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经济外交”攻势迷住英国

关于刘晓波获诺贝尔和平奖引发的中国人权问题,卡梅伦这次访问时会最小限度地提及。北京外交界分析认为,中国如此大手笔地对欧施展“送礼外交”是应对美国的包围战略。某专家说:“由于欧洲各国一向对中国持不友好的态度,所以中国希望用经济武器各个击破这些国家打开突破口,摆脱外交孤立局面,缓解人民币升值压力。”

中国的崛起和“‘中国模式’的崛起”

我们当年和今天都在为中国的崛起而奋斗。但抚今追昔,我们所追求的到底应该是何种“崛起”?如果按上述那种逻辑我们“崛起”了,结果把那些我们讨厌的高人权国家(因而也是善待我们同胞的国家)成功地压了下去,而使那些我们喜欢的低人权国家(因而往往是虐待我同胞的国家)大行其道、越来越多,乃至遍布全球,等到“我们的朋友遍天下”之际,我们的同胞在这个世界上还有立足之地吗?

不普通的普通法发展史

英国对法律人有近乎神圣的职业定位。欲速则不达,最呆板保守的办法往往是最有效的办法,检验源远流长的英国宪政就能一叶知秋:亚洲的新加坡和香港继承的都是英美法的衣钵,可谓华人国家或地区的法治优等生,其政府的廉洁高效、法律的公正严明不逊于任何宪政国家。同时,英美法系将“遵循先例”奉为圭皋。判例之所以被视为英美法系的法律渊源,不仅仅有对传统的尊重,更体现了对民意的尊重,本质上是一种渗入血液的契约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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康生住的宅子什么样(组图)

这里原来是清朝大臣盛宣怀的宅子。共产党进城后,国家副主席董必武在这里住了8年。据说董老嫌这里太大搬走了,1956年康生搬了进来,一直住到1975年去世。康生死后,这所房子起初闲着。后来,我国与以色列进行建交谈判,为了避免谈判走漏风声,就把以色列代表团安排在这里。再后来,就改成宾馆了。

中国法治的“囚徒困境”

虽然法治让所有人都长期受益,甚至执政者自己也不例外,但是一个狭隘理性社会却偏偏无力支撑法治,以至最后每个理性人都不得不忍受法治缺位的非理性之苦。这就是充斥着当今中国社会的“囚徒困境”:一种行为模式对于个人看起来是很理性的,但是对于个人构成的集体来说却是非理性的,最后对于每个人来说也是非理性的;我们都不敢站出来说话,做一个“缩头乌龟”,对每个人来说都是很“理性”的一种行为方式,但最后的结果只能是让整个社会丧失法治,而我们也活该遭受法治失序、纲纪废弛之罪。