单的事，他把它搞得比春秋战国还要复杂。他要以革命的名义搞帝制，实在说不出口，说出来也名不正言不顺。所以用一篇一篇的革命理论，一次一次的“伟大战略部署”，一场一场的政治运动，一套一套的阴谋诡计，把自己的真实意图隐藏起来，把全党全军和十亿人民“运动”起来，晕头转向地跟着他走，妄图达到他的不可告人的目的。我们不能永远为尊者讳过，时至今日，应该实事求是地承认，林彪、江青、两个反革命集团是在毛泽东的卵翼下生成和发展起来的。特别是江青后党，一个婆娘几个秀才，没有毛泽东在后面撑着，怎么会有摧毁全党搞乱全国的能量？！江青在与公诉人江文对簿公堂时有惊人之论。江青说：“你们说林彪、江青集团，不对，林彪是一个集团，包括陈伯达。我、康老、张、姚、王是一个集团。林彪集团的头子是林彪，我们这个集团的头子不是我，是毛主席。”“党内有许多事只是你们这些人不知道罢了，你们清楚，在那个年代，共产党做了那些让你们抱怨的事，你们把什么都推到我身上。天啊，我好像是个创造奇迹、三头六臂的巨人。我只是党的一个领导人。我是站在毛主席一边的！逮捕我，审判我，就是诋毁毛泽东主席！”江青在文化大革命中的言论100%都是信口雌黄，胡说八道，只有这几句是实事求是的，是说明了事实真相的。盘踞金字塔顶端作威作福，破坏刘少奇、周恩来、邓小平等各级领导干部，愚弄全党全军和全国人民的，不止是那四个人，而是“五人帮”，帮主就是毛泽东。经过两个月零五天的审理，1981 年1 月25 日，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宣布了如下判决：判处江青、张春桥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姚文元有期徒刑20 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判处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判处陈伯达有期徒刑18 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判处黄永胜有期徒刑18 年，剥夺政治权利6 年；判处我发现有期徒刑17 年，剥夺政治权利6 年；判处李作鹏有期徒刑17 年，剥夺政治权利6年；判处邱会作有期徒刑16 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判处江腾蛟有期徒刑18 年，剥夺政治权利5 年。 从此，江青开始了漫长的、永无出头之日的牢狱生活。江青在秦城监狱呆的地方就是彭真多年住过的牢房。让毛泽东的未亡人活着，就是为了羞辱那个躺在纪念堂水晶棺里的毛泽东，让她偿还毛泽东所欠下的罄竹难书的孽债。 1989 年11 月，中央领导层决定，允许江青过软禁生活。中共中央办公厅为她在酒仙桥附近找了一栋两层小楼，并有护士陪同一起居住。这一安排，是为了加强每周一次到公安医院接受治疗。 1991 年3 月15 日，江青在北京酒仙桥的住处高烧不退，因而被送进公安医院。与其他病人一样，江青要填写住院单。这次，她写的名字是“李润青”，表示她对毛泽东的怀念。“李”是江青的本姓，“润”是毛泽东早期使用的字，“青”则是江青的“青”。5 月13 日，她在一张《人民日报》的头版上潦草地写着：“历史上值得纪念的一天。”25 年前的今天，文化大革命中的1966 年5 天13 日，政治局召开会议，在毛泽东的提议下，江青被任命为中央文革小组的领导人。她叱咤风云地登上了历史舞台，权势，荣耀，享受，风光无限。如今，江青的健康每况愈下，被捕已经12 个年头过去了。从前的支持者依然没有任何令人鼓舞的消息，自己也依然没有任何可能重登政治舞台的迹象。今昔的反差使她气愤、悲哀、绝望。5 月14 日凌晨1：30，护士离开江青的卧室。将近三点的时候，江青从卧室来到卫生间。她用几个手帕结成了一个绳套，栓在浴盆上方的铁架上，将被子和枕头垫在脚下，以便将头伸进手帕打成的绳套里，接着又踢开垫脚的被子等物。。。。。。3：30，一名护士进来，发现她已两脚悬空吊死在铁架上。其他的护士和医生闻讯赶来，但已经太晚了。这位差一点成了中国女皇的毛泽东的妻子，在她77 岁的时候离开了被她捣乱了十年的中国。当天下午，李纳得到了消息，来到医院签署了死亡通知书。李纳不同意举行任何形式的葬礼。三天以后的5 月18 日，江青的遗体被火化了。李纳没有在场，江青或毛泽东的任何亲属都没有到场。官方发表了公告，全文如下：新华社北京6 月4 日电：本社记者获悉，“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案”主犯江青，在保外就医期间于1991 年5 月14 日凌晨，在北京她居住地自杀身亡。江青在1981 年1 月被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1983 年1 月改判无期徒刑，1984 年5 月4 日保外就医。 关于文化大革命动乱十年造成的生命和财产的损失，在1978 年12 月13 日中共中央工作会议闭幕式上，中共中央副主席叶剑英透露了一个数字： 文化大革命死了 2000 万人，整了1 亿人，浪费了8000 亿人民币。 大跃进和文化大革命是毛泽东暴力社会主义的恶性发展，大跃进三年，全国有 3755万人被活活饿死。损失约1200 亿元。文革十年，照叶剑英的说法，整了一亿人，死了2000万人。浪费了8000 亿人民币，如果再加上李先念（1977 年12 月20 日在全国计划会议上）说的国民收入损失5000 亿，浪费和减收共计13000 亿人民币，从新中国成立到1976 年毛泽东去世，没有内战，没有重大自然灾害，非正常死亡者在5755 万人以上，经济损失14200 亿元。近30 年国家基本建设投资总额为6500 亿元，两次大折腾的损失，是我国前30 年基建投资总额的两倍多。就是说，本来可以用于建设国家和改善人民生活的宝贵资金，有三分之二以上被毛泽东折腾掉了。这就是毛泽东以阶级斗争为纲治理国家的总成绩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